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传数千年，他让它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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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宽，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学部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语言学科召集人。长期从事古文字、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出版《古文字谱系疏证》《汉语文字学史》《古汉字发展论》等著作。

2024年8月9日，“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年度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此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和与会学者密切沟通，以了解古文字研究的推进及相关成果，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建议。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两三千年前的古文字有何研究价值？会议前夕，黄德宽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他表示，古文字研究将让今人得以了解先秦历史文化的原始面貌，揭示古代文化的精神内涵，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的过去及走向，有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提供文化和智力支持。

接棒李学勤

整理研究“清华简”，培养古文字研究人才

在前往清华大学任职前，黄德宽一直在安徽从事古文字研究的相关工作。正是在学术上的持续钻研和精进，当年在清华大学主持“清华简”研究的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才诚挚地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主持工作。2018年，黄德宽赴京接过研究重担，2019年，年事已高的李学勤便因病驾鹤西去。

2008年，清华大学宣布从香港抢救回一批战国竹简，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简”。经碳14测年以及十余位专家学者集体鉴定，确认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为楚国的。算上少数残断简，简的数量达到2500枚，是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最多者。

“经过多年的研究整理，现在‘清华简’的基本内容已经很清楚，它主要是竹书，传统的经、史、子、集类文献都有，其中不乏涉及中华文化核心内容的《尚书》《诗经》等篇章。而且它是战国中晚期的抄本，所以非常珍贵。”黄德宽介绍。“清华简”入藏以后，研究团队便潜心投入整理研究工作。“截至目前，已发布了13部研究报告，今年底将出版第14部，所有的研究报告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完成。”黄德宽说。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古文字的研究方向包括了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秦汉文字。针对“清华简”研究，团队首先需要把分散的竹简碎片按正确顺序缀合编连，尽量恢复简文原貌；此外还需要正确识读，考字、释词的难度非常大。多年来，团队每次整理，都会展开集体研读。“这时不管你是研究甲骨文还是秦汉文字的，大家都参与，从不同角度来解决研究中的疑难问题。”黄德宽既要负责整体把关，最后还要负责审读定稿，让简文释读整理尽可能减少差错。

这些年来，黄德宽一心扑在“清华简”整理研究上，生活状态就是做科研、上课、带学生。“古文字研究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我在身体还许可的情况下就得抓紧时间。”在黄德宽看来，清华大学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平台，也提出了要把中心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文科研究中心的目标。“所以我们以‘清华简’的研究为核心，把简整理研究好，更重要的是建好学科平台，培养人才，最终推动中国的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发展。”

黄德宽。图据人文清华讲坛微信公众号

先秦文献的重大发现

再现失传数千年古文《尚书》原貌

十几年来，“清华简”的研究屡有重大发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显示，“清华简”中《算表》记录的算法，比欧洲数学类似内容早了近1800年；《五纪》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系统体现天人思想的文献；而《尚书》佚文更是再现了失传数千年的古文《尚书》的原貌。

黄德宽介绍，《算表》共有21支简，其上写满数字。经过数学家和清华大学的竹简研究专家集体攻关，揭示了《算表》作为计算工具的基本功能。“可见先秦时期数学发展的水平。”而在目前的文物资料中，《算表》是我国留存最早的数学文献类实物，填补了先秦数学文献实物空白，也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具。

2021年，“清华简”第11部研究报告发布。其中收录的战国长篇竹书《五纪》，以130简、4400余字的巨大体量，将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与星辰历象、神祇司掌、人事行用等相配，构建了严整宏大的天人体系，成为目前出土文献中最早、最系统体现天人思想的重要文献。

黄德宽表示，《五纪》还把人身体的各部分与天上的星宿和神对应，每个星宿对应一个神，管理人不同的部位。如果人生病了，不同的病由不同的神来管。“把天体的运行和人体运行对应，这是非常复杂的一种思想体系，对认识在中国文化史中影响巨大的天人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清华简”最受学术界甚至公众关注的，莫过于证实了晋代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为伪作，再现了失传几千年的古文《尚书》原貌。

《尚书》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秦始皇焚书大背景下，《尚书》大量散佚。到汉代大儒伏生传授时仅余28篇。这批《尚书》因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被称为今文《尚书》。黄德宽介绍，后来汉代鲁恭王拆孔子旧宅，在墙壁里发现了部分古书，其中部分为《尚书》的内容。这个《尚书》以先秦时的古文字书写，所以又称古文《尚书》。“遗憾的是，古文《尚书》西晋时又失传了，直到东晋时才被梅赜献了出来。只是从宋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根据其文词风格，认为该《尚书》系伪作。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在“清华简”启动研究以后，古文《尚书》的真伪辨别有了更有力的证据。研究人员发现，“清华简”有多篇《尚书》类文献，有些篇章和古文《尚书》的篇目名称相同。然而把“清华简”里的《尚书》与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一对比，发现内容完全不同。“‘清华简’是战国时期抄本，当属古文《尚书》原貌，这就证实了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确为伪作。在两千多年以后，‘清华简’让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为解决古书争议提供了重要史实依据，其失而复得对经学史影响深远。”

黄德宽介绍，除了古文《尚书》以外，“清华简”中还包含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记载了很多《春秋左传》《史记》等未有记载的史事，成为了解中国上古史的重要资料。

黄德宽。图据人文清华讲坛微信公众号

心系《汉语大字典》修订
期待体现学术研究最新成果

今年7月，黄德宽抽空到了成都，应邀参加由四川大学主持的《汉语大字典》修订方案审议高端论坛。在黄德宽看来，《汉语大字典》新一轮全面修订恰逢其时，希望通过修订能让字典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平。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古典文字体系，从产生之日起使用至今，数千年来既保持着总体的稳定和有序传承，也经历了复杂的演进变革，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庞大符号系统。”黄德宽介绍，为更好认识和使用汉字，早在先秦时代，前人就已经开始了字书编纂。到汉代，文字训诂之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产生了许慎《说文解字》这样的伟大著作。之后，以字书编纂方式呈现不同时代汉字研究成果就成为一个传统，产生了《字林》《康熙字典》等著名字书。

1990年，由著名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徐中舒领衔，300多位专家学者耗时15年编撰的《汉语大字典》问世，结束了新中国“大国家小字典”的历史。然而30多年来，“大量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促进了古文字研究取得极大进展；汉字研究快速推进，这一长期存在的文字学薄弱环节得到显著加强；汉语言文字学的其他领域，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汉语大字典》如何适应学术发展的时代需求，及时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更好发挥其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用，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汉语大字典》新一轮全面修订，可谓恰逢其时。”

黄德宽表示，虽然《汉语大字典》此前也做过一些修订，但只进行了局部的工作。此次重修，希望能够克服学术和管理运行上的诸多困难，使字典成为集中展示汉字研究新进展新成果、代表新时代水平的字书精品。他建议修订工作在专业上要重视吸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新成果、重视历代汉字字际关系的梳理辨析、重视厘清古今字形的讹省变异关系以及重视新增收字的甄别与遴选，确保学术水准。此外，也应建好队伍、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让参与编撰的队伍能够坐得了冷板凳，最终高质量完成修订，让《汉语大字典》对汉字的传承发展以及汉字教育、学术研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黄德宽

对

话

“文字不灭”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凝聚力的根本动因

研究古文字是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基础

记者：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致贺信，并强调“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古文字研究？

黄德宽：古文字，主要是指先秦文字。我们知道先秦的原始文献，大多数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未能传下来，现存典籍主要为汉代学者整理。古文字是先秦文字的原始面貌，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战国其他文字资料，都记录了先秦很多重要的历史文化内容。特别是近年来，全国陆续发现了一些战国秦汉简牍，它们有的是先秦古书，比如马王堆帛书以及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竹简里就有《周易》，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则有《老子》的3种抄本以及部分儒家著作。像“清华简”就更重要，它包含了古文《尚书》等丰富内容。如果我们不研究古文字，就不能更好利用这些古文字记载的各种资料。

比如我们现在要了解商代，通过传世史料显然不够，因为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对商的记载内容非常有限。但是通过甲骨文，我们得以从殷王室占卜的记录中，管窥殷商晚期的历史和各种文化现象。

如果我们不研究古文字，就不能够真正了解先秦历史文化的原始面貌。只有把古文字材料、考古材料和传世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准确地认识先秦的历史文化发展，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的过去及其走向，更准确地揭示古代文化中的精神内涵，最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服务。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2020年正式立项，2021年全面实施，目的就是通过整理研究古文字有关的资料，揭示古文字蕴含的深刻思想文化内涵，同时带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全国已有17家单位、400多位学者参与。

记者：甲骨文目前有很多文字还不认识，古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考字吗？

黄德宽：认字是首要任务。只有认识了这些字，才可能知道它记录的内容，也才能进一步了解它的内涵。汉字发展到今天历经数千年，但只有从秦代的小篆到后面的隶书、楷书的发展历程认识比较清楚。再往前，获得的材料很少。甲骨文发现以后，才发现它和小篆有很大不同，所以认字成为首要任务。经过100多年研究，目前商代甲骨文的常见字基本上都已经认识，但总数也只占发现的甲骨文的三分之一多一点。目前那些未被认出的甲骨文，主要是人名、地名或职务等专有名词，还需要更多的新材料以及我们对甲骨文记载的历史文化内容有更深切的了解，才可能不断取得突破。

“汉字在夏代肯定已经形成”

记者：根据现有材料和研究，汉字什么时候起源的？

黄德宽：在全世界的文字中，只有汉字从产生直到现在仍在使用，这也成为汉字能够梳理其发展脉络的有利条件。现有材料和研究已表明，甲骨文无论是书写、构形的体系还是记录语言的能力等方面，都已经是成熟文字。甲骨文不可能突然成熟，它肯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现在可以确认的是，汉字在夏代肯定已经形成。

大家知道司马迁的《史记》里记载了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的历史。在《夏本纪》中，夏代历代王的姓名、在位时间、传承关系都非常清楚。如果夏代没有文字记载，怎么写得那么准确？司马迁《史记》也写了《殷本纪》，过去也被怀疑内容不可考。但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已经证明了《史记》中商王朝世系准确无误。事实上，近年包括“清华简”以及西周青铜器等新的材料，已经有很多涉及夏代历史的相关记载，它们是战国人的历史记忆。比如大禹治水，西周青铜器豳公盨上的铭文就有记载。最难得的是，它用的某些字跟《尚书》里的一模一样，这就说明两者一定有相同的文本来源，否则不可能用字一样。

从这些现象来看，夏代应该已经诞生了文字。我们也能从考古材料中看到更早的文字样本。比如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罐上有朱书陶文，学术界认为陶寺遗址的这个陶文，就是甲骨文的“文”字。

记者：那汉字的起源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

黄德宽：汉字的源头肯定会更早。最近几十年，全国各地的新石器遗址不断发现早期的刻画符号，为探究汉字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河南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这里出土的龟甲和陶器上便出现了一些刻符，是早期带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晚一点的遗址中，仰韶文化类型的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发现了几十种刻符；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符多达600余个；良渚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符也很丰富，不仅有象形的符号，还有十几个符号连写，应该属于比较原始的文字。

这些刻符在不同的遗址出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大地上，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协作记忆的手段，刻符就是文字产生的前奏或是文字的原始状态。这些发现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中华大地已陆续开始迎来文明的曙光。因为文字是文明的产物，人类进入文明的阶段一定会有文字，否则无法适应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各种需求。

所以，我认为在夏代时，今天所用的文字系统已经形成。新石器时期的那些刻符来自不同的文化谱系，未必都进入到汉字系统中。它们有的可能被汉字吸收，有的则可能消失于历史之中。

汉字对延续中华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汉字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有何意义？

黄德宽：一个民族的文明传承，主要是精神文化的传承。文字记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使我们能够通过文字走进历史，了解过去。所以汉字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到今天，让这个古老的文明能够一直传承下来。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来说，汉字的功劳不可替代。

此外，中华民族的形成经过长期的多民族、多种文化激荡融合，是一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融合和统一思想文化，文字和典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可以帮助其他民族根据汉字掌握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推动多民族融合发展，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字可以跨越方言、超越民族，对保持中华民族凝聚力，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记者：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几个古文明的文字中断了，而汉字可以永葆生命和青春？

黄德宽：文字对传承文明作用巨大，反之中华文明的稳定性，也为文字的稳定创造了环境，文字和文明的传承相辅相成。西亚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美洲的玛雅文字为什么没传下来？就是因为它们的文明中断了。

事实上我们回顾汉字的发展，会发现它也曾遭遇过3次困境或危机。第一次是构形和造字的困境。最早的汉字构造是依类象形，也就是把客观的物象体现在文字构形中，让人们得以见形知义。但是碰到抽象的思想观念或无形可象时，如果造不出新字，这个符号系统就不能适应需要甚至会走向灭绝。我们的古人很聪明，在面对造字瓶颈时通过记录语音创造了形声字和假借字，成功突破了文字的构形困境。根据研究，西周时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新增字中有95%以上是形声字。

第二次是书写困境。古文字发展到战国时期，社会飞速发展，文字使用越来越广。形象性强的古文字虽然很美观，但书写效率却很低。如何追求书写速度的突破？古人在秦文字（小篆）系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平直方正的隶书，它的书写更加便捷高效。当然，后来人们觉得隶书书写还不够快，后面又创造了草书、行书等书体，进而形成楷书，汉字的形体因此最终定型。第三次可以说是近代汉字面临的存亡危机。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这一时期，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先进技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巨大冲击。有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便主张废除汉字、走西方拼音文字的道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拼音文字易学，有利于推广教育，发展科技。

当然，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汉字面临的第三次危机，主要是当时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国人文化自信丧失的缘故。如果中国废除汉字而全面实行拼音化，中华文化现在的状态难以想象。所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并没有推行拼音文字，而是在汉字原有的基础上继续简化，同时把拼音作为一种工具配合使用以便与国际接轨。现在我们都知道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不可能废除。而且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也解决了汉字录入等诸多技术问题，汉字完全能够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信息化的需求。

记者：汉字和拼音文字相比有哪些优点？

黄德宽：二者各有特点。拼音文字系统是线性的，就是把发音记下来，通过语音理解词语，是一种一维文字。相反，汉字是二维的。它不仅记音，还能从字形上看到很多字义信息，增加了理解的通道。不过也正因如此，汉字就存在读音难记以及文字符号系统复杂导致识别和书写效率相对较低的缺点。但存在即合理，汉字能够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恰好说明它高度契合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拼音文字易学、汉字难学。如果单从认字母来看，英语的确只需要学26个字母就能去拼单词；但真正要把英语学好，不背几万个单词不行。而汉字入门虽慢，但只要掌握1000个以上的常用汉字，98%的汉语文献就能看懂，并且在进一步组词和词义的理解方面都很方便。所以，拼音文字和汉字提供了不同选择，两种文字系统各有特点、各有所长。

记者：相比先秦时期文字表达的简洁，现在的文字表达日益啰唆和口语化，这会影响汉字的生命力吗？

黄德宽：语言的确需要锤炼才能尽显优美。“咬文嚼字”“推敲”说的就是古人在语言表达时的严谨和精练，它们让汉语的表达变得优美而韵味无穷。现在有时说话写文章废话多那是文风问题，和文字本身没有太多关系。另外，现在网友喜欢发明一些诸如“YYDS”之类的新词、新表达，也有人担心影响汉语纯洁性。其实网友为了在虚拟世界中打字快一点而进行一些特殊表达很正常。这些表达不登大雅之堂，很难吸收到汉语言中，不会强大到冲击汉语纯洁性，因此不必过于担心。当然，我们还是要引导年轻人好好说话，身体力行表达汉语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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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记

在文字中知文明所来，明其所往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而承载着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的文字，则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古文字研究，不仅可以致力于解决文字起源发展的诸多问题，搞清楚汉字历经数千年还能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历史动因，更如许慎所言，通过文字实现“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让文明的薪火得以代代相传。

然而古文字研究不仅要求从业者具有深厚的专业水准，还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对于黄德宽先生这样的学者来说，“工作就是生活”。乐此不疲的背后，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令人欣慰的是，古文字研究虽然是“冷门绝学”，但近年来通过“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以及教育部的古文字学强基计划，已经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关注并投身于这个领域，“冷门绝学”传承有望。

汉字对延续中华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学术界讲清汉字发展背后蕴藏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通过古文字研究搞清楚中华文明的历史和走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应学好汉字、了解汉字中蕴含的丰富创造和智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策划：李鹏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五十期

执行：黄颖

记者：吴晓铃

摄影：吴枫

剪辑：李蕾

海报：刘津余

编辑：梁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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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庆
校对 曾沧海责编 杨昕
审核 赖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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