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不爱招中国学生？ | 教育哲思
文/陈志武（耶鲁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财经》杂志 ，原文有删减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学生了。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行，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它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三十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金融系招聘。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 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快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
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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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教育
我在大学教书至今26年，见过的学生也算不少，其中两个故事让我难以忘记。
张三（不是真名）出生于国内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易考上北大清华，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那怕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课堂上他毫无疑问一直最优秀，即使在耶鲁这样的世界各地天才会聚的地方，他的聪明才华照样遥遥领先！可是，两年后的一天，正当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经有出色成果的时候，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万美元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
震惊之余，我问他：“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做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
多年的经历让我清楚，一个人如果对他从事的工作没兴趣、无激情，尤其当他做的是学术研究时，那么，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别人想不到的创造性成绩，那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难！每天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只会是应付，不会钻进去的，那样他自己也会痛苦、很累。
张三回答说：“对学术研究谈不上有兴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来寄予厚望的博士生，对我们的专业也就是如此。
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
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学都这样做。”
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这回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到耶鲁来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对经济史这么投入，正好也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到耶鲁后，他无比兴奋：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耶鲁戏剧学院是世界一流，机会难得可以理解，只是我们没有学生会一个学期选5、6门以上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激情，知道他实际上对经济史和经济学没太多热情，所以，我没有阻止他去戏剧学院上课。
他那一年把耶鲁戏剧学院的所有表演课都上完，很是兴奋，那些表演系老师对他评价也非常高，觉得他真有表演天赋和激情。
后来，我问：“很显然，你的激情在戏剧和表演。你在国内上大学、读研究生怎么没有申请艺术学院呢？”
答：“我父母不让呀。他们要我学经济学，好找工作！”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父母也会觉得难受，因为他们尽了那么大的力，陪读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多人情关系，到最好也没有见到子女有出息！
而对于社会，这同样是最糟糕的局面，因为如果多数甚至所有家庭都这样不顾子女兴趣去选择学校和职业，结果会是，社会中的各项工作都是那些对此并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的人在做，这不仅导致人力资源的整体浪费，而且各项事业都无法做好，更不会有突出的创新。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在做自己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没有兴趣的人在做；在另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对其有兴趣的人在做。那么，这两个社会中，哪个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创造力也更高呢？答案显然是后者。这就是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子女的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选择、工作选择和婚姻对象选择上。
2
职业和做人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5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偏偏要他们花大学四年学会计，对找工作最便利。这些朋友说，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会计好找工作。
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以低利润活为主，把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也是为了让自己能一辈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不会过得枯燥，而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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