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孙云霄 ：比较的幽灵向何处去

点击上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可订阅哦！

孙云霄 ：比较的幽灵向何处去

作者：孙云霄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律硕士，曾就职于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区域治理，主攻印尼政治和法律。

来源：《亚非研究》2017年第2期；法意读书。

摘要：《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由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完成，是东南亚研究的经典著作。安德森教授首先对序列化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然后从文本研究的角度切入，对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三个东南亚代表国家的代表性文学、历史、人物中的民族共同体想象和民族主义斗争以及其比较性的选举制度和政治、经济走向展开了详细的论述。这其中，可以感受到安德森教授对东南亚民族的同情和惋惜，对东南亚民族传统和情感的珍视，但对于如何在欧美国家筑刻的深远印记和现实干涉下，在比较的幽灵的缠绕中 34 42215 34 14455 0 0 2147 0 0:00:19 0:00:06 0:00:13 3237找出现代东南亚国家的可行的出路，安德森教授并没有给出答案，可以成为读者延续思考的起点。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是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者，但他并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学者，在他的研究中，擅长运用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甚或文学的等等各个学科知识为其论述填充知识支撑。此外，他还是出色的区域研究者。在安德森教授的区域研究中，涉及东南亚、欧洲、中东、美洲等多个地缘政治结合体，但东南亚似乎是安德森教授更为青睐的区域。“对我来说，‘东南亚’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场所。”“我是那么热爱印度尼西亚。”“我发现我非常喜欢学习泰语。”在著作中，在访谈中，安德森教授都不吝表达他对东南亚地区的热爱。有趣的是，安德森教授虽然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东南亚的研究也通常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切入，但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政治科学，反而热衷“田野调查”，在历史、文学上也有所深入。所以在阅读《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以下简称《比较的幽灵》）一书时，读者既可以从中读到安德森教授以《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为起点一脉相承的对于民族主义源起、性质、前景的思考；也可以从爪哇宫廷诗人龙加瓦西塔的长诗、爪哇民族主义领袖苏多摩的《回忆录》、爪哇文化的百科全书《真蒂尼》（诗歌）、第一个菲律宾人何塞·黎刹的小说《不许犯我》等各种文学作品中观澜东南亚民族主义各面相；与之相互呼应的还有对于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著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制度的专门研究和比较研究；还可以从更为宏观的全球角度去理解民族之善。

一、比较的幽灵因何缘起

安德森教授以“比较的幽灵”，一个颇具文学色彩的名字为题，来阐述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乍一看去似乎有些不理解。但通读下来，却觉得没有比“比较的幽灵”更为恰当的比喻了。“比较的幽灵”来源于菲律宾人何塞·黎刹的极端民族主义小说《不许犯我》

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原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

正是这个小说家描写的双重幻影，让安德森教授回想起他1963年作为一位欧洲外交官的耳语翻译时，参加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接受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名誉学位时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苏加诺对于希特勒的赞誉让老外交官极为恼怒，却促使年轻时的安德森教授以一个倒转的视角来看待欧洲，他感到晕头转向。

这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历程不无相关。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遭受过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殖民，而二战后，虽然这些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独立，却摆脱不了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干预。所以，研究东南亚国家，一定摆脱不了宗主国对它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的渗透。这个过程中，就一定有欧美西方文明与东南亚当地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冲突与融合中交织而成的历史，就像幽灵一般，谁也摆脱不了谁，而东西方文明的强烈反差又形成了比较态势。这就是为什么说比较的幽灵是东南亚研究最为恰当的比喻。

图片来自网络（必应）

二、序列化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

在关于“民族”的研究中，多数都以一定的历史、地域、人群、语言、宗教、习俗等客观因素为主要考量，来判定民族的形成和分类。安德森教授打破了这一研究范式，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以下简称《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比较的幽灵》对民族主义的探讨，延续了《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解逻辑，从自由（unbound）序列和约束（bound）序列两类对比鲜明的序列逻辑为出发点，为现代世界里集体主体性的形成重塑框架，也将民族主义和族群身份进行清晰的界定。这里的自由和约束以民间自发活动和国家、政府的强制活动为区分。

安德森教授认为，在20世纪初，自由序列以出版物市场（尤其是报纸）和商业流行表演为起源，正是报纸和表演的世界性标准化、同质化，形成了想象民族的先决条件。各地的报纸都以“人世间”为其领域，本地新闻和外地新闻的界限被词汇标注化覆盖，传统表演的固定形象和模式及其人物的真实性被新型剧院里经过编排的可置换的杂耍、轻歌剧替代。

与此同时，国家、政府层面的“人口普查”得以开展。作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普查，有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它的整数型、匿名性和累计总数将人口进行序列性区分，造就了报纸无力产生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并在选举中由形式上的实体转变为政治现实。

这两种序列化，都对集体身份的想象产生了根本影响。安德森教授以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姆迪亚的故事“她投降了”中女主人公的姐姐伊丝为例，来阐述自由序列的集体身份想象。伊丝参加激进组织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以序列方式想象自己：“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一个”自由个体、“一个”新人，她想要成为社青团的“一个”革命成员。这些身份概念来源于世界范围内的同质性报纸传播。“我”不再是“自我”，而是以序列性的集体、社会的一员来理解“我”，成为“‘一个’…”。而且这些序列具有可塑性和普适性。与之相对应的约束序列则不具备这些特性，由人口普查引出的选举，产生了按比例赋权和认同政治的加强，加之人口普查的整数性，从而将群体人同一化，作为序列累加成虚幻的共同体，对集体主体性的发展产生影响。

被序列化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人，还有人物、民族英雄，比如美国的林肯、杰斐逊，菲律宾的黎刹。这些代表了革命精神、历史进步的伟人被复刻成为一座座雕像，配以相应的光电效果，供执政者祭祀歌颂，供人们拍照纪念。这些看似尊崇的行为，恰恰表明英雄人物被官方民族主义给序列化了。英国在官方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走的似乎更为坚定，他们花费大量精力维持战地公墓的国家性运转，得以将民族国家化，在人口普查之外给国民以约束序列。

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流动和迁徙为民族主义的发展设定了新的条件。人们不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原人，而是从乡村到城市、从殖民地到宗主国、从传统帝国到新兴国家的移民，而且这股移民浪潮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呈成倍增长速度。“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温床”，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如是说。但“流放”也造就了移民和移民后代在新国家的“族群化”，他们卷入族群认同的漩涡中，有时甚至可以成为颠覆新国家的政治威胁。同时，这种“流放”，还造就了远距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新国家事业有成，还保有一颗“留恋之心”，借由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向本原国运输资源和思想，资助本原国的民族抑或种族行动，实际上却是“一种真诚却又极不负责的政治”，因为他们输送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冷酷无情。他们始终不会回到本原国，却在新国家扮演者民族英雄的角色。或许这带给他们莫大的荣誉和自豪感，却更多地为他们寻找一种族群认同的基础。

三、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与民族主义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苏多摩的回忆录、百科全书式的长诗《真蒂尼》和《加多罗科神秘书》被安德森教授用来展现印度尼西亚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和自治理想。对于苏多摩（1888年-1938年）而言，因其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的代表性，使他的回忆录成为从前时代和现时代过渡、分割的重要写照，从前时代的自然转换、尊卑有别、井然有序被受到西式教育的青年领袖打破，圣哲的典范不复存在，进入“一个或许永不终结的‘黑暗之时’”，以至于苏多摩本人都对民族主义运动黯然神伤，其追求的Indonesia Mulia（光荣的或完善的印尼）成为遥远的理想。《真蒂尼》绘声绘色地描写了17世纪爪哇的乡村生活，展现了旧爪哇的诸多传统。《加多罗科神秘书》大约完稿于1860年代，展现的则是“一幅阴森可怖的月面风景画”，其中充斥着丑陋、臭味、流血、沮丧等污浊字眼。有意思的是，虽然《真蒂尼》的故事发生在荷兰的殖民统治时期，《加多罗科神秘书》写作的时代则是英国、荷兰争夺统治权，荷兰高压搜刮印度尼西亚的阶段，两首长诗却不约而同的全然不见荷兰殖民者及其他外国人的踪影。安德森教授刻意提到民间艺术家对殖民者的无视，意在说明，即使在殖民统治时期，传统的民间社会依然可以各司其职、自得其乐。但到了《加多罗科神秘书》的时代，民族主义的温床已初见端倪，那诗中的污浊字眼其实是对时代变迁的无声抗议。此后，安德森教授笔锋一转，以“雅加达的沙子”为题，描写了1970年代，苏哈托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东帝汶进行了血腥入侵和殖民，以及雅加达对东帝汶的开放和教育政策滋生了东帝汶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对苏哈托政权的殖民进行强烈的抵抗，爆发了种族间、宗教间的多次暴力革命。这一节与前面的内容似乎并不具有直接的关联，却表现了安德森教授对苏哈托政权的反讽。在安德森教授的眼中，被苏哈托赶下台的“独裁者”苏加诺或许更具有民族主义者的气骨。

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从未被殖民过的国家，且君主制延续至今，加之频繁的政变，使得泰国的民族主义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安德森教授以“撤退症状”为题，以1932年和1976年的两次政变为时间节点，对这个过程中泰国所经历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剧变进行分析，以探讨“暹罗当前社会、文化和政治危机的症候”[9]。何为撤退症状？泰国在二战结束后，尤其是越南战争期间，成为美国“全区域范围内扩张行为的枢纽”。有了亲美的沙立时代美国的东南亚势力扩张带来的军工繁荣，加上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旅游业发展，泰国经历了经济上的黄金发展期。伴随经济发展的是新的土地主、中小资产阶级的萌生和扩大，表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教育的扩张，教育扩张带来的政治意涵便是阶层流动，新兴的中小资产阶级力量在不断强化，成为泰国经历经济衰退中的中坚革命力量。在意识形态层面，由于1932年推翻绝对君主制后，军方成为实际的掌权者和统治者。在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的披汶时代，为了其统治的需要，军方赋予君主一种抽象的民族保护者的形象，而自身则是“民族利益的公共看管人”，以此来宣扬他的权力的合法性，但这时期皇室与军方的关系并不融洽。到了沙立时代，军方与皇室重修旧好，更赋予国王“佛教僧侣领导层的角色（把权威神圣化的人，无私美德的典范）”，同时利用佛教，打造了“国族—国教—国王”的政治口号，成为其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对于因二战后泰国经济崛起而得益的新兴资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民族主义自尊，要靠他们对君主（民族传统的缩影）的忠贞给予道义保障。”（P221）。但1970年代经济衰退期的泰国，大学生们却对泰王的中心地位予以否定，左右派之间围绕“国族—国教—国王”，尤其是“国族—国王”所代表的君主制象征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所以安德森教授说，“泰国社会盘根错节的全部危机开始（指1973年后）围绕君主制这个象征具体化了。”所以，暹罗当前社会、文化和政治危机的症候是经济衰退带来的新兴资产阶级恐慌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与当权者、传统上层阶级的分裂。所谓撤退，实际上是借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泰国撤退的象征意义，来形象化地表现泰国在那之后经历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症候。所以，泰国的民族主义与君主这一民族象征不可分割，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反美民族主义”的情绪性宣泄。

菲律宾在东南亚诸国中，最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寡头政治，与独裁政权相区别的是，它是由几大家族的利益集团通过议会制相互制衡，共同掌管国家权力，瓜分国家利益。安德森教授首先对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的由来展开了历史维度的分析，所有的寡头家族都是围绕梅斯蒂索人的经济和政治崛起展开，他们在西班牙的殖民时期夹缝求生，利用国家贸易的开放成为资本拥有者，又在美国的殖民时期利用省级和地方选举求得政治身份，继而在日本的侵略及美国殖民卷土重来时，巩固其经济和政治地位，成功掌控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脉。虽然其间马科斯总统通过武装力量及强硬的政治手腕和外交斡旋能力，对地方寡头的利益造成了威胁，然而正如安德森教授所说“然而在当年或当年末，庄家总是赚钱。”他比喻地方寡头的政治就如经营有方的赌场里的政治一般，虽有波澜起伏，“庄家”总是最终的最大的受益者。上述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第一个菲律宾人——何塞·黎刹（以下简称“黎刹”）的登台做铺垫。黎刹生长的历史、家庭、社会、教育、国际背景都为他成为第一个菲律宾人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什么黎刹是第一个菲律宾人？因为他是第一个把菲律宾社会想象成为一个整体的人，也就是第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此之前，菲律宾被分割成为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支那人、“纯种”华人、土著人，没有人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直到黎刹的《不许犯我》。正是《不许犯我》中，“西班牙始终在舞台之外”[15]，使得“黎刹最早的读者们明白了，‘菲律宾’是自成一体的一个社会。”[16]然而，黎刹使用的西班牙语写作，本意是“也同样写给敌人看”[17]，或许可以说，主要是写给敌人看，因为那个时期的菲律宾，能读懂西班牙语的人只有3%。但黎刹没有想到，西班牙被美国取代，美语通过教育的扩张成为菲律宾的主要语言，西班牙语的著作都成为历史的尘埃，即使后人想起这位民族主义的英雄，也只能通过译著来理解他，但译著经过“去现时化”、“排除读者”、“删除他加禄语”、“删节”、“去地方化”、“去欧洲化”、“时代错误”，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启蒙性、革命性和深刻性。黎刹的这一英雄式悲剧人物，恰恰也是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现实参照，使得菲律宾始终深陷地方寡头政治泥潭中。

四、东南亚：选举政治的异化与族群的分化

长期受到西方势力干涉、控制的东南亚诸国，资产阶级的兴起、自由主义的泛滥、共产主义的挣扎、左倾激进主义的蓄势，以及宗主国的制度实践、国际社会的影响，选举演变为一种潮流，成为民族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获得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好方法。“每个事例中，新发明（此处指选举）都是在政治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也是对政治危机的敏锐反应。”因此，政治色彩鲜明的选举在危机时刻总是被寄予厚望，能在一定的时期体现出各派别的诉求。比如1975年初的泰国选举，被安德森称为“暹罗曾经经历过的竞争最激烈的选举”；1955年的印度尼西亚“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全国范围的自由选举”，“这次选举最终成了二战以来东南亚地区所举行过的最开放、参与性最强的选举。”可是，如此的实质性选举屈指可数，带来的也只有短暂的广泛性政治参与，政变、独裁依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关键词，地方巨头制的菲律宾只是因为选举被冠以“巨头民主制”的头衔，始终没有逃脱寡头集团的利益瓜分。

图片来自网络（必应）

为什么选举制度到了东南亚的土地上并没有表现出其制度本身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反而沦为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为其政权披上合法、正当的嫁衣裳？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选举制度是西方宗主国的舶来品，这种生搬硬套的制度逻辑显得有些水土不服。选举成功与否，取决于“选举将会具有让很大部分选民满意的货真价实的政策成果。这意味着必得有一个连贯协调的文官行政机构，它能够施行因选举而致的各种政策：即是说，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如果在强大的政府机构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进行选举，选举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所以，选举的根基在东南亚的多数国家里并没有夯实，由此导致选举政治在东南亚的异化。

对于东南亚多数国家而言，其政治症结不仅仅是选举的异化，还有族群的分化。由于宗主国——主要为欧洲国家“自然而然地是用多数—少数语汇进行思考的始作俑者。”，他们不可避免的在受其殖民的东南亚国家，通过人口普查、语言划分等手段进行族群分化，从而引发一系列少数族群、多数族群的政治、经济、利益纠葛，也成为国家政权稳定的隐形地雷。

当然，强大精细的政府机构帮助欧洲国家维护了相对稳定的态势，彼时的安德森教授却对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充满了忧虑。在他看来，菲律宾本就已经被掏空的国家利益，金融危机也不对其造成大的影响；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的威权主义政府以及多数族群的联合团结，使得它“产生了一种非凡的政治稳定性”，但教育体制的落后和马来人的食利心态是其短板；泰国的后冷战政治秩序“灵活通变又根深蒂固，足可确保在不远的将来经济适度复苏。”可是印度尼西亚，情况却不能更糟糕，在苏哈托恐怖性的30余年威权统治下，它的经济、政治都被摧毁了，“还没人清楚在他之后可能如何，这种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只是加重了对永久受损的国家前途、对暴力和混乱肆虐的可能性的普遍忧惧。”

五、比较的幽灵向何处去

作为少数族裔的安德森教授，作为“一个与异乡和流浪有着深刻宿缘的人，” 他一直以来“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所以在对官方民族主义——政府洞穿民族主义的结构和力量后作出的回应——的叙述中，安德森教授的用语并不友好，一种强大官方力量主导的序列化，如同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一般，把人的个性和情感降到尘埃。可是，对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而言，正是因为政府这一文官机构的软弱无能，才导致选举、民主这些西方世界的高级制度成为形式化工具，国内政治始终动荡不安。在一点上，笔者认为，安德森教授是矛盾的。在他的字眼里，读者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最本源、最珍贵的文学历史传统，也能深深体会到他对那些作品、精神的珍视。西方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的侵蚀，对于东南亚传统文明而言，唯有扼腕叹息。可是，历史的走向总有它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当这些都已逝去的时候，唯有在现代话语体系下寻找摆脱抑或合理利用幽灵的途径，进而探究东南亚诸国可能的出路。在这一点上，安德森教授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他提到：“虽然中国的政治前景充满变数，但是极有可能，历史上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那种中心作用，不就它将重新承担起来。”

亲爱的各位网友，感谢您的关注。为了加强与关注者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及线下活动联系，请添加微信号1264273178（请备注个人姓名和单位以便通过审核）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ID：sinozhuge

长按二维码关注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副教授领衔的“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研究团队。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研究、海外投资风险、华侨华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军事存在、地区动荡与证券市场、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项目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反腐机制研究。本团队欢迎关于“一带一路”与海外风险课题合作，请用单位抬头纸加盖公章，打印合作需求，发送到邮箱[e-mail]

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