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71卷第2期2018年3月Vol．71．No．2Mar． 2018．016~022

DOI:10.14086/j.cnki.wujss.2018.02.002

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

桑玉成

摘要: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政治判断。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硬任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话，那么，致力于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通过切实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 党的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制度供给；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2-0016-07

党的十九大是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基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两个重要政治判断尤其值得关注。其中一个政治判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另一个则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个政治判断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全局性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表现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经济领域，意味着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向；在社会治理方面，要求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的变革；在政治领域，则意味着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建构起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供给和制度保障体系。可见，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制度供给体系的构建是其重要途径。

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

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问题，是关乎社会各个领域的结构性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有过不同的表述。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可以认为，党的八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对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准确把脉。但是，后来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社会发展的轨迹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及其反映的政治矛盾主导着社会的走向，因而，基于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而做出必要的制度和政策应对实际上也就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和贯彻。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这个论断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矛盾转向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九大之前，成了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依据和政策依据，也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提出的国策。

党的十九大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果断地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了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的现实依据在于：首先，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7年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一些产品甚至出现大量过剩。这种种情况说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来表述的主要矛盾中所谓“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其次，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民的总体收入水平以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而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正因如此，再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就显得完全不合时宜。最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注重“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表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新时代一切政策与制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政治生活

党的十九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是对十一届六中全会相关论断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说，人民的需求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提升到了“美好生活需要”。而这种“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在原有生活基础上的“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之内涵上的拓展。正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从上述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来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基本上都与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得到相对满足条件下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将政治生活纳入人民美好生活的内涵，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人民生活之需要的更为客观而深刻的认识。

（一）关于政治生活

确实，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一样，政治生活也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最高生活。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政治哲学研究丛书”，该研究丛书的总序用了“作为最高生活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题目，这正是从理论层面对人类政治生活给予的高度关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意思就是说，人是天生要过社会生活或者说是政治生活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生活，就是城邦生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治理下的社会生活或集体生活。在现代所谓政治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条件下，这种社会生活或者说政治生活已经更为广泛，甚至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政治化以及人的政治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谁也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生活。对于现代人类生活而言，政治生活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政治生活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不管愿不愿意，每个人都要过政治生活。比如说，当你呱呱落地时，你就获得了一个国家的国籍，你就因此要受到这个国家法律的管辖。当你达到一定的自然年龄之后，你便拥有并可以行使法律所赋予你的各种权利，当然也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相应义务。

选择政治生活的局限性和有条件性。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你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你所处的特定的自然环境或经济环境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选择的特点。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一般都倾向于追求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不同，在通常情况下，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热衷于追求更多的政治生活。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事”而专管“家事”，而且亚氏认为这样的结构是城邦生活的常态[3]。

政治生活的外溢性。一定的政治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其他方面的生活，个体的、团体的都是如此。就如实践中我们看到的，你具有了一定的官职之后，你的物质生活等等都可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来谈论政治生活并且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问题时，也隐含着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美好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人民向往的生活目标；二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美好的政治生活，也正是为了进一步地提升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和质量。

党的十九大之所以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要素，正是看到了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可以认为，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人民群众普遍希望生活在一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在某种意义上，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二）关于美好的政治生活

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家以及政治家都致力于探究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并致力于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莫尔就写有《乌托邦》一书。尽管“乌托邦”这个概念被解释成“子虚乌有”，与“空想”同义。但是事实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乌托邦”就是一种空想，至少莫尔的《乌托邦》不全是空想。从该书最初的全名《关于最好国家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1]来看，莫尔与陶渊明一样，所期待的、所向往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理想，既是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憧憬，同时也是对于他们所处时代和国度之政治生活的反思和批评。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有《理想国》一书，从其书名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部凝聚着柏拉图主要思想精华的著作，实际上是他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整体设计蓝图。同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是包涵着一个美好社会的价值、知识、智慧、技艺的规划和方案。

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附有一封“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信，信中对“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他写道：

假如对于出生的地方也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能胜任他的职务，没有一个人需要把他所负的责任委托给别人。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人民彼此都互相认识，邪恶的阴谋，或谦逊的美德，都不能不呈现于公众的眼前并受公众的评判……在那里，[2]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那里的人民很满意自己有权批准法律……每年选举公民中最能干、最正直的人员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4]（P51-54）

与上述思想家们停留于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探索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发现并阐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基于这个理想的美好生活的社会制度，并且为实现这种社会理想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学说，可以说影响到了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不同、立场不同以及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设计和规划也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特点。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人类的思想冲突和价值冲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而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设计，可以使得人类在差异中实现和谐共存和发展，而这正是人类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美好政治生活是更具现实性的美好生活需要

相对而言，社会要致力于促进人民政治生活的改善比致力于促进经济生活的改善更具有现实性的意义。譬如说，我们一下子难以实现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占有上的均等化，但是我们可以为所有的国民提供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诸如此类。

更进一步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的衣食住行是其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其基本需求得以满足后，人们会寻求更高一级需要的满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社会物质财富相对发达的今天，在人的最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后，人民对于政治生活的需求必然提升。正是基于此，我们说，人民的政治生活比一般的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

这种美好的政治生活需要可以表现为对一种政治清廉环境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即使城邦中的多数人并不关心国事，但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些公职人员侵蚀公共利益，也会深恶痛绝，并感到自己遭受了既不能担任公职又被侵蚀了利益这样的双重损失[3]，从而陷入恐惧与不安全感之中。

对美好政治生活的追求还表现为人们普遍希望在公平、正义、安全、和谐的环境下生活。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能够感知自己与别人的能力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因而能够接受自己的利益所得不及其他人的事实。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同样，也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其赖以生存的生活中得到基本的安全保障，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得到社会以及他人的帮助。

对美好政治生活的需求，还表现为人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公共生活。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度，也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热衷于公共事务，希望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甚至付诸行动，对于这些人，社会也有必要满足其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小到一个社区、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严格说来都是公共性的领域。美好的政治生活即意味着，但凡有人希望参与这些领域的公共生活，社会就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途径和空间。

如此看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等，已经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基本满足之后的更为重要的也更具现实性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制度供给不足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明确告诉我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这里，所谓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判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的概念，既包括了发展本身的持续上升问题，还包括了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等等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更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等的协调发展问题。而究其根本，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原因，在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诞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形态，是对发展的极大促进与保障。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我国（也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早期，人们往往抱持着一种“社会主义政权诞生之日即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之时”的观念，而忽视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使得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矛盾和曲折的过程。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务艰巨，政治制度甚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的一大难题。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即非常注重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建设，他曾在分析“文革”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进而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5]（P333）。邓小平的这一深刻论述是对新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问题的精辟总结，对于新时代的政治制度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围绕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的制度建设仍然有不小的进步空间。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充分认识到我们制度供给的不足，按照两个一百年的既定目标，不断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逐步提高我们的制度供给水平和能力。

分析起来，目前我们的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制度建设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足。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传统因素的影响，我们缺乏制度优先的观念，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如何通过制度的权威来代替个人的权威，尚缺乏普遍的社会共识。这也正是邓小平曾经特别重视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制度优先的观念，因而也就缺乏着力推进制度建设的动力；制度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制度文化的缺失。制度文化是政治文明的基础，是决定政治文明形态的内在特征。因此，当务之急，我们首先必须培育适合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为各种制度的创立、运作、维护提供观念支持和精神动力。这种制度文化，一方面需要吸收人类制度文化的合理因素，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特殊品格，培植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独特体系。

2.既定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严格说来，我们所谓的制度供给不足，主要的或许还不是说我们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更主要的问题是，与上述制度文化缺失相关联，我们既有的相当一部分制度之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多，得到充分尊重、切实落实的少。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还有一种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制度建构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制度破损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建构了某种制度之后，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制度发挥其规范性作用的时候，这个制度也许就被忽视甚至冷落了，以至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被我们称之为制度的东西被束之高阁。因此，与其说，我们的问题是“制度缺失”、“无章可循”，倒不如说，是我们的制度权威性没有得到切实的尊重，现实政治实践中有意或无意超越制度、破坏制度的现象极为普遍。正因如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与其说我们要加强制度建构，倒不如说要更加注重制度修复。在我国目前阶段，制度修复比制度建构更具现实性。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并准确研判我国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问题，找准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差距。因为，政治的逻辑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受到破损，就有更多的制度不被重视；一个一个既有的制度得不到尊重，新制度的权威性也将无以确立，以此形成恶性循环。

3.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改革的进程，既是推陈的过程，也是出新的过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就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因此，改革在解决了很多既有问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不确定”的问题。在制度建设和制度维系的问题上，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制度本身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制度发展取向不明，会给社会带来预期值低下的问题。一项现行制度持续实施的时间，一项新制度的内容及其出台的时机，新制度能否在公众中具有明确的预期，就构成了制度预期值的核心。而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制度预期值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的预期值偏低，无疑会对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进而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

四、通过制度供给体系建构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因为具有全局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制度建设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总是显得特别艰难。因此，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通过建构良好的制度供给和制度保障体系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认真地规划和审慎地推进。为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现实政治生活中几对重要的政治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如何处理好这几对关系。关系到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之最终成败。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的关系

如前所述，邓小平早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制度建构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以及基于对英、法、美等国家制度设计的基本认识，指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邓小平甚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5]（P333）。那么，到底英、法、美等国家实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其有效统治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固然，作为与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产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本质上始终与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格格不入，正是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决定了我们制度建设中“不搞西方那一套”的原则立场。因此，在制度建设中如何科学、理性地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的关系，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以及切实的制度建设解决我们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我国政治制度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政党体制与宪法体制的关系

严格说来，一国的政党体制是其宪法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律地位。我国依据宪法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此外，我国的宪法体制同时还规定了国家政权的产生、结构及其运作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制度。因此，如何既遵循这些原则和具体制度，又体现党的执政地位，这在政治实践中就需要极高的政治觉悟与政治智慧。譬如说，在我们的宪法体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权力机关的基本职能，正是代表人民来执掌国家的权力。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如何充分地体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得执政党的意志，能够通过权力机关的作用而上升为国家意志也就成为今后我们制度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借鉴吸收与尊重国情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如何借鉴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问题上存有诸多争论。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猛然“觉醒”，于是，不仅出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且也有人看到了洋人之所以有“船坚炮利”的“长技”，是因为其“立宪法、开议会”，从而能够开启“民智”的缘故，于是就有了“仿行立宪”的呼声和探索。但是，终究是因为国情基础的缘故，在人家那里能够开花结果的东西，搬到我们这块土壤上根本就长不出叶子来。

这就涉及制度设计时的吸收借鉴与尊重国情的问题了。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在一些具体的制度层面既尊重我国的国情基础，又借鉴吸收一些有益的外来制度文明成果的问题，始终未能形成普遍合理的共识。这是我们今后制度设计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回答的问题。例如，在我们党的一些文献中，也经常见到诸如“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的提法，但何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科学对待的重要问题。

（四）长治久安与改革风险的关系

任何政治制度的构建，事实上就是某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任何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意味着一种既定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伴随着各种政治风险。一般来看，经济改革是人民经济利益调整和重组的过程，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涉及人们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且其结果最终还是会落实到经济利益的调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比经济改革遇到的障碍要多要大；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误甚至失败，其所可能导致的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风险也注定要比经济改革大得多。一般说来，一种既定的政治结构可以推进经济改革，可以抑制由于经济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和重构，从而最终可以为经济改革提供秩序保障。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如果政治结构本身发生变化，人们的政治利益格局进行着急剧的调整和重组，那么就很难有政治系统外的其他机制来为这种变革提供秩序和稳定保障了。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失当，就有可能导致政治秩序的失范，从而给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长治久安恰恰不可能基于僵化的体制基础之上，它正需要通过制度体系的不断创新与建构来实现。因此，今后的制度建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一个风险评估与控制的过程，只有理智地认识并科学地把握政治制度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去降低风险，才能有真正的制度建构与政治发展。

（五）制度建构与制度成熟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正如前文所述，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必然会降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进而影响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但是，对于一个致力于通过改革来实现转型的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又是一个必然存在的问题。换言之，在今后漫长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的制度可能将长期处于变动与发展当中。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到的，恐怕还要30年，我们的各项制度才趋于成熟和定型。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自觉与准备。

关于制度建构与制度成熟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6]。可见，制度建构是今后我们经常性的任务，而推进“制度更成熟更持久”则是我们长远的目标。这个长远目标就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期待，当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都成熟定型之日，也就是人民美好生活理想得以实现之时。

参考文献：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日报社,198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8-10-28.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 2014-02-18.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System

for the People’s Good Life Needs

SangYuche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demand for betterlife and the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s is the importantpolitical judgment of changes of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era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If we say it has made remarkableachievements and successfully satisfied the people’s growing material andcultural life needs taki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and thedevelopment as a hard task, then that should be a more important new taskpropos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o be committed to the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system, to adapt to changes of the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rough effectiv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us to continue to meet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a better life.

Keywords: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he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good life;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thepolitical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8-02-11

■作者简介：桑玉成，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叶娟丽

[1]拉丁语为Libellus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i publicae statudeque nova insula Utopia, 英译为A Truly Golden Little Book, No Less Beneficial than Entertaining, ofa Republic's Best State and of the New Island Utopia。

[2]原译文没有逗号，此处逗号为引者根据上下文自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