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家·“大”领袖·左翼运动——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
11月26日电 据法新社报道，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享年90岁。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1926年8月13日－2016年11月26日），古巴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古巴共产党、社会主义古巴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前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
程亚文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古巴人谈起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个人口不过千万、面积区区1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家的领导者，一般都不会漏掉这位统治了他们国家已达40余年的“大胡子”革命家，在1959年1月率起义部队凯旋哈瓦那时，所曾有过的一则“趣事”：一群从街角公园放飞的鸽子，竟然有一只落在了站在吉普车上的菲德尔的肩头，革命家马上抓住了鸽子，一会儿便又放开了。如同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一样，古巴人把这祥瑞的一幕，视为了一种吉利，由此还产生了一种迷信说法：在以动物为基础的猜字赌博中，人们都把赌注下在了数字24上，相信那一定是卡斯特罗头顶上的鸽子。“但结果却是狮子”。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不知道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人，无疑是不多了。不止在古巴，而且在全球各地，关于卡斯特罗的众多传说、奇闻轶事，长久吸引了历史学家们的眼球，而在芸芸大众那里，卡斯特罗也早已成了一个神话、一种荼余饭后的精神滋养，他那那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独特领袖气质与行事风格，他所遭遇的一次又一次谋杀阴谋而又屡屡大难不死经历，都具有十足的迷幻效应，让人们感受到了难以说清的巨大吸引力。就以最近的一些事情为例，在新世纪到来、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年峰会上，按规定，发言的各国首脑们必须在5分钟内结束其演讲，5分钟的时限一到，讲台旁的红灯即提醒演讲者。然而卡斯特罗却再次打破清规戒律，他不顾什么时限不时限，当灯光提醒5分钟时限已到时，他掏出手绢，竟将灯光遮了起来，从从容容地继续其演讲。还是在这次会议的一场午宴上，卡斯特罗又让人们领略到了什么才是卡斯特罗，他在美国白宫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向克林顿发起了“袭击”，主动伸出手与克林顿总统相握并交谈了几句话。这也是卡斯特罗执政以来，首次亲自与一位在任美国总统握手并交换看法，这次“历史性”握手引来了古巴流亡分子和美国国内保守派对克林顿的攻击。
卡斯特罗身上充满了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的由来，当然与他所发起的“革命”紧密关联。古巴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卡斯特罗的事业到底该如何评价？如果没有卡斯特罗，明天、今天和明天的古巴又会如何呢？最有资格揭开这些谜语的，莫过于巴西女历史学家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她曾只身前往古巴，并有幸与卡斯特罗直接对话获准使用他的许多未公开文件资料，积年之后完成的《卡斯特罗传》，就向人们展现了卡斯特罗其人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其探幽发微、生动详实非其它版本所可比拟。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鸽子”一事那样，克劳迪娅似乎特别钟情于她笔下人物的那些小故事。小故事里才更见真性情，克劳迪娅也许是如此考虑的，我们对卡斯特罗的观察评判，也大概要从她所收录的一则小故事开始。
195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在流亡海外假以年月、又组织队伍回到古巴马埃斯特腊山举行武装起义，并胜利夺取了帕尔玛索里亚诺的拉马亚营地后，卡斯特罗突然回到将近四年未回的比兰家乡。与家人的重聚不仅让提心吊胆于他的家人欣喜若狂，就是这位革命者自己，也激动未名。然而坐在自己家的庄园里，这位革命者的母亲莉娜，当时听到自己的儿子却是这样的自言自语：“这里将是第一个收归国有的产业.....”（.P327）
卡斯特罗无疑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明显带有20世纪中期那个时代广大第三世界投身民族自由事业的政治家们的精神气质。与他可以相解释的第三世界领袖，是中国的毛泽东、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甚至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的旨趣追求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被压迫国家民族掀翻帝国主义和殖民化、实现自我解放和自由的历史正剧。卡斯特罗与他的古巴，也正处在这种大历史的一个小环节，在卡斯特罗的革命未成正果之前，自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古巴就一直事实上沦为了美利坚国度的殖民地。战争与政治、经济总是如随随行的，西班牙的败北，“古巴公司”“格莱梅制糖厂”“麦卡恩制糖厂”和“联合果品公司”，等等美国资本纷纷在古巴建立了大型制糖工业，而1901年的古巴宪法，还增添了普拉特修正案，确立了美国的存在。“它给予美国干涉权，决定出让大片古巴土地建设基地和车站。于是在古巴的最南端出现了存在至今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一个公认的对全美洲进行监督的理想地点。”（P5）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殖民到底有多严重呢，克劳迪娅引述了一些公认的统计数据：在经历1910年代的“肥牛”时代、而在1920进入“瘦牛”时代后，“美国企业家成了75年糖厂和40%良田的主人，控制了国民生产的65%。”（P8-9）而在古巴即将变天的前夕，在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统治下，“1958年，美国对古巴投资超过10亿美元，包括40%的制糖(全国三家糖厂中的两家)、50%的矿业(主要是镍和钴、铁路及90%的公共服务和生产、内贸的主要部门：纺织、饮料、食品和卫生制品。美国银行控制了金融命脉，美国的黑手党经营着庞大的旅游贸易。或通过经济控制，或借口共产党渗透，或出于“拉美总监”的责任，美国用几条绳索捆住了古巴。”（P314）
哪里有压迫，哪时就有反抗。这句话再也“世俗”不过，可是用它来理解以古巴为代表的被殖民国家的自由解放经历，却分明又合适无比。尽管出身富裕之家，卡斯特罗在青少年时代，就已对古巴持续不断的独裁专制、与美国无限度的经济殖民深怀愤怒。1945年3月，作为一名中学生的卡斯特罗，便曾在一次关于教育自由问题的模拟议会辩论中，力陈过国家对私人教育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而他整个的大学生涯，几乎都与革命和反抗密切关联。青年卡斯特罗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古巴，在历经几次小规模暴动、几次下狱之后，已进“而立”的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建立了革命基地，在带领他的同志返回古巴之时，他这样动员起义部队：“我们去古巴，目的不是进行表面的政治改革，而是改天换地，它保障每个古巴人享有体面的工作、充分的自由和绝对行使主权。”（P246）
卡斯特罗的政治冒险得到了古巴民众的支持，即使在美国人中也得到了极高的支持率，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一度为此取消了至少是表面上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支持，“美国政府中同情古巴的温和反对派主张与菲德尔对话，他曾声称在其纲领中绝无反美内容。”（P288）而在1959年1月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卡斯特罗真的执掌起古巴的权柄后，这位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左派”，果真有言必践，他宣布执行1940年宪法中从未实施的反对大庄园的法律条文，在古巴大力阔斧进行土地改革，将大庄园改为国家管理的生产中心。“美国人的土地，其中有75%的可耕地，还有卡斯特罗家的土地是第一批国有化的。”（P353）
卡斯特罗无疑改变了古巴，从内政上来说，一个奉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而从与外部关系上来说，与美国的宗主－朝贡关系就此终结。而卡斯特罗的雄心又并不止于古巴，一个有着世界主义信仰的革命者，是为着清晰的人类大同理念、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或国家利益而生存。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卡斯特罗在他的胸中勾划了一幅世界革命的宏伟蓝图，在这张地图上，首先是非洲、其次是亚洲和拉美的“三大陆革命”，联成了整个人类世界将“改天换地”的新未来。他因此支持拉美一体化运动，积极投身于不结盟运动并多年提供其主席，在20多年前的一些年份，人们在第三世界的各处，都感受到了卡斯特罗和古巴的影子，仅在非洲的安哥拉，就曾有20万古巴人为这个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斗过。而卡斯特罗的革命同道切·格瓦拉，在“流浪”非洲丛林后，还曾转战南美，为理想而战死在玻利维亚。
无论切·格瓦拉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当现下的人们俯首他们的理想和事业的时候，多半是感觉到了一份“堂吉诃德”，他们是在与“风车”而战斗，“注定”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结果。事实也正是，当卡斯特罗还在为着他的“世界革命”而奋斗不息的时候，“世界革命”的总导演－－煊赫一时的苏联帝国却在顷刻间分崩离析了，他所致力于反对的一个国家，都加强了其地位并在一时间成为了“自由正义”的“最后一人”。世界之吊诡有时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人们甚至担心起古巴这个与美国仅150公里海上间隔的国家的未来命运，在苏联帝国面临解体之前，古巴国家内部就已经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表达了怀疑，而且移民海外即美国，在一段时间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种时尚。在1980年代里，马列尔－佛罗里达海上走廊开通后，所谓“马列尔人”成为一个专用词汇，几十万古巴人流亡美国踏上不归路。
卡斯特罗的事业勿庸置疑具有着悲剧性，如果不革命，继续承受美国的经济殖民，古巴有它的前途吗？1959年前的古巴历史对此说“不”。那么，革命后的古巴，国有化的古巴，今天的这种难堪处境，又该如何来近观远望呢？不同于曾经共生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东欧国家，它们旁边就有富裕的西欧邻国，可以作为自己的模板和想象对象，古巴所背靠的拉美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民主”之下，却是独裁不断，资源丰富之地，却也是经济危机频发、贫富悬殊恶性膨胀之所。古巴的命运，难道不是整个拉丁美洲命运的一个浓缩，而且是命中注定的一个浓缩吗！“人定胜天”，人真的能够摆脱宿命？苏联解体后的古巴和他领导者卡斯特罗，在苦苦思考着。
1980年代以后的卡斯特罗，在对待自己的革命信仰上，也似乎开始表现出某些灵活性。在1984年古巴召开的一次世界经济学家研讨会上，卡斯特罗令人意外坦然承认，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摒弃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是技术和资金的主义。当卡斯特罗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多多少少，他也有些许无奈吧！形势总比人强，经历1990年代的改革后，贫富分化已经在古巴被拉大，古巴在一些人眼中，实际上已走上私有化道路。如果真是如此，历史的诡异、其幽深百结，不仅令卡斯特罗、而且令多少曾经对这位革命者和他的国家抱有期翼的人，又会生出几许难以言说呢！
古巴的悲剧性还在于它是一个小国家，太小的国家一般都无法运筹大战略，它们往往只能充任大国战略的棋子。在卡斯特罗打响针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声称“当这次战争结束时，我的另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战争将开始：我将进行一次反对他们（即美国）－－本文作者注）的战争。我知道，这才是我的真正归宿”之时(P308)，他没有想到，他一度坚持的既反美、又不亲苏的对外政策，并不能持久坚持下去。古巴的土地国有化和对美国在古巴公司的地产、资本没收激怒了美国的利益集团，美国主要的石油公司宣布不再向古巴领土输送一桶石油，炼油厂也不加工来自苏联的原油，并且决定取消古巴糖的配额。在古巴赖以生存的制糖贸易和石油供应被切断后，古巴不得不倒向苏联，“古巴购买苏联产品，特别是石油，价格较美国低33%，同时每年向苏联提供100万吨糖，售价高于国际高层价格，以保证在此期间700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此外，还可获得大量武器、技术、军事、安全帮助，以及年息2.5%、偿还期为12年的1亿美元贷款......当时西方国家都把它称为慈父的援助。”（P379－380）
才出狼窝，又落虎口。古巴的新选择在卡斯特罗看来是“革命”，实际上，在古巴依赖与苏联的庶糖贸易、石油供应和军事援助后，它不过是把以往对美国的经济依附，转移到了苏联身上，他的被经济殖民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说明这一事实的主要标志，除了如上所说的贸易关系，古巴的未充分工业化，也是一个例证。在格瓦拉担任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要首脑的1960年代初期，这位阿根廷人曾经很有预见地，对苏联模式表示了质疑，提出古巴应该走上工业化道路，这是古巴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必要经济前提。然而政治家并不是经济家，卡斯特罗的革命冲动，使他看到的是与共享意识形态的苏联“老大哥”的“兄弟”情谊，“兄弟”之间，还有什么“独立自主”问题吗！“1964年，菲德尔又一次赴莫斯科，在那里签署了提供收割机和装运甘遮机器的协议，还允诺今后6年中提供大批产品，并将每吨糖的价格提高6美分。他的注意力又转向大力发展农业，把列入切格瓦拉纲领中的工业化暂时丢在了一边。”（P422－423）
卡斯特罗为他的一厢情愿付出了代价。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事实上就已经放弃了对古巴的军事支持，而在1984年10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一次经互会会议上，苏联人则宣布再也不能继续“大开资金的水笼头”，声称已无法为古巴偿还所欠西方国家债务的余额。困难中的古巴不得不在“石头里挤牛奶”，卡斯特罗不得不号召古巴人展开“经济大战”。而在1990年代初期，在与苏联的母乳脐带被完全切开后，古巴旋即遭遇了单一糖经济危机，尝到了没有改变其被殖民性经济结构的苦果。所幸古巴的经济结构调整还算及时，国内经济改革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修改、通过与西班牙的接近而与欧洲靠拢，使古巴还是缓缓步出了危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古巴坚持不懈的义务制度和服务于全民的健全医疗体制，为古巴这个岛屿国家停止摇晃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此一过程显然成本不菲，代价之一就是粮食短缺与饿肚子。当下核危机中的朝鲜其实情况与此相似。
在事实上是由大国关系所主宰的国际关系中，小国古巴的领导者卡斯特罗“苍蝇撼大象”或“牛犊顶橡树”，他一次又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光，在这个世界掀起了波澜，然而，世界或者“国际”并没有在他的畅想中如是更改，他甚至无法更改他自己所在的国家依然处于大国依附者地位这一事实，而这一点他有时也心知肚明。最显明的实例莫过于古巴导弹危机，在两个超级大国以古巴为舞台和对象所展开的斗志斗勇中，古巴留给世人的印象仿佛只是一个旁观者，在事件高潮中苏联不得不撤走部署在古巴领土上的武器时，古巴人对任何决定都无能为力，而卡斯特罗知道危机结束，竟然也是通过媒体而非苏联或美国领导人的电话通知。作为人口和资源小国的古巴不愿意承认，但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它并不是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兄弟”，在导弹危机两年后，卡斯特罗曾考虑加入华约组织，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此作了讽刺性回答，他对使者说古巴的位置是在美洲国家组织。”（P423）
在无数风雨磨难中走过来的卡斯特罗和古巴，所行进的路程充满了悲剧，不过，在经历苏东剧变后的恶劣国际政治生态、古巴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后，人们又有理由从悲剧中感受到喜剧。卡斯特罗还是一个“革命者”，每当这个世界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人们还会听到他的声音。他在2001年9月的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上谴责美国仍在充当“世界警察”、以人权问题为借口随意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在此之前的6月份，他指出，将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有悖于国际法；而在“911事件”发生后，他也加入了谴责恐怖主义者的行列，还应约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进行了电话交流；但是他又立场鲜明地反对战争，2001年10月，在一次演讲中，他说以美国为首打击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歇斯底里”的恐怖主义行为；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箭在弦上的时候，卡斯特罗一边反对美国对伊动武，一边又敦促伊拉克销毁任何生物化学武器；而最近的一些讲话则语出惊人，今年1月4日，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45周年的庆典上，卡斯特罗声称那些核大国正在挟持整个世界，把整个人类扣为“人质”；在1月30日，卡斯特罗又表示，美国总统布什和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们试图暗杀他。
无论从古巴、从拉美，还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再也明白不过，仅仅把卡斯特罗和他的事业，当作这个西班牙后裔的又一场“堂吉诃德”，是不相宜的。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想象中的成功，古巴革命在20世纪的一些年份里，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现的事物，旧的殖民主义及相伴生长的帝国主义、军事主义导致了世界列强之间的二次残酷世界大战，也制造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平等，第三世界在二战之后的反殖民化运动，因此是对过去的不合理人类生存状况的反动。小国古巴和他的领导者卡斯特罗的革命因此不是空穴来风，他也是当时世界勿分东西总体性的左派思潮纷起云涌的一个产物，19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法国的1968、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也都是其有机构成。在这个新的公平正义思想图景中，卡斯特罗的事业是这个世界在走向进步的一个象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在1962年对一批拉丁美洲听众所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和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运动，这个运动旨在把文明的好处给予那些在人类文明的头五千年中对文明作出贡献但未分享它的好处的极大多数人。”（戴维·霍罗维茨，P183）在古巴革命发生之后，海明威、萨特、波伏娃、聂鲁达等自由知识分子，都曾纷纷造访古巴并与卡斯特罗成为朋友，他们普遍性地对古巴革命抱以深切同情和希望、并对此不惜讴歌，其中的原因正如托因比所说。
“我的坎肩是道德”。在1979年10月12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卡斯特罗发表演说：“......为什么一些人民不得不赤脚行路，而另一些乘豪华车旅行？我以世界上那些没有一片面包的儿童的名义发言......以那些无药治病的患者的名义，以那些失去生存和人类尊严权力的人的名义......他们的命运是什么？饿死？永恒的贫困？那么，文明的作用是什么？人们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联合国的作用是什么？不用再说了！缺少的是行动，抽象的概念够了！”（P499）这就是卡斯特罗，一个小国领导者的大胸怀，他在风浪中的搏击令人容易想起亚洲的李光耀。同样处在大国边陲，同样是弹丸之国，亚洲的李光耀以其务实灵活和大胆设想运转了亚洲的右下腹，而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则以其西班牙后裔的热情奔放惊讶了世界。小国领导者所扮演的超越其国家能力所能支撑的大角色的努力，也感动了挪威国会的一名左翼议员，他在2001年3月15日提名卡斯特罗角逐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尽管古巴自1959年以来因受美国的禁运而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尽管古巴国小而贫穷，但卡斯特罗却长久致力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派出医生、工程师及其他人员。
“一方面，一位杰出和随心所欲的人；另一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社会变革。一方面是领袖的冲动，另一方面是不适宜的客观条件。一方面是人及其环境，另一方面民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种种条件之外，但是偶然。其结果是一场非现实革命的历史意外在一个不应该也不可能的地方实现了。脱离历史法则的政治现象的幸存------这便是这部杰出著作所要报道的”(前言)，罗伯特·阿马拉尔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卡斯特罗的事业因此在今天依然具有它无可置疑的意义，1960年代的左派运动在经历1980年代以来的右翼思想泛起及其成果苏东剧变后，当下世界的总体右化正重新引来1960年代式的社会不满。作为世界左派运动象征的卡斯特罗与他的古巴的持续存在，不难领悟是对这个右化世界的一个反对和抗议，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一体中有机保留这种对自身运行逻辑的反抗，故之也是对当下世界的必要净化，它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减缓托因比式的不安，和继续致力于建设人类生活公正性的不可或缺资源。
2004/02/11（《卡斯特罗传》,克劳迪娅·福丽娅蒂（巴西）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8月版）
文章来源:盘古智库（ID：pangoalzh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