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邢丽菊 赵婧：国际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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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丽菊 赵婧：国际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挑战与对策
来源
《东北亚论坛》
内容摘要：「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总体感知、评价与情感，它的具体内容在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建构中稳定、变化和更新。提升并运用国际话语权是主权国家塑造和建设国家形象的重要路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情况较为复杂，积极与消极评价共存。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国家形象被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人密集讨论，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现象凸显出来，维护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成为紧迫课题。在国际话语权相比过去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包括“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权力结构的制约，以及舆论引导、议程设置和学术创新能力方面的不足等。未来，基于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以维护和完善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路径可参考：以舆论性话语权加强公共危机中的国家形象管理，以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治理机制的议程、规则和话语中嵌入理想的国家形象，以学术性话语权为国家形象提供更多的价值来源和科学支撑。
作者简介
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 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建设；国际话语权；公众舆论；中国外交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0年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课题（JWRW20-BS029）；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3期。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资源，因此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二者是怎样的关系？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然意味着国家形象的改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权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构建？本文以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这几个问题可能的答案。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中国凭借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经济大国自然地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内容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国际活动，在国际场合发出中国声音，主动地塑造和维护国家形象。近些年来，主场外交更是在展示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再局限于经济大国，其外交形象和文化形象也进入了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的视野。可以看出，这既是一个中国国家形象在跨文化沟通中被塑造、传播和认知的过程，也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在全球化语境中从失语到多维构建的过程。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暴发将中国置于国际舆论的焦点。中国的国家形象被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人密集讨论，中国在国际抗疫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甚至是误读和误解。我们认识到，这种误读和误解可能来自于爆炸式虚假信息的误导，也可能源于刻意地污名化。这就说明，新冠疫情的国际舆论场不是独立和突发的，它具备时空上的积累。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国际社会上一直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观解读，背后是复杂的利益因素或者文化偏见；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来说，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等国家，以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看待东-西和中美关系，这样的思维“操作码”会蔓延至各个领域。因而，新冠疫情只是放大和凸显了既已存在的问题，使得包括决策层和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进一步意识到维护中国国家形象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通过以上简要地回顾和分析，有两个问题浮现出来。第一，长期以来，中国都在努力地构建一个真实的、完善的国家形象，为什么不同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差异巨大？甚至扭曲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论声音更大？第二，随着中国掌握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为什么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并没有得到全面地改善？如何利用国际话语权向世界呈现出客观和全面的中国国家形象？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国家形象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第二个问题则关乎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的关系，即对二者关系的规范性研究。上述问题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下文将以新冠疫情为界，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谈起，分析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讨论从国际话语权角度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路径。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如同社会中的人注重个体形象，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形象问题，并明确其软实力属性，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构建出理想中的国家形象，以对国际社会的其他行为体形成一种吸引力。不过，主权国家常常身处一种困境，即国际社会对其国家形象的认知是十分复杂的，并不与其真实的国家形象一致，更不必说理想的国家形象了。这是因为，国家形象的生成与认知涉及主体和客体两端，不仅形象主体可以进行主动地塑造，接收信息的客体也会展开再加工。因此，分析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研究提升国家形象具体路径的首要课题。
（一）国家形象：感知、评价与情感
1959年，美国学者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发表论文《国家形象与国际体系》，这是最早将“国家形象”（NationalImage）视为理论概念进行的研究。他认为，是“形象”（image）而非“真相/事实”（truth/reality）决定着行为体的行为，文章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国家形象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作者指出，影响国家形象的三个关键维度是：国家的地理空间，外部的敌意或友善，包括经济和军事能力等诸多要素在内的国家实力强弱。
博尔丁的观点极富洞见，为后来者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提供了基础框架，其中最具启示意义的贡献是明确了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强调了国家形象的可建构性，主体和客体都可以影响国家形象的具体内容。英国学者伊恩·克拉克（Ian Clark）认为，国际社会中合法性的产生和获取有赖于一种共识，这种被广泛理解和接纳的共识基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主权国家对国家形象的建设和维护就涉及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问题，积极完善的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目标国形成的一种共识，它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对该国行为的稳定预期，也给当事国未来更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奠定合法性基础。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金正昆、徐庆超认为，“国家形象可以被理解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的基本印象和总体评价，国家形象是一国可观的无形资产或曰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海洲从政治学角度为国家形象研究设计了包含三个层次的系统结构，即价值层、制度层和操作层，价值层是从认同政治视角分析国家形象背后蕴含的本质理念，制度层涉及政治体制、法律规范和国家-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操作层指各类公共管理行为。
程曼丽研究了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关系，认为媒体策略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张昆主编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分析了大量具体案例，探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传播战略。可见，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侧重于其软实力属性，揭示出国家形象也内涵着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同于威胁惩罚或利益交换，而是一种吸引力，如同中国古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新闻传播学则更关注国家形象的传播策略问题，即如何通过媒体这一媒介进行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操作。
本文将国家形象视为国际社会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总体感知、评价与情感，它的具体内容在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建构中稳定、变化与更新。首先，国家形象的受众是国际社会而不是国内社会。国家形象的受众可以是海外群体也可以是国内民众，本文探讨的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具体而言，国际社会由多种类型的行为体构成，包括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需注意样本的政治立场、文化偏向、知识背景和生活环境等要素。
其次，国家形象涉及客体对主体的感知、评价与情感。感知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总体印象，它来源于长久以来的积淀以及对该国在突发重大事件中表现的感受；评价是国际社会在对一国总体印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和评估，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评价标准的来源；情感是国际社会基于感知和评价对特定国家产生的喜爱、亲近亦或憎恶，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并不似感知和评价是必要内容，很可能存在对一国没有情感取向的状态。
再次，国家形象的内容是多元的，且在总体稳定中有所变化和更新。国家形象包括政治形象、外交形象、经济形象和文化形象等，这些具体形象之间相互作用，既可能互有促进，也可能存在冲突，在行为体的塑造下发展和变化。最后，国家形象是被建构而成的。不仅主体可以运用各种方式塑造本国国家形象，客体也可以对别国形象进行再塑造和再解读。到信息传播的微观世界中去，可以发现，每一个信息都经过文化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国家形象就在建构与被建构中影响着人们的感知、评价与情感。
（二）疫情前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
本文将疫情暴发作为时间分界点，分别讨论疫情之前近五年来、以及疫情暴发后两个时间段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这是因为，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愈发显现，科技创新者、规则制定者和文化引领者的角色备受关注，加之国家形象本身具有不断更新的特点，选取这一时间段的数据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疫情暴发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乃至每个个体都受到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在初始阶段，中国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的中心，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在这场全球突发性危机中被放大，故而这一阶段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具有典型性和研究的价值。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and World Studies）2012年发布中国本土首份《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至今已形成七份完整的相关报告，本文以最新的2016年至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报告作为分析对象。三份报告的内容具有内在延续性，有如下几个共同特征：第一，调查样本主要来自G20成员国， 样本数量均为11000，每个国家500个样本，覆盖当地18-65岁居民，性别比为1:1。第二，调查的议题基本相同，包括国家整体形象及影响力、中国国家与国民形象、中国政治与外交形象、中国经济形象、中国文化与科技形象、信息接触渠道和来华意愿。第三，从整体形象来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中国人民最主要的特质是勤劳敬业。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居于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贡献受到认可和更高的期待。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好于发达国家，年轻群体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更高。此外，有两个明显的变化趋势：一是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上升，华为、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是受访者最为熟悉的中国品牌；二是海外民众了解中国的信息主渠道发生变化，从以当地媒体为主，到更多地使用中国产品、接触中国新媒体以及直接与中国人交往。
2019年12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报告《中国经济发展受新兴市场国家好评，但邻国警惕其影响》。该份报告主要涉及中国的经济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将不同国家对中国、美国的态度和评价做比较研究。报告第二部分“对中国的态度”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的样本中，40%对中国抱有积极态度，41%持消极看法。其中，俄罗斯（71%）、尼日利亚（70%）、黎巴嫩（68%）、以色列（66%）和突尼斯（63%）对中国好感度最高；日本（14%）、印度（23%）、瑞典（25%）、美国（26%）、加拿大（27%）和捷克（27%）则排在末尾。加拿大和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攀升速度最快。调查发现，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经济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欢迎，印度（61%）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满最多；在军事领域，日本（90%）、韩国（90%）、澳大利亚（84%）、加拿大（82%）和美国（81%）等亚太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保持高度关注。
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情况比较复杂，不同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在不同领域对中国的感知和评价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整体情况而言，中国本土民调和美国研究中心的民调都显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有好感，包括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等），以及不少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肯尼亚、突尼斯等）。其次，各国对中国的经济形象更加认可，对中国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则表示谨慎关注，甚至感到压力并心怀警惕。这是因为，很多国家与中国有经贸合作，或者受到中国在发展领域的援助，可以从中获得切实利益。再次，中国的文化形象可为整体国家形象加分，中华文化是中国对海外民众形成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包括历史故事、传统乐舞、服饰文化和中餐文化等。最后，海外民众了解中国形象的渠道较为有限，主要依靠当地媒体的报道，逐渐增加了新媒体接触和直接的人员往来，以及体验来自中国的科技和文化产品等。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消息源主要是西方媒体，经常直接转载后者关于中国的报道，而这些报道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带有西方的叙事偏见；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海外民众表示“不知道应该看什么中国媒体”。
（三）疫情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
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2020年1月31日将新冠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各国的目光都聚焦于疫情，“中国”成为被提到的高频词汇，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这场全球性危机中接受考验。出于全面性、代表性和比较研究的考虑，笔者选择世卫组织的官方表态以及美国、日韩和西亚北非国家的主流媒体报道进行分析，考察疫情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
疫情暴发后，世卫组织成为人们获取官方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总干事谭德赛（Dr.Tedros）的发言和讲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卫组织对中国的看法。1月22日，在首次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开发言中，谭德赛表示“非常感谢中国卫生部门的合作，我们在过去数周内进行了直接对话，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正在采取全面的措施应对这场危机”。总体来说，世卫组织对中国抗疫表现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肯定了中国国内全民抗疫的努力和牺牲，也高度赞赏中国对全球合作抗疫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中国以疫苗研发合作的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倡议。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火车头，其媒体话语的影响力居于首位。在这场危机中，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是最重要的国际和美国国内背景。因此，政治化疫情和污名化中国成为部分美国政治人士的政治策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疫情和“政治病毒”的双重浪潮下被重塑。中国日报社国际传播研究室对境外70家主流英文媒体报道的监测显示，2020年2月3日至3月6日期间， 涉华疫情稿件有44262篇，在同期稿件中占比93%，角度偏向负面，美国在国际涉华报道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新冠疫苗供应方面，部分美国媒体过度解读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甚至攻击和抹黑中国在疫苗研发上做出的努力。地理上的邻近使得中日韩三国具有抗疫合作的天然需求。关注日韩主流媒体可以发现，疫情期间关于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事实性新闻和评论性文章，后者不乏消极内容。以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朝鲜日报》为例，在其官方网站输入关键词“中国”，有一部分搜索结果是负面报道，甚至是污名化文章。尽管文在寅总统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但当地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仍在其受众中具备影响力。再看西亚北非国家，可以伊朗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为典型案例。伊朗是较早大规模暴发疫情的境外国家，中国向海外派出的首支医疗专家组就前往伊朗，伊朗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报道也更加客观和正面。12月以来，阿联酋和巴林已先后批准中国研产的新冠疫苗上市，伊朗、埃及和土耳其也肯定了中国供应的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并着手引进与洽谈工作。
概言之，从国外媒体报道的视角来看，疫情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依然是比较复杂的。不同国家的媒体，以及同一国家内部属于不同党派或阵营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都有各自的偏好。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国家形象是凝聚民族情感的共通形象，它可以典型地具象化为政党、政府和人民在重大危机中的选择和行为。然而，海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人心中的国家形象差距很大，前者两个突出的特点是：第一，以疫情之名继续炒作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和人权议题，实行双重标准；第二，强行割裂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或者视中国文化与中国政治毫不相干，在污名化中国的同时刻画中国人民“受害者”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关系的重要性，这也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与挑战
通过对疫情前后中国国家形象海外认知的简要分析可知，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感知是积极与消极共存的，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多受到个体置身其中的政治环境与生活、文化世界所影响，内含了本土世界观的预设。中国国家形象一方面被中国话语所构建，另一方面也被国际舆论所塑造。回到开篇的问题，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是何种关系？当前中国在运用国际话语权塑造国家形象方面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在掌握中国国家形象海外认知的基础上，有必要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一）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
话语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作用不可取代，话语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常态，因此，国际话语权也就成为主权国家竞逐的重要对象。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源自语言学，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定义。不同学派对话语本质属性的认识存在差异，因而对话语有着不同的概念界定。争论主要存在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这两大西方现代语言学流派之间：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具有内在完全结构的自主系统，话语是由单个句子或从句构成的语言；功能主义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认为语言产生的外部影响和效用是语言研究的核心，话语即是使用中的语言。本文采用功能主义对话语的定义。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关系学科发生语言转向。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出版《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这是国际关系话语研究第一波高潮的代表作。自此以后，在借鉴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了一系列围绕话语展开的研究成果。
顾名思义，国际话语权（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是有关话语的权力。具体而言，国际话语权是主权国家通过各类渠道在国际社会中发表意见观点、参与规则制定以及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权利和能力，主要涉及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等问题。国际话语权可分为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舆论性话语权指的是一国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换句话说，即“说话能否被听见”和话语本身的吸引和感染能力；制度性话语权包括国家在国际和地区合作框架中的规则制定权、投票权和发言权等；学术性话语权就是国内研究者及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哲学社会科学还涉及运用本土体验和知识丰富学科体系的使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均有所提升，这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有关，也与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转变有关。
国际话语权如此重要，它与国家形象的关系如何？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922年写就的《公众舆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书中阐述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和“刻板成见”（stereotype）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话语、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出来的情感”，“尤其应当注意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中的虚拟环境”。这里的“虚拟环境”即拟态环境，是指大众媒介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创造出来的相对于现实环境的另一种环境，人们对未亲历世界和事件的认知被拟态环境深刻影响。对大部分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脑海里的中国国家形象来自哪里？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话语造就的拟态环境。关于议程设置，伯纳德·科恩（Bernard C. Cohen）给出了通俗的解释：新闻媒体无法控制人们“怎么想”，但是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E.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L.Shaw）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是普通人与政治连接的唯一渠道，大众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议题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该国在某些议题领域的表现，国际话语权的议程设置能力就在这里发挥作用。例如，西方媒体将香港问题等中国的内政设置为“国际头条”，而极少讨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治理成就。刻板成见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持有的固定的、简单的印象和观念，大众媒介可以塑造或瓦解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为什么西方社会存在对中国有偏见的印象和评价？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拥有话语权的媒体和政治人士运用话语策略操控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刻板成见。
借助以上三个概念，可以得出的肯定结论是：话语为塑造和认识国家形象构建出由信息造就的拟态环境，这个环境可能与客观环境相符，也可能不相一致甚至完全背离；话语权则可以建构或解构国家形象，它是一种能力及相伴而来的路径和手段。那么，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一定成正比例关系吗？仅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机制和传媒体系建设的先行者，因而也成为规则制定者，被称为“制度性霸权”。无论考察其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份额，还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全球排名，包括高校和智库的影响力，美国都握有远超出其他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舆论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
但是，美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正负皆有，近年来甚至呈现下滑趋势。美国盖洛普公司（GALLUP）发布的一份民调报告以美国世界领导形象为主要议题，比较了美国、中国、德国和俄罗斯近年来的全球领导形象。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支持率大幅下滑（从48%降到31%），其后小幅增长，2019年为33%；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支持率较为平稳，2017年与美国持平（31%），2018年以34%高于美国31%，2019年的数据基本持平（中国32%，美国33%）；在具体的全球领导力表现上，美国得到52%受访者的支持，中国是51%，排在第二位（高于德国46%和俄罗斯40%）。由此而知，国际话语权是改善国家形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需要讨论如何提升和运用国际话语权才能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维护与完善。
（二）问题和挑战：结构制约与能力不足
国际话语权的弱势意味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话语结构的边缘地带，不仅缺乏渠道来完善国家形象，在面对污名化等扭曲本国国家形象的行为时，更是落于被恶意脸谱化和无力正名的境地。因此，找出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讨论如何更好地运用国际话语权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的前提。本文主要从国际话语权的权力结构和行为体能力角度给出参考。
第一，国际话语权依旧是“西强中弱”的局面。引用后殖民主义学者马歇尔·贝尔（J.Marshall Beier）对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论，可以同时窥见在其他领域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在国际关系中，由于西方国家在物质权力和知识生产上的强势地位，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话语领域享有一种自说自话，对第三世界国家、土著人的声音置若罔闻的特权”，这种“霸权式的独白”讲述的是西方社会对世界的关注和理解，压制了其他群体的理念和声音。同理，“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权力结构深刻制约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在国际事务方面，西方国家主导着议程设置、规则制定和舆论引导，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使发声，也是在以西方为主的话语权结构中发声。
第二，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污名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向污名客体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后者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其实质是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现象在国际关系中屡见不鲜，此次疫情更是凸显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污名化。一方面，“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权力结构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污名化中国的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具备维持自身强势地位的动力，即固化目前的国际话语权力结构。对西方国家来说，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是其利用国际话语权建构“他者”的话语行为，以此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以及误导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对中国而言，被污名化是塑造国家形象和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所遇到的障碍，特别是污名化主体拥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且几个国家形成了“话语同盟”，这样的情况亟需中国做出回应。
第三，国际传播能力不足，舆论性话语权较弱。当前，中国在国际上掌握的舆论性话语权尚不足以为维护国家形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官方和民间层面的跨文化国际传播能力都存在着问题，包括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问题和中国企业、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形象问题。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个体都成为了传播载体。近些年来，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国际舆论汇集的主要平台，“此次疫情大大推动了公共外交由线下向线上、由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迁移的步伐”。比较而言，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上享有毋庸置疑的主导话语权，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舆论引导力处于弱势地位。
第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有待提高。全球治理是国际行为体为解决全球共同问题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主权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指国家为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而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素质和技能，包括硬能力、软能力和巧能力，制度性话语权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软能力的重要方面。从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持警惕和怀疑态度，到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有了很大提高。但相较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仍有待进一步增强，包括议程设置能力、规则制定和扩散能力以及话语塑造能力等。
第五，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例，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性话语权较小。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深入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极有必要，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诞生有其土壤和背景，所以研究者必须厘清本土经验、地方性知识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地方性知识，也即产生于不同群体实践经验的知识，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创造性贡献。以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这是获得中国学术性话语权的可行路径。
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基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具体路径
提升和运用国际话语权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路径。在由信息构成的拟态环境中，主权国家通过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维护并改善国家形象，使国际社会对本国的感知、评价与情感更接近客观和真实的国家形象。相比过去，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中国的国家形象仍然遭遇着误解和非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话语权结构和自身话语能力不足的制约，还有一方面是未能更有效、更巧妙地发挥已经掌握的国际话语权的作用。故此，下文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视角讨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路径。
（一）危机中的国家形象管理与舆论性话语权
新冠疫情是一场波及全人类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的一次舆论危机。通过前文样本分析可知，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经历了较大变动，或者更了解真实的中国，或者加深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成见。显然，后者占比更大。不过，历经一年多的抗疫努力，中国国内取得的抗疫成效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抗疫援助已经逐步重塑了海外民众对中国的感知和评价。重大的危机意味着“危”中有“机”，公共危机是国家形象对外建构、对外传播和对外修复的重要窗口，这也是在公共危机中进行国家形象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在。危机中的国家形象管理，就是利用危机窗口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有的放矢的话语策略是重要路径之一。
首先，平衡话语中的冲动与理性。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冲动与理性为语言提供情感动力。在国际关系中，也不乏由冲动或理性所驱动的话语表达。疫情期间，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通过具有冲击性的话语来表达和疏解冲动情绪。这类冲动言辞实际是一种话语策略，为其国内民众的冲动情绪营造另一个出口。面对国际舆论的情绪性话语，中国更应对话语的冲动与理性做好平衡，可选择的策略是理性回应和提供可替代的话语框架——即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如果以同样等级的情绪性话语针锋相对地回应，可能会陷入对方设置的“议题圈套”，进而落入恶性循环。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英文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用事实和数据展现了中国的抗疫行动，第四部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详细介绍了疫情期间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以理性回应冲动，以事实文本回应煽动性话语，将强化中国讲礼仪、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海外认知。
其次，构建垂直与水平协作的话语传播体系。在公共危机中，话语的传播渠道直接影响着话语效果。这里的垂直渠道主要涉及信息和话语在国内的传播。当危机爆发之时，相关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给出的信息十分关键，及时的权威发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挤压虚假信息和谣言的空间，对国内舆论进行自上而下地有效引导。水平传播渠道包括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其一，领导人在重要国际场合发声，以及推动本国话语与国际组织的话语进行匹配和对接。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就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疫情下的世界经济问题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这是在危机中具有引领作用的话语水平传播。此外，与世卫组织等拥有专业权威的国际组织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提升本国话语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其二，注重话语的民间水平传播，特别关注疫情期间社交媒体在舆论影响力方面的攀升。由于不少国家颁布“居家令”并提倡“社交距离”，人与人的沟通开始更加依赖社交媒体，信息和话语在客户端之间迅速传播，影响着普通民众对相关国际事件的认知。因此，个体在社交媒体中的话语也在参与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
最后，为专业型意见领袖提供发声平台。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也称舆论领袖，他们是大众传播中信息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专业型意见领袖既具备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又具有公共关怀意识。在公共危机中，专业型意见领袖掌握着一定的舆论性话语权，且其话语一般都具有公信力，被认为相对“价值中立”。疫情期间，来自中国的权威医学专家钟南山、张文宏以及美国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就受到全世界公众的广泛关注，他们的发声为大众提供指导和参考，被视为专业的、可靠的信息源。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存在误解的背景下，可以考虑推出专业型意见领袖在具有国际传播力的平台上表达观点和建议，以增加海外民众对中国在危机中行动的理解和认可。
（二）制度中的国家形象嵌入与制度性话语权
在大国无热战时代，国际秩序竞争主要表现为大国对国际制度领导权的争夺。大国为什么追求对国际制度的领导权？从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掌握国际制度的领导权可以将理想中的本国国家形象嵌入议程、规则和话语体系，使国家形象在较大程度上按照本国意愿以制度化形式稳定地展现出来。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制度领导权的重要方面，它是影响国家形象塑造的关键变量。
将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le-agent Theory）应用到国际组织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多元委托方授权代理方的行为，主权国家是主要的委托方，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制度是代理方，授权行为的目的是代理方能够依委托方的意愿行事，更好地维护委托方的利益和形象。“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国际组织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其中非常值得研究的是主权国家如何与国际组织进行互动。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主权国家将某些权力授予国际组织。那么，制度性话语权从根本上说也来源于主权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授权，这一授权行为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国家获得了制度性话语权。一国掌握多少制度性话语权，受到该国综合实力及其与国际制度具体关系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参与全球治理的改制和创制是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路径。“改制”是指对已经参与其中的重要国际治理机制进行合理改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占有绝对优势的制度性话语权，对重大决策有一票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2010年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美国国会五年后批准了这项方案。根据方案，6%左右的份额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成为第三大成员国。“创制”则是创建新的国际制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多边开发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有了质的飞跃。由此，中国能够更好地落实相关发展和治理理念，向国际社会呈现致力于共同发展的中国国家形象。
另一方面，中国还可以加强同区域合作机制的整体对话与合作，这也是制度性话语权的一种表现。中国与地区组织和国家群体开展整体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与政策可称为“整体外交”，具体表现为“1+多”的合作框架。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为例：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22个成员国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多边平台，包括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及中阿企业家大会、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和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机制。通过与阿盟的整体性互动，中阿合作的关切和议题也会对阿盟内部的议程设置产生影响，中国的话语和理念也能更准确地被阿拉伯世界理解，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而得以在制度化环境中改善和提升。
（三）人文交流与学术性话语权
近几年来，围绕“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西方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报告和文章，并在政策层面做出了反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7年12月发布的报告写道，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人文交流活动来塑造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和认知，并将“锐实力”定义为“试图刺穿和渗透目标国政治与信息环境的能力”。论其本质，即西方国家对人文交流的政治化，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警惕与焦虑。这种行为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污名化，也是对人文交流性质和精神的故意曲解。人文交流是以人为主要载体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包括人员交流、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家间民众的互动、互识和互知。学术交流与合作是人文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学术性话语权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性话语权的主要来源是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人文交流活动可以推动学术创新成果的诞生。在科技发展史上，人类文明交往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许多发明创造都在人员和资源的流动中产生。在当前的国际学术界，联合培养与访问学者等制度有利于科研资源的调动和最优配置，同时促进研究者思想和思维的碰撞，联合攻关学科内或跨学科难题，进而产生优质的科研成果。此外，学术性话语权的获得还有赖于人文交流的交流行为本身。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只有跨越国界和文化的交流才能促成不同国家研究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而使处于次中心或边缘地带的研究团体也能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带动人文交流的主要行为体，通过向国际学术界阐释和证明中国的研究成果，塑造中国创新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形象。
结语
本文研究的是国家形象与国际话语权的关系。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总体感知、评价与情感，它的产生与变化取决于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塑造。可建构性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特征，因此，主权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运用来维护和完善国家形象。具体而言，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创造了人们接触和认识别国形象的拟态环境，这一信息环境可能与客观环境相符合，也可能出现偏差或背离。因此，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并非与真实的国家形象一致。
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国际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利用国际话语权表达和陈述自我，力图在国际社会中呈现出真实的、全面的国家形象，进而向理想的国家形象靠近。本文认为，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可以代表国际话语权的典型类型。舆论性话语权是指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舆论引导力和话语感召力，制度性话语权涉及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规则制定能力，学术性话语权则是国内研究者及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创新水平和对话能力。以上三种类型的国际话语权可构成主权国家主动建构国家形象的具体路径。
新世纪以后，以“中国”为关键词的话题常常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较为复杂，国籍、职业、年龄及生活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对受访者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和评价产生影响。概括来说，中国的经济形象和科技贡献受到较多海外民众的认可，文化形象则为整体形象加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更高，年轻群体更愿意通过自主方式全方位地了解中国；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及人文交流活动上升为海外民众了解中国的主渠道。疫情暴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污名化现象凸显出来。这说明，即使中国掌握了相比过去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从结构制约的角度来看，国际话语权结构依旧是“西强中弱”，且部分西方国家结成“话语同盟”集体污名化中国；从个体能力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可参考的改进路径是：以舆论性话语权加强公共危机中的国家形象管理，平衡危机中话语表达的冲动与理性，构建垂直与水平协作的话语传播体系，推出具有专业知识和公共关怀的专业型意见领袖正确地引导舆论；以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治理机制的议程、规则和话语中嵌入理想的国家形象，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进行改制和创制，同时加强与地区组织和区域机制的整体性交流合作；以学术性话语权为中国本土的历史和实践发声，为中国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做好实践脚注，为中国国家形象提供更多的价值来源和科学支撑。
注释略，详情参阅《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3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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