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震荡 : 三月内三起同性恋自杀事件

文 | 李钘滢

封 |《天佑鲍比》剧照

2019年6月17日，一名男生在微博写下了最后的遗言，并提及自己由于性取向的原因，做出准备自杀的决定。信息发布后，不少性小众组织的志愿者都纷纷跟进此信息，希望能救助当事人。但截至目前，据知情人整理相关信息，男生已在6月18日被警方打捞上遗体。

迈向死亡的同路人

男生并不是第一个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的性小众。在他之前，今年就已经发生了两起因遭遇性别暴力，个体最后无奈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事件——第一起发生在四月；第二起在五月，且就在“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前两天；最新的一起，则是非常讽刺地出现在“同志骄傲月”中。

2019年4月27日，公务员吴维在微博上发表了两封绝笔信，阐述自己由于同志的身份，在体制内被领导排挤与歧视，在原生家庭中被父母否定与批判，在长期的压力与痛苦中，他一直努力忍受着，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到了极限。于是，在走投无路中，他开始准备自杀。之后，因自家叔叔及时发现，吴维在27日被抢救成功。

令人震惊的是，当性小众的生存现状终于更多地进入大众的视野，因性别或性倾向遭遇歧视的现象才显露冰山一角，还未深入讨论少数派的尊严与权益时；当大量媒体机构在持续跟进、撰写及发布相关报道时；甚至当吴维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暂时无法回应更多的问候与疑问时；吴维的微博账号却已经没了，过往发布的信息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当时写的绝笔书，也一起不复存在了——“白茫茫一片，干干净净”。

社交平台的屏蔽，最终使舆论的热度缓慢下降，大众的注意力被迅速转移，事件随时间逐渐淡化。但在517之前，意外再一次到来。一位青岛的初中生在微博毅然决然地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与吴维的经历大同小异。在严重的家庭暴力与校园欺凌中生活，自己几乎“奄奄一息”，因此他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逃离”这个残酷的世界。

两个年轻的个体，一个在职场中，一个在校园里，两者都累积了长期的轻生想法，只希望死亡来获得平静与安定——无论什么地域、年龄、身份，只有服从二元性别及单一性取向，顺应主流文化，才是一个“正常”的人；至于性少数期待的平等、安全的容身之地，仅仅只是空中楼阁，南柯一梦。

然而，如果前两次都只是偶然事件，那么直到近期发起的第三起，就必须引起社会大众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了。毕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竟然出现了一连串的性少数自杀的行为，这会不会存在“个体模仿自杀”的可能性呢？

而且，目前校园、职场等环境，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危机干预的情况。那么，也许一些类似经历的个体，看到相关的信息后，反而加深对现在生活的消极情绪与不安感，随后做出伤害自己的举动，成为下一个逃离世界的“玫瑰少年”，最后形成令人畏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另外，由于目前的部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并非都具有良好的性别意识。据反对同志扭转治疗的“恋人”项目发布的最新数据，即使同性恋去病理化已经多年，但目前国内仍有96家医疗机构正在提供相关的“扭转治疗”；而且在后续拜访这些机构的过程中，项目发起人也只遇到了一位友好的医生。

因此，即使性小众发现自己出现了心理问题，甚至有自杀倾向，希望求助专业的帮助及支持时；但一些医生和咨询师实际上却无法提供相关服务，不能理解及共情他们的状况，更有可能会给咨询者带有二次伤害，加重TA们的病状，结果适得其反。

隐形的性少数

与消失的玫瑰少年

个体的遭遇，其实也是社会的缩影。

在2017年，由于课本内容涉及了尊重多元性倾向，北师大版的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被一些家长投诉，学校唯有决定暂时收回教材；随后在2018年，一位同志老师却因为性倾向被学校开除，无奈只能走上艰难的维权路；如今，已是2019年的中旬，台湾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但我们目前能阅读到精神医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教材，还存在着大量污名化性少数的现象。

如果学校的环境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那么个体能否自己通过互联网搜索信息去了解和探索呢？由于目前言论管控变严，大量媒体报道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也开始纷纷严格地筛选信息。这一切都在塑造并强化着一个使性少数“无法自我认同”的环境。

2000年时，由于性别气质不符社会期待，初中生叶永志忍受了在学校忍受了长时间的歧视，甚至被迫只能在上课时间请假去厕所，最后被发现倒在血泊中，送医后仍过世。

这件事引起公众的关注后，“教育部两性平等委员会”成立了调查小组，并在台湾中小学的校园内发起反性别暴力的校园运动。最终，这些一系列的讨论，促使了《两性平等教育法》在2004年改为《性别平等教育法》，相关的教育政策也从单一的二元性别延伸、拓展为多元性别教育。

政策的出台只是性别平等的开始。在后续的2006年，台湾性平教育协会出版《拥抱玫瑰少年》一书，不仅是为了记录历史，也是借此告诉未来的小孩：每个人生长环境不同，这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及特质，对性别特质阴柔的孩子，我们的社会可以叫他“玫瑰少年”，而不是“娘娘腔”。

与此同时，相关的影像资料也在产出与推广。在2007年，教育部拍摄纪录片《玫瑰少年》，并于2009年发行送至全国高中作为教材。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听到蔡依林创作的《玫瑰少年》一歌——“你离开后，世界可改变？”

但现实情况是，性平教育不应该是我们提及玫瑰少年时的感慨，也不应该是存在性小众脑中与口中的“美好愿景”。也许，目前的法律与政策都在进步的过程中，但作为普通个体，我们却依然能够思考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以及不做什么。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第二次自杀事件发生的那天，在微博上的另一条热搜，是台湾一所中学发起的“男裙周”活动。学校希望以此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让学生尊重和思考彼此气质的差异。

活动发起后，在校的男生也纷纷主动响应，大大方方地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裙子，捍卫彼此的性别自由表达权。被拍摄了照片的他们，脸上是坦坦荡荡的笑容，腿上穿着明艳靓丽的彩红袜子，自信又骄傲。

那样的场景，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李钘滢 | 作者

Bisexual & Feminist & Journalist

大部分人看不到性/别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TA们的眼睛都被一层层的皮相掩盖了，因而充满了偏见与质疑。历史的进程就是将这些皮一层层剥去，呈现真实的、充满生命力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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