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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案】“我杀了我的父亲”，从典型案例看家暴这件事！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在家庭暴力的语境下贴切到了几乎反讽的程度，而当以暴制暴成了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法律的力量却被消解到如此苍白。
文 | 张正昕
来源 |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中心微信公众号
家暴何时了？——从一桩弑父案说起
云南男孩王建彬用一根绳子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
在这个家庭里，父亲王正喜酗酒后的日常性家暴是常年挥之不去的阴影。王建彬的母亲李红梅在和王正喜结婚的22年之内，长期忍受着丈夫不定期的酗酒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她尝试求助，想要逃离，最后绝望，只剩求生的本能向远在昆明的大儿子打来最后的一通求救电话。
小学六年级便即辍学的王建彬在原生家庭阴影下生的沉默寡言，学识的欠缺使他找不到合理的解决路径，在对母亲、弟弟的强烈关切和多年积怨之下，可怕的愤怒爆发了。
“当时就是种种担心，以后万一我走了，他又继续打骂我的妈妈还有弟弟，万一哪天被打死了怎么办？当时这些想法一下子全部出来，越想越气愤，越想越冲动。”王建彬对着央视的新闻镜头如是说。
困扰这个家庭多年的噩梦以惨烈的方式戛然而止，沉默的王建彬正在法庭上等待属于他的判决。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起悲剧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在家庭暴力的语境下贴切到了几乎反讽的程度，而当以暴制暴成了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法律的力量却被消解到如此苍白。
当弑父案被暴露在聚光灯下，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一个问题上：王建彬该当何罪？
这像极了前些日子甚嚣一时的山东辱母案，又一个道德困境摆在我们面前：为救母而弑父者该当何罪？
在法庭上，王建彬的辩护律师拟效仿于欢案的辩护思路，援引《刑法》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权做辩护，但笔者以为能够如此认定的希望不大。
与于欢案不同，王建彬案显然不具备前者具有的紧迫性要件，不说防卫程度是否过当，首先无疑是防卫不适时的。
但正当防卫的难以适用也未必意味着王建彬无可抗辩，对于刑法来讲，当事人的罪责轻重，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动机可罚性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样得益于前段时间对于于欢案百家争鸣的激烈探讨，让我们看到罪刑相适应这一原则在刑法适用领域中的夺目光彩，也让我们看到期待可能性原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巨大的可延展性。
王建彬囿于知识壁垒的局限，做出了他可能认为唯一的悲剧抉择，但若当他在走投无路之际再多对法律有一份信心，或许救济之法就在身侧也未可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三条规定：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为防止远水止不了近渴，为保护受害人面临现实紧迫危险时的人身安全，其第二十三条还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从实然走向应然
《反家暴法》真的有效吗？
从《反家暴法》2016年3月颁布至今，家庭暴力酿就的悲剧仍然屡见不鲜，关于《反家暴法》“力度太弱“”治标不治本“等批评也从未断绝，那么从应然的适法层面，《反家暴法》到底是否有效呢？
管见以为，《反家暴法》的立法宗旨，力在为尚能维系的婚姻起到缓冲调和的作用，为一时口角而生的激愤做好刹车器的角色。婚姻本就是自由意志的行为，无论是让《反家暴法》越俎代庖的行使刑法的职能，还是对施暴方长期的拘留监管，未免都是公权力对私人自治生活的过度越轨。
真正使得家暴悲剧仍屡屡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受害方往往对于家庭的过度留恋和难以决断。法律的态度其实一直都很清楚：离婚的自由在你手里，只要你不离婚，就默认你还想继续过下去，那当然是劝和不劝分，《反家暴法》在保障受害人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也自然要为家庭再度弥合创造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