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陈华文：政治审慎：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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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文：政治审慎：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

作者：陈华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本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

内容提要

在古典政治学中审慎作为一种重要德性，但现代政治学界忽视传统意义上的审慎德性，忽视政治学曾经作为一种智慧的能力。作为一种在实践中知道伦理上该如何行动的理智德性，审慎所包含的实践性、价值关怀和慎思能力要求政治学在以实践为其品格的同时还需要以哲学为导向： 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要求政治行动者对其行动具有反思和判断的能力，政治理论应避免割裂理论之普遍性与政治实践的具体情境，不能将政治实践简化为一门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 审慎除了要考虑具体的事情外，还需要关于普遍的知识，也即政治生活中的判断或谋划应当受到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的引导。

在政治学说史上，审慎（phronesis, prudence）作为一种古典德性，主要涉及在纷繁复杂的实践活动中对于善的谋划，是一种能够把握理论规范又能结合具体语境予以判断从而正确行动的品质。国内关于审慎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哲学分析，不过近些年政治审慎的话语也逐渐被重视，政治学界开始将审慎作为治理之道而讨论相关的政治问题。这种进路实际上是注意到了政治学作为一种智慧的传统，而在这种传统中，审慎毫无疑问是最值得借重的理论资源。

在现代语境中重申政治审慎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在理性主义的支配下，现代政治对工具性治理技艺的依赖日益趋 重，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膨胀的行政职能对应 着衰退的政治职能。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治理 使得公共管理日益工具化，目的或价值关怀并不被重视，从而也将国家推向一种纯粹的缺乏向善 性的工具性国家。与此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是脱离 复杂的政治实践，或是将政治实践简化为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 “社会哲学在走向科学的道路上丧失了政治学曾经作为智慧和机智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一种在实践中知道伦理上该如何正确行动的理智德性， 审慎所包含的实践性、价值关怀和慎思能力， 都可能有助于克服国家治理的技艺化、碎片化和抽象化，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发现， 政治学在以实践为其品格的同时还需要以哲学为导向。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里， 审慎和政治学被认为是同样的品质， 不过它们有着不同的内容。政治领域的审慎或者说 “城邦事务方面的审慎” 与伦理学中的审慎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不过一般伦理意义上的审慎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审慎也常常被理解为同一个人自己相关。一般所说的审慎就指的是这种”。通常所理解的审慎是知道对自己而言的善的品质，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审慎则是关注作为公民与政治行动者而言的，其目标是把握对于城邦为善的事物。根据格兰特的注解，《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八章力图把作为品质的审慎与作为科学的分支的政治学联系起来。“为使这两者相互间具有共同性质，政治学被处理为灵魂的品质和审慎的一种处理政治事务的形式。”就此而言，在现代语境中审视审慎德性及其政治意义， 是重申作为智慧的政治学较为可取的进路。

一、实践性：政治审慎而非政治技艺

以审慎为视域理解作为智慧的政治学，最先凸显的问题是政治学的实践品格， 而审慎与技艺的区分是理解该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审慎与技艺所处理的都是可变化的事物，而且它们都是合乎理性的品质，甚至技艺与审慎都同目的—手段的运行结构有关，但是他并没有将二者等同起来，反而是以制作与实践的区别将技艺与审慎对立起来。

可变化的事物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而且制作理性的品质与实践理性的品质不同，也不互相包含，也即制作与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制作不是一种实践，实践也不是一种制作。这两种变化的事物又分别成为技艺与审慎的对象。技艺是制作理性的德性， 没有与制作相关的品质， 就没有技艺； 而审慎则是实践理性的德性。技艺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被界定为等同于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理性的品质， 是为了生成某物，由于制作与实践不同， 所以技艺与实践并不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的技艺（也即作为制作理性的德性）与审慎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 而实践的目的则在于其自身。这也就意味着审慎关注的是行动本身，做得好就是目的， 是一种能够正确行动的德性。与技艺以某个外在于行动的生成物作为对象不同的是， 审慎的对象是人的行动。

在实践与制作之区分的基础上强调审慎与技艺的区别，其政治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阿伦特充分阐发了这种区分对于政治或伦理活动的重要性。阿伦特根据制作与实践之间的区分去理解政治活动，并构建起一个公民践行德性的公共领域。“在技艺者的世界中， 一切事物都必须具有某种用途，即一切事物必须将其自身作为获得其他事物的一种手段……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堕落成为手段，意味着这些事物丧失了其内在的和独立的价值，以至于最终不仅制作的对象，而且 ‘整个地球和自然的所有力量’ 都丧失了其价值。”阿伦特反对以技艺的方式去理解政治活动，而是强调行动本身的重要价值。政治领域并非是技艺者的工具化世界，而是一个实践者在行动中彰显其德性的公共空间。技艺所面对的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而古希腊人的公共空间是自由的，它是行动的领域，不是劳动的领域。公民不需从事生产活动，因为奴隶制的存在， 他们得以脱离这些物质世界对人类的限制， 摆脱生物的必然性。在阿伦特看来，古代人每天都要穿过狭隘的私人领域，进入一个无涉物质的公共空间。因而，“阿伦特在表述其公共领域的意涵时，保存了古典时期的  ‘respublica’（公共事务、公共参与）的含义”。公民在这种公共空间通过行动向彼此彰显自己的德性，“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所强调的是公民的行动以及公民在行动中所展现的德性， 而不是支配性的政治权力结构，审慎德性或判断力因而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审慎的实践性对政治智慧提出较高要求， 原因在于审慎的实践性不同于科学技术或一般原则的简单应用。由于实践题材的变动不居， 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德性，审慎关涉的是具体情境中的正确行动问题。然而，审慎在实践中的作用不同于一般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伽达默尔充分阐明了审慎与原则的应用之间存在的区别，洪汉鼎在区分实践智慧（phronesis）与科学技术的应用时也有类似的讨论。“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种简单的一般对具体的应用， 是一种单纯地把个别纳入一般的线性过程。实践智慧的践行由于它是要在可变的具体事物中进行行为，考虑怎样行为，因此这种践行决不是先有明确的一般，再将此一般简单地应用于具体事物，它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提出一般，即使它最初可能有某种观念或理想，但这种观念或理想最初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图式（schemata），往往需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一般是先设定一个既定的一般性原则， 但审慎并不是像科学技术在具体情况下的应用，也即审慎的领域，不允许我们简单地通过把具体事例归于普通规则来演绎正确的行为准则。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种线性的应用方式，它并不需要考虑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只是将一般原则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条件中就可以了；而审慎则需要不断地对具体情境进行考量，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判断和推论的过程。

政治审慎首先要注意到在原则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的鸿沟。任何普遍的规范的意义，只有在其具体化中或通过具体化才能得到真正的判断和确定。行为的全部原理只能是粗略的，而非精确不变的……这里没有什么经久不变的东西，如若普遍原理是这样， 那么，那些个别行为原理就更加没有普遍性。在这里既说不上什么技术，也说不上什么专业，而只能是对症下药，看情况怎样合适就怎样去做。因而，若强调审慎在道德领域与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则必然要注意到根据具体的情境审视一般原则，对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可以包括确定在此情境中适用何种原则或何种德性，甚或对一般原则予以修改和发展，而非像科学技术那样，把一般观念直接应用于具体条件中。

在这个意义上，审慎的实践性使得审慎作为一种德性，一方面为政治实践中的复杂性所需， 另一方面又凸显出政治理论应该具有的实践品格。政治生活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普遍规范的构建是基本的，但规范本身的有效运行也需要能获得正确和良好的实践。审慎的实践性恰要求公民、政治家或官僚等政治行动者对其行动具有反思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应由于制度的构建而被取消。同样，政治理论的现代发展也应吸 纳审慎所要求的实践品格，避免割裂理论之普遍性与政治实践的具体情境， 构建起一种独占性的真理式一般理论，从而将政治实践简化为一门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不同于政治技艺， 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则需要一再面对具体的情境。这些区分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如何纳入公民的审慎德性及其积极行动、如何纠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陷等重大的国家治理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审慎的实践性要求政治理论本身不应只局限于理论上的构建，这实际上也表明那些脱离具体语境来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变得更加不切实际。正如伦理德性的获得与其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一样，政治实践中的审慎德性也要求关于政治的原则即便为真，以及关于在政治生活中秉持公正的吁求即便真诚，也唯有见诸行动才有意义。政治理论的实践品格因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制度或政治原则的构建需面临具体的情境， 这里会涉及历史、传统与习惯等文化背景问题； 二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的有效性端赖于其能否在具体政治生活获得良好的实践。审慎的意义唯有在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中才得以彰显， 也即若满足于空谈的政治学， 其实是不需要审慎德性的。因此，由于实践与深思熟虑的密切相关性， 审慎与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

二、向善性：政治审慎的伦理意义

审慎与技艺在始因上的不同还使得政治审慎与政治技艺之间存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审慎以实践行动本身为目的，而技艺则以一个外在于其自身的制作为目的，技艺的成功在于其结果，但审慎德性则在于行为。行为的好是审慎的目的，这意味着审慎的行动必须是达成某种善，而技艺则只是为了生成某种外在于行动的目的，而无关乎其好或坏。审慎以善为目的，审慎者是能够辨清自己的善的人，政治上的审慎者则是能够辨清对城邦为善的政治家。审慎是同善恶有关的品质。因此，即使是一项行为能够完美地实现其目的，但如果行为是坏的，这也难言是善。

可见，审慎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最终的行动结果， 还在于行动过程中的各种精神状态。审慎行为由始至终是德性的彰显过程， 因而审慎作为一种德性， 它要求行为者具备确定的性情。较之技艺， 审慎更强调审慎者本身的伦理德性，也更强调行为本身的好， 而不只是通过一个最终的结果来衡量。伽达默尔十分重视审慎与技艺的区别。在他看来，审慎与技艺都是知道何为（know-how）的品质，但审慎是伦理上知道何为（ethical know-how），而技艺则是技术上知道何为（tecnical know-how），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以善为目的是审慎与技艺这两种合乎理性的品质最重要的区别。技艺是关于具体行为的考量，是一种 “具体的事物” 或产物， 而审慎则是 “一生完全伦理的正直”。

这意味着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必然要求政治行动者本身具备德性的品格，以及善在政治实践中也能够自行，而不只是实现某种外在于行动的目的。审慎的目的是实践本身，其所实现的目的最终也是善的，这意味着政治实践的结果也一定要是好的。在政治行为的目的上，政治技艺与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因而有不同的伦理要求，若认为政治是一种技艺，那么它所实现的是一个外在目的，而这个目的可以是中性的，对目的本身的伦理意义可不做要求。这种政治技艺服膺于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系，更容易形成权谋之术，但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则以善为目的，也要求政治实践本身具有伦理意义。

审慎与技艺视域之下的善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区别也普遍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善观念的不同理解。审慎要求不能离开具体的个别事物来讨论善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批判了柏拉图的善理念， 洪汉鼎指出亚里士多德批判的根本点就在于反对柏拉图主张的那种与个别具体事物相分离的善的理念。从伦理学的意义上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善观念与伦理学无关， 因为 “就算有某种善是述说着所有善事物的，或者是一种分离的绝对的存在，它也显然是人无法实行和获得 的 善”。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 “善自身” 与具体的善事物，就它们都是善的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 善的理念是空洞的，善的一般概念不能离开具体的个别事物。因此，以善为目的的审慎就不可能像纯粹科学和技艺那样，简单地将一般观念应用于个别事物中。伦理上知道何为的审慎行动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重新审视一般的善观念。

三、人类的善：政治审慎与理论智慧的竞争

亚里士多德在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之间做出区分，并认为理智德性包括审慎和理论智慧，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讨论理智德性时，通过典范的对比将这两种理智德性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将阿那克萨戈拉、泰勒斯作为理论智慧的典范，而将伯里克利视为审慎的典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与泰勒斯对于人类而言为好的事物是无知的， 而政治家伯里克利这样的人能够辨清什么事物自身就是善的、对于人类而言是善的。这两种理智德性的对立表明了在道德—政治上的卓越与在哲学上的卓越之间的竞争性， 也进一步凸显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冲突。

理论智慧与审慎的对象有着很大的差别。理论智慧包含了知识与 “努斯”，指的是思考世界本质的能力，它关注世界如何运行。知识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事物，因此具有理论智慧的人所思考的是一些普遍的、必然以及永恒不变的东西。阿那克萨戈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这意味着自然哲学所研究的就是理论智慧的对象：永恒不变的东西。知识事关证明，可对于那些其始点可变化的事物无法做出证明，而幸福与实践相关，是变化不定的事，因此理论智慧不可能以幸福为对象，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又是以幸福为最高的善，故此理论智慧至少没有直接涉及伦理实践的问题。

不同于理论智慧以不变的事物为对象， 审慎所考虑的恰是可以变化的事物， 因为没有人考虑不变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审慎要考虑的对象是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事务，而不再是柏拉图关于普遍原则的抽象思考。政治学与审慎关注的是与自己生活之利益相关的事情， 而理论智慧思考的则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伯利克里是审慎的典范， 因为他能正确地判断善本身以及对于人类而言是善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哲学与政治学和审慎的区别，政治学和审慎要考虑的是人类的事物，是多变的；而哲学则是与所有存在物的善相关的唯一智慧。

亚里士多德将审慎与政治学视为关涉人类的善的品质，又认为理论智慧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有理论智慧的人对自己的善和人类的善全不知晓，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对于人类而言并没有什么用处，那么理论智慧如若不关乎获得幸福的手段，那么它对于追求幸福有何帮助？既然理论智慧不追求对人类而言有益的事物，而这些是审慎与政治学的对象，那么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着在考虑人类的善这个问题上审慎是最高的理智德性，也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点。公民或者政治行动者只关注人类自身的事务， 这的确无可厚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具备审慎德性就足够了呢？ 而且，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理论智慧似乎总是听从于审慎，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人类而言， 审慎或政治学的活动高于理论智慧的活动？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并不这么认为。审慎或政治学在他看来并不是最严肃的知识形式，因为人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物，还有比人更优越的事物，例如组成宇宙的天体，理论智慧是知识 和努斯的结合，它与最高等的事物相关；同时，理论智慧处理的是永恒的事物，包括人和最高等的事物， 而审慎或政治学只是与人相关的。因此，审慎或政治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疑是低于理论智慧的。若认为低于理论智慧的审慎或政治学似乎有着比理论智慧更高的权威，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毫无疑问是出了怪事。

那么，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处理审慎与理论智慧之间存在的这种悖谬的呢？ 除了认为理论智慧是理智德性的一部分， 即使不产生结果，也自身就值得欲求之外，亚里士多德的回应主要是通过医术与健康的关系来比拟审慎与理论智慧之间的关联。“它们事实上也会产生一种结果，但理论智慧带来幸福的方式并不像医术产生健康那样，而是健康的事物带来健康那样。因为理论智慧是德性总体的一部分，具有它或者它的运用就是使得一个人幸福。”

理论智慧并不直接研究幸福的问题， 但它事实上也会导致幸福，不过这种方式有如健康本身导致健康一样，不是通过医术而产生健康。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以幸福为最高的善， 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就将这个原则提出， 而在第六卷讨论理智德性部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 并且认为理论智慧也能导致幸福，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理论智慧与审慎之间的对立。城邦的政治生活以人类的善为目的， 而对于最高善幸福的追求并不只是局限于审慎本身， 还涉及理论智慧。因而，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上述段落的类比强化了理论智慧的活动与幸福之间的内在关联。但这里的问题仍然在于， 理论智慧本身不会直接关涉幸福的获得问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至于是否可以运用理论智慧获得的东西以改进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却是审慎的事情，和理论智慧无关”。审慎或政治学的权威在幸福的问题上是否真的能够高于理论智慧？

亚里士多德再次以医学和健康的关系来类比审慎与理论智慧的关联。“审慎并不优越于智慧或理智的那个较高部分。这就像医学不优越于健康一 样。医学不主导健康，而是研究如何恢复健康。所以，它为健康，而不是向健康发出命令。”审慎被类比为医学，而理论智慧则仍然是健康， 而医学之于健康的意义只在于为了恢复健康。这意味着审慎是为了服务理论智慧，而不是命令理论智慧。审慎和政治学都不能因为其对人类善的考虑而超越于理论智慧。政治学是管理和支配城邦的学科， 它在城邦的一切事务上都能发布命令，但如若认为它能够命令众神， 那也是荒唐的。理论智慧高于审慎，从而也意味着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幸福低于从事哲学生活所获得的幸福。

就与理论智慧的比较视域看来，审慎的政治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审慎关注的是人类的善，这限定了政治学的边界。审慎是一种能带来幸福的能力，这意味着审慎和政治学的意义是通过对公共生活的管理， 为公共生活提供良好的秩序，使得公民能够更好地享受其健康。政治实践相对于公民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工具性的，它是公民健康或沉思生活的手段。但是，由于审慎或政治学并不是最高的智慧，这也意味着政治行动者，包括具备审慎德性的政治家和公民，所获得的只是二等的幸福。除了政治生活之外，他们还应该有着更高的境界，政治生活并不是最高等的幸福， 还有比其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四、以智慧为要义：政治审慎的哲学导向

前文的叙述容易导向这样一种错误印象： 以为政治审慎既然与实践相关， 那就完全不需要普遍知识。但事实上， 审慎是两种理智德性之一， 它也以智慧为其题中要义。英文世界常将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译为 “实践智慧” 的做法凸显了审慎的智慧要义。审慎本身可以理解为智慧在 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们就没有区分审慎与智慧，“苏格拉底没有区分智慧（wisdom）和审慎（prudence）；但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美的和善的并且践行之，知道什么是丑恶的并且避免之， 那么他就可以被认为是既智慧又审慎的人了”。柏拉图进一步将审慎理论化，以图一劳永逸地为克服变化莫测的命运提供正当行动的方式。这种德性在柏拉图看来，是属于城邦的统治者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伦理政治实践需要以哲学的探索为基础，一个好的行动要与宇宙的总体秩序对应起来。可见，审慎在柏拉图的哲学里包含着关于不变事物的思考，与智慧相等同。只有通过哲学的研究才能触及善的理念本身，理解神为宇宙所建立的秩序。因此， 柏拉图就将哲学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 而 “哲学王” 自然就成为最理想的治理模式。

虽然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主义一直遭受多种质疑，但是他并不区分审慎与智慧的做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审慎本身包含有智慧的意谓。亚里士多德虽然明确区分了审慎与理论智慧，但是在他看来，审慎除了要考虑具体的事情外，还需要关于普遍的知识。审慎与实践相关，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所以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想让人们以为审慎只与具体知识相关，而不需要普遍的知识或普遍知识的指导，他并不认为普遍的东西对审慎的人并不重要，相反对于审慎而言， 尤其重要的具体知识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

在这种语境下，政治生活中的判断或谋划应当受到一种政治学的智慧所指导。这里要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对于审慎的作用。政治家或公民在进行政治谋划或政治判断时， 是否完全不需要具备理论？理论究竟是削弱还是增强了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审慎？有论者指出，“理论” 被视为实践的对立面；不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挖掘审慎而持有公民共和倾向的研究者，也否认理论的作用，因为理论始终无法促进公民们在一个共同体之内通过相互的慎思而培育出实践所需要的审慎德性。但是， 有论者指出这种观点恰是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理论（theoria）通过帮助审慎与那些备受欢迎却具有误导性的观点保持距离并对之进行批判，以抵制共同体或政体中常见的僵化的道德主义，从而能够培育灵活性”。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体的归纳分类，以及对最佳政体和什 53 38017 53 20505 0 0 6928 0 0:00:05 0:00:02 0:00:03 6927适合于一个特殊政体所做的详尽讨论， 都表明关于政治的普遍性知识对于具有审慎的政治家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上述讨论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所指向的则是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任何力图通过突出公民协商而消解政治科学乃至政治哲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公民参与政治的意义，而是力图指出理论本身之于政治判断的重要性。虽然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承认有时候不知晓普遍的人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但是政治中的审慎需要普遍性的知识， 唯此才能避免政治实践中因为过于强调情境性而导致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的随意性。

需要指出，政治审慎需要普遍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以纯粹理想的进路理解甚至支配政治实践。相反，政治领域中应警惕政治理想主义对政治的伤害，这一点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评述与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中可略见一斑。阿伦特认为大多数哲学家由于充满好奇心，从而容易为僭主制所吸引。有论者据此指出，当哲学家离开了自己恰当的位置，而进入人类事务的世界，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求完美的欲望，这种欲望是激情思考的一部分。这种在政治上追求完美的不明智志向必然导向暴君制与绝对主义。波普尔甚至认为柏拉图是极权理论的第一人。不论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是否正确，但从政治学与审慎是同一种品质这个意义上看来，政治理想主义或者任何缺少审慎观念的学说都是不适宜的。他们的批评虽是针对哲学家而言的，但也意味着政治家对完美的追求实际上是不明智的。

政治审慎与实践有关，需要在具体情境中考虑对于人类而言为善的事物。政治始终是变化不居的世界，任何普遍原则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具体情境当中，对普遍存在或普遍原则的完美追求与纯粹信念，只会陷入某种浪漫主义当中，反而损害了普遍原则本身。只有基于对具体情况的把握，才能做出良好的政治判断，而不会落入 “哲学王” 的恣意决断当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审慎就完全不需要普遍知识。与具体事情相关的政治实践仍然需要一种普遍的知识来指导，因此，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对于政治实践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五、结语

政治审慎并不能因其总是要考虑变化的具体情境而被简化为应用性的政治技艺，由于它是关于公共事务的慎思，反而更需要对人类的善做出普遍的和根本的理解。政治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对善的把握也应该受到哲学的指导。哲学构建目的和提供整全性框架，而政治家则在实践中结合其信念与责任，去实现最大的善。正是如此，罗尔斯才认为归纳表达良好社会的恒定条件及真正利益， 是学习哲学的人该做的事情，但在实践中辨认出这些条件和利益， 则要由政治家来做。就这一点而言， 政治家要遵循审慎结合具体情境与普遍性原则的要求，而哲学也正是在它与政治的这种微妙关系中进入了政治。

概而言之，政治学是处理变化的具体事务的能力，它以实践为品格，从而不能是纯粹理想的、抽象的和工具性的； 同时，政治学还是一种智慧，它要求政治行动者具有普遍知识，以哲学为导向。只有同时具有具体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政治学作为一种智慧的能力和伦理意义才充分体现出来：在具体情境中把握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而言为之善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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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