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能耐”不如能“耐”，耐得千事烦，收得一心清
做事，最重要的是耐烦
麻烦谁都会遇到，但是耐烦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容易厌烦的人，很难走向成功；不厌其烦的人，更可能取得成功。
朱熹说：“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才有烦心便不得。”
意思是，遇事只有耐烦去做，怕烦就做不成。
淮军创建之初，李鸿章推荐的三个人才，前来拜见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是站在暗处悄悄地观察着。
半个时辰过去后，曾国藩发现，那三个人当中，已经有两个人等得不耐烦了。
其中一个东张西望，看屋内的摆设；另一个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神色焦急。
只有一个人，神态自然。那人相貌虽然平庸，却器宇轩昂，背负双手，仰着头看天上的浮云。
仔细观察完后，曾国藩对如何使用这三人，已经有了成算。
他对李鸿章说：“你推荐的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才堪大用。”
李鸿章忙问：“老师是如何得知的？”
曾国藩捻着胡须，微微一笑说：“做大事，最重要的是耐烦。这三人当中，只有一人耐得烦，必成大器。”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被他看中的那个人，就是日后的淮军名将、中法战争中的大功臣刘铭传。
耐烦，每临大事有静气
曾国藩曾经说过，“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其实，不仅当官要能耐烦，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能耐烦。
耐烦是修行的第一步，也是为人处事的重要条件。
“能耐”不如能“耐”，耐烦的人，能够包容人事物境的纷扰，不怕烦难，不惧干扰，锲而不舍，坚忍不拔。
“耐得千事烦，收得一心清”，耐烦的人，能够观照掌控自己的杂念妄想，消融烦恼，保持温和平静。
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稳住阵脚心不慌。要义就是“耐烦”。
遇到大事，危急时刻，怨天尤人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如焚，莽撞行事，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混乱，更控制不住局面。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仅一千多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
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在已经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如果我方按兵不动，装作不知道，对方必定生疑，或许不战自退。”
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
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退去。
可见，耐烦就是修心养性，以静生智，行事自然也能泰然自若；耐烦不仅仅是一种性情，更是一种智慧。
耐烦，待人接物有度量
做人耐烦，有个好人缘。
有一次，曾国藩接到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不要不耐烦，这样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
耐烦，与人相处才能容人，待人接物才有度量。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何况是人呢？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德性，对志同道合者就真心结交；对膻腥奸诈之辈可以不予理睬，但也无须招惹。
明朝兵部尚书刘大夏，有一天坐船渡河。突然在岸上有一个人大声呼叫他的名字，对他破口大骂。
刘大夏端坐在船舱，仿佛没有听见一样。那个人在岸上追着骂了五六里地，见刘大夏像个泥胎一样，不为所动，就泄了气，回去了。
一个多月以后，另一个官员也从这条河行船路过，那个曾经骂刘大夏的人又过来骂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大怒，命令随从上岸将那个人抓住，打了二十棍。
结果，不几天，那个因骂人挨打的人竟然死了——原来这人有家族遗传病，自知会猝死，才追着达官要人辱骂，目的是挨打而死，以此讹诈人。这个官员因此丢官，并且赔偿了很多钱财。
有人问刘大夏是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存心讹诈的，刘大夏说，如果没有目的，何故骂一个不相干的人？为什么不骂船上其他人而专骂我？这是有意为之。所以，我就忍住不问，不去招惹他。
耐烦，面对不快有雅量
古人说：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人的一生经常处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去工作，去沟通，去协调，去联络。怎样才能面对诸多的不快而笑对人生呢？
要的就是修为，就是雅量，就是“耐烦”。
面对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亲朋之间，或语言冲撞，或言辞冲突，或见解差异，或亲疏远近，或厚此薄彼等等，都可用“耐烦”的功夫化解。所有不快，如清风拂面，一带而过，不留痕迹。
明代广东大儒陈白沙，有一天去拜访朋友庄定山，两人相谈甚欢。
后来陈白沙告辞，庄定山一定要送他过河，于是一起坐船。
渡船上有其他乘客，其中有一个当地的读书人，没有多少学问见识，但是非常喜欢喋喋不休，什么话题他都插嘴，还不让其他人说话，无理而好辩，很烦人。
庄定山非常生气，声色俱厉地与之辩论，而陈白沙自始至终看都不看那人一眼。
那个人滔滔不绝地说话的时候，陈白沙眼睛望着江面、远山，世界对他来说，非常宁静。
当这个人上岸离开，庄定山还是愤愤不平，陈白沙却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人一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对此，庄定山对陈白沙非常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