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基督徒

传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基于功利的因素比较多，信神有如傍大款，多一个，多条路。所以，当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对于中国的基督徒，好些人也有这样的评价，认为这些人入教，无非是为了贪图利益。甚至一直都有人说，早期进入中国的教会，用发钱的方式召集教徒。

当然，这样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基督教办慈善救济是有的，但绝无靠发钱收教徒之事，即使人们想入教，还要经过一个叫“保守”的考验期。即便如此，也难保入教动机的纯正。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想要打开销路，多少都会有点功利的因素。当年佛教进入中国，多数外来的高僧，都有那么两下子，可以吞钉子吞火，会杂耍，能算命，再加上可以给人治病。想要单凭宣讲教义和佛法来征服人，实在是太难了。基督教也一样，传入之初，打开市场，每每凭借治病救人，传教士，一身二任，都懂点医术。西医的传入，多亏了教会。说也奇怪，西医在那个年代，经常表现出神奇的功效，找传教士医生看病的人，大部分都是当地中医治不了的垃圾病，但经西医医治，好些真的就痊愈了。看好一个人，就会影响一小群，如果被看好的人是当地的乡绅，那么整个村子都会成为教徒。教会的文献《拳时教友致命》上，提到的好些华北村庄，都是基督教村，这样的教徒村，大多是传教士医生的功劳。

不过，因为功利目的入教的教徒，在后来的宗教活动中，还真的会逐渐成为功利心不那么强的真信徒。不是靠对圣经的解读，就是靠教会的组织活动以及教士的宣讲。义和团运动期间，那些专门与教会教徒为难的拳民，最初抓到教徒，一般都是让他们叛教，就是在地上划一个十字，只要教徒肯踩过去，就饶其一死。但是，还真没有多少人肯做。一些老人和妇孺，都因为这个，丢了性命。拳乱过后，好些西方传教士提到这些事，都十分的感慨。

下层的民众，尽管入教动机不纯，但由功利到虔诚，实现转变倒比较常见。但是，上层人士，这样的转变，就不大容易了。大革命时期热情万丈的基督革命家徐谦，入教受洗是在1916年，当时其兄长见其情绪低落，劝他入教。他说，只要上帝保佑，让袁世凯死掉，我就领洗。赶寸了，那年袁世凯真的死了，于是，徐谦就成了基督徒。但从始至终，徐谦对于政治的热情一直都比对宗教的高，到死也不肯放弃政治。而且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左倾，以至于人们传说，他已经成了共产党。作为一个公然参加反基督教大会的政治家，在大革命时期，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基督教。

受徐谦鼓动，不仅自己入教受洗，而且将他麾下的一个旅的士兵都入教受洗的冯玉祥（人们传说，他用水龙头为其士兵施洗）。当初之所以接受徐谦的劝说，其实就是觉得基督教对于凝集他部队的人心，有特别的作用。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他的势力壮大了，对基督教也就不甚了了了。北伐开始，他居然变成了赤色革命的信奉者，宣称自己是正牌的工人出生，天生的无产阶级战士。最后，蒋冯阎大战，他失败下野，就离基督教很远了。

中国另一个著名的基督徒蒋介石，接近基督教，当然是因为想娶宋美龄，但最终领洗，却是因为在蒋冯阎大战期间，他遭遇凶险，祈祷上帝，让他脱险。如果脱险，就一定领洗。后来，他如愿以偿，自然也就成了基督徒。但是，终其一生，他都更像一个道学家，而非基督徒。蒋介石死后，李敖为他的棺材里，到底放了什么书而争论不休。其实，他死后棺材里放什么，大概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如果蒋夫人宋美龄说了算，肯定是会放《圣经》或者《荒漠甘泉》的。但真正合他口味的书，肯定是曾正文公全书，而非其他。

中国的大人物，都是要玩政治的。不管你是什么人，沾了政治，就放不下。玩政治，才能扬名立万，才能建功立业。宗教，在他们眼里，无非就是工具。能用的时候，就用，用不了了，就放下。政治是他们的春药，也是他们生活的寄托。不像普通人，一旦进去了，就会把宗教当成寄托。大人物什么时候把自己变成一般人了，才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