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李宏洲 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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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洲 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

作者：李宏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政治心理学、国际安全；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与国际安全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期；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 内容提要 ] 理解美国总统拜登的行为决策特点，是进一步分析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基础。领导人的决策行为具有其内在心理根源，通过人格结构分析可以推测拜登获得最高权力地位后的行为特点。基于大五人格框架以及对拜登过往经历的分析发现，亲和宜人与积极外向是拜登的两项核心特质，顺势而为、执着不弃和激励渴求为其三项重要特质。在明确描绘人格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归属需要、权力需要、内群体偏见、对外在约束的反应以及政治远见五个层次，拜登的政治决策具有人际导向、低主导性、谈判导向、约束适应和短期导向的特点。对拜登人格特征的描绘以及对其权力行为特点的分析，有助于探索拜登政府政策调整的方向，也对中国如何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有一定启发。

[ 关键词 ] 拜登  人格特征  政治决策  美国政治

本文系尹继武主持的“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之“政治领导与行为决策” 研究小组的系列成果之一。

拜登当选为新一届总统，美国内政外交面临新的调整。政治精英的个性对政治结果具有引导和塑造作用。政治精英在认知、记忆、情感、判断、目标、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整合而成的人格模式也具有个体差异，最终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对领导人而言，他不仅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塑造本国的意图、能力及战略谋划，也可以通过投射形象影 响他国应对本国的方式。拜登作为最高领导人，其内在信念、行事风格、政治技巧等个体属性，可能促使新一届美国政府在政策偏好、议程设置、战略设计等方面发生变化。在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呈现了更为强硬的对华姿态，一度批评特朗普对华软弱，频繁指责中国的内政外交；同时拜登在对中 国的定位以及如何与中国竞争上不同于特朗普，他 将中国视作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主张通过联合盟友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战略挑战”。

目前，拜登已利用其在美国政坛丰富的人脉资源建立了新政府的基本框架，从选人用人和政策表述等方面可以预期，拜登将在多个方面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只有全面认识拜登的个人特征，才能进一步分析其内政、外交政策的走向。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性格特质、行为风格如何，这些个人特质又将如何影响其政治决策？本文拟从人格特质路径的心理学理论出发，借鉴大五人格分析框架，结合拜登人生经历关键事件分析，全面描绘拜登的人格画像。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拜登在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政治情境中可能表现出的决策特点及政策预期。

一、拜登的个性特质

作为一种分析个体政治行为差异的重要工具，大五人格框架为本文提供了人格结构分析维度。人格结构分析即探索个体人格的较为恒定的特质维度。美国心理学家托普斯(Ernest C.Tupes) 和 克里斯托 (Raymond E.Christal) 应用因素分析统计技术，于 1961 年发现了五种普遍的人格维度。此后，学界在这五个人格维度上达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并将之命名为大五人格。大五人格框架的五个维度为：外倾性（Extraversion）、神经 质（Neuroticism）、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外倾性较高的个体越倾向于获得 外界的正向回馈，通常表现为善于交际、自信健谈、 精力充沛、热情且充满魅力；神经质是个体在情 绪稳定性上的评分高低，评分越高的人情绪越不稳定，对应的行为表现有焦躁不安、抑郁倾向、消极倾向等；尽责性维度上评分较高的领导人通常表现出勤奋自律、尽职尽责、深思熟虑等正面 品质，另一端则是懒散粗心、效率低下、轻率且 不负责任等；宜人性较高的个体有同情心，愿意 信任、欣赏他人，行事温和谦逊，容易获得周围人的喜爱和友谊；经验开放性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人对于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较高，对应的行为表现为有好奇心、反传统和富有想象力等，反之，在此维度上得分较低的个体对应的行为倾向保守、简单和循规蹈矩等。

本文试图运用大五人格框架, 结合对拜登人生 经历的分析，描画拜登的人格特征。本文选取对拜登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与因素，主要包括拜登的幼年成长环境、青年时代的关键事件、改变其人生轨迹的重大个人危机以及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主题事件等。分析发现，拜登的人格特质主要包括亲和宜人、积极外向、顺势而为、执着不弃、激励渴求。拜登在宜人性和外倾性维度上表现显著；在经验开放性、神经质维度上，拜登处于积极一端但远未接近最高值；在尽责性维度上，拜登展现了一定的矛盾性，具体表现为粗疏与自律共存。因此，根据在这五个维度上显著性和典型性的不同，可将亲和宜人和积极外向视作拜登的核心特质，将顺势而为、执着不弃和激励渴求视作其重要特质。核心特质对拜登的政治决策有更为本质的影响，重要特质对其政治决策有一定的影响。

（一）亲和宜人。亲和宜人是拜登重要的核心特质之一。拜登在人际沟通中展现了较高的同理心，其谦逊的处事风格使其具有了较高的亲和力，对弱势群体的同情驱使他将改善弱者处境作为从政的重要驱力。

高同理心。拜登的同理心源于幼年时因口吃而遭受的屈辱，进而令其意识到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拜登孩童时代患有口吃，经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戏弄，这段屈辱的经历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拜登老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因口吃而被老师和同学区别对待让他感受到“恐惧、羞耻和绝对的愤怒……世界末日。”这些不公的待遇使拜登认识到换位思考的重要性，通过尊重他人赢得他人尊重是拜登行事的基本原则之一。高同理心在拜登的职业生涯中有显著体现。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任上以及在副总统任上，无论是国会与共和党的立法谈判，还是伊拉克、阿富汗等外交事务上的斡旋能力，都说明拜登善于从对手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高亲和力。亲和力是拜登获得选民、同事乃至政治对手信任的关键。在1972 年特拉华州参议员竞选中，尽管共和党参议员博格斯（J. Caleb Boggs）在政治资历、民众支持度等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潜在竞争者，但拜登仍选择挑战这位在当时 看来几乎不可战胜的议员。在竞选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拜登通过面对面交流并发放立场文件的方式动员民众，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并最终当选。拜登有能力营造一种和谐的职场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满足副总统提名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安抚对总统 提名不满的地区和州，而非总统候选人的个人偏好 私人关系，一旦选举结束后，总统对副总统往往很难形成信任和尊重。拜登与奥巴马之间的搭档关系却较为融洽。拜登在副总统任上履职八年，并在核心决策圈始终保有一席之地，与其亲和的性格密不可分。奥巴马评价拜登是一位“正直、诚 实和忠诚的人”，“并且会在艰难时刻成为我可以信任的人”。

高同情心。同情弱者、改善弱者的处境是拜登职业选择的重要驱动力。由于他愿意照顾后进者，因而能够博得广泛支持，经常被选举为团队的领导者。拜登的职业选择也受到高同情心特质的驱使。参加工作初期，拜登为一所建筑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工作，在经历了与一名被严重烧伤的焊工的法律官司后，拜登放弃了这份工作，转而决定成为一名公辩律师，为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的弱势群体辩 护。拜登认为落后与贫穷的根源在于外在环境，因此政府需要关怀那些缺乏足够教育、对现状充满担 忧的“乡下人”。在纽卡斯尔郡（the New Castle County）议会任职时，拜登致力于限制大公司对公众利益造成伤害，比如反对可能让很多人无家可归的十车道高速公路的建设，阻止在特拉华州海岸建立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精炼厂。

（二）积极外向。积极外向是拜登的第二项核心特质。拜登乐于参加社交活动，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理念，遇到困难能够以乐观的姿态应对，呈现了较高程度的外倾性。

爱好社交。拜登享受聚会的乐趣，社交能力已成为其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的“聚会狂” （party animal）名声为媒体所津津乐道，美国一些喜剧节目经常围绕该标签调侃他。尽管大学时期 的拜登在学业发展上并不突出，但他在社交活动、体育运动等方面展现了突出的社交能力。参加社交 活动也是拜登展现个人魅力、获得他人赞赏与认同的主要方式。1972 年当选参议员后，为了照顾两个儿子，拜登不得不每天乘火车往返华盛顿州与特拉华州两地。尽管两地之间的单程通勤需要 75 分钟，但他没有因时间紧张而放弃社交。相反，拜登经常组织聚会，与火车售票员等工作人员建立了长期联系，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尊敬。

高表达欲。通过积极的交谈和对话获得赞同和认可，是拜登高表达欲的内在动机。严重的口吃给拜登的童年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经过艰苦训练，他终于在大学二年级克服了口吃，这成为他自信的重要来源。很难想象，拜登经常以能言善辩著称。也许是对孩童时代口吃的补偿，拜登乐于表达自己想法，经常在公开场合讲话时脱离事先准备的稿件、延长演讲时间。高表达欲让拜登在政策团队中更加倾向于畅所欲言，他经常能够提出尖锐的问题，揭露别人不愿启齿的矛盾点。奥巴马非常看重拜登的直言不讳，拜登在决策过程中引发的辩论，给他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决策空间。

自信乐观。拜登对未来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相信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达成预期目标，这也是其在生活和事业中不断进取的动力之一。拜登具有将未来愿景划分为具体行动步骤的能力。拜登很早就萌发了竞选美国总统的梦想，他在 17 岁时曾 告诉朋友的父亲，自己梦想成为美国总统。为了解如何成为大人物，他去图书馆阅读名人传记。拜登的第一个发现是，几乎所有的大人物都有显赫的家庭，自己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尽管这一发现令他失望，但他并没有放弃，很快就有了第 二个发现——大人物人生的关键转折点通常是成为律师。拜登的职业生涯正是从律师开始，最终进入了美国政坛。

（三）顺势而为。顺势而为是拜登的重要特 质之一。拜登在经验开放性维度上呈现了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拜登在信息的接受与处理方面，表现得较为开放；另一方面，拜登倾向于接受固有路径的规约，较少表现出彻底的变 革性和创新性。

信息开放。拜登的信息处理方式是开放的，愿意忍受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愿意了解更全面的信息 以达到对事物更为客观的认识。首先，拜登愿意了解与自身立场不同的观点。作为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为了解保守主义的想法、理解其立场，拜登通过不 断阅读、讨论来吸收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其次，拜登善于接收外界环境变化的新信息。拜登投身政治的决定与青年时代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的剧烈动 荡不无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风起 云涌，马丁 • 路德 • 金发起的非暴力抗议运动和激动人心的演讲让他开始反思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肯 尼迪当选总统让他认识到天主教徒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可能性，反越战运动让他意识到改变美国政治的紧迫性。

循序渐进。拜登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估外在环境的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优势、回避劣势达成目标。首先，在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时，拜登倾向于寻求替代方案，而非以激烈对抗或者彻底放弃的方式应对。口吃给幼年拜登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困扰，为了防止在课堂上出丑，拜登会提前排练好上课要阅读的段落。另外，在其他方面凸显自己的优秀是拜登挽回尊严的重要方式，青少年时的拜登经常通过冒险行为、体育运动证明自己的能力与勇气，他在橄榄球方面表现优秀，一度梦想成为职业运动员。其次，拜登在应对外在限制时愿意自我调适，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拜登梦想中的阿基米尔中学 （Archmere Academy）是一所私立学校，父母负担不起这所学校的学费。拜登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申请了该学校暑期的勤工俭学，帮忙除草、擦窗户， 最终被顺利录取。

（四）执着不弃。执着不弃是拜登的另一项重要特质。具体而言，拜登的防御机制是自省式、非攻击性的；同时，面临困境时的拜登较少放弃，有较高的忍耐力和毅力。这说明在神经质维度上，拜登呈现了较高的情绪稳定性。

自我升华。拜登具有坚定的自我概念和较高的情绪稳定性，因而很少对事件进行外部归因，更多思考从事件本身获得的教训，以期通过学习提升应对能力。拜登经历过多次人生的重大变故，经历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苦难，第一任妻子和女儿曾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自己曾罹患脑瘤并在死亡的边缘生还，老年时大儿子罹患脑癌去世。当第一任妻子和女儿在 1972 年的一次车祸中罹难时，他“充满了 愤怒和对宗教信仰的怀疑”，但他没有被悲伤打倒， 而是将注意力聚焦在照顾儿子和努力工作上，最终 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刻。年仅 46 岁的长子博·拜 登 (Beau Biden) 于 2015 年罹患脑癌去世，这对拜 登又是一次巨大打击，心力交瘁之下，他放弃了 在 2016 年参选美国总统。在 2017 年出版的自传 《答应我，爸爸》中，拜登以爱尔兰生命的两面性 解释自己经历的痛苦，认为自己能在苦难中看到生 命中积极的一面并“怀恋未来”，以一个永不停歇 的追梦者自居。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他选择参加 2020 年总统大选。可以发现，拜登应对外部巨大冲击的反应模式是自我升华式的，他倾向于将外在冲击事件解释为对未来承诺的考验，这种使命感推动他不断向前。

意志坚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拜登能够针对同一目标不断尝试，绝不轻言放弃。意志坚定的品质源于拜登的家庭教育。拜登曾在课堂上因口吃而受到老师的嘲笑，母亲去学校据理力争，这件事对拜登影响颇深，培养了拜登在面对挑战时的斗争精神。父亲勤奋工作、决不抱怨、埋头苦干的坚毅形象，让拜登接纳了父亲遇到挫折后的唯一原则—— “站起来”。拜登对于自己认定的目标从不轻言放弃，成为总统是拜登年轻时的梦想，从政以后，他分别在 1988 年、2007 年和 2020 年宣布参选总统， 前两次的失败经历并没有让他放弃。正如其在 2008 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所说“失败必不可少，但放弃是不可饶恕的”。梳理拜登的个人经历，可以发现，面对诸多生活和事业上的打击，拜登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意志力。

（五）激励渴求。激励渴求是拜登的另一项重要特质。拜登在尽责性维度上也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特点：尽管拜登在工作中能够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但同时经常表现出行事粗疏的一面。换言之，拜登在工作上表现出一定自律性的同时，却有时会表现出对行为与决策后果缺乏缜密的思考倾向。此种矛盾可通过拜登的行为驱力进行解释，外界及时地认可与正面评价是拜登行事动机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拜登重视即时性的正面效果，因而更多着眼于当下；另一方面，拜登在人际关系中急切渴望正面反馈，有时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注重当下。拜登行事时注重当下效果，有时会忽视长远后果。1988 年的总统大选是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好机会，但他未能抓住这个机会。在 1987 年第一季度，他获得的筹款超过了其他所有总统候选人的筹款，加上优秀的演讲能力和良好的个人形象，一度被认为最有希望当选。然而，拜登在爱荷 华州的初选演讲中不仅使用了与当时英国工党领袖 尼尔 • 金诺克（Neil Kinnock）演讲中一样的语言，甚至模仿了其演讲时的神态，因此受到了外界的批评。除此之外，他在大学时的一门课程论文，在引用一篇学术论文只有一次的情况下，自己的文章 与原文出现了大范围的雷同。这些争议事件最终 导致拜登退出选举。拜登后来在自传中坦白，尽管 在主观上并没有隐瞒的意图，但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可以说，拜登对于当下反馈的强调，一方面可以让他具有不竭的个人动力，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他忽视长远后果。

人际反馈。获得正面的人际激励是拜登行事的 重要动力，拜登倾向于在社交场合表达友好的言辞和动作，以此得到他人对自身魅力的认可。这种倾向既有助于拜登展现社交魅力，但也有可能因过度表达而被外界理解为失态行为。拜登和奥巴马都在2007 年宣布参与总统大选，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拜登评价奥巴马“背景清白”，原本的赞美之词被 媒体认为有种族主义指向，影响了他在总统竞选中的竞争力。在 2020 年大选中，拜登在社交场合 表达友好的方式经常成为被攻击的靶子，特朗普 的支持者模仿拜登官方竞选网站的形式，建立了一个集合拜登失态行为的专门网站，此网站的点击量甚至一度超过拜登的竞选官网。奥巴马在 选择拜登成为其 2008 年竞选搭档时的主要顾虑之一，就是拜登在公共场合偶有失态，因此，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建议拜登在演讲中保持简洁、防止随意发表评论。

二、拜登的决策特点与预期

将拜登的人格特质与领导人决策动机结合分析，可以预测拜登上台后的决策特点与政策倾向。动机分析通常从领导人政治情境中的行为动机出发界定其类型，并进一步描述其决策风格和领导风格，比较典型的维度有权力需要、内外控倾向、族群优越感、归属需要、认知复杂性、对他人的怀疑、自信和对人际任务的强调等。结合拜登人格特质分析结果及其关于核心特质和重要特质的划分，可得到拜登在总统任上可能表现出的决策特点，按照显著性依次为：在归属需要层次上的人际导向；在权力需要层次上的低主导性；在内群体偏见层次上的谈判导向；在对外反应层次上的约束适应；在政治远见层次上的短期导向。由于核心特质对于行为决策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因此，与亲和宜人特质相关的人际导向和低主导性，以及与积极外向特质相关的谈判导向，是拜登的三项核心决策特点。

（一）人际导向。拜登亲和宜人的特质决定，其追求认同的方式属于典型的人际导向。归属需要指领导人追求认同的方式，通常有人际导向和成就导向两种类型。人际导向型领导人重视与下属维持融洽的关系，较少以人身攻击的方式应对政治对手的挑战，这类领导人倾向于从外界的赞赏中寻找自我认同；成就导向的领导人以实现政治目标为最高追求，为实现目标不惜以对抗性和强制性的姿态示人。

人际导向决定拜登重视营造低冲突性的决策环境。在国内层面，拜登对其下属和官僚机构的信任程度较高，重视前期政策沟通，较少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拜登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政治理念冲突较小、有一定私人关系的政客加入核心决策圈子，为未来政府形成较为和谐的内部氛围打下了基础。在推行新政策时，拜登注重获得支持性的环境，比如，可能强调在提出政策动议前进行深入的动员工作，提前了解反对者的立场和意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应对方案，并通过媒体放风、政策造势等扩大政策效果。同时，拜登能够将立场和政见的差异限制在政治情境中，与政治对手维持正常的人际沟通与私人关系，这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相反。在外交层面，拜登重 视获得国际政治精英的尊重与承认。拜登可能强 调多边外交，积极参与首脑外交，加强与利益相关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在此基础上，拜登将放弃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倾向，重新塑造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政治话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预期，拜登政府在政策团队建设、弥合党派分裂、建立战略信誉、提升国际领导力等方面可能有一定建树。首先，相对特朗普与政府官僚部门之间的不信任关系及其造成的政策混乱，拜登有能力和意愿建立较为高效、和谐的决策团队。拜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及其长期从政积累的人脉资源，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的决策效率及其政策的可预期性。实际上，建立高效的政策团队正是拜登与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暂 停”特朗普时代对外政策的重点。其次，拜登能够 赢得政治对手的信任与尊敬，增大弥合美国党派严 重分裂的可能性。拜登任职副总统时期，获得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信任，成为与共和党协商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再次，特朗普时期奉行“美国第一”理念，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同时其单边主义倾向极 大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拜登上台后面临着如何修复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一方面，拜登倾向于通过与盟友国家领导人加强私人联系，消除特朗普 时期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外界对其外交能力的认可，拜登政府将比特朗普政府更为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也可能意味着美国更容易过度承诺，陷入更多的地缘政治冲突。

（二）低主导性。拜登权力欲望较低、不愿意控制下属，但能够从总统职位中获得较大满足感，属于“消极 - 肯定”型的领导人。权力需要指的是领导人对于自身权力的维持与行使、对他人控制力的强调程度。权力需要较低的领导人属于低主导性的类型，这类领导人倾向于通过团体决策分散责任，对下属和团队成员有较高的信任度，善于营造分权化的决策结构。拜登亲和宜人特质意味着他倾向于得到团队成员的尊重而非仅仅获得服从；顺势而为意味着拜登倾向于在掌握信息、尊重事物发展 基本态势的情况下制定政策。

低主导性决定拜登较少干涉决策信息的收集与甄别过程、对专家团队的高度依赖以及对分散化决策模式的偏好。首先，拜登倾向于在决策前掌握精确、全面的信息，而非怀有强烈的先入之见并寻求与自身观点相一致的信息。尤其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紧急的情势要求领导人从纷繁且矛盾的信息中迅速作出决策，拜登能够尊重决策信 息收集与解读过程的客观性，重视关键情报信息的搜集并鼓励多样化的解读。这种在听取各方意见的情况下综合考虑的决策习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集团思维决策的影响。其次，拜登政府将建立高度专业性的政策团队，并在不同的政策议题领域达成较为精细的政策分工。高龄的拜 登面临着明显的身体机能下降、精力不足问题，在日常事务的处理方面，将决策权下放至专业团队可能成为拜登保存精力、合理配置决策资源以及保持政府高效运作的主要方案。再次，拜登能够容忍团队内部关键成员在重大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拜登对政策幕僚和官僚体系的怀疑、防范 心态较轻，进而倾向于相信政治系统正常运作能够带来效率优势。因此，关键部门的一把手以及其核心政策圈的主要成员将在拜登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充当重要的角色，了解这些人的政策倾向可以作为判断新一届美国政府内政外交走向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拜登低主导性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判断拜登政府将在较大程度上提升情报资源的建设和使用能力，同时具有较高的压力屈从性以及总体战略协调滞涩等问题。首先，拜登可能彻底改变情报部门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冷落的局面，情报部门在政府中的地位将有明显上升并获得更多资源的投入，比如以“五眼联盟”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情 报网络可能受到拜登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次，尽管拜登较低的独断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团体决 策的科学化，但同时也说明拜登具有较高的压力屈从性。一方面，拜登进行决策时可能易受外部因素的干扰，具有鲜明立场的精英团体、实力雄厚的利 益集团以及激进的民权运动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等，可能成为影响拜登政府政策议程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拜登可能受到具有鲜明立场的关键团队成员的影响，因而国内政治博弈可能与拜登的核心决策圈产生双向互动。在拜登政府强调国内改革的背景下，外交政策更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再次，低主导性可能导致拜登在战略实施、政策统一协调问题上面临诸多挑战。拜登政策团队同时存在多个关键人物，这将使拜登可能缺乏足够的权威协调各方推进总体战略。

（三）谈判导向。内群体偏见指领导人对自身所在群体特殊性的认知，内群体偏见高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更优越、更有道德优势，而外群体更低等、缺乏正当性。拜登同情弱势群体、愿意与政治对手换位思考、对社交沟通的热衷以及自信乐观的内在品质，都意味着其具有较低的内群体偏见。内群体偏见的高低决定了领导人的归因方式，如果将冲突归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而非对方的固有属性，那么谈判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强。

谈判导向说明拜登倾向于尊重并了解对手的政治立场，以务实的态度达成利益交换与妥协。首先，拜登对谈判可能秉持较为理性的认知，较少谋求战 略对手的彻底性、大范围让步，而是通过实用导向的、切香肠式的谈判，分步骤达成预期目标。在国际上，拜登倾向于与主要战略对手保持开放的沟通姿态，保守沟通渠道的畅通性，较少试图通过断绝交流、最后通牒的方式进行胁迫。因而，拜登可能改变 特朗普时代极限施压的战略实施手段，转而强调通过谈判达成战略目标。在国内层面，拜登在谈判中能够换位思考，在全面了解对手立场的情况下作出决策。由于对政治对手展现了足够的尊重，以及很少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进行人身攻击，因此拜登通常也能获得政治对手的尊重。其次，拜登主要通过获得广泛支持、塑造有利政策话语加强美国的谈判能力。一是接纳较多奥巴马时代的建制派官员、联合盟友开展与中俄竞争等政策表述，表明拜登政府将坚持联合利益关切方以向谈判对手施压的战略实施方式。二是恢复民主国家“灯塔”的外交话语将 成为拜登政府塑造美国道德优势的主要模式。在此意义上，拜登政府将比特朗普政府更加看重与西方 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纽带，并以此作为向主要战略对手施压的重要方面。

尽管谈判导向预示着拜登政府具有更显著的战略理性，但谈判导向并不等同于主张合作。第一，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不断加剧的种族矛盾与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等严峻问题，都需要 拜登在国会立法上有重大突破。然而，民主党与 共和党在国会立法上的斗争可能愈发激烈，谈判与妥协为主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在推动重大的改革的方案很难成为两党共识的情况下，拜登可能 展现其强硬立场。第二，拜登政府可能回归胡萝卜加大棒的传统战略实施模式，开放谈判是其主要的战略实施手段，谈判破裂可能意味着进一步的激烈行动。如果对手的行为与其预期的方向一致，拜登可能呈现出合作姿态并加强双方关系的稳定性，比如就双方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针对性谈判，或针对某一议题形成较为固定的沟通机制。因此，一方面，在沟通失效、谈判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拜登可能转而采取更为强硬、激进的手段，通过强制外交、施加制裁等手段，获得更大的谈判优势，甚至通过代理人战争、直接军事介入达成目标。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可能根据利益协调的程度更为明确地区分合作和冲突领域，在冲突领域可能树立较为强硬的立场。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可能与主要谈判对手呈现一种保持沟通与外交冲突并存的局面，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可能长期化。

（四）约束适应。如何处理与内在信念不一致的信息，体现了领导人对外在环境的敏感度。不愿接受与自身信念不一致的信息的领导人，不断寻求支撑自身观点的信息，倾向于挑战外在约束；愿意接受与自身信念不一致信息的领导人，愿意更新自己的信念体系，倾向于适应外在约束。顺势而为特质决定拜登愿意在全面了解外在约束的基础上进 行渐进性调整，因而可以认为拜登属于约束适应型的领导人。

约束适应意味着拜登主导的政策变革是渐进性的。拜登面临着严峻的外在约束，包括特朗普建构的国内国际政治议程以及美国面临的内外政策困境，而这两大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考验着拜登的执政能力。拜登可能有选择地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而非彻底推倒与放弃。一方面，拜登在疫情、移民问题、贫富分化、中国问题等方面面临与特朗普相似的挑战，加之特朗普时期保守派频繁利用立法手段为其政策主张建立了法律基础，拜登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政策逆转。尤其在对华关系上，受制于疫情、经济衰退等优先性更高的国内问题以及国内对华鹰派的阻挠，对华政策转变的速度将取决于国内挑战性议题的解决程度，而对华政策转变的程度将受到鹰派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一些党派政治分歧巨大的政策领域，拜登可能延续特朗普的政策遗产，但可能同时替换特朗普时期的话语模式。换言之，拜登可能在不改变政策实质的情况下，将特朗普的政策遗产纳入新政府的政策话语中。这种策略有助于拜登应对国内党派分裂的局面，一方面有利于防止传统共和党选民与精英对于新政策的抵触，另一方面也可以向民主党选民与精英传递新政府摆脱特朗普政府影响的决心。

因此可以预期，拜登政府的改革方案具有有限性与稳健性共存的特征。一方面，拜登对外界信息具有较高程度的敏感性，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困境，他可能难以提出一个彻底性的改革方案。弥合美国国内分裂是拜登的第一要务，也是一直呼吁国内团结的拜登被选民寄予厚望的原因。在大选中他频频表示当选后将着手弥合分裂的美国社会，在就职典礼上以“团结”为演讲主题，正是其致力于将自身塑造为不同意见之间桥梁的努力之一。然而，以走中间路线而著称的拜登，其政治生涯中为人称道的的部分主要在于其谈判与获得信任的能力，而非提出或主导根本性的政策变革。因此，拜登可 能强调对具体病灶的诊断和解决，而难以提出一套变革性的战略方案。另一方面，拜登治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将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拜登丰富的外交经验 以及对美国外交决策信息的全面掌握，有助于促进美国外交政策更趋理性。拜登还可能回归奥巴马时代的全球战略理念，抛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以此加强美国在全球多边制度中的领导地位。基于此，美国将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塑造，同时也将为中美之间在国际多边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创造条件。

（五）短期导向。领导人进行政策设计时考虑长远影响的状况体现其在政策规划时的政治远见程度。一般情况下，短期导向的领导人可能缺乏清晰的政策目标，实行的各项政策之间经常相互矛盾；长期导向的领导人具有较为一致性的政策理念或者信条，各项政策能够同时面向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激励渴求的特质说明拜登对当下收益的关注超过对长远后果的考量，顺势而为的特质又决定拜登倾向于适应当下形势作出决策，而非进行长远的战略谋划。因此，拜登在政治远见层面属于典型的短期导向。

拜登可能强调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多的政策反馈。首先，拜登倾向于选择起效较快、立场更加折衷的政策方案，以获得更多的正向激励，回避较为明显的外在阻碍。然而，美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困境是体系性的，这种短期的、折衷的方案可能无法满 足国内政治变革的需要。其次，当不同议题的执行方案发生冲突时，缺乏政治远见可能导致拜登难以实现有效协调，从而可能降低政府效率。在面临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时，拜登可能会忽视方案本身的内在矛盾，而试图将二者融合为一。再次，拜登渴求人际激励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未能树立起干练、强硬的公众形象，这可能降低其在公众沟通层面的魅力。比如，在2020 年大选中，特朗普攻击拜登缺乏个性和领导力，这也是美国一部 分选民质疑拜登的重要方面。拜登当政后能否更为长远地看待其在公众形象塑造与公众沟通技巧方面的表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支持率的高低。

拜登对具体政策能否推行的关注超越了对抽象信条的关注。拜登在参议院度过了 36 年的政治 生涯，在立法工作中，他并不以观念创新者著称， 而是秉持一种适应当下形势的实用主义姿态。丰富的内政外交经验使拜登对美国政府的主要议题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可能进一步加强其对政策执 行的关注。可以预期，拜登上任后无需花较长时间适应总统职位，就能使政府较为顺畅地运作。另一方面，拜登善于根据现实的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的反应调整政策立场，因此可能较少因过度坚持己见而导致巨大的政策失误。一旦发现政策的推行没有向预期方向发展，拜登可能及时改变政策轨迹。但立场易变可能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 政策执行者的不理解，也可能妨碍拜登政府掌握 政策解释的话语权。除此之外，在对外政策方面，拜登相比特朗普更加强调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的外交政策是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的。从拜登上台之初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通电话并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表示在不违反美国核心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等表态，可以看出，拜登主张的是一种灵活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

三、对拜登执政风格的几点评析

作为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的个性特质与行为决策特点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美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本文分析了拜登的人格特征，发现亲和宜人和积极外向是拜登的两项核心特质，顺势而为、执着不弃和激励渴求为其三项重要特质。由于核心特质对于行为决策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因此，与亲和宜人特质相关的人际导向和低主导性，以及与积极外向特质相关的谈判导向，是拜登决策的三项核心特点。其余两项重要的决策特点为约束适应和短期导向。基于这些发现，需要进一步探索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积极性格特质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效的政策设计和合作的政治姿态。拜登在大五人格维度上的表现大多比较正向，更符合人们对美国传统政客形象的心理预期。然而，在政治情境中，“积极” 特质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效的政策设计。比如，人际导向可能意味着拜登过于在意外界对政策效果的评价，进而难以推行一种变革性的政策；低主导性也可能意味着拜登缺乏对全局的把控，进而难以协调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另外，“积极”特质并不意味着拜登在冲突性议题上的解决方式趋向温和。比如，谈判导向的拜登可 能在维持沟通渠道的同时，加强对对手的施压行为，进而出现一种竞争激化与开放谈判共存的局面。

第二，拜登的执政风格及其延续性。就任总统之后，拜登表现出了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可从拜登的人格特质和决策特点中探索其起源及其延续性。首先，积极外向与渴求激励的性格特质，说明拜登对于公开且实质性的社会辩论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具体而言，拜登呈现了一种务实的沟通风格，倾向于相信促进政策议程的公开讨论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拜登愿意公开谈论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疫情等挑战性议题上较少表现出拒不承认或者隐瞒信息的态度。拜登政策团队公开承认美国处于新冠疫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种族平等“四个彼此交叉重叠的危机”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其次，约束适应的决策风格决定了拜登对待外在约束的态度，在面临外在挑战时他倾向于尊重外在挑战并借鉴被证明是成功的政策方案。拜登执政初期大力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执政方案和公众沟通风格，借助其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正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拜登上任后就提出了“百日新政”和“十日计划”，推动出台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以应对经济萧条，说明其试图在政府主导之下，团结并发动社会社会力量以应对危机；另一方面，拜登模仿了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希望以此塑造亲 和的公众形象。从拜登的性格特质出发，可以预期，拜登这种务实且亲民的执政风格将有较大的延续性。

第三，拜登心理特质如何影响美国未来战略设计。拜登政府的战略设计已有初步显现，从其心理特质出发，可以更为系统的认识其战略设计的内在驱力。其一，对弱势群体的高同情心与拜登上台初期的施政重点。同情弱者是拜登亲和宜人特质的重要方面，这一特质塑造了拜登关于政府功能的观念。拜登主张政府应充分承担社会责任，救济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上台初期，面对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拜登致力于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并提出了一揽子的救济方案和促进底层民众就业的计划。其二，自我升华式的防御机制与国内发展优先。自我升华是拜登执着不弃特质的重要方面，即当遇到困境时，拜登倾向于自省的、非攻击性的应对方式。这种内在特质意味着拜登将自我改良视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进而较大地影响了拜登关于内政与外交关系的看法，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外交政策要服务于内政。聚焦于美国自身的发展是拜登政府的鲜明特点，新冠疫情、气候、种族平等、经济、医疗、移民以及恢复美国的全球地位是白宫网站上列出的七项优先议题，其中前六项主要是内政问题。其三，人际地位与国际地位类比。拜登亲和宜人、积极外向的性格特质以及人际导向的决策特点都体现了其对友好的人际关系地位及人际奖励的强烈需求，进而影响了拜登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设置。拜登上台初期将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异常强调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就任后的第一次对外政策演讲以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拜登都强调“美国回来了”，并将对西方盟友负起应有的义务和参与全球治理。

第四，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与变革性。拜登上台后将从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改变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人们普遍关注。从拜登的人格特质与决策特点出发可以预期，拜登依赖建制派的精英圈子，主张通过谈判与施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政策目标。因此，拜登政府的战略设计可能向奥巴马政府时期靠拢。但是，拜登不愿意忍受高冲突性的决策环境，关注政策当下能否推行胜于长远效果，缺乏稳固的立场与抽象信条。因此，在国内政治阻力较大或战略方针尚不清晰的政策领域，拜登可能选择保持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尤其在对华关系上，拜登较高的压力屈从性可能导致其顺应国内政治中的反华倾向，进而难以扭转甚至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比如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以及新疆问题等涉及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以及在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涉及地缘政治冲突的领域，从拜登的政策圈子的已有表态可以看出，至少短期内很难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中显著后退，这可能与拜登顾忌国内政治中对华鹰派有紧密联系。在与美国国内问题更加协调的疫情治理、经济衰退等议题，以及中美之间没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气候、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等问题上，拜登政府可能与中国进行合作。

第五，如何推进与拜登政府的外交沟通。首先，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之间沟通对中美关系有重要意义。拜登亲和宜人和积极外向的个人特质，加之中美双方领导人之间较为丰富的交往经历，说明进一步促进与拜登维持较为融洽的私人关系有一定可行性。其次，谈判导向的拜登更倾向于相信外交手段对于达成政治目标的重要作用，加之其具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因此拜登将改变特朗普极限施压的战略实施方式。这一点对于中美关系的危机管控至关重要，意味着中美可以尝试改变特朗普执政后期以来官方外交沟通渠道闭塞的危险局面。再次，拜登政府将一改特朗普时期忽视情报部门、专家学者的情况，大大提升外交团队的专业性。中国的外交团队需要在专业性、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运用等方面匹配拜登政府的新变化。最后，主张谈判并不意味着拜登相对于特朗普更能与中国进行合作。拜登可能将收回特朗普对华的严苛外交政策作为对华谈判的筹码，因此中国外交需要明确底线思维，做好艰苦谈判的长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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