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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回顾】郑永年:从英雄到暴君,穆加贝式领袖的宿命

2017-11-27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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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从英雄到暴君,穆加贝式领袖的宿命


作者:*郑永年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本文来源:本文版权归正角评论(ID:zhengjiaopinlun)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编者语:

北京时间11月20日下午6时,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有条件辞职。


根据CNN网站报道,在穆加贝提出的一系列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愿意放弃国家最高权力。据直接接触谈判的人士指出,穆加贝提出的条件包括自己和妻子格蕾丝将享有“完全豁免”,以及保证自己的全部财产不受侵犯,军方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让步。

 

长达37年的穆加贝时代终于结束。


正角评论:有关津巴布韦的经济恶化,大部分网上文章都提到了是由于津巴布韦的强制土改造成的。对于这次土改主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是穆加贝为了迎合黑人老兵而进行的一次多数人的暴政,他的口号是“那些土地本身就是白人从他们手上抢走的,他们拿回来不用付钱”。这就导致了白人农场主被强制赶出了津巴布韦,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农场本身的经营经验,销售网络,种植技术一并随着白人的离开而消失了,并且西方国家的外资几乎都从这个国家撤除。津巴布韦从一个号称“非洲面包之乡”的粮食输出国,变成了非洲饥荒与通胀最严重的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穆加贝当时的做法有不得已之处,因为在津巴布韦独立之时,英国人和津巴布韦有一个协议,就是英国政府会配合津巴布韦政府出一半的资金用于购买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归还给黑人,用来换取黑人与白人在国家独立后稳定的相处。但是布莱尔首相当政后停止了这种经济资助,导致津巴布韦无法继续土地赎回政策,期待按计划获得土地的老兵们便胁迫政府强制收回土地。郑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呢?英国如果能信守承诺,是不是津巴布韦的危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呢?

 

郑永年: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很普遍。很多强人政权一旦出现严峻的国内问题,都很擅长把国内的矛盾说成是西方迫害的产物,远的如已故的卡扎菲和萨达姆,近的就如眼前这位被迫结束自己政治生涯的穆加贝。津巴布韦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是有历史的包袱,但是最核心的原因还是穆加贝领导的政党本身执政的失败。


要理解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建国历史。津巴布韦的实质性独立是在1965年。时任的白人政府单方面宣布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前身)脱离英国的管辖独立后,又在1970年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体。在建国之初他们实行的是美国式的选举制度。所以第一次真正的大选,有着人数绝对优势的穆加贝的政党击败了以白人为核心的政党而当选。这时的津巴布韦其实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可以选择彻底将宗主国英国的势力彻底逐出津巴布韦,也可以选择和英国合作。由于在经济和治国上没有任何经验和基础,穆加贝选择了后者,他和英国谈判,承认并保留了白人农场主们在国内的权利,同时也保留了英国在津巴布韦大量的投资权益。但是穆加贝在领导革命的初期就承诺过要让跟着他战斗的士兵得到土地,所以作为折中解决的办法,英国愿意出一半的资金,协助穆加贝政府将白人在津巴布韦的土地逐步赎买,和平地交还到本国农民手中。这就是英国人帮忙出钱购买土地的条约《Lancaster House》的由来。


但是实际的执行却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穆加贝所领导的政府和所有的非洲政府一样,非常腐败。英国人支付的钱,大部分没有流到白人农场主手中,而是被政府官员克扣掉了,土地被收走后也没有真正到达黑人农民手中,而是被政府官员拿走了。只有最贫瘠的土地资源被象征性地发给了底层农民和士兵。例如,1994年4月,一份独立的报纸就揭露有一个面积有三千英亩原来属于白人的农场,被政府强制低价购买,然后租给了前农业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而这个农场本身是用来安置33户没有土地的人。这名部长并不是个例,更多的政府高级官员被揭露出来占用了政府征用的土地,包括穆加贝的总办公室主任、第五旅的司令、警察总局局长等等,都是穆加贝的亲信。


这就导致了三个直接的后果。第一,白人农场主开始拒绝将土地卖给政府;第二,英国人发现英裔的津巴布韦农场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赎金后,开始拒绝支付;第三,黑人老兵开始大规模反对穆加贝的统治。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黑人老兵对穆加贝的反对并不是开始于英国停止支付之后,而是早在英国还在继续支付土地赎金时。所以穆加贝和自己的执政党Zanu-PF将社会动荡的罪名推到英国人头上是属于推卸责任。


在英国停止支付赎金后,津巴布韦国内的土地赎买政策陷入了完全停滞,穆加贝迫于老兵团体为主的庞大压力,开始纵容黑人退伍士兵与政府官员抢夺白人农场主土地的,而且虽然名义是抢夺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实际上就算是黑人农场主的土地也遭到了政府官员与暴力民众的抢夺。这就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整个津巴布韦以白人为主(包括富裕起来的那部分黑人)的农场主阶级集体逃亡出了这个国家。当农业产业的核心人群集体逃离时,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就陷入了崩溃,并最终开始了一系列的通货膨胀。

 

正角评论:穆加贝治下的津巴布韦在这次暴力土改后的饥荒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处于粮食紧缺状态,每天都有很多人饿死。南非一次援助的“裹尸袋”都有15万个。在西方媒体为代表的宣传中,津布巴韦往往就是一个在政府的腐败和暴力统治下,民众处于炼狱之中的失败国家,而穆加贝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是青年时期的穆加贝却是一个在西方也备受推崇民主自由的斗士,他还为了民族独立与民主遭受了10年的牢狱之灾。更重要的是这类现象并不孤立,很多读者这几天都在网上议论,为什么这些青年时代的民主斗士取得了政权后,纷纷将这个民主化的政权和国家搞成了一个甚至还不如殖民地时期的失败的存在?郑老师能详细谈谈这个现象么?

 

郑永年:第一,这种现象是民主这种制度与非洲文化结合的产物。津巴布韦的民主,是本土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精英领导的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长期殖民的过程中,以穆加贝为代表的青年政治领袖一方面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西方强大的核心在于其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者的民主追求。这些受了西方知识体系教育的年轻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功利主义者,他们初期的政治活动就是动员起对现状不满的本民族社会群体,与经济建设并无多大关系。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在西方也是如此。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就是说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民主尽管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但必须达到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


同时,民主经常表现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即使在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之后,妥协更难出现了。大家所看到的都是精英之间的互相反对和否决。非洲的情况则更为糟糕。非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非洲历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奴”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政权更迭仅仅是一个国王取代另一个国王,一个奴隶主取代另一个奴隶主。这种文化在非洲独立运动后是否已经转型?经验地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国家在经济上彻底的失败。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再加上他们本身的革命经验也没有任何跟经济建设相关的部分,他们往往执政后的主要活动也就是持续的斗争。


因此,在这些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投机者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例如英国殖民者)的方式,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例如在津巴布韦的黑人农场主,他们既不是殖民者,也不是殖民者后裔,只是因为他们的农场接入了由白人主导的农业经济体系,所以他们被当做殖民者的帮凶,也成为了暴力掠夺的对象。这样的政治动员表现出来就是多数人的暴政,穆加贝的妻子所代表的派别,就是在煽动底层民众在基层公务员的带领下肆意掠夺农场主和小企业主(大企业主往往有军方撑腰,她的派系不敢随意掠夺其资产)的政治运动中壮大起来的。很多媒体从吸引眼球的角度上把她和她的派别的崛起描述为“宫斗剧”的结构,其实是没有看清这类事件的本质。 


人们对民主的美好印象,是由于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和资本主义同时进步。一方面,民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资本主义的进步,例如法治的实施、社会的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政策的确立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维持庞大的中产阶级,帮助民主的可持续发展。西方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并非资本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结果——民主使得资本主义“变好”。


但在非洲,民主都走向了反面。正如刚才提到的,民主和非洲的特殊文化造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所以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几乎全部的资本流出本土,因为民主在多数人的暴政下摧毁了资本安全的基本保证。在津巴布韦,民主导致了社会的进一步的沉沦,向“坏”的方向发展。最终造成了社会从一个殖民地时代的温饱社会,变成了一个饥饿横行的社会。


第二,值得所有人注意的问题是,这些革命者在真正取得政权后,因为发现民主不解决问题,他们对民主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当民主被整合和提升为一种代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时,就产生了一种“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挤在一起”的现象,也就是说,把西方所有好的东西都归结为民主。这些非洲的独立精英们由于正是受到了这种教育,他们也认为民主政治带来今天西方的所有成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大部分辉煌成就,和民主尤其是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民主这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却对西方以外包括非洲在内的国家具有很大吸引力。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在一段时间内都把民主视为必须追求的,能够使国家强大起来的政治价值。这些国家的知识界往往也在大力引进关于民主的正面资料的同时选择性的忽略那些反思和批评民主的文献,这种情况甚至今天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你刚才提到,很多读者都有这个疑问,为什么实行民主后的这些非洲国家甚至都不如殖民地时代,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国家成功的实际过程是法制在先,民主在后。所以西方国家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都早已建立了有效的法制和法治。以法国为例,真正促成法国进步的是大革命之后的“反动”,尤其是拿破仑时期确立的“拿破仑法典”和官僚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这才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殖民地时代的非洲国家虽然没有民主,但是西方却在当地维持了一定基础的法制,所以那时的非洲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是社会仍能取得一定的建设成就。


当非洲的民主精英们取得了政权之后,由于之前认识的偏差,首先被忽略的就是法制和官僚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他们发现大众民主这套制度除了让他们随时面对汹涌又难以驾驭的民意外,并不提供任何建设国家的工具,甚至连国家的稳定也没有基本的制度保证。这就造成了他们必须寻求新的“治国工具”,从而切换成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甚至直接赤裸裸追求“君王”式的政治地位。


法制的缺失让这些国家失去了殖民地时期稳定的最重要基础,执政精英的转变又将这些新政府变成了权谋的角斗场,国家便难逃悲剧的命运。

 

正角评论:不管穆加贝本人执政如何,他领导的津巴布韦政府总的来说是一个亲华政权,穆加贝也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如果穆加贝下台以后,郑老师认为新的领导人还会沿用亲华政策么?

 

郑永年:对穆加贝本人如何看?我们当然需要一个历史的角度。他早期还是为他的国家做了一些事情的。在那些曾经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如何处理殖民者留下来的遗产一直是个难题。象新加坡的李光耀那样能够有效处理殖民遗产的政治家少而又少。穆加贝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中国在对外投资等经济政策上,没有意识形态等附加条件,在津巴布韦这样饱受西方制裁的国家,自然受到青睐。今天西方经济危机自顾不暇,所以津巴布韦不论谁掌权,都应该不会改变跟中国合作的态度。同样,中国也不会因为津巴布韦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政策。

 

穆加贝领导的政权确实亲华,但是由于其政治上的失败,津巴布韦在这些年来的动乱和危机中,华人也饱受损失。在粮食危机最严重时,中资企业、华人华侨商店成为被抢劫的主要对象之一。当时我国湖南省派出的驻津巴布韦医疗队驻地被抢,湖南省卫生厅派出的前往津巴布韦慰问医疗队的出访团组也接着被抢。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学者一般认为政治改革就是民主制度,但是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法制、官员选拔与任期制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改革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如果缺乏法制建设,体制建设,不管是穆加贝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新来的那些中国人民的新朋友,都很难带领津巴布韦这个曾经的“面包之乡”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这些方面,中国本身实际上具有很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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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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