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外交官出逃 但特权阶级叛逃意愿通常不高 | 焦点

朝鲜驻外人员和家属是少数有机会了解外界情况的朝鲜人，这些人员和家属在朝鲜实属特权阶级。虽然他们回到平壤后思想偶尔受到检查，但考虑到叛逃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危险，大部分人叛逃意愿不高。

《财经》记者 蔡婷贻/文

8月17日韩国国情院宣布，朝鲜驻伦敦公使太永浩于日前叛逃到韩国。韩国政府发言人郑浚熙在记者会上表示，太永浩叛逃动机包含个人和政治原因，除了对当前体制不满，对两个孩子未来的担忧让他决定脱离朝鲜。叛逃前，太永浩已被朝鲜派驻在外达10年，思想或已西化。

英国媒体指出，和太永浩一起脱北的包括太太和19岁及26岁的两个儿子。 多年来，朝鲜政府为避免驻外人员叛逃，严格规定驻外人员需将成年子女送回朝鲜，太永浩子女为何未被要求送回不得而知。

韩国通讯社韩联社18日引用“熟知朝鲜情况的的一消息人士”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太永浩事件十分愤怒，在事件后亲自下令召回朝鲜外交官、商务人员等驻外人员的家属。不过，朝鲜媒体对此事件未做任何表态。

根据统计，目前在韩国的脱北者人数达2.7万人，他们来自朝鲜各行各业。至今为止，最高级别的叛逃者为前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他于1997年逃到韩国。

多位曾是政府官员的脱北者在回忆脱北原因时，不约而同表示，在朝处境出现危险是让他们决定一走了之的原因。根据了解黄长烨叛逃过程的人士解释，黄长烨在朝鲜已故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面前说错过两次话，由于金正日只容许下属说错三次话，在忧心可能遭到不测的情况下，黄长烨开始着手计划叛逃，也曾考虑在出访瑞士时行动，最终通过韩国使馆叛逃。

2004年叛逃到韩国的前宣传部官员张真晟（JangJin Sung)， 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他是因为违规将宣传部门的韩国出版物带离单位，出借给朋友，没想到朋友将此机密出版品掉落在地铁车厢，惊恐的张真晟和友人遂向朋友购买旅行许可，走上脱北之路。

朝鲜驻外人员和家属是少数有机会了解外界情况的朝鲜人，这些人员和家属在朝鲜实属特权阶级。虽然他们回到平壤后思想偶尔受到检查，但考虑到叛逃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危险，大部分人叛逃意愿不高。

一位曾随商务人员的父亲长驻新加坡的朝鲜人，在回到平壤后表示，“非常想念麦香鱼汉堡。” 但这些特权阶级在平壤衣食并不匮乏。另一位父亲也是商务人员的朝鲜人私下指出，“想观看外面的电视剧，就请父母当外交官的朋友夹带回国，因为他们的行李不会受到检查。” 

除此之外，政府对社会监视让实际叛逃行动十分困难。 2009年叛逃到韩国的朝鲜生物学家KimHyung-soo 5月向外国记者介绍，朝鲜国内的监视网络非常严密，朝鲜军方和国家机密部门共同负责对朝鲜社会的监视。在工作单位内，学校课堂上，至少有一名学生是安全人员；小乡镇通常有20名-25名安全人员潜伏在一般民众中；官员家里一定装有窃听装置，所以在家里绝不能讨论金家政权或对韩国政府正面评价。再者，朝鲜对追踪手机也非常在行。“我们大概拥有世界上最繁复的安全系统”，他表示。

对脱北者而言，适应韩国社会是他们最大的挑战。2003年自新加坡叛逃的Kim Kwang-jin对路透社表示，在韩国社会接受教育、 找工作到安置家庭对脱北者非常困难，大部分人只能找到餐厅或其他低收入的工作。Kim Kwang-jin因为原本在新加坡的朝鲜保险公司工作，他得以被安排在韩国情报部门智库－－国家安全战略院工作，他预期太永浩也会被安排类似的工作。

与朝鲜家人失去联络对脱北者也是很大考验。曾经是军人的Cha Ri-hyuk 指出，以高额费用可以通过中间人与朝鲜家人互通讯息，但是费用昂贵，讯息传递服务也不稳定，“我已经2个月没能和家里联络上了，” 他焦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