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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女矿长朱汉芳:父亲朱云悌的革命岁月

2017-10-12 江海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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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梯,曾用名朱云道,191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海门包南乡大路村,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8年进入南通专区工业局,1982年退休,享受地专级政治、生活待遇。


亲爱的爸爸离开我们30多年来,我们全家人都刻骨铭心地怀念着他。今年10月18日是爸爸朱云梯100周年诞辰,我的将军弟弟朱汉宾提议,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写一篇纪念爸爸的文章,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使爸爸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在我们的大家庭中得以传承。


爸爸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鬼子在中国四处残杀老百姓,1942年的一天,有几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在我大伯母的房间内穷凶极恶地搜索着,抢走了金项链、金耳环,其中有两个日本鬼子,看见我的16岁的堂姐正在地里干活,于是像疯狗一样叫喊着,幸亏她转脸就往河里跳,才逃脱了日本鬼子的侮辱。我爸爸那时年仅24岁,已充分地认识到不把日本鬼子打败赶走,不推翻黑暗的旧社会,人民就不得安宁。有一次,我爸爸卖掉价值450元的棉花,这是全家人的命根钱,爸爸把450元小心翼翼地装在了口袋里,走到半路统统被伪军抢走了,爸爸气得脸发青,更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


1943年1月,爸爸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很快成为抗战积极分子,担任农抗会理事。1944年9月,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由农抗会理事提升为除奸工作队队长兼村长。在共产党领导下,我爸爸组织抗战积极分子在地主坏分子家门口站岗、放哨,发现有汉奸分子半夜里来给伪军通风报信了,就立即干掉,即用绳子捆紧,再往河里一推,这叫扎粽子,第二天尸体就浮上水面了。有时民兵把耳朵贴在地主家的门外听,只要听到屋里有声音,要到伪军那里去了,即立刻踢开门,把坏人捆起来继续往河里推,这些坏分子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他们只要有一点点动静,共产党就能早知道,他们把共产党人当作了神仙。


1946年6月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开始了,那时我爸爸担任共产党的民兵队长兼游击队长。爸爸领导着全体民兵和游击队员与还乡团作坚决斗争,常把敌人打得不知所措。为了不断壮大革命力量,爸爸和三伯商量,动员了我的两个堂哥以及村里的进步青年也参加了共产党。但是反动派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把共产党的干部家属列入抓捕对象,从1946年8月起,我们一家4口人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母亲带着我和我大弟弟成天东躲西藏,至于爸爸的情况连我妈也是不知道的,只知道爸爸和战友们在秘密的阵地和还乡团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1947年阴历六月初三,我妈在老百姓家里生下了我的二弟弟,他出世后眼睛睁不开,两天还不睁眼,我妈急了,天天用舌头舔,舔呀舔的,4天后,眼屎全被舔掉了,弟弟终于睁开了大大的眼睛,妈妈说:“那么好的一个小男孩,敌人再疯狂我也不会扔掉我的宝贝,要死一起死!”后来爸爸专门赶来,最后表态说:“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时刻都有危险,就是把我儿子扔掉,危险仍然有,敌人有一天不消灭,我们就存在一天危险。即使我们夫妻俩都等不到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还有许多革命同志,总有人把他带大。”爸爸吩咐完后就离开了我们娘四个,根本也顾不上我妈还在月子里,那时我6岁,我的大弟3岁,二弟生下只有几天,妈妈全靠我早晚给她煮一碗红糖泡撒子茶。


1947年7月中旬,敌人仍然猖狂,斗争仍然复杂,生活环境仍然艰苦,有一天,天气特别闷热,我爸爸突然高烧不退,头晕眼花,浑身难受,3天后满身疹子,30岁左右的人出疹子,既罕见又难熬。爸爸生病期间既没有药物治疗,连喝口水也不方便,幸好有革命的战友们陪着他在玉米地里度过了八天八夜,多谢老百姓装着讨饭的,给爸爸和战友送饭,送菜到玉米地。爸爸高烧难熬在玉米地里打滚,几天瘦了几斤肉。但爸爸说:“身子瘦几斤肉算得了什么,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光荣的。”


爸爸率领的一支精干的民兵队伍活动在包南乡和东南行署这一带,那段时间,汉奸虽不敢活动了,但我们娘四个的居住地方仍然要不断地更换。爸爸很少与我们见面,就是回来也只能有个把小时看看我们,然后叮嘱我妈:“大敌当前,要高度警惕,不能暴露身份,说话不能有漏洞。屋内的花蛇不用害怕,它不咬人,把小孩带好,我万一有什么事,战友会通知你,不用难过,要坚强。”说完就走了。


1948年6月,敌人虽然处在人民重重包围之中,一步步走向灭亡,但他们必定要做垂死挣扎。为了以防万一,爸爸认为3个孩子必须分开住,经与我妈商量,决定把我寄养在姨妈家。说着,爸爸立即把我送走了。我的姨夫开油坊,由于吸大烟早已离世,我姨妈生有一男一女,我到姨妈家,爸爸叮嘱我:要听姨妈话,兄弟姐妹之间不能吵架。我看样子爸爸要走了,一边哭着,一边拉着爸爸的衣角不让走,姨妈一把抱住我,我还是哭喊着爸爸,爸爸又重新转过身来对我说:“傻丫头,别哭了,等敌人消灭了,全国解放了,我会来接你天天与妈妈、弟弟在一起,那该多好啊!”说完,爸爸这才迈着沉着的步伐转身离我而去。


1948年12月,党中央指示:各地政府要全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清扫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坚持最后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反革命分子仍控制着海门余东地区,方圆几十公里,为了顺利歼灭敌人夺取余东战役最后胜利,爸爸率领一支精干的民兵队伍,守候在余东周围,埋伏了七天七夜,那是寒冬腊月天啊!爸爸穿着单薄的自制布棉袄在泥水中行进,夜深了,他们手拿电筒,还在聚精会神地分析敌情和紧张地工作。天气很冷,室内比外面还要阴冷。爸爸和他的战友们一想到革命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就再苦再冷也能挺过去。通过埋伏了解到,某反动头子明天生日,敌人碉堡内要大办酒席,这是夺取胜利的极好机会,民兵们又密切配合了驻扎在余东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准备就绪,终于熬到了第二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敌人碉堡内热热闹闹,有的长官在看妓女唱歌跳舞,有的醉得东倒西歪,这时有人提醒:“你们不能光顾喝酒,要注意墙外情况,当心共产党分子打进来……”这些反动长官实际都醉得差不多了,谁也没有在意。此时此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民兵、游击队等一起冲上,几个大门都被踢开了,敌人毫无准备,受到出其不意见的袭击,乱作一团,有的举手投降,有的逃跑,仇汉希也在这时逃了,顽抗的敌人被活捉了,有的敌人和反动头子当时就被打死了!爸爸和他的战友兴高采烈地说:“敌人被打败了,余东战役胜利 46 31342 46 14525 0 0 6740 0 0:00:04 0:00:02 0:00:02 6743,所以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啊。”


解放后,我们开心地回到自己的家,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团聚了。我妈和我的两个弟弟1949年8月中旬都回到自己的家,然后爸爸把我从姨妈家也接回来了,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团聚了。


解放初期,爸爸担任了海门县供销社副主任,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有一次,爸爸到东灶港供销社检查仓库粮食的保管问题,爸爸说:“粮食保管不好,就要霉变,这是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的头等大事。”爸爸工作检查结束后,太阳快下山了,东灶港几个单位都要招待爸爸,吃完饭派车子送爸爸回家。但他都拒绝了,从东灶港到包场再到家,爸爸步行了几十里,天下着倾盆大雨,雷声响不停,独有爸爸撑着伞在路上走,回到家衣服全湿了,我妈心疼地说:“那么大的雨,那么大的雷声,你真不怕吗?”爸爸说:“我这是在平地上走路,下雨我有伞,雷声虽响又不打人,在对敌斗争中子弹常从头顶上穿过都不怕,还怕大雨和雷声吗?”后来,爸爸工作多次调动,但他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每次工作的变动他从不预先打听。


解放初期,一些领导干部地位变了,开始喜新厌旧了,与原来老婆离婚了。我爸爸长得帅,又有官职,但他从来没有产生别的想法。他想的是战争年代我妈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如今解放了,苦日子熬过去了,如何把孩子们培养成人,将来能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这是父母应尽的责任。我妈不识字,爸爸买了好多看图识字的图片,有空就亲自教我妈,要求她学点文化,至少能写自己的名字,我妈感动万分,越来越感到爸爸品质的高贵。所以我妈在农村过得很舒心,总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她还搞副业,种薄荷再制成薄荷油、种麻再把麻剥成皮,然后再去卖。我妈起早摸黑,忙里忙外,只是盼望孩子快快长大,能搭搭手。但爸爸有个规定: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无论男女首先要去上学。我到了9岁时,我的两个弟弟后面又增添了一个妹妹,那个时候,如果我不上学的话,正好能带弟弟和妹妹,何况解放初期,旧社会封建思想尚未肃清,所以那时女孩上学也是极少的。好多人都想不通:朱云梯为什么要坚持女孩也要上学?更何况家里那么忙,9岁的女孩正是学着干活的时候!可是我爸爸的观点是:无论男孩、女孩,要让他们懂道理,有出息,在他们小时候就要培养、引导。我们当父母的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让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爸爸、妈妈再苦再累也要支持儿子、女儿上学,在整个包南乡所有男孩和女孩都上学的家庭是极少的。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父母对我的培养!


爸爸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解放后,爸爸从担任海门县供销社副主任至南通专区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期间,一直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平时我爸爸自己烧开水,自己煮饭,洗衣服。住房太小,有时来个把人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有人劝爸爸:你应该弄一间住房面积稍大一点的,爸爸却说:“干部的住房面积是集体研究的,领导干部单身40平方米,一般干部还要小,我怎么能带头破这个规矩?”几年后,经组织照顾我妈和我小妹妹户口转来南通,住房面积扩大到50多平方米,并由孩儿巷搬到了莘园路,50多平方米的住房还包括一个8平方米的小角楼,爬上爬下的靠一张木头梯子。直到1974年我们从徐州矿务局调入了南通地区的柳新煤矿,人在徐州,户口关系迁入了南通,我们一家4口人的户口与爸爸的合在了一起,爸爸的住房面积随之增加了,即由原来的50多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爸爸在单身期间每餐吃的几乎都是老三样,即青菜煮红薯、花生米、萝卜干,这碗萝卜干是爸爸每天的主菜,甚至每顿都离不开它。我妈常从老家带点羊肉煮熟后放在大缸子里,每天中餐挖一点放菜里一起热一下,就算是最大的改善了!一根油条分两个早餐吃完,即半根油条夹一块大饼算是一顿早餐。一支烟分3次吸完,连续3次直到烟头烫手了才扔掉,爸爸从来没有忘记过去的苦,一直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但他感到很幸福、很值得!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兄弟姐妹6个除了小弟弟尚小不能上学外,其余5个有的上高中,有的上初中,每学期学费共计90元,爸爸每月工资61元,爸爸的同事多次建议爸爸写一份救济报告,但爸爸坚决拒绝,他说:“我们的国家尚在建国初期,尚有很多困难,我要咬紧牙关,宁愿自己省一点,也不伸手向国家要救济。”


爸爸的勤俭节约精神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在徐州的30多年中,爸爸曾5次来徐州看望我,其中有3次都是去北京参加手工业代表会,顺便来徐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那一次。那时我住徐州伏牛山煤矿双人宿舍,爸爸一到我宿舍,一眼看到墙角边堆放着几双旧解放鞋,顾不上休息,和我一起把这几双鞋洗得干干净净,准备带回家。爸爸说:“解放前我担任民兵队长时,从未穿过那么好的鞋,我希望你今后要注意节约,还要勤劳一点。”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听了爸爸的话,只是不断点头!


1983年3月16日,爸爸与我们永别了。爸爸对待妻子、孩子充满了爱心,爸爸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我们从心眼里佩服他,亲爱的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朱汉芳

作者朱汉芳曾任徐州柳新煤矿副矿长,图为她和老伴杨汉谦近照。


编辑:榴榴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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