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日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GM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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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GMM模型

作者：李益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情报科学》2017年第11期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是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中日民众彼此的反感度远高于好感度，而2016年日本民众对中国“不喜欢”的比例达到91.6%，中国民众对日本“不喜欢”的比值是76.6%。^[1]中日舆情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在历史、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目前，对中日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众说纷纭，但真正的因素包括哪些，中日两国应该如何改善双边关系，是双方都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

1  文献综述

    关于中日两国舆情研究的成果较多，学者们大多从历史、军事、经贸、人文等领域对中日舆情变化进行了解释。中国学者对中日舆情变化的研究较为多样，但是直接分析影响因素的并不多。刘江永认为，“与经济关系相比，政治关系对民众影响要大的多”，并罗列了舆情恶化的原因，包括中国的信息化与民主化、日本政治右倾化、中国人在日犯罪、日本政府舆论影响等。^[2]鲁义比较详细的介绍中日两国认知差别，从侵略战争、靖国神社、日本对华援助以及军事安全等角度分析中日关系及民众的相互认知。^[3]翟新、李玉、尹斌和李轶楠等学者直接根据舆论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从历史、军事、领土问题等方面来总结原因，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分析拘泥于调查结果，且多为经验性归纳。^[4][5][6][7]另外，吴广义从历史和教科书问题分析中国民众对日反感度上升的原因，^[8]李素华从岛争的角度分析中日舆情变化，^[9]在分析的深度上有余，而广度上不足。

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毛里和子阐述了以2005年反日游行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与中日相互认知恶化的关系，并指出这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新问题。^[10]天儿慧认为，需要超越威胁论和历史认识问题，他对于中国是否为威胁也不置可否，对中日实力变化引起的舆情恶化采取回避态度。^[11]工藤泰志对中日舆论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系统的解读，但他是以日本人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对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方面的看法具有片面性。^[12][13][14]渡边豪和石井利尚根据舆论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相互认知分析，其中涉及到根源探析，但是分析局限于调查的数据，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15][16]森保裕从日本右倾化的角度分析了中日舆情变化，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17]

总之，中日学者对两国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军事实力对比、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差距、互联网普及和媒体引导等方面。诚然，前人对此分析较为全面，但是并未区分真因与假因，缺乏科学验证，研究方法以历史和经验研究法为主，鲜有定量建模类成果。

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行空间。本文基于国际传播理论对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梳理，国际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路径也借鉴传播学的三要素原则，即文本、制度和受众。^[18]国家形象的构建要素和舆情的影响因素都源于这三个方面。文本分析指的是从日常的信息入手，把媒体和学者对舆情的表述综合起来，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文本平台”，以此来考察舆情变化；制度分析是指，把对舆情产生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从制度层面对现行的传播方式进行解构；受众分析是指，通过问卷和实际调查的方式，对受众眼中真实的国家形象进行透视。通过对国际传播三要素的分析，可以得出影响舆情的构成要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外交、自然环境、社会、教育、科技、体育和国民等。具体到中日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文本分析中，学者和媒体把中日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军事实力对比、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差距、互联网普及和媒体引导等方面；制度分析方面，媒体传播的倾向性对民众的观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受众分析方面，根据“言论NPO”报告中关于民众的问卷调查，领土问题、政治关系、历史问题、媒体宣传和实力比较等是中日民众认为的导致彼此舆情恶化的主要因素。在国际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些要素进行梳理，为后文的变量选取、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检验提供了可靠基础。

2  样本说明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言论NPO”报告中的2005年到2016年中日舆情变化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拟通过相关性检验的方法对样本与变量进行分析，得出中日舆情变化相关性较高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即GMM）模型对其进行回归检验，剔除混肴试听的假因，探索真正的影响因素。

2.1报告解读与样本说明

图1：中日舆情调查数据（单位：%）

数据来源：“The 12th Japan-China Joint Opinion Poll 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2016）”，September, 2016，http://www.genron-npo.net/pdf/2016forum_en.pdf.

由图1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民众彼此的好感度与反感度是负相关的，并且总体上反感度较高，这表明中日两国的舆情处于低谷期。由于对反感度的分析更能挖掘中日舆情变化的根源，所以本文将2005-2016年中日民众彼此的反感度作为分析样本。

根据最新舆情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是8%，反感度是91%。日本民众对华舆情恶化严重，而原因更是复杂多样。如图2所示，日本民众对华反感的主要原因是领土争端，其次为中国实力上升造成日本民众的不适应，此外还有历史问题和安全问题等。

图2：日本民众对华反感的原因

数据来源：“The 12th Japan-China Joint Opinion Poll 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2016）”，September, 2016，http://www.genron-npo.net/pdf/2016forum_en.pdf.

相比之下，2016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是21.7%，反感度是76.7%。而2013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最差，好感度为5.2%，反感度为92.8%，随后四年的反感度逐步下降。由图3可知，中国人对日反感的主要原因包括历史认知、领土争端、打压中国、政治右倾化、反华宣传、对华态度等。

图3：中国民众对日反感的原因

数据来源：“The 12th Japan-China Joint Opinion Poll 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2016）”，September, 2016，http://www.genron-npo.net/pdf/2016forum_en.pdf.

总之，根据对报告的解读，在中日舆情变化的因素中，领土问题、政治关系、历史问题、媒体宣传和实力比较等占据了主要地位，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认知差异造成了彼此反感度上升。作为国际传播理论中受众分析的数据来源，这些原因为变量选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2.2变量选取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尽量扩大解释变量的范围，并通过SPSS相关性矩阵，对样本与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相关性系数，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从而减少模型的复杂度。根据文献综述及国际传播理论的选取标准，影响中日舆情变化的因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实力对比、媒体宣传、政治关系等。本文拟从以上相关的维度选取变量。

历史问题方面，本文选取日本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作为代表性指标。从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触发及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19]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具有为侵略战争和战犯翻案的性质。”^[20]因此，日本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看法，本文通过媒体报道总结了2005年至2015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次数作为自变量之一。

表1：2005-2015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数据（略）

注：在赋值方面，日本首相当年参拜靖国神社赋值为1，没有参拜赋值为0。

军事安全方面。在2016年“言论NPO”报告中，中日舆情恶化的最主要因素都与领土争端有关，分别占60.6%和64.6%。这一结果与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所引发的两国长时间的冲突有关，两国民众对彼此军事发展都抱有极高的警惕性。因此，本文选取2005年到2015年中日两国军事开支占GDP比值作为安全方面的自变量。

图4:2005-2015年中日两国军费开支占GDP比值（单位：%）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政治关系方面。刘江永认为，中日舆情变化主要是受到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影响，同时也是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一种表现。^[21]本文有关政治关系的变量选取，参考了刘江永的“政经温差衡量法”中“从各级高层互访的角度衡量中日政治关系”。本文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中关于中日领导人互访的新闻，统计出2005年至2015年中日两国总理及以上、副总理及以上、部长及以上正式互访的数量作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量化指标。

图5：2005-2015年中日领导人互访数据（单位：人次）

数据来源：外交部官网：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default.shtml.

经贸关系方面。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于痛苦挣扎在经济低迷状态中的日本来说，就成了某种不安的因素。也就是在这时，媒体把中国看作威胁或者对手的论调开始引人注目。”^[22]同样，日本民众在反感中国的原因中也提到“中国人看起来具有霸权行为”和“破坏国际规则”。GDP是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因此，本文将中日两国的GDP比值作为一个变量引入模型中。同时，引入日本对华进口与出口贸易的数据、日本对华投资数据来反映二者贸易往来与舆情的关系。日本民众对华的舆情恶化可能建立在自身经济低迷的基础之上，所以，本文引入日本经济景气指数、CPI作为分析变量。

表2：中日部分经济数据（略）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国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na?view=chart；日本的整体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japan?view=chart；日本统计年报：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nenkan/index.htm。

人文交流方面。2016“言论NPO”的报告指出，日本人对华产生好感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现在与他们更熟悉的交流，尤其是在日学习的人”占46.3%，互相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善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有益处。因此，本文选取2005年到2015年中日彼此的旅游人数和留学人数作为分析变量。

图6：:2005-2015年中日旅游人数（万人次）

图7：:2005-2015年中日留学人数（万人次）

数据来源：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http://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e/index.html；中国教育部统计：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0502/t20050206_77817.html；日本统计年报：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nenkan/index.htm；中国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K05&sj=2013；日本整体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japan?view=chart.

3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传统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例如普通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和极大似然法等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即参数估计量必须在满足某些假设，比如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或某一已知分布时，才是可靠的估计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采用广义矩估计法，即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矩估计方法的一般化。^[23]

相对于传统估计方法，GMM模型具有以下优势：第一，GMM模型不需要知道随机误差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只要模型设定正确，则总能找到该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若干矩条件进行估计”^[23]；第二，在实际建模过程中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影响中国对日民众反感度的自变量选择，如果采用严格的逐步回归，最终能够通过检验的变量数有限，损失了部分有建模价值的自变量，而运用GMM模型，不需要知道随机误差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可以引入更多的自变量，从而使模型更能全面反映中国对日情绪的影响变量，并给出估计；第三，相比线性模型模型，GMM 模型能较好地处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同时，通过选择恰当的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还能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由于本文是考察中日民众彼此反感度与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因此可设立如下形式的动态面板模型： 

其中，y代表中日民众彼此的反感度，自变量x根据统计检验进行逐步引入和筛选，最终确定的方程，要求在各项系数通过P值检验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多的引入自变量，其中，ε为残差项，回归方程系数a不为0。

4  实证分析与检验

4.1相关性矩阵

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与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相关关系通常用小写字母r来表示，假设两个变量是x和y，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一般采用积差法，计算公式如下^[24]

表3：中日反感度相关性矩阵（部分）

	中国对日反感度（相关性r）	日本对华反感度（相关性r）
中国GDP	0.756810818	0.887925382
中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值	-0.616578564	-0.538499506
副总理（及以上）互访	-0.878537975	-0.499895571
中国赴日旅游人数	0.470994549	0.513572534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0.229111139	-0.555353193
日本GDP	0.003059159	0.274888601
日本景气指数	0.347180527	-0.38554657
日本军费开支占GDP比值	0.632617944	0.53174088
日本对华投资	0.784813088	0.802070209
中日GDP比值	0.747201842	0.815614021

通常而言，“相关系数r的符号反映相关关系的方向，其绝对值的大小则反映变量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会超过1，所以r的取值范围为“0-1”。^[24]r值则反映着两个变量相关方向、程度上的差异，即r的绝对值越接近1，则二者相关性越强，正值代表正相关，负值代表负相关。

由此可知，中国民众对日反感度与中国GDP、副总理（及以上）互访、日本军费开支占GDP比值、日本对华投资、中日GDP比值等具有相关性。日本民众对华反感度与中国GDP、中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值、中国赴日旅游人数、日本军费开支占GDP比值、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GDP比值等相关。其中，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相关性与二者不高，但是由于此事件的重大影响具有滞后性，滞后相关性检验也显示，参拜靖国神社对未来三年的中日舆情都有影响，因此，本文默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民众对日反感度具有相关性。

4.2中国对日反感影响因素的回归检验

“相关图只是大体反映现象的相关程度。因此，还应该利用科学的方法进一步分析相关的密切程度。”^[24]本文通过Eviews软件的广义矩估计进行再次回归检验，以期筛选出影响中日舆情变化的可靠因素。

如表3所示，本文在建立回归模型时，出现很多解释变量难以取舍的问题，这些解释变量（包括相应的滞后变量）在分析中可能都对因变量有影响难以取舍。“这种情形下，可以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stepwis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STEPLS）利用各种统计准则筛选解释变量。”^[23]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是在备选的全部解释变量中，按照它们对因变量影响大小、变量的显著程度或对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的贡献大小，由大到小地逐个引入回归方程。同时，已被引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在引入新变量后也可能失去重要性，从而将其剔除。经过逐步地比较判断，最终按照建模者的意愿产生最优的回归模型。本文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对中日双方反感度的相关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得出GMM模型。

表4：中国对日反感影响因素的GMM模型

自变量	系数	T检验	P值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15.01256	13.38201	0
日本军费开支占GDP比值	346.9678	12.06526	0
日本对华投资	0.0000069	6.200267	0.0008
C（截距）	-170.8124	-8.966362	0.0001
R方	0.985792	Mean dependent var	63.96364

注：R方代表模型的拟合度，数值越接近1，说明拟合度越高；系数代表自变量的正负相关情况，由于自变量本身基数的单位差异导致系数的绝对值大小不一，因此对通过检验的自变量系数主要参考其正负。

根据表4的模型输出显示，系数均通过了统计检验，R方约为0.9858，显示模型较好的拟合程度。其中，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军费开支占日本GDP比值，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等三项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均与中国对日反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换言之，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直接导致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消极情绪；日本军事实力的提升也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感。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模型在经济方面的数据显示，日本对华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善日本在中国民众眼中的形象，而是相反的结果。 

4.3日本对华反感影响因素的回归检验

表5：日本对华反感影响因素的GMM模型

自变量	系数	T检验	P值
日本景气指数	-0.901497	-3.824965	0.0065
中国对日本GDP比值	39.45005	9.865033	0
中国赴日旅游人数	-0.10969	-7.92686	0.0001
C（截距）	129.703	5.921779	0.0006
R方（R-squared）	0.919897	Mean dependent var	72.6

注：R方代表模型的拟合度，数值越接近1，说明拟合度越高；系数代表自变量的正负相关情况，由于自变量本身基数的单位差异导致系数的绝对值大小不一，因此对通过检验的自变量系数主要参考其正负。

根据表5模型结果显示，系数均通过了统计检验，R方约为0.9199，显示模型较好的拟合程度。影响日本对华反感度的因素主要包括：日本景气指数、中国与日本GDP的比值、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其中，中国对日本GDP比值和日本反华情绪成正比，从前文数据可知，中国对日本GDP比值不断加大，即中国GDP大幅赶超日本，这导致了日本对华反感度上升。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景气指数与对华反感度呈反比，即日本景气度的下降会导致对华反感度的上升；中国赴日旅游人数与日本对华反感度呈反比，也就是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的增加有助于降低日本对华反感度。

5  结论与建议

传统的经验分析法对中日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过于泛化，并未分辨这些影响因素的可靠性。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检验得出，历史问题、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和日本军事实力上升等，是影响中日舆情变化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投资并未改善其形象，而中国游客的增加对于本国形象的改善有益，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确定了投资与旅游对两国舆情的正反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5.1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依然是影响两国舆情的重要因素

根据2016年“言论NPO”的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反感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上缺乏道歉和反省”，占63.6%。而日本民众对华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苛责”占44.2%。通过回归实验，检验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影响中国民众对日观感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否认侵略战争等。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右翼势力的施压下加强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尤其是2005年4月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在很多方面美化和歪曲侵华战争的历史。^[25]由于历史原因，靖国神社被保留下来，并且始终是日本保守势力的精神寄托，二战后，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到2006年的连续参拜对日本和周边国家关系的伤害巨大，安倍晋三在2013年的参拜行为也引起了各国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认为，对于中日历史问题，“日本人认为无论怎么道歉，中国还是反复执拗的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很多日本人对这种态度开始感到厌烦，‘中国也不要太过分’和‘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之类的反感情绪逐渐加强；而中国认为，日本政客对于历史问题的不当言论和行为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了伤害，认为日本人对历史认识不充分，政府放任这种现象。”^[26]2002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对日新思维”的观点，^[27]引发了中日两国学界的激烈讨论。在历史问题上的“新思维”究竟应该是日本的责任还是中国的义务？这就像“历史问题”本身一样难以达成共识。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课题，而民众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来自政府引导。因此，两国政府和媒体在历史问题上都应该以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正确引导民族感情，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5.2 日本军事力量的提升对中国民众的舆情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2016年“言论NPO”的调查中，“日本社会部分出现军国主义趋势”是中国民众反感日本的一个原因。近代中国多次遭受日本侵略，尤其是侵华战争的伤痛依然历历在目，因此，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提升具有本能的反感和担忧。日本政府2016年12月22日通过总额51251亿日元(1美元约合117日元)的2017财年防卫费。这是2012年以来安倍政权防卫预算的“五连涨”。^[28]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不断突破“禁区”，在“武器出口三原则”、“无核三原则”、“国防基本方针”、“集体自卫权”、“专守防卫承诺”和“和平宪法第九条”方面动作频频，严重挑动邻国的神经。面对日本在“军事正常化”方面的进展，中国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一方面，应该看到日本民众对复活军国主义的反感，不要过度解读日本右翼在军事方面的挑动；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本国实力，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解决外患的根本出路。

5.3 中日两国实力的变化是导致日本对华舆情恶化的主要因素

正如2016年“言论NPO”的调查，日本民众对华反感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人看起来具有霸权行为”，“中国人在发展能源等方面更自私”，“破坏国际规则”。这几个原因都代表了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反感。日本在发展的黄金期过后，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而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力迅速提升，并且在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不仅包括GDP的增长，也包括军事实力的上升，而这一点是日本民众对于中国“霸权行为”担心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国军事实力上升导致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处于下风，使得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更加恐惧。在这一问题上，日本的国民性不容忽视。“日本是个尊崇实力、与强者为伍的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心态复杂”，“日本一些人不适应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趋势，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29]

因此，一方面，日本民众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放弃“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态，虚心接受中国的发展，平等对待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要本着“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加强公共外交的力度，探索海外舆情的引导机制，主动减少日本民众对华误解，避免舆情恶化。

5.4旅游与投资对中日两国舆情的正反影响

中国赴日旅游人数的增加改善了日本民众对华印象。民众赴外旅游可以看作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手段，有利于传播本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随着中国民众收入不断提高，出境旅游的人数也逐年增长，而日本成为中国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从图6的数据中可以看出，2010年以来，日本来华旅游的人数从373.12万下降到2015年的249.77万，而中国赴日旅游的人数从2011年的104.32万上升到2015年的499.38万。而这一阶段恰逢中日矛盾的集中爆发，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付诸到实际行动中。中国民众赴日旅游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在日民众中的形象，这表明人文交流对于舆情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启示我们在改善双边关系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

日本对华投资并未改善中国民众对其印象。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保持了较高的对华投资额，但是中国对日本的好感度并未显著提升。舆情作为民族情绪的反应，不是由经济决定的，而是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经济投资更强调对等性，当这种对等性的要求难以满足时，国外投资就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剥削者，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因此，日本对华投资并未帮助其改善在中国的形象。

总之，由于现实和历史的纠葛，中日两国民众对于彼此的观感已经进入谷底，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急剧增加。而通过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本文认为这一现象与历史问题、国力对比、领土争端和国民心态等有关。中日两国政府与民众都应该以中日友好作为出发点，对于难以解决的历史和领土问题应该以友好协商的姿态去处理，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加强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互相学习有益经验，在互融互通中逐步消解双方的矛盾，创造一个良好的舆情环境。（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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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