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中的沉沦 | 甚解

我们不妨说，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和角度，完成了他对这个时代的特殊言说。那里有对人物温情的呵护，也有一丝深藏不露的反讽

赵勇/文

读完《出家》（《收获·长篇专号》2016年春夏卷），我立刻上网查作者的情况，几行文字跳将出来：张忌，男，1979年生，宁波人。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先后在《江南》《钟山》《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发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上百万字，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小京》《海云》《素人》，长篇小说《公羊》《出家》。

原来是位青年作家！看其运思与笔法，举重若轻，娓娓道来，我还以为是位“老司机”。让我产生错觉的是张忌讲述的那个故事，以及故事中透出来的特殊意味。

从前半部分看，小说讲述一个底层的故事。主人公方泉与妻子秀珍住在一个城市的出租房里，大女儿已经出生。为了生计，他干了三份工作：送牛奶、送报纸、蹬三轮拉黑活儿。偶尔他也剃个光头，去当一当假和尚，挣点外块。后来，他的另一个女儿出生了；再后来，秀珍又为他生了个儿子，他更感觉到挣钱养家的压力。但是一次偶然的事故，让秀珍去杭州大医院里做了一次手术，也花光了他积攒下的5万块钱。这让他开始了对自己生活的反思：想凭自己的力气干干净净挣钱，过上好日子，但实际上，孩子的赞助费，拉黑活儿自己被打又被警察罚款等等，都让他的日子过得一团糟。当然，他还年轻，有的是力气，他还可以运转在原来的生活轨道上，继续波澜不惊地挣钱养家。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通过一次佛事，他认识了一个庵堂里的尼姑——慧明师父。慧明师父的表哥去世之后，她已心灰意懒，在让方泉帮她做了一堂水陆之后，就把庵堂交给方泉，自己打道回府了，而方泉则成了这个寺庙的当家人。在从假和尚向真和尚的角色转换中，方泉显得异常兴奋，他觉得他可以干一番“事业”。而有了正事，赚钱自然也不在话下。在一位离婚女人周郁的帮助下，他也果然有了些起色。但妻子对他的“事业”不冷不热，孩子因为父亲的“和尚”头衔则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于是方泉又想重操旧业，但实际上他已无法回到过去了。在周郁的鼓励甚至“诱惑”下，他终于决定受戒成为一名真正的和尚，建成他想象中的庙院，但他忽然又觉得怅然若失。

在如此简短的描述中，我只能说出《出家》的故事梗概，却无法呈现小说中那种独特意味。这种意味是什么？大概是一个小人物在我们今天这个一切都想做大的时代中的必然命运和心理轨迹。

方泉是底层社会中非常普通的一员，他长相俊，会念经，有佛缘，这是他可以出家的前提条件。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方泉的同行们当和尚、建庙院已不再是为了一心向善，普度众生，而是把它当作赚钱手段。方泉还信奉着头上三尺有神明，即便拿它赚钱，总归得有个底线。但师父却告诉他，这就是个赚钱的行业，“这一行没那么干净，你真的要做这一行，就要做到六个字，不怕丑，不怕狗。”

于是，在底线附近，方泉开始了挣扎。他顾家，但在家与庙之间却不得不选择庙；他也爱妻子秀珍，但在秀珍与准备为他护法的周郁之间又不得不选择周郁。这都是挣扎的结果，或者是他虽然挣扎了，但他并没有走出这个时代为他规定的套路。小说结尾处，他决定接受时代为他下的这个套，雄心勃勃却也一步三回头地准备成为“套中人”了。

于是，方泉的高升之日似乎又是他的沉沦之时。但话说回来，指责方泉就此沉沦又显得毫无意义。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图景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方泉？单拿他是问，不是显得太轻巧了吗？

在网上看到一篇对张忌的访谈，发现他是汪曾祺作品的熟读者和崇拜者。汪曾祺从他老师沈从文那里继承过来的小说做法是“贴着人物写”，我觉得张忌也把这种小说技巧学到了家。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还“贴住”了这个时代。

小说中展现了方泉所观察到的种种乖离：错位频频，乱象四起；佛不再是佛，庙不再是庙，和尚也不再是和尚。在这样一个时代，方泉即便如何有心向佛，也确实很难有多大作为了。于是我们不妨说，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和角度，完成了他对生活感受的特殊言说。有对人物温情的呵护，也有一丝深藏不露的反讽，还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冷峻。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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