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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卫生健康70年】第二辑:人民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1956—196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习近平


编者按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我们党从成立初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百年来,四川卫生人在党的伟大旗帜的引领下,以人民健康为己任,百折不挠、开拓前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四川的卫生健康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投入,取得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成绩。走进新时代,复兴中国梦。我们重新回顾四川卫生70年历程,系统梳理卫生奋斗发展史,真实记录卫生人的革命足迹。


由于篇幅较长,文章将分期连载,第一部分,人民卫生事业的兴起(1949.10—1955);第二部分,人民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1956—1965);第三部分,人民卫生事业曲折发展(1966—1978);第四部分,四川卫生快速发展时期(1978.12—1992.10);第五部分,四川卫生持续发展时期(1992.10—2002.11);第六部分,四川卫生科学发展时期(2002.11—2012.10);第七部分,新时代的四川卫生健康事业(2012年11月—2018年12月)。



第二篇:人民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1956—1965)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全国上下继续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在1956—1965的这十年间,四川省的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四川的医疗卫生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为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健康保障。


这段时期,天花、霍乱等多种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基层医疗设施继续完善。四川新建成4所高等医学院校,使全省达到5所高等和19所中等医药学校。毛主席还对四川的"灭七害"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历程和成就


①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


1953—1957年,根据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方针,重点发展医疗保健所和妇幼保健组织;1956年,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卫生工作的要求,大力发展专科防疫机构和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积极创办高、中等医药院校,初步形成医疗、防疫、妇幼保健3条战线。


1958年“大跃进”中,各地忽视主客观条件,竞相建立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其数量比1957年猛增3.1倍。后因经济困难,多数新机构被迫停办。经过调整,到1965年底,全省有卫生机构14650个,病床70784张,卫技人员123507人;各级卫生防疫站213个,县血防站、组41个,妇幼保健机构223个。


②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就


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确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四川各行署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将防治传染病列为施政的一项中心任务,重点防治天花、疟疾、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对结核、麻风、性病等慢性传染病,开展有效防治。1955年,卫生部发布《全国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了18种法定管理传染病(简称“法定传染病”)。这年,天花只有7例,且无死亡,霍乱已连续6年无病例;黑热病基本消灭;回归热、斑疹伤寒得到控制;性病从控制渐趋消灭;团体防痨收效明显。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纲》),规定除“四害”(蚊、蝇、鼠、麻雀)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血吸虫病、疟疾、钩虫病和丝虫病等。1958年,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四川省传染病管理实施细则》,四川和全国一样掀起除害灭病高潮。1964—1965年,国产麻疹小儿麻痹疫苗大量问世,提供了开展计划免疫的物质条件。


③医疗保健的完善


中西医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把“团结中西医”定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毛泽东主席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50年代前期,四川以搞好中西医团结为重点,组织卫生行政干部,学习党的中医政策,纠正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大力提倡中西医相互学习,共同合作治病。50年代后期,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毛泽东主席于1956年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并于1958年,正式批示开展中西药结合的工作,省卫生厅制订出了《对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的意见》,全省掀起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一批学习、应用、传授和研究中医学有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受到卫生部的奖励。


妇幼卫生


1956年6月,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成立,使得川东、川北地区儿童疾病防治力量得到加强。1962年,省卫生厅根据全国卫生事业机构调整意见(方案)中,有关“妇幼卫生专业机构应本着加强领导、保留机构、充实技术骨干、精简冗员、提高质量”的精神,在逐步恢复和健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同时,对全民所有制妇幼保健机构进行了调整,部分保健站(所)通过补充、顶替等办法,技术力量有所加强。到1965年,全省妇幼保健机构共226个。其中,妇幼保健院3个,妇幼保健站由1961年的195个增加到223个;病床由141张增至577张,妇幼工作人员由963人增至1635人。


医疗保障


在医疗保障上,为保障职工身体健康,解除职工因伤、病、残就医造成经济困难的后顾之忧,使之积极投入国家建设,中央决定在职工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56年,为加强公费医疗预防管理,四川省卫生厅、财政厅颁发《四川省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管理办法》共5章,对公费医疗预防管理组织,享受公费医疗预防人员的掌握、经费报销范围等作出规定。


④高等医学院校的发展


1956年前,四川仅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华西协合大学。1956—1965年,新建成4所高等医学院校,使全省达到5所高等和19所中等医药学校,在校学生分别达到5737人和8016人,比1955年时各增加2.6倍和1.37倍,累计为地方输送毕业生共4万人,占全省卫技人员数的三分之一。建成独立科研机构5所,初步成为克服防治工作盲目性,有计划地研究防治相应疾病的专业机构。(来源:《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


二、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重大事件


1

毛主席肯定四川“灭七害”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来成都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住了23天。会议期间,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城市、农村、工厂和都江堰水利工程视察。由于成都会议重点讨论的是有关工业化生产和农业合作社适当并社问题,所以主席视察了当时的郫县合兴乡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8年3月16日下午6时10分,毛主席由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陪同,乘车来到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合作社视察。在视察红光社的建设中,看到社员们“除七害”取得了明显效果,经群众介绍这一成效来源于一种“打破碗花花”的方法消灭蚊蝇,他高度评价该社用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的方法,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后来,他还在一份材料上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植物。毛主席来到红光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新闻,经《人民日报》一报道,使得红光社一夜之间闻名全国。(来源:百度百科)


(图:毛主席视察郫县红光农业社)


2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除害灭病运动,毛主席做了批示,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通知》,要求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四川各地相应号召,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采取“全民动员,人人动手,短期突击,全面围剿”方法。1958年,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委发出“除七害”(蝇、蚊、鼠、麻雀、钉螺、蟑螂和臭虫)的指示,全省迅速行动,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涌现出大批卫生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同年7月,温江县发生钩端螺旋体病暴发流行,波及毗邻14个县(区),病势之猛,全国罕见。省委及疫区各级党委紧急组织大批卫生人员星夜奔赴疫区防治,卫生部及时派遣钟惠澜教授等来川协助工作,经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到10月底,取得了这场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胜利。


从“农业四十条”发布到“大跃进”的终结,卫生运动的领导和发动是有力的;卫生知识的普及、除害运动的成效、城乡卫生的清洁面貌都是空前的;这一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在消除鼠害和蚊蝇工作中,有不少是科学的创举和有效的作法,使得“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来源:《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


(图:除四害宣传画)


3

血防运动


1951年,四川即着手血吸虫病的调查。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内含限期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重点是血吸虫病,这个“纲要”的历史作用,是将当时“点”的调査和防治,迅速导向在全省确定流行分布和危害程度,并在疫区全人群范围内进行防治。


血吸虫病,在中央1953年提出初步防治计划后,经过2年多的流行病学调查,至1956年,基本摸清流行地区。中共四川省委于1956年2月成立血吸虫病五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布署全省的防治工作;流行区各地(市、州)和县(市、区)党委亦相继成立领导小组。


在“农业四十条”的促进下,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两年准备,五年战斗,三年扫尾,在十年内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1957年毛泽东歌颂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诗篇《送瘟神》发表后,四川迅即形成高潮,这段“血防”工作的历史,在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灭螺成效、集中治疗病人方面取得的成绩,都是显著的。在防治试点中创造了许多可行的科学方法,特别是结合生产改田改土与兴(整)修水利和农业水利部门协作配合的方法。(来源:《当代四川卫生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血吸虫防治现场)


4

中国蚕豆病的发现与报道


1951年4月—5月间,四川医学院儿科收治了8例病儿,其共同临床特点是突然尿呈酱油色,贫血及脾大。儿科医生杜顺德诊断为急性溶血性贫血,但病因是什么不得而知。于是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终于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查到地中海地区有一种类似的急性溶血性贫血是由于食用马豆引起的。


马豆就是中国的蚕豆。接着杜顺德对8名病儿的家属补问了病史,得知8名病儿病前2—3天都吃过未煮熟的蚕豆,其中一例吃母乳的婴儿曾吃过保姆嚼烂的蚕豆。这样杜顺德在中国最先将吃蚕豆引起的急性溶血性贫血命名为蚕豆病(俗称胡豆病),蚕豆病由此被发现。


5

四川医药卫生团体的发展


1950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西医团结起来,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着手筹建重庆市医务卫生工作者协会,1950年6月17日,重庆市医务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随后,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政公署、西康省和各市、县也先后成立医务工作者协会,截至1951年8月,共有150多个县、市(不含重庆、成都两市)成立了“医协”。1951年12月,卫生部颁发地域性卫生工作者协会示范组织章程。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要求各地、市、县将已组织的医药联合会和“医协”,遵照中央通知精神,结合1952年整顿工作,改组为“卫协”。


1958年11月,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医药界纷纷要求成立学会以替“卫协”的工作。重庆市于12月成立重庆市医药卫生学会;成都市“卫协”在1963年正式撤分会、中华护理学会成都分会、中国药学会成都分会、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都分会所代替。1960年10月,泸州市医学会成立;忠县“卫协”于1961年6月最后撤销,成立忠县医药卫生学会。至此,以开展学术活动为主要任务的医药卫生学会,代替了以团结和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参加各个时期中心任务为主的“卫协”组织。


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在学会的组织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四川医药卫生团体逐渐建立和完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计划地开展多种多样学术活动。(来源:《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


三、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杰出人物



发现四川肺吸虫病的

中国热带医学奠基人钟惠澜


(图:钟惠澜)


钟惠澜(1901—1987),又名亮畴,原籍广东梅县雁洋堡丙村。内科学家,热带病学家和医学寄生虫学家。是我国热带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协和医学院内科工作,北京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央防疫委员会反细菌战科技研究组副组长,1954至1987年任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在建国初期,钟惠澜对肺吸虫病的研究和治疗作出杰出的贡献。当时国际上对这种病缺乏简便准确的诊断方法,许多病人因误诊而死亡或残废。他和助手们行程十余万公里,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考察。1961年,钟惠澜到四川彭县,和四川省有关医务人员一起,用国产和进口的硫双二氯酚对彭县铜矿医院37位四川肺吸虫病患者进行治疗,治疗后两个月都有好转。通过对四川肺吸虫病患者的临床治疗,证明了硫双二氯酚为治疗肺吸虫病的有效药剂。同时,钟惠澜与曹维霁等人还首次观察到了在临床上与卫氏肺吸虫病绝然不同的病症,此后被命名为四川肺吸虫病,并于1962年发表了卫氏肺吸虫四川变种及新种肺吸虫—四川肺吸虫的论文。


钟惠澜毕生致力于内科疾病特别是热带病的研究,对回归热、斑疹伤寒、黑热病、肺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的病原学、流行学、临床学和防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钟惠澜在晚年他仍不顾年老多病的身体,继续与其他人员一起深入流行区进行调查和研究,为中国的医学现代化作出贡献,也为青年医务科技和研究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来源:百度百科,《智慧之光——记医学教育楷模的治学行医之道》、杜金香、科学出版社)


中国卡介苗奠基人王良


(图:王良)


王良(1891—1985),四川成都人,结核病学家,是我国早期从事防痨工作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用卡介苗接种儿童的第一人。曾任重庆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所长,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兼卡介苗室主任,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良参加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命组建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在卫生部指示下,王良在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会同各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技术人员,进行了一次历时两年的卡介苗选种工作。1956年,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并入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同时,成立王良研究室。在该所工作的几十年里,王良坚持以应用为主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其广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技术,集中从事了提高卡介苗质量的适量研究、卡介苗菌种的筛选、卡介苗免疫机制三个方面的研究,为我国卡介苗事业的壮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王良直到九十岁高龄,还亲自编写讲稿为青年们讲课,为在我国控制结核病的防治立下了历史性的功勋,成为我国免疫法防痨的先驱,卡介苗研究和应用的奠基人 。(来源:人民网《我国早期从事防痨工作的学者——王良》、知网《中国卡介苗的奠基人——王 良》晏子厚)


中国杰出儿科名中医徐梓柏


(图:徐梓柏)


徐梓柏(1886—1982),四川省成都市人,被政府评为“中国名中医”,曾任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历任第三届省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政协委员,第八届市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成都分会中医学会副理事长。


徐梓柏善治小儿肾炎、腹泻等疾病,并救治了许多患霍乱、麻疹、天花的儿童,被成都市民亲切地称为“徐小儿”。他因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杰出贡献,于1956年在怀仁堂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同年,进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任中医科主任。在中医儿科知名度颇高,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学界推崇,毕生致力于儿童疑难杂症的临床研究,对治疗小儿肾炎、腹泻等疾病,颇有独到之处。徐梓柏晚年将其多年医方筛选拟成协定处方20个,广泛用于临床,收效显著,著有《治麻经验谈》和《哑幼十讲》,为徐氏儿科经验的总结。(来源: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



四川泌尿外科先驱刘荣耀


(图:刘荣耀)


刘荣耀(1906—1989),辽宁省庄河县人,汉族,全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我国泌尿外科先驱之一。曾任四川省人民医院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顾问等职,中华外科学会委员、四川医学分会泌尿专委会主任委员,先后被选为四川省一、二、三、五、六届人大代表。1953年参加农工民主党,曾任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委员。


解放后,他创立了四川省医院泌尿外科,使该院的泌尿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现在成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专业,都是与他的辛勤耕耘,尽心培养专业人才分不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荣耀带领、指导科室先后开展当时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技术和新手术,如膀胱镜检查、肾部分切除、肾上腺外科、离体肾手术、陈旧性尿道狭窄手术、回肠或乙状结肠代膀胱成型术、前列腺摘除术及后尿道电切术等。他从医五十多年,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参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泌尿外科病的疼痛”及“阴茎骨化”等部分章节。(来源:《四川省志•卫生志》)



西南地区麻醉奠基人闵龙秋


(图:闵龙秋)


闵龙秋(1928—  ),男,汉族,重庆市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7月毕业于华西大学口腔医学院并留校工作。曾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分会第三届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顾问,成都医学会麻醉专委会第一至五届主任委员、第六届顾问,西南地区麻醉协作组长,《中华麻醉学杂志》编委等职。


长期致力于麻醉学专业研究,是全国麻醉界知名专家。1956年组建华西医院麻醉组,是医院麻醉科的创始人。1958年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低温麻醉、控制性降压、双腔气管插管单肺通气,自制硬膜外针头开展高位持续硬膜外麻醉,设计了持续硬膜外导管置入深度计算法。1962年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体外循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全国率先采用上海Ⅱ型人工心肺机作搏动性灌注。1992创建华西医院ICU病室。发表学术论文88篇,主编和副主编(译)《临床麻醉》《麻醉生理学》《腹部外科围手术期监测与处理》《胸心外科学》等18部。享受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四川精神病学著名专家刘昌永


(图:刘昌永(前)与学生)


刘昌永(1914—1995),精神病学专家。四川资中人。1938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西协合大学讲师、副教授,成都市立精神病院院长,华西协合大学附属四圣祠慢性病院院长,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委员,四川分会常务委员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


1950年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成立神经精神科学系,任命刘昌永为主任,在内科病房设置床位收治精神病人。1954年,刘昌永采用电抽搐疗法代替戊四氮治疗精神病患者,后陆续开展睡眠疗法、个别和集体心理治疗、低血糖疗法和集体综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他在1959年领导开展成都市91万人口精神病和流行病学调查。并于1961年主编国内第一部高校统编教材《精神病学》,编有《内科学讲座》第十卷。1963年参与创建四川省心理学会,任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华精神科学》杂志编委。刘昌永是华西精神科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发展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跨入国际先进行列,做出巨大的贡献。(来源:《四川省志•卫生志》)


四川儿科大家张君儒


(图:张君儒)


张君儒(1911-1997),四川壁山县人,华西妇产儿童医院教授。毕业后留校从事儿科工作,与杜顺德教授共同创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儿科。历任成都市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四川省分会理事,四川省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顾问,全国儿科学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张君儒在小儿腹泻的病原学研究、液体疗法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她积极改进静输液疗法,在全国首先引进和使用 Linger氏液,使脱水抢救成功率明显提高,极大地降低了西南地区婴幼儿腹泻的死亡率。20世纪60年代初,她发现致病性大肠杆菌是成都地区夏季小儿腹泻的病原菌,并分离出12种血清型。1962年在我国首次报告致病性大肠杆菌055:B5肠炎大婴儿室的流行及治疗对策。她还发现轮状病毒是成都地区秋冬季腹泻的主要病原,并首先在成都地区推广口服补液盐,对指导我国口服补液盐治疗儿童腹泻起到了重大作用。张君儒在我国医学战线上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她参加了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的编写工作,作为我国儿科界的先驱者之一,张君儒教授为儿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和突出的贡献。(来源:《四川省志•卫生志》)


来源:省卫生健康委官网——四川卫生党史(委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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