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薛力：“中华礼治秩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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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中华礼治秩序”初探

作者：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

中国将致力于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是全球瞩目的议题，中国学者有必要加以思考与回答。笔者的思考体会是：中国可能将致力于建立“中华礼治秩序”，或叫“中华礼治体系”。其主要特点是：“礼”成为秩序（体系）的关键粘合剂；这是一种圈层结构；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

“礼”的地位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对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影响巨大。而“礼”在儒家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的“仁”“义”要靠“礼”来实现，而“智”与“信”则是实现“礼”的手段。古代中国还有“家国同构”的理念，所以， 强调“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也就是说，无论是处理个人关系还是国家间关系，都要“有礼”，而“失礼”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显然，这些状况现在依然存在。

“礼”在汉语中含义广泛：恰当的言语或行为、行为准则、仪式、赠物、姓，等等。“五常”中的“礼”主要指前两者。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里，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即华夷秩序，中国在处理与藩属国关系时奉行“薄来厚往”。这种做法无疑“合于礼”，且有助于维持彼此间关系的稳定，进而维护整个华夷秩序。今天，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未必采取“薄来厚往”的做法，但也没有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扶持对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是重要考量，因此强调正确义利观、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等，并大量投资于经济回报不太理想的基础设施。在未来的“中华礼治秩序”中，作为主导国的中国在处理与体系内成员国的关系时，也不大可能强调相对获益。原因在于，这既不符合大国与小国相处的一般特点，也不是中国一贯的风格。

圈层结构  华夷秩序是以皇宫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圈层结构体系。体系内的成员，不但亲疏有别，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制色彩。皇宫周围是王畿，王畿之外以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或宾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前三服为“华”，属于开化之地；后二服为“夷”，属于化外之地。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是常态，重要的不是实现平等，而是根据适当的“礼”把个人联系起来，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转。个体之间是如此，国家间亦然。每个人的亲属关系由亲到疏包括“五服”，国家也可以参照而划分为“五服”。

基督教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在现代性框架下演化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等。这些理念已经从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全球大部分人与国家认可的理念与实践。因此，“中华礼治秩序”很难重建等级制。但亲疏有别是客观存在，也消灭不了。即使是当今国际体系，美国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可以预期，在“中华礼治体系”中，中国也会把成员国依照亲疏进行分类。不过，与中国关系最好的那批国家未必来自儒家文化圈。

体系的开放性  历史上的华夷秩序，不排斥任何国家，四方“化外之地”在进贡、册封等事务上，决定权主要在自身（藩属国在这方面的自由度相对小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外”理念，信奉“和而不同”，并强调“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基督教属于“一神教”，必然要区分“我们”与“他们”，强调“我们”是好的，必须想方设法同化“他们”，并且“我们”是先进的，必须教化“他们”。因此，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强调结盟与树敌，习惯于用制度约束与同质化盟友。中国1990年代开始强调“伙伴外交”，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继续强化伙伴外交。这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也将会体现在中华礼治秩序中。这一秩序只能以和平方式建构，很难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开放性也决定了它与现行国际体系可以兼容。基于上述特点，“中华礼治体系”的成员国数量将是动态的，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它们散布于各大洲，但大部分是中国周边国家。

总之，“中华礼治秩序”（Chinese Li-based order）既不是西方人搞了几百年的“基于权力的秩序”（power-based order），也不是现在许多国家反复向中国推销的“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based order），而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经过了现代性改造、以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为导向（bilateral guanxi-oriented）、与现行国际体系兼容的新型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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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