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徐汇的红色故事：激荡百年——国歌的印迹
第一集：国歌的印迹
2021年奋进的中国，迈上了新的征程。今天将带大家共同翻开共产党在徐汇的奋斗历史，寻找属于徐汇的红色故事。
今天的故事主人公一共有两位，分别是田汉和聂耳。这两个才华横溢的名字，所碰撞出的就是这首响彻寰宇的《义勇军进行曲》。
这里是位于长乐路、东湖路口的田汉铜像，本期节目特意邀请区委组织部党史研究室的沈萍老师，带我们共同寻找那属于徐汇的红色故事。
或许是因为铜像的缘故，田汉给大家的印象，一直是敦厚中年长者的形象，但其实他上个世纪来徐汇工作时，只有30岁，年纪并不大。
田汉在徐汇永嘉路371号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
从当时的报纸上可以看到，南国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文学、绘画和戏剧三科均由当时响当当的人物担纲：田汉主持文学科，郁达夫、徐志摩均为聘请的教授，绘画科由徐悲鸿主持，欧阳予倩负责戏剧科。
聂耳那个时候更年轻，1931年初识田汉时只有19岁。用现在的话讲，他只是一名沪漂，在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后来因为黎锦晖的关系，他才与田汉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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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耳1932年4月21日的日记里记载，他去拜访已熟悉的田汉，在交谈中颇受精神鼓舞“觉得这简直是决定我一生的一个紧要关键”，他决定以音乐这个武器为革命事业多做贡献，“一点不要放松地艰苦地做去”。1933年初，在联华影业公司的布景后，聂耳经田汉介绍入党，当时夏衍作为监誓人也在现场。
在入党之后，为了方便和田汉交流，聂耳搬到了淮海中路1518号，后来又搬到了淮海中路1258号的三楼，这里也是聂耳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居所。
田汉和聂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聂耳入党后，在田汉的带领下，加入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在音乐创作上进入了一个高产时期。
1933年田汉和聂耳第一次合作，创作了电影《母性之光》的主题曲《开矿歌》，聂耳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矿工。他在徐汇居住的2年多时间里，创作了34首歌曲，涉及左翼影片6部，包括大家熟悉的《毕业歌》、《卖报歌》。
1934年，聂耳加入了当时设备最新、产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百代唱片公司，负责音乐部；
年底，他又应聘为联华影片公司二厂音乐部的主任。
曾任上海市委委员的张祺回忆了聂耳在1934年，支持美亚绸厂工人大罢工的事。
聂耳获悉美亚绸厂工人组织罢工的信息，就带着当时正在拍摄的电影《新女性》的演员，到罢工处指挥、演唱了《新女性》这首歌，用激情的歌声鼓舞和支持工人罢工。
1934年，田汉创作了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并经由夏衍改编成为了电影台本，在创作完后，田汉就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入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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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接手《风云儿女》剧本创作的时候，其实已经搬到山海关路去了。当时电通公司向他索要剧本，但田汉忙于抗日救亡话剧《回春之曲》的创作，几次拖延之后，电通公司耐不住了，就在1月3日的《大晚报》上刊出一则启事“影片《风云儿女》将于日内开拍”。在这种被催稿的情况下，田汉来不及完成一个完整的电影台本，只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写了个故事梗概，约10页，主题歌作为电影故事的结尾，恰好写在最后一页上。
后来是夏衍主动接手，将故事梗概改成了电影台本。聂耳从导演许幸之处了解到电影还有一首主题曲的任务，主动请缨来作曲。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激励了很多有为青年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义勇军进行曲》也唱响了大江南北，那么《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从电影主题曲变成我们的国歌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马叙伦。
此处就是马叙伦旧居，他1937年时曾经避居在此。
马叙伦曾经担任新政协筹备会第六组的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等方案。
马叙伦指出“我们政府就要成立了，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可否暂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保持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曲，另一种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不妥，建议替换成郭沫若版本的《新华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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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徐悲鸿，“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比如黄炎培“我觉得词不改好些”。反而是原词作者田汉比较谦虚“我觉得该曲是好的，歌词在过去它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最后是毛主席一锤定音“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翻开历史的长河，寻找红色的身影，在这100年里，不断涌现的丰碑，引领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与建设，他们弘扬了革命精神、激发了爱国力量、凝聚了发展动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忆，是为了更好地踏上征途，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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