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夫人为先生最后遗稿所作《后记》

【编按】此文是钱穆夫人胡美琦女士为先生最后遗稿《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所作的《后记》，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

这篇文稿是宾四生前最后的遗稿，初稿完成于我们搬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原准备迁入新居后，再作修定。未料宾四骤然离去，我心中的悲痛，岂是笔墨所能形容。《联合报》为纪念宾四逝世，向我索稿。此时此刻，我虽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宾四的这篇文稿，记载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国人说的话，写作经过也值得怀念。我想，以宾四自己的文章，来纪念他本人，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篇文稿原是为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庆而写，承中华书局孙时敏主编慨允在《联副》先发表，谨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现遵《联副》编者嘱，由我在文后补一说明，以助读者了解此文写成之经过。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五月间，新亚来信邀宾四写篇纪念文，同时请我们夫妇赴港与新亚师生同庆贺。当时宾四在养病中，他已有颇长一段时期没有精神散步。我未敢立刻作决定，应允到时看宾四健康情况而定。八月间，新亚又来电话询问宾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宾四难以应付繁剧，想婉谢，就商于宾四，他不以为然。我说：“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飞机呢？就是用轮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几步才行。”他立刻驳问我：“你没有送我去机场，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飞机呢？”于是我说：“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几步，到时我一定陪你去香港。”过了两天，我忽然发现，宾四自己一人开始悄悄的在楼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亚安排的三次聚会，我陪宾四到场作短暂应景外，其他时间我们夫妇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来清理房间时，我扶宾四到房外过道散步。有一天，我扶宾四正向房门走去，他忽然紧握我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上散步时，宾四告诉我，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说得高兴，我忽然冲口而出，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我当时以为他记忆衰了，忘了从前已讲的话，而误以为是新发现。宾四对我的鲁莽，显得有些不开心。他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那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说了。

那天下午，新亚研究所的几位老校友，来旅店看宾四。我有事下楼去了，回房时，正见宾四神采奕奕在谈论。一位校友告诉我，宾四正在讲“天人合一观”，已讲了半小时之久。这几位校友，当时大概也和我一样，以为这些都是宾四的“老生常谈”。他们除了感染到宾四的好兴致外，也未能了解到宾四的真意。到晚上，宾四自己仍兴奋不已。

十月一日，我们由港返台，在飞机上，宾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并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现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彻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只漫应着，仍没有太了解。

回到台北，休息了几天，我就开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务，又为搬家的种种伤神，不能像往常般在宾四身上投入太多关注。这其间，他虽再一次说到要写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终没有真动笔。直到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孙主编来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强烈的写作意愿。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中华书局计划出一本专讨论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孙主编来信向宾四邀稿，我因其规定每篇文长限两万字，又因当时宾四精神欠佳，所以没和宾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孙主编连来电话坚邀，说是宾四文章可长短不拘，他们希望在论文集中一定有宾四一文。我仍未敢应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孙主编来电话，正巧宾四在等我为他准备食物。电话谈得时间较长，引起宾四的注意。他问是谁的电话，说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中华书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悦的说：“你为什么替我拒绝？我心里有重要的话要说。”于是又讲起他要写的那篇大文章。

事隔半年之久，宾四还清楚的记得他的新发现，我再不能等闲视之。但要把他的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会，学术风气勇于批判，传统文化长久以来被视为“非主流”思想，人人可以批评。我恐怕他要惹来闲气，不得不再次扫他兴，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他早曾讲过的，我劝他写了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宾四对于我始终没能了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到此时，我算是体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两在素书楼廊上对谈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显现在我眼前。

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早餐后，宾四命我为他准备纸笔。我提议，他说我写，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终于同意了。宾四向不喜用录音或由人笔录方式写稿，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年来，他虽已双目不能见字，但除修改外，他总是坚持自己写初稿。这是第二篇由他口述我笔录的文稿。记得那年索忍尼辛访台，《中央日报》为此来邀稿。宾四正在病中，体弱不能伏案，但对索氏来台事，兴致很高，竟立刻应允写稿。于是他躺在沙发上口述，由我笔录完成。

那天，宾四居然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他想说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句子，又曾作了三次修正，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的念。宾四此时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的灵敏度也退步，然而他对工作仍兴趣很高，精神好时又曾作了两次增补。最后一次，是在端午节上午，正是我们准备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增稿来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们夫妇说好，待搬定家尽快修正交卷。

我从来没有料到，搬一次家，会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们虽曾工作两次，但太过疲累的心身，实在难以全神贯注，以至于仅是叙述孔子短短一百多字的一段文字，也没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说，最后应有的一气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论文集上发表。我又表示，宾四自己未能多加阐释，怕读者也会和我当初一样，体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宾四斥我为世俗之见。他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我深受感动。

这虽是宾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实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联副》要我写一说明，我竟然写了几日夜，难以交卷。每一提笔，往事如泉涌，悲难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关怀爱护宾四之读者，以见一位学者生前最后之心声。学人寂寞，自古皆然。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钱胡美琦挥泪写于宾四逝世三七后一日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