【中印关系】叶海林：中印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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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中印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作者：叶海林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来源：2017年10月12日在宣讲家网讲座的讲稿，时政过关分析。

洞朗事件是中印两国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边境对峙，而这一次对峙和以往是不同的。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洞朗事件发生在了无争议的领土上。也就是，洞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被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所确定的。而以往的对峙都是发生在所谓争议区，因为中印两国的国境线从未正式划定过，所以对于很多地方边境线的走势、对于具体地点上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双方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峙可以说是在“争议区”发生的，双方有一定的外交协调空间。然而，洞朗从来都不是争议领土，在这个地方发生对峙事件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为什么“洞朗对峙”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在8月28日才得以化解。在2017年6月18日发生洞朗事件之前，中印两国之间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态势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在2014年、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分别进行两国互访，为双方奠定了一个相对较为良好的合作基础。短短两年以后，双方在边境上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们如何看待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的走势，并且以洞朗事件作为一个转折点去看未来的中印关系的发展，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莫迪上台以来的中印互动

从2014年正式执政到现在，应该说莫迪的对华政策和此前国大党时期的曼莫汉·辛格相比有不小的修整，在总体的外交基本路线不变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概括来说，莫迪的对华政策相对于辛格时期更加地不关心中印两国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也更加地不在乎某一个意外事件会不会给中印关系造成长期的损坏。从莫迪的执政思路来看，他是一位比较具有攻势的国家领导人。他在对华关系包括对巴关系以及其他事务上，更关注印度的大国地位，这都与以往国大党政府曼莫汉·辛格时期有所差别。

2015年莫迪访华期间，印度媒体大量报道，印度准备毕其功于一役——把中印之间存在的所有问题在莫迪访华期间都一揽子解决。当然，实际上以中印双边客观状态来说想在一次访问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并不现实。

从2016年开始，印度慢慢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从寄希望于一次性解决中印之间的所有问题，变成一个一个地按照印度的时间表和想法向中国提出问题，让这些问题来检验中印关系的现状。这个思路和中国的对印思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强调的是宏观架构，比如说，与美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更倾向于为双边关系做一个总体性界定，在这个界定的基础上，对双边关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灵活处理。反观印度，至少是在莫迪时期，强调的更多是微观，也就是从一个事件上看自己的得失利弊。这是中印两国在外交策略上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外交策略差别实际上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有各自国家定位和对外基本战略考量在里面，并不仅仅是思维习惯的不同。总体来说，中印关系的确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大国间的关系。

在世界格局中观察中印关系

我们不管怎么看印度的增长前景，都必须要承认印度是近年来仅次于中国的一个在经济上表现非常抢眼的新兴大国。在金砖机制中，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经济状况都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只有中国和印度的表现近两年来可以说是并驾齐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待中印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一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来衡量，而是要把它放在世界格局上去看。在全球格局下，我们可以把中印关系分成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双方对对方的态度都有细微的差别。

首先，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和印度处在不同的位置上。

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一个秩序维护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等等。而且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权重都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从一个基数大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逐步提升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者。再加上，中国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得在现行的国际体制下中国主要是以一个秩序规则维护者的形象出现，对全球事务、全球格局的稳定具有特殊的责任。反观印度，与中国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曼莫汉·辛格执政以来印度的经济一直表现不错，但要达到中国的水平，或者说无论是在总量上跟中国接近，还是在贡献率上跟中国接近，印度都还做不到。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安全秩序上，印度和中国的地位也不能比。因为，印度毕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努力申请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在很多国际组织中也不像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基本的国际秩序层面上，中印两国地位并不相称，显然中国占有明显优势。这样就形成了中印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基本态势。

中国作为现有体系的维护者，印度作为一个希望在现有体系下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双方的需求是不对等的。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对印度的需求主要是希望和印度携手共建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这是需要携手并进才能完成的，但显然两个国家的体量份量权重是不一样的。印度对中国的需求更多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也就是希望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或向中国提出要求来满足自己国际地位提升的目的。比如说，印度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就是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比如说，印度也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这些利益、这些诉求，印度如果不得到中国的同意都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中国希望更好地改革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诉求并不是非要印度支持不可的，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来实现，而且在这个支持框架中，在中国的合作阵营中，印度只是其中一个，并不是必须的一个。这是中国和印度在相互需求方面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在这个差距下，中印双方的心态和策略显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不可能以损害中印双边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来争取印度的支持与合作。而对于印度，中国的支持则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如果中国不同意，即使美国同意，印度的要求也是得不到满足的。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的问题上，在核供应国集团的地位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国际事务层面，双方博弈也好，合作也好，互相需求也好，都存在着不对等的特点。这个不对等的性质决定了两国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印度对于来自中国的赞同应该说更急切，更希望通过一种确定性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中国则要考虑得更加均衡一些。不但要考虑到印度，也要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不可能以印度为主要的合作对象，在涉及到印度的需求方面给印度太大的倾斜。这是不太现实的。

我们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问题。多年以来，印度一直和日本、巴西和德国四国绑定，提出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印度的需求就是，不管跟谁合作，只要我自己最后能够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够了，所以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其实是个策略问题。在印度看来，中国应该赞同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印度不但在做中国的工作，也在做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说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而且进展都还不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几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印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太深的矛盾，只有一点区别是非常本质的，那就是美国虽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并不支持印度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给印度一把永设的椅子，但这把椅子所代表的权利与美国以及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有差别的，印度只能开会，但没有否决权，他可以赞成什么东西，但是他的反对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这是美国的考量。而中国的考量就复杂得多，不仅要考虑印度，还要考虑其他国家。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态度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让印度满意，印度不能指望通过双边互动就能够让中国完全做出让印度满意的举动，作为一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中国不同意，印度的梦想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后，印度就一直希望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一个正式的成员和平等的成员。根据核供应国集团的基本章程，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是不能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正式成员的，而印度一直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印度看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给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合法的五个核大国）以特殊的核权利，这不公平。所以，印度要求给自己开个例外，不签署也能够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在中国看来，这是一种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非常谨慎。中国的谨慎并不仅仅是冲着印度的。在2017年的时候，印度曾经向中国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反应就体现了对国际规则的重视程度。中国认为，联合国关于核不扩散的体制问题，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共同规则，所有的国家都要遵守，中国不可能单给印度开先例。这是中国出于维护国际规则的严肃性考量作出的决定，而在印度看来则变成了中国在阻挠印度实现梦想。

在国际事务层面上有两个基本事实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印度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对等，印度的很多诉求只有中国的同意才能够实现，否则就实现不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可能只从印度的立场出发，要更多的考虑均衡的国际秩序如何保持稳定，所以双方自然会形成一种认知上的差距。中国认为不是在针对印度；而在印度看来，你没有满足我的要求，你就是在针对我。这就是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印两国的地位不对等、相互诉求不对等以及双方采取的措施相互之间也有落差。

其次，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印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认知差距。

在中国看来，印度在南亚事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知道，南亚的地缘政治态势和经济结构非常特殊：印度是唯一的南亚大国，其他国家都星罗棋布的散落在印度周围。我们打开南亚地图就会发现，印度是唯一一个和其他的南亚国家都接壤的国家，而其他的南亚国家都是互相不接壤的，都是围绕着印度分布的。这种情况自然就给印度以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同时，印度又是南亚地区唯一一个军事强国，他的常规军力已经远远甩开了巴基斯坦，只是在核力量方面印巴之间存在脆弱的平衡。在经济上，印度一家独大的地位就更加明显了，其他的南亚国家在经济上都不能跟印度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南亚地区的霸主。在印度看来，南亚的事务就是印度的事务，任何区域外国家的南亚政策都必须把印度作为核心考量，这是印度对南亚地区事务的想法。这个想法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时期就开始形成，现在，随着印度的经济地位和军事实力的提升不断强化。

而从中国的立场来说，中国认为南亚所有的国家都是平等的，国家之间尽管有大小的差距，但都是国际社会主体的平等成员，中国有权利与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发展不针对第三方的互信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对南亚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对所有邻国和所有国际体系正式成员的一个基本政策。在中国看来，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和另外一个国家发展友好互惠的合作关系，只要不针对其他一方，这种关系就应该被现行的国际体系所认可和支持，中国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在中国看来，印度在经济上具有格外的影响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因此应该把中印关系置于中巴关系、中孟关系、中尼关系之上，更不存在中国为了让印度满意而牺牲与上述南亚中小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样一种观念恰恰也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只不过当年尼赫鲁在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考虑的是所有的亚非拉国家要向西方的前殖民者这些超级大国去争取平等权利，但具体应用在南亚地区事务问题上，印度实际上就把自己看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在印度的南亚观里面，印度和其他的国家是不平等的。这是中印两国在南亚地区事务方面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即：中国认为，中国和南亚所有的国家都有权建立健康的和平友好的合作关系；而印度认为，中国和任何一个南亚国家建立经贸联系都必须把印度的顾虑放在第一位。

无论是在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建设赫班托达港和科伦坡港口工程二期，还是和孟加拉国合作开展达卡和吉大港的建设，以及中尼跨喜马拉雅边境贸易合作区、中巴经济走廊，印度都公开表示这些合作项目伤害了印度的利益，甚至不是伤害了印度的经济利益，而是伤害了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并由此提出争议。可见，在印度的心里，其他的南亚国家的利益都必须让位于印度的利益。这种思维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中印双方在地区层面存在认知差距，从而导致了政策上的分歧。

这种分歧在中巴经济走廊上体现得最明显。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了巴控克什米尔，印度认为整个克什米尔地区都是印度的领土，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其主权。印度以这个理由向中国提出中巴经济走廊不应该被涵盖在“一带一路”中，否则印度就不参加“一带一路”合作。印度也以这个理由没有派代表团参加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的。在中国看来，印度使用的这个理由是难以服众的。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边界条约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未来克什米尔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和那个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之后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边界是可以重新谈的。也就是说，中国认为，中巴之间在巴控克什米尔和中国领土之间划界只代表着对现状的一种认可，并不代表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态度有什么变化。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中国一直坚持这样的主张。从2013年、2014年中国提出中巴经济走廊合作规划以来到现在，也一直是这样主张的，而印度直到2017年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禁要问：假如这个问题对印度真的是那么关键，涉及到印度的主权、独立与尊严，甚至涉及到印度的领土完整，那么，在中巴经济走廊酝酿之初，为什么印度对此一言不发？这里面恐怕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中巴经济走廊是否涉及到克什米尔问题，恐怕是印度的一个策略而不是印度的一个原则，印度只是拿这个事情来说事儿，企图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作出干预或制衡。这才是印度真正的考量，其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印度不希望看到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有更紧密的合作。这个态度也反映在印度的媒体、政要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项目——瓜达尔港建设工程颇有微辞上，明确强调这是中国针对印度的。尽管事实上瓜达尔港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业港口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而且距离印度非常遥远，与印度的关系非常薄弱。由此可见，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增强怀有极其警惕的心理。这种警惕的心理有地缘政治的考量，有出于希望削弱自己传统对手的考量，但最重要的还是担忧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被中国的经济存在以至于随后的军事存在削弱。在印度看来，南亚地区是自己的“禁脔”，任何区域外大国对这个地方的触碰都会让印度非常敏感，尤其是中国。因为，印度无论如何也没有本事把美国从南亚挤走；印度与俄罗斯又是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俄罗斯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对于南亚事务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兴趣了，在印度看来并不是印度的地缘对手；而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只有中国对南亚的参与在印度看来有可能削弱印度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是在南亚事务层面上中印两国之间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这个分歧除了体现在中巴经济走廊上，也体现在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合作、中国和孟加拉的合作上。比如，在2015年斯里兰卡总统大选过程中，印度采取了一些手段，使得时任斯里兰卡总统的拉贾帕克萨竞选连任失败。新任总统西里塞纳上台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中斯之间关于科伦坡港口工程二期的争议，这个争议导致了工程停滞了一段时间。

但是，印度在南亚地区制衡中国的外交行动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短板，那就是：印度有能力阻挠中国的工程实施，但没有能力接替中国继续推动这些工程。而南亚国家又确确实实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需求，所以，即使他们在印度的外交甚至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在中印之间选择站到了印度这边，但是之后一段时间面临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时，这些南亚国家还是要重新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在“一带一路”中国和斯里兰卡国际合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年以后，斯里兰卡政府就主动提出希望恢复科伦坡港口工程二期建设，并对中国的经济损失和由误工造成的其他损失作出了补偿。这实际上也就说明了，印度虽然以南亚地区霸主自居，但并没有这样的实力建立一个排他性南亚地区秩序。印度的能力主要用来在政治上军事上阻止南亚国家与其他域外大国接近，但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向南亚提供公共产品以保证这些国家在经贸关系上、在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上完全以印度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东盟一体化程度虽然发展得不是很令人满意，但远远要领先于印度主导的南盟。这也说明，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上，在提供地区经济秩序方面，印度的能力是相当不足的。这种不足恰恰为中国以经济手段进入南亚地区，丰富和发展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两年来尽管印度在很多地方都试图阻止中国进入南亚但效果都不好的原因。比如，在斯里兰卡，在孟加拉，在尼泊尔，当然更明显的是在巴基斯坦。

总之，在地区层面，双方也存在认知差距。印度认为自己是南亚的老大，其他国家要进入南亚都必须以印度为核心，但在经济上印度又做不到建立一个能够排斥其他区域外国家进入南亚的封闭的经济体系，这就使得印度地缘政治野心与经济实力之间出现了断层。中国固然非常希望发展与印度的正常经贸关系，但中国并不愿意以牺牲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正常合作为代价来满足印度的需求。在这个层面，中印双方也存在着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在双边领域层面，中印之间实力差距明显。

尽管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于印度（至少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是强于印度的），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要强于印度，但是，中国对印度并不拥有压倒性优势。比如，在国际事务层面，印度同样也有制衡中国的能力。印度与欧美日等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依靠这些国家，印度还是能够制衡中国的。在地区事务层面，随着经济发展，印度为周边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在提高，而且在南亚地区传统上印度的政治和军事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域外国家。印度在地区事务层面也有与中国相互折冲的条件。所以，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两个层面上，中国虽然有优势，但都不是压倒性优势。但是，在双边领域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印两国的绝对实力差距非常明显。中国的经济实力五倍于印度，考虑到国防研发能力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程度，包括国防自主，实际中国在军事上与印度的差距可能还不止是五倍。但是，恰恰是在实力上占据明显优势的双边领域中，印度的表现却是最有攻击性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实力与意志不相称的反差呢？我们跟大家仔细解读一下。

在双边领域当中，尽管中国的整体实力远在印度之上，但在具体的中印关系上，也就是中国的西南战略方向上，中国可以使用力量的程度、决心和意志都不如印度。原因就在于，在双边领域当中，印度认为中国是印度安全最主要的挑战者和威胁者。在整个南亚地区，印度唯一的焦虑就是来自于中巴合作，也就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的北边。而在中印双边关系上，中国对印度的安全顾虑却远远小于印度对中国的安全顾虑。在中国整个对外战略格局中，西南战略方向是中国的一个次要方向。中国的主要安全焦虑不是来自于印度，而是来自于海上方向。而在海上方向的安全挑战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存在，也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实际上来自于美国。所以，中国在西南方向上投入的力量必然是有限的，我们在西南方向上使用力量的决心与印度相比也是不足的。因为我们毕竟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假如在西南方向上中印发生大的冲突，中国恐怕就要从其他更主要的战略方向上疏解很大一部分力量到西南方向去维持平衡，以保证我们的西南利益不受损失。这与我们整体对外安全策略的目标相违背。所以，中国有不得已的顾虑，而印度没有这个顾虑。所以，尽管力量总量有限，但印度可以更集中地使用他的有效力量在北部边境上给中国施加压力，而他的决心也更大。这是在力量对比方面。

另一方面，在印度看来，在安全话语下中国的顾虑要远远大于印度，因为中国必须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印度则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印度在安全领域挑战中国只会得到美国的支持，甚至很多举措就是美国怂恿的。而中国在安全领域中，特别是在边界问题等一些问题上，如果对印度采取果断措施反制的话，那么有可能不仅要面临印度的反弹，也会遭到美国的阻拦，所以中国的顾虑要比印度大。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下，在边界问题上、在一些国家安全问题上，印度可以采取更主动、更果断的措施去打乱中印关系的节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印两国在2017年会发生洞朗事件的原因。

洞朗事件的缘起与印度的考量

印度最强点其实是从他最薄弱的力量环节发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态呢？回顾2017年中印双方的互动过程，我们就能有所体会。

2017年2月印度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把巴基斯坦的一个涉恐极端组织“穆罕默德军”的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名单。这是在现行的国际规则下，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大国向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的要求。中国作出了技术性搁置的动议，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先能够达成共识。如果印巴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的话，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会一路“开绿灯”。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涉及到中国的利益，而是涉及到中国如何看待国家间关系和地区事务。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在我们对马苏德·阿兹哈尔的列名问题上得到了体现。

到了4月份，印度在首尔的核供应国集团会议上又提出了希望在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能够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以“这个国际规则是一个普遍性规则，不可能为某一个国家开绿灯”的理由，没有支持印度的主张。

这两件事情都是印度在国际体系下向中国提出要求的案例，印度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印度就把这两个案例解读为中国对印度并不友好。而实际上，中国的行为和印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其他的考量，印度并不是我们唯一的考虑要素。

更重要的一点，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印度向中国提出要求，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印度并没有什么太有效的反制手段。但是印度想拒绝中国的要求，首先中国得提出要求，而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方面更多的是提出我们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有印度的支持很好，没有印度的支持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并没有一个对等的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印度的失望之情表现得比较明显。

当印度在国际事务上无法同中国达成制衡的时候，那么阵线就转移到了地区事务层面，也就是在中巴经济走廊的问题上，印度向中国提出了非议。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既定的方略，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一定会向前推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无论印度说什么，中巴经济走廊都在正常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更好的发展状态。当然，印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又没有能力阻挠中巴经济走廊的正常推进。

由于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对中国都没有太好的制衡手段，印度又希望建立一种与中国对等的大国关系，他的注意力就自然转移到了双边层面。在双边层面上，印度在2016年、2017年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首先，在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非议没有得到中国的妥协之后，印度就开始在国内掀起了一轮针对中国产品的报复手段。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抵制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在基本的工业产品方面，印度除了中国之外并没有多少替代，只能在干脆不用或者用中国货之间选择。而不用中国货给中国造成损失并不大，印度自己的损失却很大，可以说是“伤敌一千自损八千”的事情。在经济上，印度对中国进行反制，条件并不成熟。

当打经济牌效果不好的时候，印度就还剩了两张非常重要的牌。这两张牌都与经济手段一样在双边领域中，一个是西藏牌，一个则是边界牌。从2016年底开始，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做了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把美国驻印度大使请到了达旺，把十四世达赖喇嘛请到了印度总统府，由印度总统慕克吉会见，等等。以往，印度认为这些小动作是能够伤害到中国的，采取这样的一些动作会让中国陷入到内部社会不稳定和外交的干扰中。而实际上，我们看效果基本上可以被评估为零。因为我们的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现在非常稳定，很多政策实施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印度的这些举动并不会影响到西藏人民生活的安宁和秩序。印度的这些动作对中国的国内社会稳定没有什么影响，在国际事务层面这些动作的信号也放大不到哪里去，因为中国在外交上自然可以做出折冲。实际上，考虑到当前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在整个国际事务层面日渐式微的情况，印度的这些动作没有造成太大波澜。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印度企图制衡中国的策略效果并不是很好。

印度手里就只有一张牌可打，那就是边界问题。果然，印度打出这张牌，这也是印度手中唯一的管点用的牌。之所以印度能够敢打出这张牌，并不是说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实力能够压倒中国，实际上，在边界问题上印度的实力也仅仅是和中国接近而已。我们在前面讨论过，中国在整个中印关系中投入的力量是不可能和印度的投入力量相比的，因为中国有更多的安全焦虑要去考虑，有更多的地缘政治问题要去处理，西南方向不是我们唯一的方向。当然，还有一点，在印度看来，在边界问题上挑衅中国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中国如果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严厉的反制措置很有可能会被美国用来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一轮反华浪潮。印度认为，在这点上中国的顾虑多，而印度的顾虑少。所以，2017年6月，印度在洞朗地区制造了洞朗事件，希望用洞朗事件扭转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发展不利于印度的态势。其实，这个不利于是印度心里认为的。这就是洞朗事件的缘起和印度的一系列考量。

在洞朗问题上，印度的冒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的中印关系发展作了一个方向性调整。此前，不管中印之间有什么矛盾，两国关系还是在正常向前发展，在某些点可能慢一些，在另外一些点可能稍微快一点。但是，在洞朗事件之后，中印双边关系一下子陷入低谷，这个低谷到现在也仍然是在修复中。

在洞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的思维方式。第一，印度敢于在边界问题上向中国挑战，是因为印度觉得，中国受制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太可能对印度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第二，印度并不愿意在边界问题上和中国陷入长期的争端。对于这点，我们在洞朗事件的过程中看得非常明显。印度在入侵中国领土时反复强调愿意和中国谈。实际上，这个“谈”是无从谈起的，在印军还留在中国领土上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不可能谈。但是，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印度更希望用边界问题向中国施压，以换取在其他领域中中国的让步。因为，印度也很清楚，自己不可能长期赖在洞朗，洞朗不是印度领土。以往的边界对峙，双方会各自指控对方入侵了本国领土。而在洞朗事件中，印度所使用的理由不是中国入侵了印度领土，而是中国在洞朗的行动影响了印度的保护国——不丹的利益。印度给自己找了个垫背的，让不丹冲在前面来为印度的行为打掩护。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能够满足印度在其他领域的要求，印度在洞朗问题上是可以妥协的。这个策略更深层次地反映出了印度对中国的真实心态：边界问题在印度看来并不是希望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把边界问题作为唯一能够打疼中国的一张牌来用。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在洞朗制造这样一个冲突，并且坚持下去的原因。

总体外交与问题外交

透过洞朗事件和之前印度的一系列举动，我们可以把印度对华的策略总结为问题外交。印度不像中国一样关注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更关心的是用一件一件的问题来测试中国对印度的真实政策，并且就一件事儿而言，这件事情能拿到多少好处就拿多少好处，拿不到好处就换一件事情再提出来，是用问题清单式的方式向中国提出要求。我们大致可以把印度的外交策略称之为问题外交。

而我们可以把中国对印度的策略称之为总体外交。在中国看来，中印之间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要看大局——中印两国如果合作将会对亚洲地区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印度认为，我们先不谈整体，先谈具体问题，而在具体问题上中国能够对印度做出多大让步，能够多大程度上满足对印度的要求，这是印度对中印关系的衡量标准。

双方的标准不同，自然导致双方对目前的中印关系的考量、评价以及各自应用的政策都是不同的。中印两国应用的价值体系不一样，印度的评价标准和中国的评价标准并不相称。这是我们应该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对中印关系考察的视角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一套双方都能够认同的行为方式。因为每一套行为方式代表的是你对这套行为方式预期结果的心理评估，也就是你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双方预计的结果不一样，那么就很难形成共识。这是当前中国和印度之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在思考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态势时，在这个方面应该予以侧重。如果在思维方式上不能有一个充分理解和认知，恐怕我们将来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去考虑中印关系。

展望未来的中印关系，实际上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的外交习惯和印度的外交习惯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印度在洞朗事件以后并没有改变他的问题外交方式和与中国打交道的思维。不管是在洞朗，还是在其他问题上，恐怕印度还是会沿着以往的思维方式，继续拿具体事件来衡量中印关系，并且不断抛出印度所关心的问题要求中国作出答复。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这明显代表了实力相对较弱一方的思维模式。在印度看来，这些事情都需要得到中国赞同，或者说中国的行为对印度的利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国际地位能不能被全球大国真正认可，还是地缘政治野心能不能被大国所尊重，印度都需要逐一地与中国去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对印度的基本策略则更希望的是稳定住中印关系。

我们比较一下，中印两国对对方的政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印度关心的是结果，中国关心的是过程。印度更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产生一个对印度有利的结果。为什么印度会觉得尽管中国的实力明显占优，但自己依然可能得到这种有利的结果呢？是因为中国现在很忙，中国要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来自日本的压力，来自于周边其他国家的挑战，印度不是中国唯一的对手，所以有可能会对印度做出让步。而中国关心的恰恰就是中印关系的整体状态是否稳定。因为，诚如印度所预判的那样，中国的确很忙。就算在每一件事情都压倒了印度，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不会因此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中国还要去面对美国和日本，所以中国更关心的如何使用较小的成本去稳定住中印关系，让中印关系不会成为中国周边的障碍。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因为两国的地位不同、战略目标不同，中印的思维方式有这样的差距其实很正常。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印两国如何在存在思维差距、存在体系认知差距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确定一个力量均衡，既避免印度不断测试中国，也避免中国出于整体考量对印度作出太大的协调。我想，这个力量的均衡点是中印两国未来要想实现双边关系长期稳定中一定要找到的点。就是，到底双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基本共识——双方的行为底线在哪儿，双方能够接受对方在本地区拥有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关心的是中印关系的一个基本状态。这个状态下，中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去避免陷入安全对峙，并且实现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因为中国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果印度能够参与“一带一路”，显然对“一带一路”的实施前景有很大的正面促进。

在地缘政治中，实际上中国看印度也存在三个层面。在国际事务层面，我们认为印度可能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能够和中国携手共建国际秩序。而在印度看来，这个问题更多的代表着，印度如何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自己和中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在这个层面上，双方之间尽管有共识，但也有认知上的差异。

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国认为印度是中国在南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希望南亚这个10亿量级的人口大国和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体能够向中国打开市场，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找到新的增长点，通过中印两国的产业对接实现亚洲的经济一体化。在印度看来，印度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能力并不是没有需求，但首先要看到这个需求是有替代的，印度也可以别的国家获得这些。其次，印度对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有自己的担忧。印度非常担心这种经济合作可能会把印度经济发展纳入到中国的经济轨道中去，而这是要打造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的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期，印度主张走远程医疗、“世界办公室”、软件研发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走服务业立国的印度还有可能和中国在很多项目上开展对接。因为曼莫汉·辛格时期的印度对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是不太在乎的。而在莫迪执政时期的印度要走印度制造，对于来自中国的基建能力反而会充满警惕。他想借助中国的基建能力提升自己的工业化、产业化水平，但又担心中国的大规模介入会使得印度的产业被纳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中去，成为中国的附庸。这种矛盾心理就表现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对中印经济合作一会儿热情高涨，一会儿又充满狐疑。这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态。这个心态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恐怕只有印度会有，因为剩下的国家经济体量小。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双方的产业对接与合作，在这些经济体量小的国家看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在印度看来这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双方之间还是需要建立互信，需要更多的政策精准对接。

在双边领域层面中，双方有很多结构性的矛盾，比如领土问题，这些是需要慢慢去调整的，急不得。从中国对印策略来说，我们希望稳定住印度，不要让印度成为中国当前的一个主要对手，所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状态。而印度是要利用中国现在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整体国际环境，特别是与美、日矛盾比较深的环境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现阶段的结果，至于50年以后、100年以后中印关系怎么样，不是现在的印度所关心的。在这一点上，双方之间有一定的心理落差。这个落差如果弥补不了，未来还会出现很多类似的问题，需要我们的警惕和重视。

对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预判性思考

展望整个中国的南亚策略，如果我们把印度置于中国的国际战略、南亚地区战略和中国西南战略方向的框架去考量，我们对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也要有一些预判性思考。

首先，对印度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到底占据怎样的地位，我们要有一个判断。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在中国看来印度既可能是中国在全球秩序改革和重建过程中一个合作者，又可能是影响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行周边合作战略的一个阻力；既可能是中国南亚战略的一个潜在的合作对象，又可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领土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印度的身份是多元的。在不同的视角下，中国看到的印度并不一样，在国际事务层面、在地区事务层面、在双边领域层面都不一样。我们在不同的事务上看印度，在经济领域中他是一个合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在政治领域中，我们又担心印度有没有可能成为美、日的有力的同盟者来制衡中国；在军事上，我们对印度的快速增长的军事实力有没有可能威胁到中国西南领土安全存在忧虑。

印度的形象在中国看来并不是一面，是很多面，所以中国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考虑中印关系的时候，印度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是我们的一个可借鉴的力量，还是一个我们需要防范的对手。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核心性的问题。尽管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我们非常希望推动与印度的合作，希望视印度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但我们依然要思考清楚在整个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印度的性质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在全球领域当中我们如何看待，在地区事务上我们如何看待，在双边领域中我们如何看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不是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到对印的身份认知问题。

这里面，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印关系。

“一带一路”是我国近些年来提出的一个最主要的对外合作框架。在这个合作框架中，我们给印度赋予了一个相当的地位。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毕竟是南亚其他的所有国家都不能比的，所以如果印度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对中国“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推进会有非常大的助力。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基于经济发展和合作前景的一个构想。但这个构想是能不能实现，也仍然要取决于很多现实的客观条件。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印度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合作和地缘经济合作的考量要比中国复杂。中国更多看的是，如果印度市场能向中国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对于中国推进与南亚的经济合作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找到一个新兴市场也会产生非常关键的正面促进作用。

但是，印度却有这样几个焦虑。第一，印度会担心这样的中印经济合作会让印度的经济发展陷入到中国的框架中去，也就是把印度的经济发展置于中国经济发展轨道上。这在认为自己要走印度制造即印度工业化道路的莫迪政府看来是不可接受的。第二，印度也有一个另外的忧虑：如果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合作规划进一步提升，会不会动摇印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我们前面谈到了印度在南亚地区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使用军事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印度也一直比较果断，这是因为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与印度完全不对等，印度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不依赖南亚国家，他的经济发展的外部助力来自于美国、欧洲、日本。这跟中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相当程度上的外部助力来自于我们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建设飞速提升。那么，印度不用担忧他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会在经济上反噬地缘政治合作成果，这点是中国必须考虑的，而印度不需要考虑的。但是，印度需要考虑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力量进一步在南亚得到经济增强，有可能会使得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于中国，如果这种依赖强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不会使南亚的这些中小国家对印度产生一种独立自主的倾向，这些国家更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先是经济力量，再就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来实现相对于印度的独立，以避免继续遭到印度霸权主义的干预。而这点也是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

印度在面对“一带一路”至少是有这两方面的忧虑。中国能不能说服印度放弃这两方面的忧虑、澄清这两方面的误解或者说消除担忧，是“一带一路”能不能争取到印度参加其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都不能让印度感到放心，印度想下决心参与“一带一路”是基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看到，在这两件事情中，第一件事情中国是有可能做到的，通过经济合作的成效，使得印度感受到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经贸合作，有可能对印度经济是一个利好消息。那么怎么做呢？并不是我们跟印度反复去谈，经济合作不会影响到你自身的工业化、产业化，这种话题我们谈一万遍，印度也不会相信，关键是我们要做到这点。通过中国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友好平等互利合作的成果，让印度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会把周边国家纳入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轨道中去，并不会使得他们成为中国经济的附庸，这是需要客观事实来证明的。什么样的客观事实呢？就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 53 51532 53 27705 0 0 5631 0 0:00:09 0:00:04 0:00:05 5631，确实帮助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有了更强的造血能力，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建立了更好的工业化、产业化平台，国内市场进一步被激励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如果中国做到了这些，会对印度产生一个潜移默化的心理说服作用，这要比中国直接去跟印度谈“一带一路”不会影响其国内的正常产业化要好得多，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要中国坚持不懈，让印度感受到中国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好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另外一个问题恐怕就非常难了，中国能不能够说服印度，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会削弱印度在南亚地缘政治当中的独特地位。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印度认为自己的地位领先于南亚其他国家，他要求别的国家在和南亚地区打交道的时候要贯彻这点。中国让印度不再担忧这件事情，就必须满足印度的要求，就必须把印度置于南亚的其他国家之上。这件事情既违背我们的外交传统，也违背我们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违背了中国在经济上向印度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会影响到印度自身产业化的目标。因为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国需要通过与南亚周边的国家的合作成果向印度证明“一带一路”对他们的自身发展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假如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事事以印度的经济利益为核心，那么“一带一路”就很难在南亚周边地区真正的开花结果。如果产生不了良好前景，中国就无法向周边包括印度在内，证明“一带一路”是有利于大家的，是互利共赢的。这就陷入到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中，或者我们称其为逻辑上的“二十二条军规”。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难题，难题的化解者不是中国只能是印度。中国怎么能够让印度认识到，把南亚国家置于自己的“禁脔”，建立所谓南亚封闭的霸权体系，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也不符合印度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难点。解铃仍须系铃人，解决问题的只能是印度政府，不能是中国。在印度没有认识到这点之前，中国想争取印度全心全意参与“一带一路”是做不到的。这一点，我们在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在“一带一路”的对话中能够感受到。

印度的两层疑虑中，我个人感觉更重要的是第二层疑虑。印度更担心“一带一路”会削弱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而这点恰恰是中国无论如何说服不了的。所以，在“一带一路”问题上我们要有耐心，要让时间来证明我们的努力是真正有利于南亚地区的，并不会对印度的国家利益造成太大的伤害，尤其不会对印度并不合适的过分的利益需求造成伤害。印度对自身的产业化关注是一个合理的利益诉求，中国要体谅要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跟印度形成共识，去共同解决印度关心的问题。但是，印度的南亚地区霸权主义的诉求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诉求，所以中国既无可能在道义上支持，也无可能在现实中予以配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分歧恐怕化解起来并不是中国一家能够做到的，同时我们还要让印度逐步的认识到这点，而这个问题如果印度认识不到，那么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就不是特别乐观的。

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做一点展望。双方都需要摆正心态，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急不得，而对于印度来说印度也要看到长期和中国的博弈，甚至在事事上试图以压迫性方式向中国去主张合理或不合理的权益最终还是得不到。因为，尽管中国的主要方向不是印度，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无底线地让印度不断地进行战略透支，不断地去利用中国现在不以印度为主要对手的态势去向中国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对于中国来说，坚持我们的耐心，让时间使印度清醒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现在急着去争取印度，甚至是给印度一些超过南亚其他国家、超过我们“一带一路”中其他重要伙伴的超常的待遇，我觉得都是不适宜的。印度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但不是一个特殊邻国。我们一定要把“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基本原则贯彻到外交中去，以它作为衡量我们南亚策略的一个标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从中国与过去和南亚国家、和印度打交道的历史也可以证明出来。中国对南亚事务的参与力度越高、对南亚中小国家利益关切考虑得越多的情况下，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反而是平衡的。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我们回头可以去研讨一下中国与南亚国家地缘政治的基本态势。

在南亚，印度一家独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他的国家样对印度来说，实力明显不足。如果中国在和南亚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以印度为优先的目标，优先照顾印度的顾虑，唯一的结果就是使印度一家独大的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印度有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配合，就认为中国的帮助与支持是印度在南亚地位的关键因素，或者因此对中国予以回报，在外交上、在经济上、在安全上跟中国展开平等合作，进行相互配合？印度没有必要。如果中国这样做，会使南亚其他国家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从而更有利于印度在南亚地区推行排他性霸权主义策略，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原则。

在南亚的独特的地缘政治的格局下，中国更应该做到的是，努力支持南亚的中小国家独立自主，以一个域外世界大国的身份去帮助南亚国家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保护自己，实现南亚地区的真正平衡。在南亚地区的框架下，中国应该更多思考的是战略平衡，而不是一时的战略稳定。假如以长期的中国利益不断受损、南亚其他国家的利益不断受损为代价的话，那么这个稳定是不值得追求的。

在全球问题上也是一样，中国应该争取和印度的合作，但不可能以我们的地区利益、双边利益的损失为代价。从中国的立场来说，与印度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一个必须的组成部分。为了一个重要但不必须的部分去牺牲自己周边的核心性利益，我想这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外交选项。

在双边领域层面上，我们要看到，尽管在双边关系中，中国的确不能像印度一样集中大部分力量在北方边境上和印度展开战略博弈。因为中国把南亚作为一个次要战略方向，我们理想的战略是以最小的成本去维持基本的战略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印度的每次制造挑衅的手段都要大度地宽宏以待。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可能要适时对印度采取止损的策略。也就是说，要给印度树立一个标杆，告诉印度什么是我们的底线。这并不仅仅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考量，更长远的来讲，这也是避免印度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以攻势性策略来推行问题外交，从而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形成一种习惯。因为假如印度把这种思维模式当作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就会不断地制造事端去挤压中国、去测试中国，从而使中国必须不断地去迎接挑战，每一次要分散精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这种策略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站在中国利益角度考量，我们更应该在中印之间确立一种新的政策平衡。让印度知道什么事情是中国不会接受的，什么事情是中国的底线。毕竟，虽然中国从整体战略态势来说不可能以印度为主要对手，但并不影响中国在一段时间之内给印度以比较大的安全压力，使得印度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对他的外交行为进行一些修正。我想这个策略中国也是要考虑的。所以，在整体的战略不变的情况下，对具体的战术做出一些调整，可能更有利于未来中印关系发展。

这是我们对未来中国如何和印度打交道的一个想法。从这个想法出发，我们可以把中印关系解构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地区、国际和双边的方方面面。

在领土问题上，中国的原则非常清楚，像洞朗这样的冒险活动，印度不能再做了，如果再做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否则，恐怕印度在中印漫长的边界线上还会做出类似的冒险主义行径。印度不要认为中国在2017年对洞朗事件的处理会成为以后中国对所有的边界问题处理的一贯传统和原则。洞朗事件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在这个问题上的综合考量不应该成为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常例。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的策略应该非常明确：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印度政府是承认的，那么印度政府有必要把这个承认体现在现实中去。尽管达赖分裂集团在印度的活动并不会影响西藏的长治久安，但我们在外交上依然要严肃地向印度告知这样的行为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在经济合作上，无论是“一带一路”也好，还是中印正常经贸关系也好，中国更应该做的是以市场为原则思考中印合作。我们能够感受到，也能够去展望，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10亿人口的巨大潜在市场对中国发展重要的潜在拉动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说，印度至少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向世界包括向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准备，这个准备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印度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他的全国性工业布局，包括整体进展，还不如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以目前的全国零散的产业布局去迎接全方位的工业开放，印度是做不到的。我们要给印度以时间。我们要体谅印度希望为自己发展预留空间的想法。这个想法当然无可厚非，中国应该更多的以市场原则为导向去参与印度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合作的助力，缓慢地有节奏地参与到印度建设中去。我们不要指望印度和中国在经贸合作方面、在相互开放市场方面一下子就能有大的突破，这不现实。实际上，我们知道印度是美国以外另外一个对中国实施非常明确的保护主义倾向的国家。在每年的“双反”调查中，印度对中国产品的“双反”调查在数量上甚至比美国还多，可见印度对中国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疑虑的。这个疑虑只能通过时间去化解。我们可以跟印度谈，我们可以采取现实的一些措施，但这不是一厢情愿地希望用几年时间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经贸领域当中我们需要的是耐心。

在地区事务层面上，中国和印度打交道的时候，要坚持“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我们对于在地区层面作出的一些承诺要坚持到底。比如，我们与斯里兰卡的合作、与尼泊尔的合作、与孟加拉国的合作，尤其是与传统的朋友巴基斯坦的合作，不应该因为印度的阻挠和非议就有所调整，我们要继续推进，用坚定的步伐来展示对南亚国家的承诺是有效的，是有决心的。同时，我们最终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成果让印度感受到：第一，中国在经济上进入南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趋势印度是阻止不了的；第二，中国在经济上进入南亚并没有对印度产生实质性威胁。这样的判断只有在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南亚且中国的经济存在已经在南亚本土化开花结果后，印度才可能相信。在中国没有在南亚取得实际性经济成果之前，印度不可能预判到这点。中国把在南亚的经济合作做得越好，促使印度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重新去思考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不是恰恰相反。

在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上，中国应该继续大力推动中巴经济走廊，这不仅仅是属于平衡的考量。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恐怕印度不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性考量因素。中巴经济走廊是旗舰项目，也就是说它是“一带一路”的标杆，它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将会使“一带一路”其他的参与国家建立起对中国的信任。中巴经济走廊的成果越好，不止是南亚，全世界“一带一路”的伙伴国家的信心就会越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可能因为印度的阻挠就在中巴经济走廊上作出任何的调整和改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推进。同样的道理就是中巴经济走廊的经济成果越好，最后对整个地区的贡献越大，真正说服印度的可能性反而越大。

在国际事务层面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可以适当对印度的一些要求作出积极回应，毕竟在国际事务层面上中印的合作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作为两个亚洲大国，作为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印之间也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在共同语言方面，中国要下更大的力气，争取实现和印度政策需求的有效对接。在有些问题上，中国可以适当照顾一下印度的关切。这是一个和印度打交道的综合性的分层级的策略。我们能谈的要谈，能合作的要合作，当然我们也有原则，面对印度的非分要求，该要坚守底线的，我们也要坚守。

中印两国过去几千年来都是友好邻邦，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除了1962年的边境战争以外。而即使在中印两国先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里两国人民也是友好的，两国政府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大体上的局势是维持稳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印两国有长期合作和友好共存的基础，只不过受到现在一些问题的阻挠，尤其印度对华政策的一些不健康倾向的干扰，中印之间出现了一些杂音。这些杂音通过中国自身的努力在一定程度能够消除，同时展示诚意，最终使得中印关系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中来。

我个人不赞同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认为，中印两国互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上的挑战和敌人。实际上，中印关系远远没有恶化到这种程度，中印两国之间仍然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即使在领土问题上双方的行为也都非常有分寸，并不会因为领土问题造成大规模冲突。实际上，作为有上千公里的未划定国境线的两个大国，中印之间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要看到中印两国的合作基础，而不是先天假定印度就是我们的对手和敌人。

第二个观点认为，印度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个伙伴，中国必须要搞好和印度的关系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目标。对于这个观点，我个人也不是很同意，因为“一带一路”是一个面向世界提出的地区经济合作规划，这个规划平台是开放的。开放的意思就是愿者来、不愿者去，不存在哪个国家是这个平台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印度当然好，没有印度，实际上我们也在推进“一带一路”，也在取得相应的进步。中国要客观评估印度的作用，要体谅印度在“一带一路”方面态度游移的心理需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急于求成。印度不是中国的敌人，印度也不是一个中国成长中必须的合作伙伴。印度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邻国，我们要以一种正常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心态去看待印度，希望通过和印度的友好合作能够巩固一个稳定的西南战略方向。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有成本，我们对印度的政策也有我们的成本。这个成本的边界就是：第一，我们不能伤害自己的核心利益；第二，不能伤害到我们对南亚周边国家的承诺；第三，不能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这是中国对印度应该坚持的底线。那么，印度对中国会不会有底线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回应印度的问题外交。印度向中国提出了很多问题，对于合理的问题、合理的诉求，我们要积极答复；对于不合理的，我们要坚决地说“不”，才能从长期发展的前景上为中印关系发展提供一个比较理性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指针。我想这是我对中印关系的一点看法。

本着着眼于未来的原则，我们对中印关系发展还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对自身的信心。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成熟，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开花结果，印度总是能够摆脱对华思维中不应有的误区，最终使得中印关系的发展符合中印两国人民几千年来结下的深厚友谊，符合中印两国作为两个新兴的亚洲经济大国的发展前景和共同利益。这一天的实现，需要双方的努力，需要双方的智慧，孤掌难鸣，仅仅靠一方不断做出让步，显然是做不到的。但是，也不要认为中印关系发展就一定会像某些西方媒体所鼓吹的那样，最终会兵戎相见，最终会陷入到“一山不容二虎”的发展困境中去。其实，凭借着中印两国的古老智慧，相信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让中印的合作成为未来亚洲国家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典范。我们曾经做到过，以后我们也能够做到。当然。这需要双方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说服对方，又要争取对方，同时也要告诉对方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可接受的利益底线。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内容，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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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副教授领衔的“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研究团队。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研究、海外投资风险、华侨华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军事存在、地区动荡与证券市场、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项目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反腐机制研究。本团队欢迎关于“一带一路”与海外风险课题合作，请用单位抬头纸加盖公章，打印合作需求，发送到邮箱[e-mail]

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