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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分享】康杰:著译编荐 珠联璧合——雕画美国现代国家安全"教父"

2018-03-11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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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杰:著译编荐 珠联璧合——雕画美国现代国家安全"教父"


作者:康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本文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康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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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举办《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中译本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铁军、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李锋、该书责编袁路明、该书译者张露、王迎晖及各界学者和媒体记者出席。与会学者在会上纷纷精彩发言并陆续撰写书评,我们将持续转载。此为第四篇。

著译编荐 珠联璧合

——雕画美国现代国家安全“教父”


文/  康 杰


《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一书,既是美国当代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1921—)的传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国防政策史、冷战学术史和“学术八卦”。传如其主,这是一本深邃却不狭窄、专业而不乏味的书,在多个知识领域的交汇口,引你溯流而上。所有关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政策、冷战史、中美关系、社科学术史、组织理论和防务类智库的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灵感和愉悦。


溯源而流


安德鲁·马歇尔1949年进入兰德公司,1969年受基辛格邀请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1973年创立并主持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并在任上直至2015年退休,期间服务了8位总统和13任国防部长。马歇尔对于美国国防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历史阶段。

1推动冷战期间美国政策研究完成“范式转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一理性分析”主导着美国政、学、情报界、智库等的苏联研究。这种分析视角将国家视作有一致利益和单一意志的主体,将政策视为理性算计的结果。马歇尔通过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等学者的合作,将组织理论和官僚政治模型引入美国的对苏研究,揭示出苏联决策和部署背后的组织惯例和官僚部门利益博弈的因素。

2主导制定了净评估方法和对苏长期竞争战略

马歇尔执掌净评估办公室后,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净评估方法:以特定问题为对象,综合各类因素搭建分析框架,通过兵棋推演和模型检验双方优劣势,最后得出针对性评估。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歇尔及其助手,通过对苏联经济趋势和军费比例的正确评估,影响时任国防部长温伯格制定了“竞争战略”:即将战略竞争转移至美国能够轻松保持优势,而苏联则需花费更多资源来赶超的领域;并诱使苏联大幅投资对美国威胁较小的领域。

3在后冷战时代深刻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和对华战略的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歇尔即认为中国将是继苏联后的最大威胁。马歇尔指导其弟子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本书作者之一)创造了“军事技术革命”概念,指出精确打击能力和信息网络的结合将改变战争形态,并使后发国家获得不对称优势。1996年,马歇尔资助克雷皮内维奇完成一系列兵棋推演,催生了“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概念。2001年,在马歇尔团队的推动和拉姆斯菲尔德的主导下,这一概念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一系列美国国家安全文件的关键词。在2010年前后,该概念成为国防部在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争论中的关键王牌,直接催生了 “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具体的军事战略层面,马歇尔及其弟子在近年来策划了“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第三次抵消战略(The Third Offset Strategy)”等构想。而在特朗普政府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马歇尔“长期竞争战略”的旋律也依稀可辨。

更重要的是,作为八朝元老,马歇尔在政策界和学术圈都形成了庞大的人际网络,培植和提携了诸多后辈。他启发和赞助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从组织理论到决策分析,从情报体制比较到军事创新研究,都投射着马歇尔的影子。亨廷顿、梅等美国冷战学术的领军人物,都是马歇尔的长期合作伙伴。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罗贝塔·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克雷皮内维奇(Alexander Krepinevich)、史蒂芬·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等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都曾是马歇尔的学生或助手。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尔克(Robert Work)等现任官员也曾是其下属。马歇尔同时也是战后美国智库分析方法和项目管理制度的重要推动者。其思想将随着人际和组织传承而不断繁衍,开枝散叶。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书中关于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评估的内容只占一章,且以粗线索为主,多处一笔带过、惜字如金,但仍然可管窥其中丰富内容。未来,马歇尔的徒子徒孙仍将见证、影响甚至主导美国与其未来对手的长期竞争,这或许是马歇尔真正的长期影响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作者克雷皮内维奇和巴里·沃茨(Barry Watts),都曾长期担任马歇尔的助手,同时也都是美国当代有重要影响力的防务智库学者。本书译者张露上校和王迎晖上校都是来自军内顶级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他们的珠联璧合,既融合了原作的流畅文笔,也保障了译文的专业性。本书的推荐者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打造国内军、政、学各界的战争与战略研究共同体,同时在国内和国际顶级战略学者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机制。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和资深编辑袁路明老师的专业把关,也保证了本书的卓越质量。好作者、好译者、好荐者、好出版社,珠联璧合,使《最后的武士》成为近年来国内难得的译著佳作。


思考偶得


1在对美研究中,需要发现和重视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中的“硬核”因素

在国内政策和学术界,对美研究的主导范式,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政治权力范式,如研究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性权力的来源和变化、美国与其全球或地区性竞争对手的权力对比和转移、领导人和党派权力来源和竞争等。二是政治价值范式,即从思想史、政治文化和社会舆论等角度,分析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的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并分析其政策影响。三是政治心理范式,即分析领导人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决策精英圈子的群体心理,来推出其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总结安德鲁·马歇尔对美国国防战略的影响可以发现,美国对华军事战略有其长期性的“硬核” 因素,即观念共同体传承的维度——来自马歇尔及其弟子的战略思想,以一系列学术和战术概念表现出来,并在特定时期和情势下,与领导人、国防部、军种等决策部门的政治利益和组织利益相契合,形成特定的政策结果。从“军事技术革命”这一中立性的学术概念,到“反介入”这一具体的战术概念,再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发展过程,即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且观念共同体能伴随共同体的人际网络得到扩散和传承,与前述政治权力、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相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2反思知识在政策变革中的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马歇尔虽然长期任职,思想影响巨大,但吃闭门羹、拖字诀和官僚戏法的遭遇甚至更多。马歇尔的经历,既能从正面表现美国决策体制中的“旋转门”和非正式圈子的优势,也能从反面揭示出美国国防政策制定中的种种部门利益痼疾。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各大军种由于担心预算和任务优先性的改变,合谋抵制温伯格和马歇尔的“竞争战略”。另一个例子是马歇尔和克雷皮内维奇的“军事技术革命”和“反介入”概念长期被各大军种束之高阁,敬而远之,直到2009年才被抬出来作为争取预算的武器。

马歇尔的例子证明,新概念和新理论,只有与强势的政治和组织利益相结合,才能真正产生政策效果。

3对于中国对外政策规划的思考

如前文所述,马歇尔对美国政策研究的一大贡献,即是超越了“单一理性国家”的想象,正视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复杂性,唤醒了对组织和部门因素的关切。而在我国当下的对外政策的研究和规划中,“单一理性国家”的想象还广泛存在,抽象化甚至拟人化的“国家利益分析”仍较为普遍。

在政策研究和规划中,不仅要以具体的国内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来区分不同的国家类型,也要深入拆分剖析具体对象国的具体决策部门和个人,避免以对象国整体为分析对象。

新时代国际挑战的复杂性、大国竞争的长期性、政策需求的精细化,都要求中国政策研究者掌握更多专业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完善知识结构,增强对策分析的前瞻性和独立性,为决策部门提供真正的差异化建议。就此而言,马歇尔对于现实世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审慎态度,对跨学科议题的关切,及其对人与组织理性的辩证认识,比单纯某一种“净评估方法”或某一揽子理论更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安德鲁·马歇尔   


出生于1921年。他从来不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武士,尽管他曾是美国“民主兵工厂”中的一名“战士”,也是一个“冷战斗士”,但他更像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所描述的“伟大的一代”中的最后一个人。这一代人成长于大萧条年代,年纪轻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勇敢地面对美国与苏联之间“漫长的冷战”。在作者看来,这一代人典型的特点就是具有迎接挑战的决心,不是因为这些挑战很容易,而恰像肯尼迪总统说的那样,“因为它们很难”。马歇尔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中最后一个在政府高层供职的人,因此,作者将本书命名为《最后的武士》。


  内容介绍  


2015年,美国珀修斯集团基础书局首次出版英文版。

201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首次出版中文版。

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是五角大楼的一个传奇。他任净评估办公室(五角大楼内部智库)主任一职逾40载,辅佐12任国防部长和8任总统,始终位居美国战略思想前沿。在兰德公司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马歇尔帮助确定了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适用。赴五角大楼任职后,他又率先提出了“净评估”的概念和方法,由此构建了分析美国与苏联之间长期军事竞争的新的理论框架。冷战结束后,马歇尔通过“净评估”成功预测了军事方面新兴的颠覆性转变,包括新军事革命和中国作为美国重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崛起。 

马歇尔之前的两位部下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和巴里·沃茨(Barry Watts)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访了马歇尔本人,掌握大量一手史料,同时还得到史密斯基金会的资助,获取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首次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最为关键的事件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来讲述马歇尔的故事,揭示了马歇尔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国防战略幕后顾问的思想发展轨迹,并由此提供了从冷战初期到当前美国国防战略总体变化情况的独特内部视角,同时展示了美国国防机构演变的历史。


  作者介绍  

[美]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ANDREW KREPINEVICH)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主席。著有《七个致命想定:一位军事未来主义者对21世纪战争的探讨》和《美国陆军与越南》等多部军事历史和战略著作。现居弗吉尼亚州利斯堡。

[美]巴里·沃茨
(BARRY WATTS)
曾任五角大楼项目分析评估主任,2002年起任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高级研究员。沃茨在军事历史和战略领域同样著作颇丰,著有《克劳塞维茨的“摩擦”与未来战争》等。现居马里兰州毕士大。


  译者介绍  


张露

上校,现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兼《战略研究》杂志主编。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战略学博士,并在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过专项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发展战略、地缘政治理论与中美关系。在《太平洋学报》《现代国际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发表学术文章五十余篇,代表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中西正义战争思想比较分析》等。

王迎晖

上校,现为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外军系副教授。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科学院,美国研究和战略研究双硕士,国际战略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战略、东南亚地区安全、东盟研究。独立或参与完成著作、译著十余部,发表学术文章七十余篇,代表作为《冷战后美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研究》《论“一带一路”构想布局中的东南亚地区战略运筹》等。





《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

世界知识出版社

ISBN:9787501256495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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