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姜鹏：边缘诱捕：两极权力竞争背景下弱势超级大国反遏制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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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边缘诱捕：两极权力竞争背景下弱势超级大国反遏制战略研究
内容提要
传统“两极稳定论”认为，由于同盟主导国对体系权力分配现状较为满意，因此双方均愿意对各自阵营内盟友的进攻性意图进行约束。但本项研究发现，这种对盟友进攻性意图的约束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来说：两极格局下超级大国更愿意对核心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进行约束，而对于边缘地带盟国的约束动机则明显降低。如果在边缘地带促成长期动荡有助于削弱战略竞争者的实力，大国甚至会对此类行为予以间接支持。两极结构下超级大国对区域盟友的差异经略体现为：让处于核心地带的盟国承担“压力缓冲区”职能，而让处于边缘地带的盟国承担“利益拓展区”职能。更准确的说，边缘地带出现的周期性紧张与动荡，既是核心地带释放结构性压力的重要出口，也是维护两极体系整体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国际体系从单极向两极演化进程中，大国之间在核心地带的直接冲突将逐渐减少，但它们在边缘地带冲突的频率和烈度则呈现上升趋势。在两极战略竞争背景下，实施“边缘诱捕”战略不仅能够避免陷入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还能够实现长期消耗对手国力的目标。这种风险较小、收益较高的战略组合构成了两极结构下实施“反遏制战略”一方缓解结构压力并促成攻守易势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
大国崛起；两极格局；中美关系；遏制战略；诱捕战略
1.引言：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与两极坍塌的结果能否有力佐证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推行的遏制战略在手段上更胜一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既不能证明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以贯之地执行了同一种遏制战略（参见图表1）——虽然美国历届政府对遏制苏联没有分歧，但对于如何遏制却存在着根本分歧——也不能依据对美国有利的事实结果去反推其战略缔造从始至终都比苏联更胜一筹。回溯冷战历史可以发现：美苏争霸并未从始至终地呈现出美国权势长期压制苏联的一边倒态势，而是在大多时间呈现出美苏权势难分伯仲、势均力敌、此起彼落、攻守交替的政治图景。在现实的权力竞争中，“胜利者将书写正义”才是长期决定“正义必胜”历史观念的根本原因，这构成了冷战史研究过程中美式话语霸权长期压制其他话语文本的重要原因。从美国视角看充满阴郁色彩的“遏制战略低潮期”，在苏联视角看来则是一个彰显“苏联全球霸权的黄金时代”。本项研究关注的主题(topic/issue)是边缘诱捕战略，即在两极之间陷入战略竞争态势下，处于守势的一方如何将计就计地利用攻势方谋求“全面遏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战略迷思，进而在边缘地带通过“代理人战争”构造出一个不断削弱对方并最终实现攻守易势的反遏制战略。这种“反遏制战略”既需要确保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长期在次要地区、同次要梯队进行战略消耗，又需要避免守势方因支持特定地区“代理人战争”而被赌红眼的战略竞争对手过分迁怒，进而丧失了有利的推责机会并将双方较量从幕后推向前台的全面摊牌风险。本项研究以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苏联“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手段”与“战略效果”的匹配发现，对于战略资源相对处于劣势的大国来讲，“边缘诱捕”战略就是这样一个兼具上述两种需要的地缘政治理论。本文研究的问题（puzzle/question）是，为什么有时候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利用地区矛盾发动国际危机会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而有时候却能够较好地将冲突控制在特定区域，从而避免两极之间撕破脸的最后摊牌。更进一步讲，在超级大国所构建的反遏制同盟体系内，什么样的盟友可以充当不至引发全面战争的“利益拓展区”，什么样的盟友因可能触发全面摊牌的战争风险故而仅可充当“压力缓冲区”？本文假定，由于盟友本身存在着不同的战略价值——有些对权力平衡起决定性作用，有些仅仅影响权力声望与战略信誉——因此同盟主导国介入盟友地区危机的意愿和力度也存在着根本差异。基于上述假定，本项研究提出了如下猜想：在体系边缘地带的盟友可以成为超级大国通过间接“代理人战争”方式实现消耗对手的“利益拓展区”，而体系核心地带的盟友可以成为超级大国通过直接控制的方式增加战略回旋空间并减少直接对抗的“压力缓冲区”。对同盟者角色的精确划分既能够帮助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在核心地带实现“可说不可做的注定缓和”，同时在边缘地带实现“可做不可说的战略反制”。
2.既有文献述评
“诱捕战略”(Bait and Bleed)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将这种政治模式抽象成微观理论，则是由约翰·米尔斯海默首次提出的。该战略是触发本项研究进而提出“边缘诱捕”这一灵感的重要来源。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诱捕战略”的研究仍集中于探讨在理想化状态下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近乎零干涉与零摩擦的内在联系。但是，这种理论层次的理想化状态在地缘政治实践中仍可能因存在三个尚未被深入阐明的问题而导致战略实施者面临引火烧身的风险。既有成果对“诱捕战略”运行的因果机制和变量关系给出了较好的诠释，但却没有进一步对为什么有时候该战略会成功，而另一些时候会面临失败等深层问题给与回答。
前期研究成果在实践运用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本文力图进一步增加“诱捕战略”实施成功率的精细化突破点——就是没有阐明为何有些国家实施“诱捕战略”再造了攻守易势的战略反转，而有些国家则陷入直接对抗的巨大风险。例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将“诱捕战略”视为弱势一方通过对强者“降档”以获得均势的战略手段。他认为，虽然创造均势是大国大战略行为中最普遍的形式，但确定符合均势条件的行为并不总是容易的，而“诱捕战略”是弱势一方削弱强者，进而构建均势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地区分该战略在不同实施区域和特定对象上存在着的明显的风险差异，那么就无法理解“诱捕战略”成败的内在逻辑及其运行机理。两极格局所呈现出的战略态势就像一个台风系统，其“风眼”的中心地带往往呈现出风平浪静，而其“眼壁”的边缘地带则充满了强烈雷暴。如果前面对态势的描述是两极格局下的结果，那么从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上讲，大国在核心地带实施“诱捕战略”往往可能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而在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则不会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因此，从理论上讲，只有在边缘地带实施的“诱捕战略”才是一种风险更小、收益更高的有效路径。
具体来讲，一方面，两极双方均将体系的核心地带——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视为具有颠覆两极体系权力平衡的北门锁钥。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愿直接或间接在核心地带卷入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直接对抗。例如，当1948年夏天柏林危机达到令人窒息的沸点时，美国表现出为欧洲不惜一战的姿态并向英国基地派遣能够执行核打击的B-29轰炸机，这一亮出底牌的举动迅速使苏联放弃了对西方进一步施压和挑衅的冲动。同样，1956年10月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介入也没能激起西方大国除了道义谴责以外的任何实际行动。基于“成本-价值”考虑，两极体系下的核心地带盟友将更多地充当“压力缓冲区”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说不可做的“注定缓和”。
另一方面，体系边缘地带则可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释放结构性压力的蓄水池或节制闸。更确切地说，边缘地带的动态不稳定性是两极体系总体稳定的必要条件。鉴于边缘地带本身战略价值的有限性，超级大国对该地区权力变更的敏感性与容忍度较核心区存在着根本差异。在边缘地带，超级大国之间仍谋求避免爆发直接冲突——这同样可能陷入没有赢家的全面战争——但它们对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彰显权力和消耗对手则表现出强烈兴趣。边缘地带此起彼伏的“代理人战争”是核心地带维持“注定缓和”的压力释放区。基于“成本-价值”考虑，两极体系下的边缘地带将更多地充当“利益拓展区”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做不可说的“注定紧张”。
前期研究成果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于，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通过施放战略诱饵挑起冲突就可以自动实现削弱战略对手的目标。例如，米尔斯海默认为，“诱捕战略”主要旨在促成两个对手投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施放诱饵者，则可以隔岸观火、置身事外、静观局势演变，该战略既可以完好无损地保持自身军事力量，又可以在战略对手陷入长期消耗的背景下获取相对权力优势。彼得·特鲁伯维兹(Peter Trubowitz)认为“诱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努力加剧濒临开战的敌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希望通过战斗使它们疲惫不堪，削弱目标国的实力，从而为通过“诱捕战略”挑起战争的国家创造扩大实力的可能性。如此简单的手段与目标对应关系显然脱离了现实政治所固有的复杂性特征。其所忽略的重要内容是，在战争双方实力明显存在巨大差异的非对称冲突中，即便战略实施者仅通过投放一次战略诱饵就能挑起战争，但如何能确保战略竞争者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长期陷入没有尽头的消耗战？例如，单凭北越的国家资源与战争能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长期拖在东南亚泥沼之中的。因此，看似美国战略决策连续失误的越战“泥潭”背后是1965年来苏联主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北越不断给与输血和援助的结果。因此，与米尔斯海默等人理论中的“诱捕战略”不同——该战略强调实施者至少与其中一方存在矛盾，或与双方均存在矛盾——本项研究认为，若想在不平衡的对手之间确保长期冲突热度不减，需要同其中较弱的一方构建起事实上的长期庇护关系。
前期研究成果在政治实践中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在于，在历史上希望实施“诱捕战略”的国家很多，但在总体样本中成功案例的权重却非常小。例如，斯蒂芬·沃尔特从转移战略竞争对手注意力的角度对“诱捕战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大国往往可以通过让对手承担高成本、低效益的项目来推进自己的利益和长期的权力地位，这些项目可以起到分散和转移战略竞争者注意力以及消耗它们资源的目的。我们必须避免通过对历史案例的筛选和过滤进而在“幸存者偏差”的认知误区下得出“诱捕战略”是一项不太复杂、成本低廉、简单易行、且效果尚佳的政治操作术的结论。彼得·托夫特（Peter Toft）对诱捕战略的研究发现，“诱捕战略”施过程中最大的困境就是常常难以让对手上当。如果战略对手和你一样都是理性的，那么它为什么看不出来自己可能陷入到诱捕之中呢？那些在历史上成功实施“诱捕战略”的国家都具备何种共性的战略条件，以及如何对这些超越时空限定的因素进行理论化概括——即提高“诱捕战略”的成功概率——是本项研究试图达到的重要目标。
（一）“边缘诱捕”战略的前提假定
前提假定1：在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继承权和领土争端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被压抑的矛盾为拟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国家在边缘地带“煽风点火”提供了充分的燃料。武装统一和领土争端本质是关于利益主张一元性的零和博弈。尤其在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命运冒险而在民族国家统一或同其他国家领土争议的问题上展现妥协。因此，长期存在且无法化解的国家继承权或领土争端构成了部分主权国家之间周期性爆发地缘政治冲突与对抗的核心要素。掺杂了权力正当性、国家荣誉和民族情感的领土争端意味着冲突双方或至少其中一方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但限于结构压力或自身能力约束才表现出时而紧张对峙，时而战端重开。对于存在上述矛盾的边缘地带来讲，“战争不在场”所构建的消极和平有如建立在火山口上的纸糊的大厦。一旦其中一方能够获得打破现有均衡的外部援助，压抑矛盾的休眠火山就可能重新勃然喷发。
前提假定2：在同盟体系中，由于不同盟国在能力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核心地带的盟友具有决定体系的权力对比态势的质变影响，而边缘地带的盟友则仅具有量变维度的影响——其对两极格局下的战略均衡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因此，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介入核心地带盟国危机的意愿更加强烈，而介入边缘地带盟国危机的意愿则明显降低。超级大国对各自势力范围内所拥有的支配性地位均较为满意。同时，超级大国深知，边缘地带弱小盟友并不能对全球战略平衡起到像核心地带盟友那种决定性作用。因此，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盟国战争的介入意愿和力度往往更加有限。只要不在各自关切的核心地带触及对方的战略红线，双方均没有意愿冒着全面战争的风险而挑起冲突。另一方面，同盟信誉与观众成本要求超级大国为了维护权力的声望与承诺的有效性而常常在边缘地带卷入同次要梯队进行的治标不治本的局部战争。
前提假定3：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介入边缘地带战争，往往表现出比单极结构具有更高的介入意愿，以及比多极结构具有更低介入风险这一特征。上述特征构成了实施“边缘诱捕”战略内在动机的激励因素。相对于多极国际格局来讲，两极格局由于仅存在两个超级大国，所以彼此较难找到能够完全制衡另一方的第三方作为推责对象。在具有较大确定性的单极或两极结构下，支配性大国对“核心地带”的权势变动比多极体系更加敏感。但在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多极格局中，体系大国对边缘地带权势的变动比充满较大确定性的两极体系更加敏感。这也是为什么多极格局下的全面战争往往发端于边缘地带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的权势变动比单极霸权更加敏感。总之，与单极体系相比，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盟国的战争具有更高的介入意愿；与多级体系相比，则具有更低的介入风险。
前提假定4：对于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所有处于核心地带的盟国都可以承担压力缓冲区职能，但并非所有边缘地带的盟国都可以承担利益拓展区职能。只有那些包含国家继承权诉求（武装统一）或同周边邻国存在严重领土纷争矛盾的国家才可能被打造成为实施“边缘诱捕”的利益拓展区，而另一些在同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中利益分配明显占优且愿意维持现状或同周边国家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但基于政治经济利益愿意加入并寻求本方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盟国则最多能够成为压力缓冲区。因此，本文假定，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往往倾向按照如下战略职能对边缘地带的盟国角色予以划分，即可以承担利益拓展区职能的“战略进攻型盟友”和能够承担压力缓冲区职能的“战略防御型盟友”。
前提假定5：超级大国在地缘政治“核心地带”进行利益扩展会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改变现状的重大进攻性信号。相反，其在“核心地带”构建压力缓冲则会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明确的和平信号并在“一报还一报”的积极互动中与对手形成正反馈循环。“核心地带”构建压力缓冲是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间走向“注定缓和”的重要条件。同时，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在边缘地带通过“代理人”进行利益扩展，将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改变现状的微弱进攻信号而加以推回或遏制。但由于并不涉及双方的核心安全利益，因此，超级大国倾向于利用地区矛盾并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在“边缘地带”实施间接消耗对手的诱捕战略。倘若其选择在“边缘地带”构建压力缓冲，则既可能向战略对手发出微弱的缓和信号，也可能向战略对手发出内部虚弱的消极信号而促进对手的遏制加码。因此，边缘地带的压力缓冲往往因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收效甚微。
上述五个前提假定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地保证两极权力竞争态势下弱势的一方会选择“边缘诱捕”战略，同时，单独拿出任何一个也都无法对本项研究的理论假说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把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要素叠加放在一起，它们则为两极竞争态势下弱势的一方选择“边缘诱捕”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对“诱捕战略”实施条件与背景的整体约束。
（二）“边缘诱捕”战略的政治逻辑与基本假说
逻辑机制1：由于盟友本身存在着不同的战略价值——有些对战略平衡起决定性作用，有些仅仅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同盟主导国介入盟友地区危机的意愿和力度也存在着根本差异。鉴于边缘地带本身战略价值的有限性，超级大国对该地区权力变更的敏感性与容忍度较核心区存在着根本差异。在边缘地带，超级大国之间仍谋求避免爆发直接冲突——这同样可能陷入没有赢家的全面战争——但它们对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彰显权力和消耗对手则表现出强烈兴趣。这就使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有意愿将边缘地带有冲突意愿的盟友发展成为实施“诱捕战略”的利益扩展工具。在两极竞争的战略态势下，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既能够吸引战略竞争者的介入，又能够避免陷入两极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
基本假说1：结构现实主义推演出的“两极稳定论”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各自势力范围内所享有的支配性地位较为满意且趋向保守，因此愿意对各自阵营内盟国改变现状的进攻性意图进行约束。本文则认为，两极结构下超级大国更愿意对核心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进行约束，而对于边缘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的约束动机则明显降低。如果在边缘地带促成的“代理人战争”有助于削弱战略竞争者的实力，甚至会对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更准确的说，边缘地带的局部代理人战争既是核心地带释放结构性压力的重要出口，也是维护两极体系整体稳定的必要条件。两极体系下核心地带的“注定缓和”与边缘地带的“注定紧张”是共存于一个硬币的正面与反面。
对于实行“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最好的战略组合就是将“核心地带”的所有盟国和部分“边缘地带”战略位置较佳但缺乏矛盾可以利用的盟国塑造成压力缓冲区，同时将“边缘地带”具有国家继承权、领土诉求或民族矛盾的盟国视为利益扩展的重要砝码。这要求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放弃利用“核心地带”既有的矛盾并在该区域积极推行维持现状的缓和政策，同时积极利用“边缘地带”已有的地缘政治矛盾并推行改变现状的诱捕战略。该战略组合不仅能够避免两极之间陷入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还能够在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中长期拖住并消耗对手的国力。这种风险较小、收益较高的边缘地区代理人战争模式，构成了两极体系下推行“反遏制战略”大国转移结构矛盾、缓解结构压力并谋求战略主动权的最优选择（参见图表3）。
具体来讲，一旦双方在“核心地带”开启敌意螺旋，将面临极高的全面战争风险。因此，超级大国之间在“核心地带”的互动往往会逐渐达成一种避免触及对方战略红线的默契。尽管每一方都从未公开地承认另一方对其势力范围所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利，但每一方都不会去直接挑战对方的这种权利。例如，尽管美国对1968年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巨大的震动，但两极结构下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均衡”仍使得约翰逊政府除了表示“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干着急”之外，没有对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的行为给与超出外交抗议的反制。相反，由于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战略价值较低，超级大国没有意愿为此卷入一场得不偿失的全面战争。因此，超级大国在“边缘地带”利用地区矛盾积极进行利益扩展将面临较低的全面战争风险和较高的地缘政治回报。对于地处边缘地带却没有现实矛盾可以利用的盟国，则可以将其塑造成增加本方安全剩余的压力缓冲区。
逻辑机制2：对于推行“全面遏制”的一方而言，这类国家很容易陷入基于“多米诺疑惧”或“温泉关推论”的量变质变逻辑引发的战略迷思。这种迷思强调，如果你不注重边缘地带的变化，这种变化迟早会波及到核心区域。在边缘地带的退却将经历三重失败。第一，己方失去一个潜在的盟友；第二，敌方增加一个盟友；第三，边缘地带是检验大国战略信誉和决心的试金石。放弃“边缘地带”会导致权力声望加速衰退并在己方其他盟友和中立国心中生成恐惧。这种恐惧会导致小国放弃参与权力均衡的“遏制”，而转向融合威胁的“追随”。
基本假说2：这种逻辑推演下，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将逐渐丧失通过分辨利益、识别威胁和确定反应的理性思维。这种战略迷思的不良结果将导致实施遏制战略的大国将威胁和反应本身都看成需要捍卫的利益。在边缘地带推行“遏制战略”本应是服务于两极竞争的手段，但“多米诺疑惧”则使得边缘地带本身上升为需要捍卫的战略目标。很多时候，当国家的注意力过于紧盯当下的目标时，就可能会忘记最初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目标。而当条件本身发生变化时，目标却被保留和坚持了下来，成为了某种需要捍卫的利益本身。对于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多米诺疑惧”逻辑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心理效应是其战略竞争者构建“边缘诱捕”战略的重要前提。这将诱导实施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在“同盟承诺困境”与“温泉关推论”双重作用下直接进行对称反应的军事干涉。一旦实施遏制战略的国家进入此类思维轨道，就很容易将边缘地带的区域事件认定为关涉全球力量对比的重大冲突。
逻辑机制3：从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的内在关系上讲，倘若战略竞争对手在保持战略定力、设置合理时间限制与忽视沉没成本而及时止损这三种要素上哪怕能够严格遵守其中一条，也能够有效地避免被对手在边缘地带实施长期“诱捕”。因此，对于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而言，运用逆向思维最大限度地促成战略对手陷入“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双重逻辑影响下产生的认知失调，构成了“边缘诱捕”战略实施成败的关键。在商品拍卖过程中，每一个竞标者都必须报出最高价码，这就可能导致标的物的报价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在两极体系下，陷入此类认知失调的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的报价经常远远超过其本身的政治、安全或经济价值。这种非理性决策的背后体现出深刻的“竞拍者迷思”，即觉得只要再稍稍努力追加一点，就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超级大国本身不愿在边缘地带同次要对手陷入长期但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消耗，但只要能够说服自己胜利在望，就有欲望为了护持权力声望而不断追加筹码。“沉没成本”迷思主要指前期投入的规模——而非盈利前景——往往成为影响后期追加投资的理由。前期巨大的沉淀成本会让哪怕最理性的决策者也无法摆脱“拒绝增持就意味着彻底亏损”的恐惧。例如，从威斯特摩兰到厄尔•惠勒，从哈金斯到麦克纳马拉，整个越战时期美国军方决策层教科书一般地展现出“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在地缘战略心理学上的叠加效应——在追加投入的过程中，“沉没成本”会增加人们取得成功的压力，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牺牲越大，就越会在心理上高估所追求目标的价值。一旦大量资源被投入到一项战略之中，决策集团就有压力用成功来证明当初决策的正确性。沉没成本迷思要求政府为自己的付出取得相应的成果，这又进一步刺激了超级大国在边缘地带追加投入的可能性。推行“边缘诱捕”战略的国家正是利用了对手上述两种战略迷思才得以长期通过“代理人战争”对其进行消耗。
基本假说3：在推行“边缘诱捕”战略过程中，将战略竞争者的关注点吸引到边缘地带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对手不断地在这场精心设计的马拉松式的赌局上不断追加投入。如果对手意识到自己正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打一场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消耗战，那么它很有可能从该泥沼中迅速抽身。本项研究认为，将边缘地带的非核心利益打造成吸引战略竞争者在此不成比例追加投入的磁石，其核心奥义在于对边缘地带盟国支持的力度恰好能够让对方认为只要再稍稍努力就会胜利在望。只有不断地在动态平衡的推拉中恰到好处地调节权力天平的比重，进而给战略竞争者以胜利的希望，才能促成其在“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的双重逻辑诱导下说服自身追加投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进而造成战略对手在本方选定战场面临长期消耗的局面。同时，超级大国间避免直接对抗的重要手段就是代理人战争、秘密干涉和尽量选择非对称的特种作战，而非大规模常规阵地战。
逻辑机制4：实施“边缘诱捕”的消耗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根据地区权力对比动态平衡地向责任承担者（区域盟友）提供资源支撑，才能保证在两极对抗的政治结构中，超级大国的反应烈度取决于其面临的压力大小。实施反遏制战略的一方利用“代理人战争”向战略竞争者位于核心地带的盟友施压，往往会激发其高度的警觉和强烈的反应；而向其位于边缘地带的盟友施压，则能够将战略竞争者的警觉控制在避免全面摊牌的范围内。因此，“边缘诱捕”战略是一种长期的消耗战略，只有在边缘地带以“逐步升级”和“螺旋式加码”的战略逻辑，通过间接“代理人”持续向对手输入适中的战略压力，才能实现将其战略重心拖在次要地区长期消耗的目标。
基本假说4：即便成功地在边缘地带施放战略诱饵并促成地区冲突，也不一定会带来战略竞争者权力的持续下降。在非对称冲突中如果己方区域盟友被迅速击败，反倒可能面临本方同盟离散和自拆台脚的失败局面。因此，作为一个动态进程，只有长期持续地为己方盟友提供支撑的“边缘诱捕”战略才能获得削弱战略竞争者的机会。对于实施“诱捕战略”的一方来讲，在促成己方区域盟友和超级大国之间陷入二元冲突之后，该战略的实施国仍需要不断地为己方盟友在消耗战中提供持续支持。同时，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施放战略诱饵的超级大国除了向己方“代理人”持续提供援助外，在对待冲突双方的外交事务上要尽量撇清关系、保持灵活态度并刻意塑造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姿态。尤其是对本方支持的卫星国，如果能够在外交话语和互动上保持低调和冷淡，同时在行动上悄悄地向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将有利于超级大国之间在“不知情”幌子的默契下将公开对抗的风险降至最低。
3.案例验证：勃氏时期苏联的“边缘诱捕”战略
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希望将其卫星国打造成可以任由其开闭的水龙头，借此达到区域战略支撑全球战略的目的。中南半岛作为苏联对美的利益拓展区，在形势对己方“代理人”更加有利时，其对于苏联最大的价值在于长期保持紧张的战争局势，而非迅速走向缓和的和平前景。如果想将印度支那塑造成对美战略的利益拓展区，苏联就必须通过增加对北越的援助借以打破该地区自1954年奠边府战役以来在“中国-北越”与“美国-南越”之间维持了10年的微妙均衡。即便在这一战略僵持阶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14/2号文件也预料到苏联可能在外围地区寻求突破借以缓解核心区域的战略压力。该文件指出：“如果克里姆林宫统治者愈发相信其核能力可以阻止双方在欧洲地区爆发大战，那么它们就会同样地愈发相信可以凭借自身在欧亚大陆内线有利的战略区位因素、占优势的常规兵力以及战术空中力量在边缘地带谋求局部优势，同时又不会冒爆发全面战争之风险。”
通过对苏美在越战中的政策研究可以发现：截至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克里姆林宫对河内的援助大多停留在声援层面，在实质性的经济与军事层面援助其实甚少。甚至在著名的“东京湾事件”发生时，赫鲁晓夫为了与此撇清关系甚至主动致函约翰逊总统，表明苏联是从公开渠道了解到相关信息的。换句话说，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前，苏联并没有注意到越南在对美关系中的战略价值。在这一阶段，中国在对越援助上承担着主要角色。
苏联正式向“边缘诱捕”战略转变并加强对越劳党援助始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其领导下的苏共决定增加对越南军事援助与约翰逊政府同一时期迅速增加驻越美军规模并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呈现出显著的共变关系和内在联系。1965年2月标志着苏联对美“反遏制战略”的重大转型。从当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高调访问河内并与越南签订加强防御协定，到同月震惊美国的“波来古事件爆发”，再到约翰逊“滚雷行动”的剧烈反应，直至3个月后民族解放阵线在南部发动大规模“春季攻势”，可以说，正是勃列日涅夫对“代理人”军事力量的援助升级——苏联提供的先进军事装备为北越打造一支现代化正规军提供了重要条件——才打破了南北双方长期保持的微妙僵持，进而导致了威斯特摩兰在越南地区原有兵力不断地显得捉襟见肘。用麦克纳马拉第8次从越南调研回国后向总统进行的汇报来描述这一阶段的越战形势就是：“和解的前景，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
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掌苏共权力以降，苏联对美“反遏制战略”出现了明显调整。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注意到苏联不应在体系核心地带挑起前进将冒着巨大战争风险，后退又严重丧失权力声望的地缘政治危机。因此，他吸取了挑起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的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教训，在欧洲地区积极谋求与西方构建避免全面战争的和平机制。这种和平机制在1975年代以《赫尔辛基协定》的形式提前宣告了冷战在欧洲地区的结束。另一方面，苏联利用美国在推行“遏制战略”进程中容易出现的“同盟承诺困境”、“追随者效应”、“多米诺疑惧”（将美国引入边缘地带冲突）以及“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将美国长期留在边缘冲突）等认知失调，在不甚敏感的边缘地带对美实施“诱捕战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边缘诱捕”战略并不限于印支地区，它广泛地散布于中东的阿以战争、南亚次大陆的印巴战争、印度支那的越南战争和非洲的安哥拉战争等任何有意愿成为其代理人武装的第三世界。本项研究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越战为研究对象，因为这场特种战争的巨量消耗最终不仅直接酿成了美国1967年的经济危机，更导致其军事力量在1968年时达到了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战略透支，即如果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出现同样的危机，美国根本没有多余的军力和资源能够投入。苏联人推行“边缘诱捕”战略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苏联抛弃了赫鲁晓夫时代将越战援助问题推给中国的消极态度——中国的经济军事援助有助于维系北越对南方的制衡，但苏联先进的军事装备有助于打破这种僵持的均衡——开始加大对北越现代化装备的军事援助。1966-1967年，苏联向北越援助了高达5亿卢布的军事装备，1968年对北越的军事装备援助更是高达3.57亿卢布，1969-1973年援助总额为11亿卢布。苏联对北越军事援助的最大特点就是向其提供了大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生产的苏军现役先进武器。这极大增强了北越军队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和杀伤效力。苏联援助的现代化军事装备是北越方面打破战略僵持，进而促使美国在战争升级背景下大规模军事介入的重要原因。
在实施“边缘诱捕”战略过程中，苏联向越军提供的先进装备主要有米格-21喷气式战斗机、T-54坦克、SA-2地空导弹（苏联称S-75德维纳防空导弹）、“边网”测高雷达、122毫米D-30榴弹炮与步兵装备等高尖端武器。同时还向该地区派遣大批培训越军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专家。1965-1967年间，苏联向北越派遣了多达2000多名军事人员，他们主要从事对25-30个地对于空导弹发射营的数百个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军事装备维修以及飞行员等培训等工作。由于苏联向北越援助了其国内现役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截至20世纪七十年代初，苏联对北越防空体系建设的援助占其对越军事援助总量的85%——不仅迅速改变了1965年以前北越高射炮无法对付美国超音速飞机的困境，更使北越得以在1972年12月的最后两周内运用苏制萨姆导弹击落16架B-52轰炸机并俘获98名飞行员。而在此前的七年里，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北越炮火仅击落一架。
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越战中推行的“边缘诱捕”战略是促成北越在南方发动进攻数量激增5倍（有些地方激增8倍），进而导致美国不断追加筹码的重要原因。驻越美军从1965年4月只有3500名岘港的海军陆战队开始，迅速攀升到1969年底的54.3万人(参见图表4)。同时，苏联在背后对北越持续的援助无疑构成了其几经巨大挫折——春节攻势、拦回行动等——又展现出惊人的复原能力，且不断向南方地区输送军事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在1968年美国有50万军队与其作战，虽然美国投掷的炸弹比二战时期加起来还要多，虽然估计“越共”在上一年的伤亡人数高达14万，但北越仍然能够确保每年向南方输送20万作战人员及大量装备。
第二，为了增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略韧性，避免它同美国在长期消耗战中从意志到物质面临崩溃风险，除了上述军事援助外，苏联还积极加大对北越的经济援助。由于赫鲁晓夫并没有将越南视为对美战略的重要利益拓展区，因此，从1955-1965的10年间，苏联对越南经济援助总量只有区区3.7亿卢布。这一援助份额远远低于当时中国对越援助，以至于越南在中苏分裂初期牢牢站在了中国一侧。勃列日涅夫非常看重北越在对美战略消耗的重要价值，开始通过增加经济援助来提升其内在的战争意志和战略韧性。自1965年7月12日，苏联同越南在莫斯科签署《苏联帮助越南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能力的协定》以降，苏联就开始逐渐增加了对越南“无偿经济援助”、“补充技术援助”、“换货协定”和“提供贷款”等援助数额。1967年9月2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黎清毅在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公报显示：“苏联将加强在粮食、化肥、药品、工业生产设备、交通工具、石油产品、黑色与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上对越南的无偿援助和长期贷款。”从1965-1973年巴黎协定签署的后续八年里，苏联及经互会国家共向越南提供了13亿卢布（苏联独自承担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单凭北越的国家资源与战争能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长期拖在东南亚泥沼之中的。因此，越战看似美国战略决策连续失误的背后是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1965年之前以中国为主，1965年之后以苏联为主——对北越战时经济不断给与援助和输血的结果。
第三，利用美国的“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力图将美国军事力量长期拖在越南战场。在整个越战期间，苏联领导人非常乐见美国在东南亚战略泥沼中长期消耗国力。让美国长期留在越南——而不是让其迅速击败越共或在前景渺茫下知难而退——构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美实施“边缘诱捕”战略的核心。虽然苏联人在外交公开场合多次表态期待越战早日和平解决，但作为实施“边缘诱捕”战略配套的欺骗信号，对于苏联外交姿态文本的解读不应从其表面含义进行直接抓取，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地缘政治情势追问“美国退出越战对苏联有什么好处”？这种结合具体情势对外交文本的二次识读往往能发现实证主义文本背后的真正意涵。这要求在对文本的解读时，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纵观整个越战可以发现，苏联人极少去做任何可能劝阻河内战争激进升级或帮助双方安排和谈的事。这种战略意图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1966年，当约翰逊政府可悲地请求苏联帮助其摆脱越战困境时，在场的苏联官员甚至劝说美国追加在越南的兵力投放；第二，整个1969年基辛格同多勃雷宁的每月会晤中至少有10次请求苏联帮助结束越战，但后者总是回避而且从不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以至于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的第一个《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时公开指出：“在越南问题上，苏联人没有对北越人施加有益的影响，反而因其对北越的军火供应而对战争的继续负有严重的责任，这种做法在根本上是有损和平事业的。”
苏联利用了美国深陷“同盟承诺困境”、“多米诺疑惧”、“竞拍者迷思”以及“沉没成本迷思”的叠加效应，促使约翰逊政府在这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赌局不断承受代价，又不断追加筹码。以至于1965年5-7月之间约翰逊反复声称：“现在所有的小国都将越南当做检验美国战略可信性的试金石，如果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败退并允许南越被武装并吞，那么其他盟国也会认为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在他们头上。”如果仅仅出于对战略可信性的考虑，那么约翰逊政府也不会对追加军事投入如此执着。只有当华盛顿深信北越已经在它的打击之下已成为强弩之末，并且只要美国再稍稍努力一点，它就能在这场胜者通吃的零和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才是美国迟迟不愿认赔离场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希望与其说来自于威斯特摩兰对战争前景的过度乐观和麦克纳马拉对“伤亡与消耗量化分析”的战争前景高度认可之外，更来自于苏联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长期保持的大力援助与若即若离的低调态度。它让美国在遇到挫折时看到胜利在望的前景（提心吊胆而又信心十足），又让美国在即将胜利时感到没有尽头的茫然（信心十足而又提心吊胆）。
第四，在对待边缘地带局势演变的外交话语和姿态上，要尽量保持置身事外的低调冷淡。打着“不知情”幌子往往能够将超级大国之间公开对抗的体系战争风险降至最低。1967年1月13日，葛罗米柯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经政治局批准）中显示：“至于美国入侵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的援助，但不要直接卷入和美国的正面战争。”为了更好地推行“边缘诱捕”战略——既要尽快打破南北之间紧张僵持的微妙局面，又要避免自身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苏联虽然从1965年以来便超过中国成为北越军事物资最大的海外援助国，但在整个越战期间，它却始终避免同北越缔结带有军事义务的正式同盟条约。直到越战结束很久以后的1978年11月才与其公开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维系美苏在台面上的默契并降低美国对苏联援助越战可能引发的不满，苏联还尽量避免通过大规模海上运输的方式将物资送抵越南，而是注重寻求于通过将物资交付第三方的形式进行运输。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至越的重要通道。在越战最激烈的1965-1968年间，苏联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即便如此，1971年河内通过海防港从敖德萨、摩尔曼斯克与海参崴这一复杂后勤系统获得的物资仍然高达210万吨——其中包括北越获得的全部石油——而来自周边邻国的铁路只承担约30万吨运量。
这种外交上刻意塑造的置身事外的冷淡与低调，如果运用到极致，甚至使苏美关系的亲密程度看上去远高于苏越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当北越军队在南部大举发动突然袭击时，苏联领导人均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更表现在当北越本土遭到严重打击时，苏联官方与主流媒体态度的温和冷静与含糊敷衍。例如，当1972年5月8日尼克松通过“拦回行动”让B-52对北越的河内、海防等重要城市的停车场、发电站、桥梁、船坞、铁路、公路、港口（波兰船只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另有一艘俄国船只被炸毁）、通信塔、军营、工厂、机场、医院、市场、补给站等进行狂轰滥炸，以至平定省75%的地方在蹂躏后成为废墟的时候，当武元甲的十万将士在美军这场“几乎快要炸到河内天主教堂门口”的轰炸中尸骨未寒的时候，5月10日，多勃雷宁——仅通过非公开的秘密渠道——向美国递交的照会只限于谈论轰炸所造成的苏联船只以及苏联公民的生命损失，对于海防港布雷等问题只字未提。5月11日塔斯社的声明则使用了散发着犹豫的模糊外交语言，即苏联“人民”（不是政府）“关心”斗争，苏联“人民”将继续给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像河内所要求的“更多的”支持）。与此同时，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和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却正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同尼克松谈笑风生并谈论“友谊”一词在波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中的不同讲法。当5月22日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极尽地主之谊，甚至将克里姆林宫原属沙皇的寓所准备就绪供其下榻。美苏双方在大摆鱼子酱和香槟酒的筵席上觥筹交错，不免让人深信苏联在越战问题上反复申明的政策——它与越南之间并无特殊关系，它与美国一样希望早日实现和平。同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的国庆节期间，特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并同尼克松的大女儿特里西亚·尼克松·考克斯相见。
从越战结果上讲，这场战争对美国国家力量的侵蚀与消耗是惊人的。它总共导致了58220名美军阵亡，153303人负伤，另有1643名美军失踪。1965-1975年间，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直接开销共计1110亿美元（约合2011年的7380亿美元）。此外，美国在战争期间还承担对南越政权经济援助285亿美元，事后对老兵补偿220亿美元，对阵亡美军配偶的持续抚恤以及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如果阵亡美军子女残疾美国财政给与终身照料）2700亿美元。总之，这场每月带来2800人伤亡和20亿美元消耗的战争不仅使美国国内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撕裂，更使其二战后长期保持的对苏战略优势不复存在并出现了美苏攻守易势的局面。
苏联利用越南战争所构建的“边缘诱捕”战略对美国二战以来的主导性权势产生了巨大的侵蚀效应。以至于到了尼克松上台时，美国面临着加速的通货膨胀、长期的财政赤字、高额的税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形势不仅迫使美国减少对边缘地带盟友的安全承诺，并加紧从东亚、东南亚、拉美和中东等非核心区的一线冲突中从台前向幕后撤离，也迫使美国改变冷战初期对共产主义的傲慢态度，它开始正式承认苏联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甚至同共产主义中国建立了准同盟关系。
勃列日涅夫“边缘诱捕”战略最大的收益无疑是通过在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促成了美苏攻守易势局面的生成。它的间接效应为苏联迅速抓住时间窗口缩短“导弹差距”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由于越南战争开销巨大，为避免节外生枝，美国军方不愿去国会为更加昂贵的战略武器研发或扩充军备争取更多的资金，以至于1970年会计年度，美国花在所有战略武器上的开支仅占其国防预算总量的九分之一。到了1969年约翰逊总统离任时，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已经从美国占优转变为基本平衡，并日益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海军也从过去的近海防御力量已被扩建为一支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战略力量；在核武器方面，1960年，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总共才拥有354件战略核武器，彼时的美国则拥有3127件核武器。到1972年签署《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之临时协定》达成时，苏联拥有洲际弹道导弹1300枚，首次超过了美国1054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在潜射弹道导弹方面，苏联拥有950枚，也超过了美国的656枚。苏联利用“边缘诱捕”战略在不足十年里就取得了对美国的弯道超车，巩固了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地位。
4.结论与启示
在两极战略竞争中，关于权势消长与其说取决于哪一方做对的更多，不如说取决于哪一方所犯的错误更少。尤其是当双方战略都存在误区的时候，犯错误更少的一方往往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与前面两者相比，更明智的是哪一方能够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让战略对手在次要地区与次要对手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因此，如何发挥自身的战略能动性，利用并扩大对手的战略失误，正在成为研究两极体系下大国博弈的重要问题。在确保体系核心地带相对稳定前提下，通过转移对手注意力的方式增加其在边缘地带的战略消耗，对于在反遏制战略中消减对手战略优势有着较好的效用。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态势的形成，同当时苏联在欧洲核心地带积极谋求缓和，在中东的阿以、南亚的印巴、非洲的安哥拉以及印度支那的越南等体系边缘地带实施“边缘诱捕”战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在“边缘诱捕”战略中，边缘地带的“代理人”往往起着斗牛士的红色披肩斗篷的作用,即诱使战略竞争者在次要地区同次要梯队进行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消耗。从事后诸葛亮角度讲，历史学家们往往愿意从一些国家失败的结局去反推、总结和评判其一开始便内蕴的注定失败的原因及其战略所包含的自我消亡的种子。以至于让后世常常感觉从某个转折点开始，该国的整个奋斗生涯就可以被简化为一部坏了的留声机，不断重复着吱吱呀呀的下降音调。但在政治实践的每一个时点上事态本身都比话语文本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反遏制战略”既有代价高昂的失败教训，也有得之不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前期，不管苏联在推行“边缘诱捕”战略时是否有相关理论做指导——从勃列日涅夫轻视中国在边缘地带巨大的战略价值以及苏联赢得战略主动后随即陷入到阿富汗战争的两大事实来看，苏联对美反遏制战略的胜利显然仍停留在偶然性和经验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形而上的理性层次——该战略无疑对美苏攻守易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有必要对“边缘诱捕”战略经验进行理论化的知识抽象。理论就像是穿透暗夜的手电的光芒。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容易陷入一事一议的迷茫。这种迷茫就像对着黑夜中远处看不见的标靶进行漫无目的射击，即便有时碰巧命中了靶心，也仅仅是一种经验层次的偶然。美国虽然在“苏攻美守”的态势下，利用中苏交恶的矛盾积极发展中国成为其远东遏制苏联的“代理人”从而扳回一局，在阿富汗战争中利用“边缘诱捕”战略又扳回一局，但对这一战略的理论性总结却长期成为一事一议的冷战史而非地缘政治理论所关注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从苏联反遏制战略的视角重读这段冷战史，并通过将这块美国遏制战略所忽视的重要“拼图”补齐，以期全面地展现冷战期间美苏势均力敌、分庭抗礼、旗鼓相当、难分伯仲的两极图景。通过对“边缘诱捕”战略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对“边缘诱捕”战略理论的研究为我们研判美国印太战略提供了一个反向的视角，即美国将中国周边国家纳入对华制衡联盟的“印太战略”是单极体系下的霸权护持战略——它同北约在苏联解体后通过东扩实现对俄罗斯抵近遏制与战略挤压相似——随着两极结构的最终确立，美国该战略的可操作空间将受到急剧压缩。“印太战略”的本质是利用中国同周边国家或地区矛盾，进而将中国周边国家塑造成对华遏制的利益拓展区的做法，它构成了美国单极霸权时代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制衡手段。但随着中美两极体系在未来的最终生成，中国周边地区也会升格成为利益敏感且容易引发两极全面战争的核心地带。这种在其周边对中国敏感核心安全利益的挑衅行动将逐渐转弱，直至只剩下舆论层面的支持。根据“边缘诱捕”战略理论可以预计，中美两极体系下，美国即便保留“印太战略”这一“众对双边”制衡体系，这些周边国家或地区也只能充当具有防御性职能压力缓冲区，而无法再扮演美国单极时代对华利益拓展区。
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和扩展是在二战后英德法日等国相继衰落和战败后美苏两强并起而形成的，美国在这之前并没有单极主导国际体系的体验。而中美权力转移则是在美国单极霸权秩序逐渐转型为中美两极格局时出现的。就后者来看，美国已经有了冷战后单极霸权的独享体验，因此它对这种两极格局会产生更大的排斥并将这种排斥转化为更强大的遏制动力。在两极体系最终确立之前——尤其是随着中美权力转移加速期——中国同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许多周边盟友矛盾可能会呈加剧态势。对此，我国既应该对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可能愈发变得活跃与紧张给予充分的预估，也应该牢记不应在这些衍生性的次要矛盾上投入远超其价值的资源。如果我们明白两极体系确立的过程，就是美国在中国周边敏感区域逐渐后退的过程，如果我们明白时间的天平是一刻不断地朝着崛起的中国一侧倾斜，那么就应该对“印太战略”在周边引起的并发症给予理性的看待。近三年来，中国在同印度处理藏南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克制，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美国传统盟友在安全与领土分歧上所展现出的大国外交，甚至中国在缅甸政府军进攻北缅民地武期间表现出的理性克制与善意中立无疑体现出其擘画大国崛起战略上的耐心与定力已非常成熟。在两极体系最终生成以前，中国仍需应紧盯中美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避免军事力量被“印太战略”中的周边小国所分散稀释，以免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在长期的消耗中出现战略透支。
第二，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遏制围堵，中国在崛起进程中也并非只有消极的退让忍耐一张牌可以打。在中美两极体系确立前，中国周边部分区域还没有升格为敏感的核心地带。“边缘诱捕”不仅不会带来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反倒有可能促成深陷边缘地带的大国为了结束冲突而寻求战略竞争者的帮助。正如当年斯大林通过支持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从而将美苏矛盾从欧洲地区引向了远东地区并在半岛对美国实施“边缘诱捕”，抑或是普京通过支持叙利亚政府将“收复”克里米亚问题引发的矛盾成功转移到中东地区一样，它们都没有促成美俄关系的恶化，反而出现了美国为结束朝鲜战争或叙利亚战争而需要争取俄国人合作的局面。
在“一极半格局”背景下，脑洞大开地主张中国对美提前实施“边缘诱捕”战略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阻力。毕竟，当前中国对美战略主基调仍然倾向于延续单极体系下的尾随战略，且尚未对即将到来的中美两极体系予以充分认识。由于政策惯性和思维的路径依赖，中国一直将构建稳定中美关系视为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但随着两极体系的加速生成，中美关系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质变。在权力转移诱发的中美关系范式转折背景下，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在单极霸权时代延续至今的隐忍退让是否依然能够换来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默许。尤其在中美关系已经上升到一元性的体系主导权之争的背景下，如果为了稳定中美关系需要不惜以核心利益和崛起机遇为代价，是否还有必要坚持这种舍本逐末的政策？随着中美两极体系的加速生成，中国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实现搭车型崛起的可能性愈发降低。一旦中美经济体系出现“脱钩”，中国放弃利用周边国家矛盾作为利益拓展区以换取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前提就彻底消失了。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必要根据权力转移期新形势重新调整周边国家在对美关系中的战略职能，即将部分国家从过去追求稳定的压力缓冲区转变为对美发挥积极影响力的利益拓展区。
第三，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日渐清晰明确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对两极体系下的反遏制战略问题的研究。边缘地带的动荡对于崛起大国来讲是一个较好的“推责对象”，而对于两极下推行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则是较好的诱捕机会。“边缘诱捕”理论认为，两极体系下核心地带的“注定缓和”并不否定边缘地带的“注定紧张”。恰恰相反，核心地带的权力压力正是以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形式得以有效释放。在两极体系确立后，中美在对双方核心利益与战略红线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在边缘地带利用矛盾促成“代理人战争”的概率将会明显增加。中国推行反遏制战略需要认真思考，在避免触及美国敏感的核心地带基础上，通过“边缘诱捕”战略积极构造对美利益拓展区。这是我国在两极体系下促成中美攻守易势的重要手段。
中美两极体系确立后，美国会逐渐从中国周边核心敏感地带后撤到安全地带。中国也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负有义务的盟国保持善意的缓和。中国周边地区国家——不论它们是中国盟友，还是美国盟友——都将变成中美之间的压力缓冲区。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实施“边缘诱捕”战略应摆脱一个地区大国眼里只有周边的视野所限，从全球的边缘地带去发现和寻找能够诱发美国军事介入的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教派矛盾，甚至是文明冲突。通过发现并激活业已存在的地区矛盾与同盟义务，进而通过“边缘诱捕”战略促成美国的战略透支。
最后，本项研究所提出的“边缘诱捕”战略这一灵感来源于冷战时期中国对其援助的两场地区战争差异化的表述，即我们为何从最初的“抗美援朝”转变为后来的“援越抗法”？前者是一种直接战略，它突出接触性“抗美”。意在表达我们对抗美国，目的是援助朝鲜；后者是一种间接战略，它突出非接触性“援越”。意在表达我们通过援助越南，目的是让受到援助的越南来对抗法国。在此，援助越南变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正是“援越抗法”启发了本项研究去进一步思考两极体系下，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国家如何通过在边缘地带促成“代理人战争”这种间接战略来促成有利形势的。在冷战时代，我国就体现出运用“边缘诱捕”战略的理论自觉——只是当时中国周边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体系的边缘地带，同时中国当时公开对朝越两国援助与本理论主张的低调援助也有所差异——未来随着中美两极体系正式确立，我国更需要对这一战略给与更多的关注。诚然，该理论不一定能够确保中美攻守易势的生成，但可以增加中国反遏制战略成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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