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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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

作者：曹德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本文来源：《国际关系理论》2017年第2期

内容摘要：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强化的相互依存凸显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通过发掘本土概念，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试图构建独具特色的关系理论。与西方学界的实体性思维不同，中国情境下的关系理论以儒家关系主义为底色，倡导和谐包容、情理兼顾与礼尚往来。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关系”既有利他性的规范含义，也有工   具性交换的特点。对中国外交而言，追求东亚地区的“和谐秩序”，不仅需要多边布局也需要双边互动。基于关系运作机制的差异，中国学者提出了两种关系主义的分析路径。在宏观层次上，“过程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实践的塑造功能，认为共享规范是整体和谐的必要条件。在微观层次上，“关系均衡理论”关注具体的利益交换策略，认为“让步—回报”的互惠机制可以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当然，作为一种初步的学理创新，关系理论在理论适用范围、概念类型化与正负功能区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研究难点。从学术价值上看，关系理论跳出了实体性思维的桎梏，拓展了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空间。着眼未来，需进一步细化因果机制分析，强化实证研究。

关键词：

关系理论; 互惠逻辑; 社会嵌入; 关系治理; 关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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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系性”思维与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应当学会审视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化的相互依赖与连带效应已经让“关系性( relationality) ”元素愈发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积极发掘本土思想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概念抽取出来，这将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与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实体性逻辑不同，中国学者的关系主义路径将“社会实践”“中庸辩证法”与“关系均衡”等概念置于分析核心，极大开拓了学科视野，而因其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高速流动的世界趋势相互吻合，甚至被部分学者视为一次学理上的“关系转向( relational turn) ”。对中国情境下的关系主义研究者而言，关系取向最能捕捉中国社会的精髓，其与西方社会倡导的实体取向思维明显不同。关系取向思维认为，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其他人的联系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属性本身就会失去意义。换句话说，在中国儒家文化中，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人我的疆界相互交织，没有关系的行为者只是一个个分离的孤岛，犹如鲁滨逊生活在自闭与恐惧的自然状态中。

(一) 中国语境下的关系性思维

长期以来，古代东亚秩序往往被视为与西方异质的一种“关系性”国际体系。作为一种独立、封闭的等级结构体系，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重关系，轻实体”的思维特征。缘起于西周时期的朝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中心，形成由中原向边陲、由宗主国向藩属国层层递推的差序格局。在儒家文化中，“尊尊原则”倡导角色分异基础上的尊卑有序，“亲亲原则”则主张在横向互动时遵循礼让、包容与和谐。由此，依据关系远近亲疏的不同，东亚文明圈内的国家间互动就亲疏别。这些东亚朝贡秩序与天下思想的研究为关系主义分析带来了诸多启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西方语境中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至少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的国际互动逻辑迥异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结构。赵汀阳从哲学层面上深刻批评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个体主义假定，他指出那些将行为体分离化、理性化与功利化的二元论思想与东亚传统思维格格不入。遗憾的是，这些哲学层面的反思缺少明确而细致的因果机制分析，只产生了零星的关系性思想，而非系统的理论框架。

真正在学科创新意义上将关系主义提上研究议程的学者是外交学院的秦亚青和台湾大学的石之瑜。他们将“关系”纳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范畴，倡导开创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带动与倡议下，关系主义研究逐步涌现出一批注重逻辑论证与因果推理的成果。这些关系研究都认为满足本土知识增长需求的最佳途径是回归历史传统。秦亚青指出，朝贡体系实践、中国近代革命实践与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共同构成中国理论创新的经验材料。石之瑜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需  要本土知识，中国理论界需要找寻自己的认识论。尽管秦亚青和石之瑜都从儒家文化中汲取养分，但是两者的论述重点各有特色，并形成了两种风格的关系研究路径。一方面，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路径关注关系的宏观运作，沿此方向，朱立群、苏长和、陈定定、高尚涛、魏玲、袁正清等学者进一步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丰富了研究议程;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次方面，黄琼萩等人借鉴了社会交换理论，进一步实证了石之瑜主张的“关系均衡( balance  of  relations) ”理论。此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华裔学者张锋也主张充分挖掘中国历史悠久的关系思维并运用到当今的外交分析当中，但是与过程导向的关系主义不同，他从结构维度分析东亚国际“关系”，并将明朝时期的东亚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关系性国际结构( relational   internati 26 50708 26 13305 0 0 5819 0 0:00:08 0:00:02 0:00:06 5817onal   structure) ”。张锋研究了战略层次的关系策略，丰富了我们对明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理解，但是他试  图借鉴英国学派的制度分析与美国实证主义分析的做法，过于关注结构约束下的外交策 略，而忽略互动进程与实践机制，实际上超脱了中国语境下的“关系主义”分析框架。

中国学界关系主义分析路径的兴起建立在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在西方话语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标志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诞生，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在私利驱动下，以“弹子球”般的自由碰撞，最终形成了基于实体特征的均势格局，而这些相互分离的国家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础。但是反观同一时期的东亚历史，人们会发现西方的逻辑似乎难以解释东亚国家的行为偏好。例如，在朝贡体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东亚国家似乎并不担心实力超群的中国会威胁其国家安全，也不会因为实力失衡就去奉行西方逻辑下的均势策略，相反，它们反而期待中国成为维系东亚和平秩序的建设性力量。那么为何东方小国没有制衡中国? 西方均势理论对此尚未很好地回答。与之类似，为何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长期互动中克制使用武力，即便在实力优势明显的情况下也选择让步与柔和应对? 这些西方逻辑难以解释的现象，需要东方智慧来回答，这种智慧就是浸润和影响东亚上千年的儒家“关系主义”。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关系性”与“实体性”思维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将关系因素视为秩序的根本，行为体之间彼此连带，不可分割，行为体都倾向维持长远关系，适度让步短期  利益;  后者将实体因素视为秩序的根本，理性自利成为行动的唯一原因，单元属性决定互动结果。总体而言，关系主义与实体主义在秩序观、理论隐喻与外交启示方面存在 明显差别。西方社会总体上偏好实体性思维，而中国儒家则强调关系性依赖。

(二) 儒家关系主义的学理特征

从学理渊源上看，中国学术界的关系主义分析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底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儒家关系性思维强调包容，以和谐为美。这种儒家精髓深受《周易》阴阳观的影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和为贵”“求同存   异”等，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中国人形成了重群体、轻个人，重关系、轻实体的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学界，秦亚青较早意识到，西方话语下的零和冲突逻辑无法解释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实践，唯有回到儒家关系主义传统方可理解中国的和平主义偏好。在儒家哲学看来，个体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没有与他人的连带，个体便失去意义。这种关系性思想已经深嵌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   模式之中。对东亚国家而言，外交决策优先考虑的不是短期利益，而是如何与外界维持长期的和谐关系。与之相反，西方理性思维是原子导向的，本质上是实体主义，强调利益相互独立和竞争。

第二，儒家关系性思维主张情理兼顾。在国际危机中，中国的实力运作嵌入关系网络中，包含道德考量。为了维护整体和谐，中国往往避免强制性干预他国事务。这类似于中国人处理日常纠纷所持的道义原则———“对事不对人”“和气生财”等。其实，保持关系均衡已经是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构成性原则，这种思维方式会促使中国外  交追求一种维护国与国之间和谐的关系性安全( relational security) ，而非西方世界主张的实体性安全( substantial  security) 。例如，在朝鲜问题、缅甸问题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并不是依靠自身实力去压制一方，而是通过发挥传统关系、非正式渠道、民间网络与多边机制，将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引入一个公正的对话协商环境中，中国既居中协调、因势利导，又不强制干涉有关各方内政，坚持化刚性为柔性、化冲突为和谐的“协商介入”原则。

第三，儒家关系性强调互惠与礼尚往来。与理性交易逻辑不同，关系思维强调惠报逻辑。在中国语境中，“礼尚往来”包含了利他性援助和工具性交换。“助人者自  助”，帮助他人可以期待他人的反馈与互惠，可以形成相互支持网络，降低生存的不确定风险。由于互惠机制可以保证我们不仅仅是资源的给予者，在我们需要资源的时候，我们也是受益者，因此与“以牙还牙”策略的短期性与单边性不同，关系性惠报注  重收益的长期性与情感连带。尽管理性自利行为一开始在资源积累方面会带来领先  优势，在短期内机会主义策略会让行为体获得最大回报，但是着眼长远，互惠与人情是   维持成功的最佳策略。在中国人情社会中，主人可以从客人装满礼物的篮子里看到所   得之物，也可以从空的篮子里看到长期利益，但是他从来不会让客人带着空篮子回家，在人情互惠的世界里个人利益的追求混合着道德的义务，最佳的生存策略是维持长期   的社会生活秩序，而不是短暂的个人利益。

二、“关系”的内涵，宏观与微观的视角

关系主义的一个核心主张是关系本位，互动关系先于实体属性。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 关系为何如此重要? 进而，什么是关系? 其发挥重要作用的运作机理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分别就过程建构主义与关系均衡理论的关系概念进行对比。在不同层次上，两者对“关系”的内涵界定与概念操作化策略存在明显差异。

(一) 文化规范与“关系”界定

秦亚青所界定的“关系”是儒家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犹如中庸文化中经典的“阴阳鱼”图案，相互牵制、相互抵触却又难以分离。这里所强调的关系是一种宏观思维，强调文化规范的塑造效应，为此他使用“关系选择”这个概念，并与理性选择或结构选择进行区分。

首先，“关系”具有伦理与情感色彩。中国农耕文化所发展出的家族取向和家本位传统强调利益与情感混合的人情意识，比如“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亲帮亲、邻帮邻”“远亲不如近邻”等，失去与别人的人情，也就失去了彼此的关系。在东亚传统实践中，“天下”就是一种包容性的人情概念，将国际关系类比成一种家族关系，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并不遵循实力制衡与威胁制衡的理性逻辑，而是将处于文化中心的中国视为地区稳定的基石而非威胁，中国越是强大，东亚地区的稳定越能得到保障，因为中国是“大家族”中的和谐典范。换言之，依靠人情互惠，儒家关系主义认为最好的世界秩序是“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它把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统统隐喻成一种具有家庭色彩的感情联系。

其次，关系格局具有差序性。基于“天下一家”的想象，儒家文化强调亲疏有别，按照“家人—亲人—熟人—半熟人—陌生人”的差序思维行动。差序格局是指“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差序格局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在熟人关系圈内，人际交往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和为贵”，个人必须尽力和熟人保持和谐、良好的关系。

“仁”虽是两人交往的原则，但在“仁”的基础上坚持“亲亲”，就可将两人和谐关系推广至整个群体，也就有了“自己人”的概念。关系本位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塑造了彼此的认知，信任半径与其说是心理距离，不如说是关系距离。对中国外交而言，我们需要区分在具体议题上哪些是核心观众，哪些是外围观众。关系不同，互动模式也就不同。

最后，“关系”基于实践，是流动的过程。关系是一个主体间概念，建立在互惠关系上的“关系性”思维深刻影响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当我们用友好的方式对待别人时，我们会发现对方也很友好;  然而，如果我们粗暴对待别人，你也会发现对方会显得令人讨厌。在东亚政治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时好时坏，这是因为互动中的“关系距离”在不断改变。为此，关系距离是动态的、情境性的，而不是固定、机械的。例如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对中国的形象认知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就是由关系距离决定的。那些有重大利益关切、深度卷入的国家( 核心观众) 与那些只是附带牵连的国家(外围观众) 分别处于戏剧舞台的不同位置，自然就对中国的和平外交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在2008  年以来的南海争端中，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基准线有三类，一是“纠纷派”，由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组成;  二是“亲中派”，由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组成;  三是所谓的“中立派”，由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组成。这些国家的立场是根据自己在南海的利益相关度、与中国的关系决定的。好的中国外交是可以转化这些关系基准值的，例如纠纷派可以转化为中立派，中立派则可以升级为亲中派; 当然，糟糕的外交政策也会带来关系的逆向发展，比如让亲中派退化为纠纷派。

(二) 理性利益与“关系”概念

与秦亚青的文化规范视角不同，石之瑜主张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将“关系”视为二元互动的交往模式，是降低不确定性、稳定身份归属、实现长远利益的行为方式。他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松散的群体，群体内外的成员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关系”意味着，国家如果不能在无政府状态下将自身存在与他者认可联系起来，将很难生存下去。

首先，关系服务于双边利益，淡化情感因素。“关系均衡”论明确地认为，关系运作的驱动力只能来源于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维持双边关系稳定最终是为了追逐长远的“隐含利益( nonapparent national interests) ”，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石之瑜与黄琼萩从更加理性、务实的角度，而不是从道义的角度看待“关系”。他们重点分析了双边关系中“给予—回报”的均衡模式，尽管这种均衡也会掺杂情感因素，但是物质利益与生存压力是首要的。换言之，国家追求和谐其实是综合性的现实考虑，是希望通过建立稳定关系将来获得更多收益或降低更多损失。与秦亚青的文化道义性不同，石之瑜认为关系交换其实就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博弈———国家为了追求长远整体利益，会放弃短期利益，是理性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

其次，关系均衡源于自我克制。“真君子”应该通过自我节制与约束来赢得自发的尊重与自愿的跟随。在某种意义上，“关系均衡”的构思可能是基于对儒家“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创造性再理论化。“仁”是双边关系中的包容礼让原则，小国必须尊重  大国，大国必须宽容小国，这构成东亚朝贡体系共享的国际规范。石之瑜与黄琼萩并不刻意强调道德规范的强制性，而是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自我克制”实现长远利益，特别是大国通过主动让步的方式，建立与他国的和谐关系。他们反对将“关系”概念泛  化，不主张在群体层面使用该概念，因为国家间“关系”只有落实到“一对一”的节点之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只有在双边关系下“自我克制”才可能是明确的、有效 的，而在多边环境中“自我克制”的实施效果堪忧。因此，“关系”一开始的起点是单边让步。为了促成互惠关系，一方( 通常是强势方) 需要主动让步。因此决策者对权力的运用有着极为精细的理解，其努力维护的是国家间的关系性安全( relational secu- rity) ，而不是物理性的实体安全。

上述两种理解路径分别给关系主义注入了儒家文化内涵与理性，各有侧重( 见表1) 。

首先，过程建构主义认为“关系= 过程= 变化”，将“关系哲学”作为东亚国家的行为习惯与历史遗产。秦亚青对“关系”概念的界定充满文化建构的色彩。其次，关系 均衡理论认为关系维持的根本动力是互惠，没有利益的推动，过程难以持续也会空洞无物。国家之所以会选择维系关系，其背后隐藏着利益驱动，采取渐进式、非暴力、有  耐心的方式是为了长远和整体和谐。综合而言，“关系”定义其实涉及长期与短期、情感与利益的平衡，基于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关系”: 它是一种基于互动实践的动态过程，是行为体在一定范围内与他人接触的过程或结构，具有长期重复的特点。

三、关系主义的两种分析路径

从共同的“关系”概念出发，秦亚青与石之瑜都主张中国外交的理想境界是追求“和谐秩序”，但是两者在实现目的的方式与手段上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反映在理论上的宏观分析偏好与微观分析偏好的差异方面。所不同的是，过程建构主义强调群体性的共享文化规范在塑造彼此互动中的作用，而关系均衡理论则更加关注微观层面的双边关系和利益交换策略。概言之，基于共同的儒家关系思想底色，却衍生出两种风格各异的分析路径。

(一) 社会实践与关系运作

过程建构主义的解释逻辑是，关系有“社会化”的功能: 一旦他人参与互动进程，就会被塑造和感化，因而会反过来维持关系本身。因此“关系”可以通过渐进式的社会化改变参与者偏好。与之类似，赵汀阳曾用“无外”来概括“天下”的特征。他指出“天下无外”就意味着外在事物都可以被“化”入自我，与西方国家观中自我—他者的对立关系不同，“天下”是一种内生性的、不以“敌人”为前提的政治想象。秦亚青重点分析了关系的思辨哲学: 一方面，儒家关系是一种集体主义式的理性，不同于个体主义式的理性。在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可能会呈现出长期性与整体性特点，可称之为“关系理性”。另一方面，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关系系统，是纵横交错的网络，就像中医的人体脉络图。国家实体只有嵌入进程中才有意义，国际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过程。

在最近的研究中，秦亚青将其关系理论进一步提炼成三个假设: (1) 关系本位。世界本质上是由相互关系的关系进程组成，不是相互分离的实体，行动者嵌入一个共享的关系背景与互动结构中，孤立的点是无法生存的。(2) 身份的嵌入性。身份与偏好由社会关系塑造，例如个人在家庭、朋友关系中才能识别自己的身份，处于荒野中的孤独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任何行为体都只能存在于关系中( actors-in-relations) ，例如下围棋棋子之间的关联是第一位的，牵一发而动全身。(3) 关系流动即过程。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的进程中，因此关系也永远是动态不定的。在互动进程中理性规划不可   能完美，世界是在被修正或改变的基础上前进的，当前的规则治理面临的困境需要关系治理的动态思维弥补。从这些核心思想中，我们可以抓取几个关键词并连成一个大致逻辑链条: 儒家文化/家本位—社会实践—感“化”过程—和谐秩序。

(二) 互惠让步与关系运作

关系均衡理论认为，国家间互动的本质是互惠关系。任何一对关系中都包含了理   性与非理性的内容，包含着对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不断权衡。与个人类似，国家间关系既有认同、友善、归属感等价值交换，也有工具性利益交换，比如，经济贸易、军火买卖、安全联盟关系就属于工具性关系。当然，国家间最常见的关系往往是混合性  关系: 双方彼此了解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未达到共同体程度，于是将利益权衡披上道义的外衣，用“义”将“利”合法化，从而追求关系投入与回报的长远平衡。换言之，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当下的、明确的好处，而互惠机制则将时间拉  长，关注的是长远的、不确定的未来回报。此外，石之瑜与黄琼萩认为关系均衡在任何   文化背景下都可以实现，只是具备儒家思维的国家更容易操作与理解。他们通过对朝   鲜与缅甸的案例进行经验验证，揭示出两点发现。

首先，关系平衡的基本原则是强者让步，弱者回报。有三个相关步骤: (1) 若一个国家能判断对方无恶意，那么在矛盾面前可以自己先渐进让步，使对方不视自己为威胁; (2) 假若判断对方为恶意，双方关系可能因此受到根本性破坏，那么就要对破坏和谐关系的行为给予果断的惩罚，让对方承受关系断裂的代价，摧毁原有关系并进行重建; (3) 假若双方关系非敌非友，难以判断恶意与善意，那么可以进行初级警告和试探性让步。通过发出不同的信号，让对方知道自己想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其次，关系均衡的策略是，当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出现冲突，具体明确的短期利益(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诉求) 要让位于不明确却根本性的长远利益( 和谐秩序) 。综上，我们将过程建构主义与关系均衡两种路径的逻辑链条勾画如图1 所示。

具体而言，宏观过程建构主义与微观关系均衡理论的出发点( 群体文化) 和落脚点( 和谐秩序) 相似，不同的是: 第一，过程建构主义宏观路径追求的是区域层次或全球层次的和谐秩序，关系均衡理论微观路径只关注每一对双边关系的和谐。第二，核心差异体现在两者的关系运作机制上。宏观路径强调社会实践的进程塑造，微观路径则具体关注双边互惠，即“让步—回报—承认—交换”的循环。当然，鉴于这两种关系主义路径只是搭建了初步的理论架构，还存在一些难题有待深入。比如，儒家关系主义来源于东亚实践，如何在更广范围内适用于其他地区的互动? 或者说，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关系(guanxi) ”与西方语境下的“关系( relations) ”之间存在什么异同? 此外，秦亚青立足于中庸辩证法，这种思辨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是合理的，但是在操作层面则会引发概念不清的难题。同样，关系均衡理论也需要强化逻辑链，存在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首先，过度强调双边关系均衡、忽视多边网络，对“关系”内涵的理解就显得相对狭窄。其实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严格意义上独立的“一对一”关系很难存在。其次，微观的双边互惠如何才能上升为整体秩序和谐? 如果没有整体的和谐，那么双边关系的和谐又该如何维系? 这涉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层次转换。

四、关系主义研究的难点与挑战

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贡献，中国国际政治的关系主义不可避免存在各种发展难题。秦亚青所倡导的中庸辩证法从哲学层次探讨了如何化矛盾为和谐，但是其理论假设还有待更丰富的经验材料予以支撑。尽管石之瑜主张精细的案例研究，以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将关系的运作操作化，但是这种案例研究依然需要深化，例如其所选案例主  要是朝鲜、缅甸两个对象，忽视了大部分东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魏玲以东南亚第二轨道外交为例对关系理论进行了实证，她指出东亚二轨外交中的“清谈”之所以有效，是基于三种合作机制实现，即亲缘选择、互惠原则与和谐原则。但是她的实证分析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地区，案例集中于冲突性相对较低的“二轨”外交，不能充分解释东  北亚安全形势与“第一轨外交”，其实证范围是有限的。总体而言，中国学界的关系理   论面临以下几方面质疑与挑战。

(一) “关系”适用范围: 特殊主义还是普遍主义

在中西差异化的语境下，是否存在超越文化意义上的关系主义范式?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学术界的关系理论对其他国家有何种借鉴意义? 如果回答为否，那么中国本土概念又如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实际上，“关系”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不同社会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一个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懂得人情与互惠的微妙含义，也懂得情理兼顾的艺术，在礼尚往来的文化氛围中，私人利益要隐含在整体利益之下，在关系和谐中追求利益，讲究“得理，不伤人”。相反，对西方国家而言，其国   际行为就会习惯性地养成捍卫自我利益、遵守规则制度的理念。具体而言，中文语境下的关系包含了情感、工具、义务、互惠、信任等多种要素; 而西方语境下的关系更多是信息链接度与互动频次，不一定带有情感色彩。为此，中国语境中的关系与西方语境下的关系不可等量齐观，它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概念。

尽管秦亚青与石之瑜都认为，关系是所有社会都重视的变量，但中国语境下的“guanxi”与西方社会的“relations”在起点上就是存有差异的。前者产生于一个“家本位”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亲属/类亲属”关系的推广，在这种长期封闭的熟人关系网络中，人们之间的连带天然就是“强连接”，人们很少面对陌生人，即使面对也会用  互惠原则来处理。但是，西方社会的“关系”仅仅指代两个行为节点之间的交合、互动与接触状态，与纽带( ties) 、关联( linkages) 和联结( nexus / contacts) 同义，它来自彼此接触，而不是礼尚往来。

对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涉及“关系”概念的适用范围。回到当今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压力依然明显，各种军事同盟以及敌对团体都预示着当今世界还远没有进入熟人社会。更何况，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与遗产还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支配外交决策，都是存在疑问的。在一个“没有儒家”的非人情社会里，儒家“关系”规范该如何生存?  在与以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竞争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是否具备优势? 抽离“关系”概念生长的社会环境，就会有误用与泛用的倾向。特别是西方在理解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时更会如此。在一般意义上，关系主义的逻辑在东方与西方社会是共存的，差别在于其内涵与功能不同。其实，即便在欧美国家共同体中，关系逻辑是适用的。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认为，美国与历史上霸权国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自身实力，而是通过将“规则支配( rule through rules) ”和“以关系支配( rule through relationship ) ”结合起来。吉尔·兰德斯塔德( Gier Lundestad) 甚至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已经建立起价值共同体，附属国甘愿处于附庸的等级关系中。戴维·莱克( David  A．   Lake) 也认为，附属国越是相信足够的权威授予不会在未来被滥用为剥夺，就越愿意加入充满感情关系的等级权威体制。如秦亚青所强调的那样，采用规则治理还是关系治理“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而是一种深嵌于文化的东西，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没有孰优孰劣，是任何社会都可以选择的互动方式。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在未来研究中，关系理论需要更多的跨文化案例来检验其理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以回答“关系”到底是中国和东亚国家的特性，还是可以普遍推广。

(二) “关系”的类型化与操作化问题

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的关系主义研究对“关系”的分类、操作化不足。之所以要对关系进行分类是因为:  在现实中，关系分类有助于明确利益边界。在国际关系中分清敌友关系、利害关系是政策制定的基本需要。军事联盟、战争冲突、国际合作、经济贸   易中都包含着无数的关系，甚至权力关系、从属关系、友好关系、敌对关系都可以说是  关系的具体形态，如此“关系”似乎包含了一切，但这些“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呢?   显然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精细化分类。比如，当前的中日 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在不同的维度下有不同的答案。站在钓鱼岛争端、靖国神社问题上，跟站在中日经济贸易往来、东盟与中日韩“10 + 3”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跨境旅游等议题上，对中日关系的理解恐怕就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分类是明确运作机理的前提。

鉴于国际关系领域关系类型学的缺失，我们可以从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获得参考与启发。台湾地区社会学家黄光国认为“关系”不仅可以横向流动，也能纵向流动。他认为从情感与工具维度可以将“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三种类型。情感性关系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可以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例如家庭、密友圈子等。工具性关系与情感关系相对，主要存在于家庭与熟人之外，用关系作为获取资源与利益的手段，这是一  种普遍化的非个人化的市场法则。在家庭与市场之间，则存在第三种关系逻辑即混合关系。与之类似，张锋依据关系的不同功能仔细考察了明朝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历史，区分了表达性关系/ 情感性关系( expressive  rationality) 与工具性关系(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两种类型。前者是情感义务驱动，体现儒家的伦理特点; 后者是利益结果导向。他通过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表达性关系发挥了构成性整合功能，并没有让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完全理性和世俗化，尽管表达性关系只是在明朝初期  处于主导地位，工具性关系在后来开始占据上风。这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同，因为在欧洲国家的意识中根本没有“表达性关系”这样的概念。简言之，在不同条  件下，关系的类型不同，其运作特点与逻辑也就不同( 见表2) 。

如表2  所示，在纵向内团体中，当位居低位者与高位者发生矛盾时，为了维持整体和谐与长远往来，其最优的选择策略是“忍让”，如果他想与对方进行协调，则会选择迂回沟通，避免直接对抗的方式;  在横向内团体中，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直接沟通方式更容易化解矛盾，当然为了顾全大局和整体和谐，双方都应选择“妥协”。倘若   其中一方不顾对方感受，坚持达成其目标，则他们可能陷入长期明争暗斗中。相反，倘   若双方没有情感基础，相互视为外团体的陌生人，则处理这种横向外团体内的矛盾时，首先运用的是工具关系法则，动用规则依法抗争，而这种不顾人情的冲突势必让双方  关系发生断裂，很难真正建立持久互惠的关系。最后，在理想类型上还存在纵向外团体的类型，即行为体之间没有情感，但是一方却支配另一方(   如奴隶主与奴隶、工厂主与劳工等) ，这时双方关系是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关系，类似于霍布斯状态下的两个实力不均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此外，美国社会学家马克· 格兰诺维特( MarkGranovetter) 开创性地建构了“强关系—弱关系”的理论框架，他用互动时间的长短( the amount of time) 、情感的强度( the emotional intensity) 、倾述的亲密程度( intima- cy，mutual confiding) 及互惠交换( the reciprocal  services) 四个要素组合划分强关系与弱关系的类型。这些分类方法都可以构成国际关系的关系主义研究的工具，以弥补当前的操作化不足难题。这是关系理论的后续研究需要深化的地方。

(三) 如何区分关系的正负功能

就功能而言，关系一定发挥正面作用吗? 如果不是，那么关系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正向意义? 在儒家关系主义的主流表述中，“关系”基本是正向的、积极的，是化解冲突的正面力量。一般认为，在文化规范层面上，“关系”具备伦理与道德含义，往往是正面、积极与和谐的状态; 而西方语境中的“关系”不强调情感，主张保持中立与公正，是一种规则理性的体现。但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关系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它来自互动。关系可以因被精心经营而变得亲密，也会因冲突与互动减弱变得疏远与不存在。也就是说，关系是可以进化也可以退化的，破损的关系依然可以重启与修复。在这个意义上，关系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 Fritz Heider)  开创的“平衡理论”认为，两人的情感关系可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只有彼此都认为双边关系是积极的，这对关系才达到了均衡。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平衡状态是  互惠性的，而不平衡状态是单边性的，并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这就促使人们去恢复平衡。在国际关系中，两人关系的均衡主要体现在: (1) 国家利用外交手段，会积极扩展已有的“关系”基础，让自己进入社会团体，入群而非脱群是国家生存的基  本条件; (2) 给予他人恩惠，改善与他人的感情: 发展共同兴趣、增加想法、交流情感、表示关心及给予支持，得到对方的肯定性反馈。

通过大致归纳，本文认为“关系”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正功能与负功能(见表3) 。一般而言，关系的正面功能有三点: 第一，关系双方利益互赖且情感关联，这有利于促进信息与资源的流动。此外，通过将陌生人纳入关系网络之中，有助于降低不确定风险，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合作与协调。第二，由关系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与圈子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共同体，不仅可以促进内部情感强化，而且能相互给予心理与情感支撑。第三，关系协调在资源应用、分配上独具优势，其灵活性与包容性比正式规则更人性化、更符合群体成员的需求。

另一方面，就负面功能而言，关系的成本体现在: 首先，关系一旦包含情感，就赋予了相互支持、帮助的义务。这需要让步和牺牲自我利益，甚至对部分成员过度索求，产生人情负担。其次，高密度的关系需要通过不断的交往保持信任和利益共享，由此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在与某人频繁交往的时候，必然将减少与其他人的交往。而一对社会关系所具有的信息和机会总是有限的，这导致单一关系上的过度投资，具有收益上的风险与不均衡。最后，紧密关系易形成小团体，而小集团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对圈外人都有明显的区分与歧视，存在不公平问题。而且关系会  产生惯性，小派系内部的长期互动甚至能导致同质思维，引发“小集团思维”，制约理性决策。

五、结论

究其本质而言，人类是一类好群居的创造物，对好群居者来说，关系是个体身份及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针对关系的研究，就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关系”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特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体系。当前，中国学者关系主义分析路径分别集中在宏观与微观两大层次。秦亚青基于对主流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批评，聚焦于体系过程，属于宏观层次的关系理论。石之瑜的关系均衡理论只将群体( 儒家) 文化作为一个行动背景，重点关注的是个体之间的双边关系与外交交换，属于微观层次的关系主义分析。两种路径构成的关系主   义研究在概念界定、关系运作机制与分析框架上各有侧重，为我们理解复杂的“关系” 与国际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就学理价值而言，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关系主义分析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增加了新的知识增长点，也鼓励我们跳出西方单一的思维方式去构想更多元的国际秩序，引入东方文化与智慧。而东方智慧的一个核心就是理顺关  系、和气通达，具备关系性、相互性、情境性与嵌入性的文化根基。通过系统评介，我们认为“关系性”具有很大的学术潜力。在每一个社会中，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差别在于关系的类型、程度与运作逻辑不同。正因如此，关系理论也反对单一、机械的“关系”定义，主张情境化分析，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探索丰富多彩的关系形式。为此，关系理论的发展要摒弃两种偏向: 一种是片面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特殊化，忽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互通与相互依赖背后的共通逻辑; 另一种是将西方学术概念套用到中国语境，缺乏对中国语境中的“关系”与西方语境下的关系的对比，也就低估了中国关系理论的独特价值。概言之，对于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研究路径而言，中国学界的关系理论分析需要积极借鉴多种研究方法来进一步细化“关系”运作机制，以进一步提升其学术独立性与解释力。（本文经作者授权国政学人微信公众号首发，转载请注明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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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副教授领衔的“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研究团队。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研究、海外投资风险、华侨华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军事存在、地区动荡与证券市场、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项目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反腐机制研究。本团队欢迎关于“一带一路”与海外风险课题合作，请用单位抬头纸加盖公章，打印合作需求，发送到邮箱[e-mail]

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