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牛新春：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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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新春：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

作者：牛新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中东政治、美台关系、台湾问题等

本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4 年第 201410 期

　　内容提要：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自由主义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此后自由主义不断向极端化、普世化方向演化，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频繁遭遇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同时，世界范围意识形态的创新、多样化进程也因自由主义的强势主导而裹足不前。而当自由主义变得千疮百孔之时，却缺乏可以替代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悲剧。

　　1980年前后，里根、撒切尔在美英推行新经济政策，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国际主导地位。19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对决中“大获全胜”。至此，“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合流，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国际舞台上一枝独秀(本文将这三股意识形态统称为“自由主义”)。当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①此后，作为自由主义的两大内核，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被神化。2007年金融危机宣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西方政府预防、处置金融危机乏力，第三世界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皆暴露了自由民主政治的严重缺陷。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却找不到具有明显优势的替代品，因为早在20年前，意识形态创新就已经停顿!

　　自1970年代以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西方国家普遍减少政府干预，提高私有化水平，推动贸易自由化，用市场替代政府部分职能，以提高效率、激发市场活力。

　　在发达国家，美英受自由主义影响最大，欧洲国家则把社会民主制度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嫁接，以缓解自由主义对社会公平的冲击。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是全面、系统性的，主要包括政府放松商业金融监管;交通、电力、能源等产业私有化;社会福利、教育、监狱等部分政府职能市场化;放弃谨慎货币政策;给企业和富人减税;弱化对劳工市场的管理。特别在金融领域，历届政府都在刺激市场活力、放松市场管理;跨国资本可自由流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界限被取消，信用违约合同交易不受监管。美“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曾对当年举国共襄“放松监管”的盛举作了描述：“30年多来，金融部门推动，美联储鼓吹，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支持。”②在此背景下，金融业获得长足发展，联袂信息革命的刺激，经济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好形势。美国经济经历了三个相对长的增长期：1982-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7年，期间只有两个非常短暂的小衰退，因而足以与1947-1973年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媲美。然而，2007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美国消费、生产和金融资产大幅缩水。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保守估算，美国经济损失在6万亿-14万亿美元之间，接近其全年GDP，相当于美国每个家庭承担5万-12万美元。如果把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计算在内，损失至少翻一倍。③欧盟国家损失在6万亿-12万亿欧元之间，为欧盟GDP的50%-100%。④毫无疑问，这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欧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30年中，发生过100次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经济不一定是高效、稳定、自我修复的。⑤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报告认为，最根本的错误思想是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金融企业能够自我管理”。⑥结果，市场并未自我修复，欧美政府都用纳税人的钱大规模救市。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金融管理，但是新自由主义涉及根本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观，造成了系统性资本主义危机，如同1973年的高失业、高通胀是一场系统性危机一样。

　　在自由资本主义将欧美引向金融危机的时候，欧美的自由民主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事前被金融利益集团绑架，未能有效预防危机，事后陷入政治内耗，不能及时控制危机。最近两年，美国政府已经两次走向债务违约边缘，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移民、基础设施、教育投资、福利改革、医保等问题，没有一件得到有效处理。2014年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承：“我们的政治处在瘫痪状态。”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指出，美国政治的核心是制度(institution)而非民主(democracy)，⑦如公务员制度、联邦制、法官制度、独立中央银行等。过去30年，在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政府职能萎缩，制度弱化，制度创新几近于无，所有难题都交付选举政治决断。选举政治则向极端方向发展，权力制衡变成权力否决。2013年4月13日，枪支管理修正案在参议院以54∶46票被搁置。对此奥巴马感叹：“这是华盛顿蒙羞的一天，美国人民想知道：为什么90%的人支持的法案通不过?”⑧瘫痪的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美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这么低。1976年美国民众有76%相信政府能做好自己的事，1970年代该比重降至40%，2008年进一步降到30%，2010年低至19%。⑨只有19%的人信任政府，90%的人支持的事政府却通不过，这对民选政府无疑是巨大的嘲讽!欧洲一些国家的选举政治更是陷于瘫痪，意大利、希腊不得不放弃民选总理，直接任命技术官僚，以应对财政危机。福山把美国政治的表现概括为“民主衰退”，⑩扎卡里亚视之为“民主失灵”，(11)《经济学家》说“民主在经历困难时期”。(12)其实，民主失灵不是新鲜事，早在20年前日本民主就失灵了，只不过当时西方世界沉浸在“历史终结”的自满中，没有认真对待罢了。

　　自由国际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的基石，美既重视军事力量的基础性作用，也强调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盟国体系，并以此二者构成美国外交的双引擎。(13)冷战结束后，在单极世界的安全保障之下，在意识形态终结的鼓噪中，美国外交的自信心骤然膨胀，自由国际主义极端化。美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推广自由民主为手段，试图重塑国际秩序或特定国家的国内秩序，外交中的进攻性、意识形态分量显著增加，对国际机制、多边合作的兴趣和意愿相应下降。欧盟则以后现代主义自居，向海外推销其价值观。

　　冷战结束以来，欧美国家发动过六场对外移植民主政治的战争，分别是海地(1994年)、波斯尼亚(1995年)、科索沃(1999年)、阿富汗(2001年)、伊拉克(2003年)和利比亚(2011年)战争。欧美尽管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仍然付出沉重的经济、人员、声誉、自信心代价。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先后有200万人参战，6000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直接战费开支1.5万亿美元。(14)更重要的是，这两场战争给美国带来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心理阴影，沉重打击了国家士气。在自由主义笼罩下，战前美国政府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自由经济和民主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到来。(15)最终结果却是，根据美国学术界经常引用的“政治参数”(polity index)，这些“民主”国家的入门指数仅为6，六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科索沃勉强跨过门槛，其指数分别为：海地5、波斯尼亚5、科索沃8、阿富汗2、伊拉克3、利比亚0。(16)其中三个国家目前仍然在内战中挣扎。“民主化”战略没有产生民主国家，创造的却是内战、失败国家和“伊斯兰国”。

　　在大战略方面，欧美也奉行民主扩张战略。在欧洲，欧美背弃冷战结束时“北约不东扩”的承诺，经过1999年、2004年、2009年三轮东扩，吸纳东欧12个国家，直逼俄罗斯大门，破坏欧洲战略平衡，最终导致2014年乌克兰危机，制造了冷战结束以来东欧最紧张的国际局势。(17)在中东，欧美搭“阿拉伯之春”顺风车，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宣布阿萨德政府丧失合法性，最大程度挤压伊朗战略空间。结果，叙利亚内战孳生恐怖主义，催生“伊斯兰国”。现在，美国又四处组建反恐联盟，准备再度卷入中东战争。在亚洲，为了防范中国崛起，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亚太”，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亚太安全受到挑战。可见，扩张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使西方在中东、东欧和亚太同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救火，这同20年前美国享受单极世界的“悠哉游哉”状况相比，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冷战结束时，美国坐拥二战以来最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国际上，苏联解体让美国享有单极世界的优势;国内，由美国率先掀起的信息革命方兴未艾，其经济领先地位持续加强。然而，意识形态的自满让美国经济、政治和外交都趋于极端。市场和民主双双失灵，公众对政府和市场的信心应声下落。美国不仅迅速挥霍了最佳战略机遇期，而且面临全面危机：经济上陷入金融危机，政治上遭遇民主危机，外交上受挫于干预危机。

　　世界已经浓缩为地球村，当自由主义在欧美风生水起的时候，发展中国家难以置之度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改革的苦闷徘徊期，自由主义兴起恰好满足了当时的思想理论渴求。更有甚者，由于理论水平的局限，以及对发达国家科学、发展水平的崇拜，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甚至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危害也更严重。

　　自由主义是一套文化、理论和政策体系，有不少命题只能限于哲学、理论探讨，不幸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把它们当作实践准则。福山提出“历史终结”，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是对人类意识形态起源和人类终点的哲学探讨。正如福山所言，早在1806年法普战争后康德就宣布历史终结了，当时就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最终会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18)但是，对于哪个国家、什么时候、用什么途径走向民主体制，福山本人十分谨慎，反而特别强调国家的个性差别。(19)甚至，福山非常不看好发展中国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历史的困境中”。(20)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将自由民主当作一个现实政治经济学命题，似乎近在咫尺。即使是自由主义体系中的政策部分，也都处在学理性探讨阶段，仍在不断试错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休克疗法”盛行时，西方理论界主张将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以最快的速度整体移植到转型中国家。2000年左右，在东亚金融危机、独联体转型困难的现实面前，“华盛顿共识”变成“华盛顿困惑”(Washington confusion)，学者们认识到之前理论有缺陷，市场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而需要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于是又提出“良政”先行。2010年前后，西方学者又普遍认为，大规模移植政治制度鲜有成功案例，似乎还得重视具体国家的创造性。面对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政治转型，奥巴马政府已经仅限于远观兼评论了。思想理论的不断试错和完善本是自然之态，可悲的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竟然甘当政治试验用的“小白鼠”。

　　自由主义经济强调最大程度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国内的强势经济利益集因此获利最丰，国际上拥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则坐享其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府管理和财富再分配能力，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机器，这是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前提。在国际上，只有在本国占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才能实施自由化政策。过去30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意识形态裹挟下，丧失自我思考、自我选择能力，罔顾本国国情，热情拥抱自由主义，在发展道路上掉进了陷阱。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抱没有比“休克疗法”国家、拉美国家更热情，对自由民主的拥抱也没有比“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国家更热烈，而这些国家受害也最深。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那些新成立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服用自由主义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直到今天，对“休克疗法”的效果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国家之间效果不同，短期、中期、长期效果不同，经济、政治、社会效果不同。但是有一个基本共识是：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休克疗法”，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效果明显不同。“休克疗法”要求在短时期内撤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放开贸易、资本、货币政策。转型10年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同独联体之间的差别明显，这些欧洲国家1998年GDP恢复到1990年水平，2000年在此基础上增长6%;独联体国家2000年GDP只有1990年的63%。1990-1999年，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口最多的波兰GDP增长40%，而独联体中人口最多的俄罗斯GDP则缩水40%。(21)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10年转型比较成功，除罗马尼亚外“人类发展指数”均有所提高，分别为：波兰0.71-0.78、匈牙利0.70-0.77、阿尔巴尼亚0.6-0.65、保加利亚0.69-0.71、罗马尼亚0.70-0.70。相比之下，独联体国家除亚美尼亚外，“人类发展指数”整体倒退，分别为：亚美尼亚0.63-0.64、吉尔吉斯斯坦0.60-0.58、摩尔多瓦0.64-0.59、哈萨克斯坦0.68-0.67、俄罗斯0.72-0.71、乌克兰0.70-0.66、塔吉克斯坦0.61-0.52。在解释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不同结果时，曾主导“休克疗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在报告中认为，各国国情、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异，都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中东欧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条件好。这些国家与欧盟关系密切，欧盟给予货币、财政、技术支持，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22)对于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独联体国家而言，1990-2000年无疑是失去的十年。同一时期，亚洲一些转型中国家在政府主导和控制下，逐步分阶段推动市场化，取得良好效果。根据“人类发展指数”，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最快、效果最好，发展指数分别为：中国0.50-0.59、越南0.47-0.56、韩国0.73-0.81、印尼0.52-0.60、马来西亚0.64-0.71、新加坡0.74-0.80。(23)

　　对于实施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国家而言，失去的时光并非始自1990年，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1970年代初债务危机发生后，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操纵下，拉美国家执行“结构调整政策”，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率升高、物价上涨。例如，秘鲁1990年实施“结构调整政策”，一夜之间取消政府补贴，汽油价格上涨3000%，水价上涨1300%，电价上涨5300%。(24)到1990年代，拉美除古巴之外都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本来已经脆弱的经济突然向国际市场开放，非常单薄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骤然缩水，自然会引发经济、社会双动荡。人们习惯上把1980年代称为拉美失去的10年，其实25年来拉美经济都处在极端困难之中。1980-1999年人均收入只增长11%，是近一个世纪中最糟糕的20年，1999-2004年人均收入增长更只有1%，年均0.2%。(25)2000年前后，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弹，拉美各国纷纷打左转灯，带有左翼社会思潮的政党陆续上台，包括委内瑞拉(1998年)、巴西(2003年)、阿根廷(2003年)、乌拉圭(2004年)、玻利维亚(2006年)、厄瓜多尔(2007年)、尼加拉瓜(2007年)、巴拉圭(2008年)。

　　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受自由民主思潮影响，但受害最深的莫过于为此而掀起革命的国家。20年来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包括：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参与“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在这些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比较幸运，发生革命后的10年内“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保持原样，分别为：吉尔吉斯斯坦0.61-0.62、格鲁吉亚0.71-0.74。此外，突尼斯仍然处在政治混乱中，埃及又退回军事独裁，黎巴嫩处在内战边缘。所有其他国家，乌克兰、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都处在内战中，国家完整能否保持都是一个大问题!当年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树为榜样的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按照西方路线图追求政治转型，现在仍然没有一国迈入西方设定的民主门槛。根据“政治指数”评估，莫桑比克4、坦桑尼亚-1、乌干达-2，它们不是向民主转型，而是与民主政治渐行渐远。

　　热烈拥抱自由民主的国家，之所以落到今天“国将不国”的境况，其根源就在于落入了西方的民主神话。实际上，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神化了民主政治的功能，把它推上了神坛。民主、自由、平等、民生、政治稳定、国家认同、民族融合、宗教信仰、经济繁荣等都是人类核心价值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点不同，最紧迫的需求也不同。民主与专制的区别，远没有稳定与动荡的区别重要。(26)2008年，美国政府向公民提供的服务人均17000美元，阿富汗只有19美元，这就是强政府与弱政府的区别，这些远远大于民主与否的区别。(27)美国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将民主政治作为统驭一切的价值，认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却不支持这种观点。福山研究人类政治发展史后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部分：国家建设、法制、民主监督，最基础的是国家建设，包括国家认同、政府能力等。(28)显然，国家建设不能依靠民主，而是必须优于民主、先于民主。“阿拉伯之春”国家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发展的优先次序摆错了。在中东地区，很多人的种族认同、宗教认同、部落认同超越、对抗国家认同，对民族国家构成极大挑战。国家认同、民族融合不可能通过选票完成，缺乏国家认同的地方也没办法搞民主选举。事实证明，引进民主选举没有解决原本存在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阶级斗争，反而导致国家和政权崩溃。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发展，但是历史案例却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可靠联系。(29)相反，过去10年增长比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按西方脚本实施民主改造、而是维持强大行政能力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委内瑞拉、阿根廷等。经济水平低的国家不需要多党民主，而是需要具有决断力的“仁慈权威”。唯此才能够落实经济发展与改革方案。(30)

　　自由主义占据世界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30年，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革命，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发展、民主、政府职能的观念改变了。2007年后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冲顶回落的时候，却没有具有竞争力的替代产品，说明30年来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创新乏力。

　　市场没有像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可以自我调节、共同致富。贫富差距导致结构性需求不足，资本的投机性催生经济泡沫，这些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下，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烈。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万分之一家庭占全部家庭收入的5%，这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贫富差距。(31)最富有的400人的资产，超过最底层1.5亿人的资产之和!资本的投机性炒作史无前例，被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称为“疯狂”。(32)2010年全球货币交易额超过1000万亿美元，其中与物质生产直接有关的仅占1%，货币存量比经济总量高16倍。2009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4.2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90倍，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日成交量10万亿美元，达到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00多倍。(33)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更难调和。全球化、信息化使资本主义生产首次真正全球化了，但是国家管理仍然局限在主权国家内部。资本、商品、技术流动全球化了，但劳工标准、公民身份、社会福利并没有全球化，美国人可以享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低息贷款，享受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劳工标准，地球既平且陡。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和资源在减少，大量的非政府机构、跨国公司同主权国家争夺经济管理权。新自由主义既不能应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矛盾也束手无策，不得不让位于新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左派经济学家科茨却哀叹：全世界各地、左中右派都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已经死了，但是在现实中仍将占主导地位，因为左派提不出更好的、更可靠的思想。(34)在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的经济学家会议上，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但没有替代性思想可供选择。”(35)19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已经出现了，直到1980年代初才取代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济学家们现在还看不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理论，这不能不说是过去30年理论创新的悲剧。

　　20多年前福山曾信心十足地说，自由社会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自由民主制度都能解决。(36)现在，福山的观点变了，他认为美国“民主衰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无解。(37)历史上，每次遇到大的政治危机，西方往往通过释放更多的个人自由、扩大选举权来解决，交替使用“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和“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目前在欧美国家，人民群众享有的个人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来没有这么广泛，理应热情洋溢地当家做主人，而现实情况却是，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迷。英国1950年20%的人是政党成员，今天只有1%。对49个民主国家的调查显示，从1980年代到现在投票率下降10%。(38)政治参与热情下滑，是因为选民认识到选举不能影响政治。2009年，德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选票能对政治形成重要影响的工人所占率是零。(39)美国在企业家内部的一项民调表明，61%的人认为政治人物投票时考虑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选民，31%的人认为可能是这样。(40)当选票的含金量下降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却急剧膨胀。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感叹：“我们一点也不奇怪，拥有庞大财富和权力的金融机构能够影响决策，我们想知道的是，政府到底还有多少独立监管能力。”(41)传统上，利益集团用金钱购买选票和影响力，金融集团却通过自由主义思想改变着国家的意识形态。真正的权力来源于举国上下对市场和金融的信仰，(42)金融业似乎不仅是私营企业，还是保证美国利益的公共部门。被金钱控制的民主政治，选民当然没有兴趣参加。美国“马歇尔基金会”在题为“民主脱节”的报告中认为，政府脱离人民群众是西方民主最大的挑战。(43)没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结出累累恶果;脱离选民控制、监督的政治变成权贵之间的空中游戏，政治投机像资本投机一样趋于疯狂，体现出民主政治最黑暗的一面。根据统计，美国国会的两极分裂状态是100年来最严重的。(44)政党、政治人物无限度地放纵选民心态中最恶的一部分，无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长远利益。美国选民想减税又要福利，这样的奇迹也让政府实现了，途径就是大量举债过好日子。1980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42%，目前达到107%;家庭债务从1974年的6650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3万亿美元;(45)1978-2007年金融机构债务从3万亿美元暴增到36万亿美元，超过GDP两倍。(46)卢梭早就指出，民主的内在缺陷是没有人把公共利益当回事，(47)这大概就是美国政治的现状。

　　民主政治在美国历史上曾数度遭遇重大挑战。1934年哈佛大学校长在《外交》上撰文“当前的民主危机”、1975年亨廷顿参与撰写“三边委员会”报告“民主危机”、2013年扎卡里亚在《外交》发表“民主的新危机”，他们从不同层面认识、甚至抨击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各种危机。美国能够渡过前两次危机，是因为有“罗斯福新政”和“里根革命”。今天美国却依然沉浸在自由民主终结历史的迷梦中，哪里有新思想支撑一场政治革命呢?美国一位专栏作家指出，美国政治的问题不是两党恶斗，而是两党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新思想。(48)

　　思想意识形态贫乏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西方民主理论无法解释、概括发展中国家千姿百态的政治形态，更无法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指点迷津。近30年来，人类政治进程都要通过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审视，类似盲人摸象，难以抓住政治的本质特征。实际上，各国面临的难题不一，解决难题的手段各异，民主并非解决一切难题的最佳手段。在“自由之家”2008年统计的193个国家中，有121个为民主国家，但是有90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民主国家”是一个矛盾概念，这样的民主意义何在呢?于是，这些用“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概念无法解释的国家被称为“转型中国家”。在121个民主国家中，转型国家多达100个。(49)早在10年前，美国学者就指出“使用民主转型理论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化，构成了一种危险的习惯，把过于简单甚至错误的理论体系强加到复杂的现实政治身上”。(50)为了用“民主”这一概念解释人类政治，民主的外延不断扩大，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框架。根据熊彼特和亨廷顿定义，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即“选举民主”。(51)但是，现实生活中通过“选举民主”执政的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于是道尔又把自由、多元政治增加进来，发展为“自由民主”。(52)目前，民主几乎无所不包，选举、法制、个人自由、制度、、独立中产阶级、公民社会，一切政治进步都应当包括在“民主”概念中。据此，“民主”概念失去了确定性，成为一个不能证伪的理论体系，从而出现向神学方向发展的趋势。凡是国家治理出问题的国家，都认为是民主不完备的国家。与此相适应，民主细分类居然多达550种，包括“准民主”(semi-democracy)、“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虚假民主”( democracy)、“骗子民主”(pseudo-democracy)、“弱民主”(weak democracy)、“部分民主”(partial democracy)、“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实质民主”(virtual democracy)，等等。(53)民主成为一个神话，民主一定是对的、好的;凡是不好的、不对的，一定是不民主的。近来，欧美政治出问题后，有人就认为欧美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54)

　　在中东，宗教、族群因素同政治密不可分，同西方民主理论也格格不入。凡是不顾这些基本条件，贸然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都陷入了困境。相反，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创造性地把宗教与民主相结合，各自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在东亚，多数国家历史上一直是中央集权、行政主导、大政府小社会，这些国家在过去30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显而易见，民主那一套理论无法解释复杂的政治现实，因而必须跳出民主迷思，发挥创造性思维，发展超越民主的新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现实。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完全依赖发达国家。1837年美国建国半个世纪后，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一书中称，我们依赖他人的日子，我们充当他国学识之徒的漫长时期行将结束，我们将不再由外国丰收庆宴上的残羹剩菜来喂养，这样国家才会真正独立。(55)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真正独立，就必须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成果，其历史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过犹不及。过去30年，这两个价值观被捧上了天。80年前，哈佛大学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就警告“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能包治百病”。(56)曾经帮助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2014年3月在清华大学指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57)显然，他不再认为自由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了。自由主义本身不是悲剧，对自由主义的迷信却是悲剧。像凯恩斯主义曾把西方从1930年代大萧条中拯救出来一样，自由主义也曾让西方摆脱1970年代的滞胀。当时自由主义以喜剧开幕。然而，西方从此患上了自由主义依赖症，自由主义不仅在美欧等西方国家向极端化方向发展，而且迅速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最终，人们发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悬崖边时，却没有可靠的替代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悲剧，这场历史悲剧可能、正在给全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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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