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独家｜周小川谈人民币入篮SDR：对外开放进程的历史性进展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从更高的层面认识开放的意义。即使开放存在各种困难和潜在的危险，依然需要坚持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

《财经》高级观察员 张燕冬  《财经》记者 袁满 韩笑/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跻身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之列，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权重货币。2017年9月，在SDR新货币篮子生效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财经》也为此独家专访了这件大事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供图/视觉中国）

周小川表示，专著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对人民币加入SDR的这一重要事件进行分析，他本人更愿意从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角度，以宏观视角系统地对此进行阐述和解析。

事实上，在《财经》专访中，在不经意间，周小川已把自己的身份作了多重转换：他是睿智的学者，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从他嘴里缓缓流出，抽丝剥茧、提炼升华为“三驾马车”；他是儒雅的官员，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惊涛骇浪，在他口中隐去了其中的刀光剑影，只剩下抓住了“改革时间窗口”的欣慰和兴奋；他是求真的实干家，执掌中国央行15年；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作为“改革先生”从不吝啬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和改革开放持续呐喊助威。

历史性进展

人民币加入SDR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或走过一个里程碑，它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开放重要的推动力

《财经》：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如果让您在整整一年后的今天，再次评论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您会做怎样的评价？

周小川：我曾在2016年9月30日做了个讲座讲此事。一年后的今天，我想我的评价应该没有变化。在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前，人民银行国际司就推出了五篇普及型的系列文章，对SDR的概念、加入SDR的基础和条件、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及其意义等，从技术角度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于近期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技术角度的论证显然很有必要，但我在上述讲座上强调的是，还有必要从历史和宏观角度，从对外开放进程的视角更系统地观察此事。

广义的对外开放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但最基础的是经济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驱动因素有很多，从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来看，我觉得有“三驾马车”值得关注。哪“三驾马车”呢？一是经济对外开放主要体现为贸易投资对外开放；二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是人民币汇率更多由市场决定，逐步走向合理均衡；三是减少外汇管制，方便对外经济活动，并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或者较高可兑换性。可自由使用和可兑换这两者大意是一致的，但并不等同。正是这“三驾马车”拉着我们走了三十多年，今天走到这个里程点。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人民币加入SDR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或走过一个里程碑，它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开放重要的推动力。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会更好地理解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有哪些进步，下一步要到哪里去。 

《财经》：这似乎是您首次定义经济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概念，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理解？

周小川：“三驾马车”这个词很多地方都用，比如欧债危机期间救助希腊时，把IMF、欧委会、欧央行称为“三驾马车”。再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市场化、民主化和私有化也被称作“三驾马车”。所以，“三驾马车”这个词的定义并没有那么严谨，只强调的是三者必须并行，捆在一起往前走，可能称“三位一体”更确切些。我想，三者中多数人都对贸易投资的开放有很多体会，所以我先从另“两驾马车”说起。

（当地时间2016年3月31日，法国巴黎，G20国财长和央行官员们召开国际货币体系会议，就如何改善全球金融渠道为下次危机做准备进行讨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会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交谈。供图/视觉中国）

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转轨经济体，基本上是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一般而言，从不开放转向开放的难处首先是汇率。在不开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时候汇率都处于不合理、不均衡的水平。为此，外汇管理部门需要对用汇进行管制，而外汇管制又使对外开放的门打不太开，或是打开一点后又合上一点，甚至重新关上，时间长了就逼你下一步做出鲜明的体制选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外汇管制很严重的情况下实现开放型经济，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汇率严重偏离均衡的情况下实现国内外市场的良好互动。那么汇率水平合理化的具体度量指标是什么？就中国而言，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人民币汇率给出了正式定义，即“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对汇率既强调合理均衡，也强调稳定。2005年，我国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些具体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从减少外汇管制的概念来看，与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就像化学上讲的PH值，酸性升高就意味碱性走低，碱性升高就说明酸性走低。同样，减少外汇管制，就意味着货币可兑换程度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提高，就意味着减少外汇管制。所以说，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体两面，与希望达到的对外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也与汇率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外汇管制条件下的汇率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均衡汇率。从金融改革来看，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汇率趋向均衡、可兑换程度提高的过程。总体上，你想要什么样的开放程度，汇率机制和外汇体制就相应需要配合到什么程度；反之，选择了什么样的汇率机制和外汇体制，也基本决定了什么样的开放程度。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外汇管制的逐步减少和汇率走向合理化。

同时也要看到，早期的汇率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是不易下决心的，是充满争议、担忧和风险的。之所以能得以启动，源于贸易投资对外开放的需要。而转轨经济对外开放的动力则源自于对集中型计划经济的失败、低效和苦难的认识和反思。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的进展和得益，又不断对汇率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以致人民币可兑换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逐渐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大国，中国有一段时间的贸易依存度达到了60%-70%，现在依然很高。所以说，人民币加入SDR，说明贸易投资对外开放、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和减少外汇管制“三驾马车”拉着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道路上走了相当长的里程，迈过了很大的台阶，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不少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三者的进度可能有快有慢，但基本是一起往前走的。三者既相互配合和促进，也相互影响和牵制。

“三驾马车”推动中国对外开放

农业、工业和对外开放这“三驾马车”之间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关系十分清晰。正是三者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不断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发展阶段

《财经》：如果站在连续的历史角度看，“三驾马车”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究竟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周小川：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也有自己的“三驾马车”：一是在农业和农村，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工业（首先是轻纺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改革，从轻纺工业、五小工业起步，展开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物质刺激等政策讨论；三是经济的对外开放。其中分为贸易投资的政策改革、汇率机制和外汇管制的改革，随后，对外开放又逐步超出经济范畴，也就是前面说的广义的对外开放。“三驾马车”是其中经济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1979年后，围绕这三匹“大马”，我国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三驾马车”改革进程表后附）。分阶段来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上世纪80年代，总的方向和行动是扩大对外贸易、不断改善和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规；贸易从垄断经营逐步走向贸易自由化，官方表述是简政放权、下放外贸经营权和工贸结合。在80年代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先后调整五次，从1981年初的1.53逐步调到1989年末的4.7；允许外汇留成调剂市场的非官方汇率并存。同时，外汇管制逐步有所放宽，成立外汇管理总局专门管理，允许出口企业享有外汇留成，发行外汇兑换券并流通，后又在各省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平行市场），并通过不断调高外汇留成比例逐渐放宽企业和地区自主创汇、用汇，到80年代末，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资企业和机电产品出口均获得100%的外汇留成。

90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开始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强调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期间，1994年1月1日启动了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外汇管制大幅削减，1996年宣布实行（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愿景也在此期间提出。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

2000年后，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渐发展成为贸易和FDI数一数二的大国，实行“高水平、深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了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2005年，启动新一轮汇率改革，其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结束了外汇管理“宽进严出”、贸易“奖出限入”的局面，出口企业实行意愿结汇，个人也可从事进出口贸易并给予外汇收支便利，人民币在旅游、融资、贸易与投资结算上的可用性不断扩大。

（2001年8月，记者访问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图/本刊资料库）

近年来，我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力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支持多边主义。期间，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改进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多国货币与人民币直接挂牌交易决定汇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展，本币的双边货币合作日益深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推进。2014年，李克强总理正式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6年，人民币顺利加入SDR货币篮子。

以上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是很明显的。如果从逻辑来看，“三驾马车”之间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关系更是十分清晰。正是三者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不断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发展阶段。顺便说一句，过去很多人未把三者联系起来，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过去在重大文件结构上总是把它们分开写，贸易与投资放在商务部分；汇率放在宏观调控或金融部分；外汇管制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则会有些尴尬，能不写就不写。不过，近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 

难得的时间窗口

对外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减少外汇管制要整体推进，不管各自速度如何，整个大方向是要往前的。这就需要注意时间窗口，有些改革遇到了合适的时间窗口就可以加速推进，有些改革没有时间窗口就可能稍微缓一些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然需要跟着上台阶，但有人认为要慎重，条件不够不能勉强推动。对此您怎么看？

周小川：人民币汇率问题历来众口难调。站在不同角度意见就会各异，有争论，有负面评论也有反对意见。你说的是典型的“条件论”观点。“条件论”强调的是，要完成某项改革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条件不够的情况下勉强推动改革，会出问题。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需要改革、外汇管制要逐步减少、人民币自由使用程度要不断提高。但是不是都要等到各种条件都满足了才推进改革呢？那倒不是，1993年设计外汇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当时也有各种意见，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条件论”。他们认为，外汇改革是一件好事，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出口足够强大、外汇储备足够多、宏观调控有完善的体系和足够的经验。理论上讲，这些条件都有道理。但有人反驳说，如果这三方面的条件状况已经足够好，可能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了；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达到的话，还需要改革汇率吗？事实上，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扩大对外开放、不进行外汇体制改革的话，出口乏力和外汇短缺的现象就不可能纠正，宏观调控就陷于管制和外汇分配，也难以积累新型的宏观调控经验，这些条件又怎么达到呢？

从国内外经验看，往往都是最困难的状况倒逼改革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在70年代末期，文革把中国经济弄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逼出反思和改革开放。1993年决定汇改之前，各省有外汇交易中心，海南的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贬到11，外汇储备只有一百多亿美元，下决心实行汇率并轨后，改革的信号释放了，汇率反而有所升值，外汇储备也在增加。

中国加入WTO也是一例，当时争论也很多，甚至被认为挑战大过机遇，条件尚不具备，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力排众议、果断拍板，实践证明加入WTO释放了非常大的开放红利，也促进了多项改革。国际上，上世纪90年代初期，波兰的经济和国际收支难以为继，兹罗提不断贬值，通胀率达700%，外汇大量流出，迫使波兰决定改革汇率、允许自由兑换、放松外汇管制。政策一出，波兰人反而不着急兑换外汇了，外汇流出好转，随后通胀也逐步下降。近年来类似的例子还有阿根廷等。按中国的话来说则是：改革不能等、靠、要。

《财经》：还有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各项改革之间应该有固定顺序，顺序错了也会出问题，改革应当按最佳顺序推进。您对此又怎么看？

周小川：这是“顺序论”的观点。从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能把各项改革设计一个合理的顺序当然更理想，但在推动改革和制定政策时，面临的情况复杂多变，各决策者的考量也不完全相同。从国际上的改革经验看，也很难说按哪一个顺序改革就是最优的。经济学家往往可以从经济逻辑出发，找出政策变革的最优顺序；而实践中，改革是大政治，政治家往往要从政治逻辑考虑最优排序，问题往往过于复杂、多元，最终得不出最优解。

我刚才用“三驾马车”来比喻对外开放的动力，驾车前行时，驾车人并不是清楚计算每一驾马车的各自速度应该是多少，功率多大，而是边走边看，哪一根绳子松一点没有使劲，赶车人就应该赶它一下，否则就可能跑偏或出问题。弯道时，则要拉相应一侧的缰绳。不管如何，掌握大方向是关键。就像力学中讲的合力，取决于各分力的数量和方向，调节得好，这个合力就很接近标量分力之和，不会相互之间掣肘。至于谁快一些谁慢一些，还要看攀比和倒逼的效果，跑得慢的如果被倒逼而加速，就出现良性互动，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不是简单靠顺序就能解决。

另外，如果几个部门对顺序和条件各有不同的主见，其结果很可能是相互的“等、靠、要”，形成推诿甚至死锁。

（价格改革，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在周小川看来，中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图/本刊资料库）

《财经》：既然条件论和顺序论都有不足，那人民币加入SDR在推进汇率改革等方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周小川：总的来说，研究对外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减少外汇管制方面的问题，既要有技术层面的分析，如条件和顺序，但同时又不要只注重技术层面。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从更高的层面认识开放的意义。即使开放存在各种困难和潜在的危险，依然需要坚持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分析，就会对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具体而言，对外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减少外汇管制要整体推进，不管各自速度如何，整个大方向是要往前的。这就需要注意时间窗口，有些改革遇到了合适的时间窗口就可以加速推进，有些改革没有时间窗口就可能稍微缓一些。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人民币加入SDR的一个重要机遇。

本来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做好国际化货币的准备，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周边国家和地区出现流动性紧缩，纷纷要求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和投资结算，人民币加入SDR就是从这里起步并加快推进的，应该说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对改革来说，时间窗口很重要，有关配套措施有可能因倒逼而跟上。因此，有合适的时间窗口的时候就一定要抓住，错过了时机，未来成本可能会更高，困难也会更多。

动态演进的改革开放

随着一些惯性旧思维问题逐步解决，加上积极汲取其它行业、领域的成功经验，人们越来越明白，对外开放需要继续向前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些

《财经》：正如您所指出的，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推动和实现了人民币加入SDR。那么反过来，人民币加入SDR是否又会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呢？

周小川：答案是肯定的。人民币加入SDR必将给我国的对外开放带来“棘轮效应” （Ratcheting Effects）。这就好比排球网拉绳上的棘轮，拉紧球网时就需要通过棘轮卡住拉绳，定位后就不能往回走，不可逆。英文有个说法叫past a point of no return。当然，经济社会的“棘轮”往往不是绝对化的，意思是逆向而动不是绝对不会发生，但会是很难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如吸引外资、贸易放开经营、汇率改革、加入WTO、修改外汇条例、人民币跨境使用等，中间也出现过少量反复，或是走走停停，不过一旦上了那个台阶，就难以往回退了。就像人民币加入SDR后，国际组织和金融市场都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了；国际上投资者已在用人民币投资国内金融市场；法规和条例也修订了；贸易商和投资商都在用新规则；如想倒退回去，难度很大，成本很高。这时候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要考量国际反应，你要大幅度往后退，退不回去了。经济体制改革是个进程，进程之中有不少中途状态是不稳定的，使你感到要么是不进则退，要么是不退则进。

《财经》：一般认为，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Trilemma）会制约改革开放的政策选择。作为央行行长，您是如何在这三难或者两难间做出选择的？

周小川：人们所说的Trilemma和Dilemma，我理解是指系统稳态（稳定的静态）时，只能是三选二或二选一，不可能全都要。蒙代尔-克鲁格曼的“Trilemma”基本含义是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不少人把它译为“不可能三角”，即三角形的三个角点不能同时成为选项，只能三选二。从理论和逻辑上讲，蒙代尔和克鲁格曼是对的。

它还有一个意义是告诉我们，政策设计不会让你好处全得，缺点全免；政策选择有时不能像“抓中药”，每样来一点儿，有些选项是相互矛盾、相互掣肘的。为此，经济学家有时说，这不在你的“菜单”上。而如果从动态演变的过程操作来看，却可在三角形中寻找非稳态的立足点、以便向前运动的空间。

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发端于上世纪60-70年代，当时各国的开放程度跟现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开放程度扩大，三角形的三个角点的政策定义及其功效模糊化了，由“一点”变为“一片”了。就拿汇率这个大家认为最不容易模糊“角点”来说，一国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并不像原先那样固定且可选了。

像欧元区，成员国已没有自己的汇率政策。即便不是欧元区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性和实际效能也往往受限。所以法国经济学家Helene Rey说，汇率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自由，也就由Trilemma变成Dilemma。IMF前几年也有研究发现，当前央行事实上只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选择。相对而言，中国的汇率“角点”稍微清晰些，选择性显著些，但也受国际制约。比如汇率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间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因而也并非能够那么干脆地自由选择。

与汇率相比，外汇管制这一“角点”就显得更模糊了。一方面，当前条件下，不存在绝对的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即使不可兑换，也难以管住资本的流动。从国际经验看，在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管制很难充分有效。

曾有通过严管经常项目来加强外汇管制的例子：前南斯拉夫较早就扩大与西欧贸易，其总统经济顾问亚历山大·拜特曾告诉我，他们设计了一套报价机制来核查贸易的真实性，当进口商每进行一单进口贸易时，外汇部门就按照同一进口商品也去询价，看达成交易的报价的真实性，防止进口商把外汇挪出去。这种做法只有在贸易量比较小的时候才有可操作性，对于中国现在的贸易量而言，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量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我们的外汇局曾把区分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方法做到了极致。

还有一个角点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理解这不是指央行对政府的独立，而是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有效性。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无论如何都不是“要么有效、要么无效”那么简单的角点，也模糊成了一个范围，一国货币政策往往很难单独有效。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一搞量化宽松政策（QE），全球的货币政策都受传染。另外还有就是通胀。过去认为各国物价都各国自己政策选择的结果，相互之间独立。随着全球贸易发展和大宗商品交易等，通胀也可以相互影响和传染。亚洲金融风波之后，先是有人2000年说中国输出通缩，随后2006年又说中国输出通胀，所以通胀也变得不那么独立了。不过，这不是通过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而主要通过进出口贸易发生作用。在通胀受影响的情况下，主要针对通胀的货币政策也变得无法独立有效。

（2006年9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接受《财经》专访。图/本刊资料库）

因此，在三个“角点”日渐变得模糊的情况下，“不可能三角”在逻辑推理和实际操作效果上就不那么严格成立了。而作为动态演变的转轨经济，作为央行，可以在“不可能三角”中找到一些动态变化的立足点，保持三者的同方向运动。事实上，近年来，我们一直追求这样的方向把握和动态立足，现在看来效果也还不错。

《财经》：近来有不少关于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和参与国内金融市场方面扩大开放的讨论，您的“三驾马车”说似未覆盖这个方面，那这二者是否存在联系？

周小川：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市场准入和市场开放与“三驾马车”中的每一“驾”都相关联，并非是“三驾马车”所引领的经济对外开放之外的一个特殊问题。

首先，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角度来看，金融服务业像工业、农业及其它服务业一样，也面临着放宽市场准入和参与竞争等问题，由此引发的担忧也类似。

按产业政策中保护幼年行业的说法，人们常常会地觉得自己行业竞争力还不够，希望再多保护一段时间，等它成长好了，竞争力强了再对外开放。当然，这当中也隐含着担忧：如果外资进来多了，占据市场份额大了，会不会引发经济及市场上的安全问题。这其实是所有工业部门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都经历过的问题。但你想一想，如果希望对外开放，肯定是因为相信对外开放会最终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强大。开放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就是通过市场和竞争机制带来优化配置，从而走上繁荣。

金融服务业也不会例外，只不过更敏感一些，对安全的考虑也更多一些，所以掌握起来更复杂一些。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将金融业描述为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但这只是各行业之间相对而言，三大产业内都存在一些敏感、重要的行业，工业中有，服务业中也不少。这不是二进制中0和1的关系，大家对各个行业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考虑和担忧。我认为，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这个行业是否属于竞争性行业，还是归于天然垄断行业。中国从参与关贸总协定谈判，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到后来加入WTO，都是把金融服务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视作竞争性服务业。因此，从这一点来看，金融业同样面临需要放宽市场准入和相互参与，以竞争促进优化和繁荣的问题。

2003年9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左）和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马尔科姆·奈特（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会议开始前交谈。供图/新华社

第二，人们对金融开放所可能引发的对汇率及汇率形成机制产生冲击的问题更为关注，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随着金融业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放宽，境内外市场实现联通，将带动大量资金量进出，从而影响宏观调控，特别是影响汇率和资本流动。事实上，在整个“三驾马车”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担忧始终存在，这与金融业开放引发的担忧实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的影响及引发的担忧相对更大一些。

第三，金融业开放与外汇管制显然有很大关系。过去，在外汇管制较多时，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参与产品和服务客户等都有比较严格地区分和规定：早期外资金融机构只能做外汇业务而不能从事人民币业务，只限于海外承销而不能做A股的投行业务，仅限于服务三资企业或非居民等等。如此以来，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保护了汇率和宏观调控，但在外汇管制情况下，开放程度必然不会很高。

随着一些惯性旧思维问题逐步解决，加上积极汲取其它行业、领域的成功经验，人们越来越明白，对外开放需要继续向前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些。其实，外资金融机构目前在中国所占市场份额很小，而通过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试点，人们也在不断学习和进步，也发现其实风险并没有原先想象地那么大。

（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热始自2012 年，随后的2013 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在引来公众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了监管层的注意。图/本刊资料库）

当然，我们对金融安全问题不可能忽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果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背负了计划经济和转轨初期的沉重历史包袱的话，就很可能轻易被外资机构所击垮，这也是我们在一些中东欧国家所看到的实况。因此，必须要从宏观上抓住改革窗口，果断地面向市场化进行转轨，解决历史包袱问题。在历史包袱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应该说，对外开放引发的担忧就不会那么大，人们看到和得到的积极正面的东西也会更多。

总之，市场经济有其基本规律，金融业属于竞争性服务业，竞争会带来优化和繁荣，这些规律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虽然亚洲金融风波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了不少新的争论，令人们更为忧虑、担心和谨慎，但经济界终会从表及里、去伪求真，找到真正有用的药方。“三驾马车”已将中国经济驱行并取得长足进步，已到了金融服务业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并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更广参与的阶段。

中国“三驾马车”改革进程

一、重大提法和措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1979年，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后改称为经济特区。

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WB）先后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

1982年9月，十二大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大力扩展外贸，尽可能多利用外资。

1984年，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建立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国务院确定外贸体制改革原则为：政企分开、外贸经营实行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结合、进出结合。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1987年10月，十三大提出，“必须按照有利于保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

1992年10月，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实行全方位开放。

1994年，签署《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其中包含《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等。

1996年，接受IMF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9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

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201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16年10月1日，纳入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

2017年5月，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从80年代开始活跃在经济改革领域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们，左起：郭树清，吴晓灵，吴敬琏，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

二、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

1979年之前，我国建立的是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

1979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1987年，推行贸易改革，打破原有的外贸垄断格局：下放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试点。

198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利用外资工作会议。

1986年，颁布《外资企业法》。

1986年，我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

1986年-1993年，我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

1988年，颁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年-1990年，开始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在全国外贸行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外贸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1989年，中美两国展开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首轮谈判。

1991年，颁布《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1991年-1993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开始“第二轮承包”，核心是取消出口贸易的财政补贴，建立自负盈亏机制。

1992年以后，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逐步转为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并有步骤、有选择地推动“走出去”。

1994年，颁布《对外贸易法》，放开外贸经营权。

1994年-2001年，逐渐推进与国际市场接轨为导向的外贸体制改革。

1999年  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

2001年以后，推进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外贸体制全面改革。

2003年，与港澳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2004年，修订《对外贸易法》，外贸经营权全部放开，个人可从事外贸经营。

2004年，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2008年，签署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

2013年，签署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2014年，成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国。

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ODI）突破1000亿美元。

2015年，批准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16年，ODI首次超过FDI。

截至2016年底，建成境外经贸合作区77个。

截至2017年6月，已签署15个自贸协定。

三、汇率改革

1980年，实施首轮汇率改革，实行贸易和官方（非贸易）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

1985年，将贸易和官方（非贸易）汇率合并为单一汇率，汇价定为1美元对2.8元人民币。

对汇率进行多次调整：1985年调到3.2元人民币，1986年调到3.7元人民币，1989年调到4.7元人民币，1990年调到5.2元人民币，1993年4月和11月分别调到5.7和5.8元人民币。

1994年，实施外汇体制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汇率调整为1美元对8.7元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幅度为0.3%；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交易市场。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实现汇率改革全覆盖。

1996年，接受IMF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6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在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方式。

2007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扩至0.5%。

2010年，重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10年，马来西亚林吉特成为首个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直接挂牌交易的非美元货币。

2012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扩至1%。

2014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扩至2%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开始参考上日收盘汇率。

2015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

2017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形成机制调整为“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调节因子”。

四、削减外汇管制

1979年，成立外汇管理总局。

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留成）。

1980年，发行流通外汇兑换券。

1980年，建立流通外汇留成的外汇调剂市场。

1985年，各地先后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外汇调剂市场价格逐渐成为“市场汇率”。

1988年，机电产品、电子、汽车企业集团试行按全额留成。

1991年，正式改为按大类商品确定外汇留成比例。

1994年，成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

1997年，正式形成外汇储备三级授权报告与管理体制。

2001年开始，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2002年，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

2004年，同意为在香港地区办理存款、兑换、汇款和人民币银行卡4类个人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提供清算安排。

2005年，允许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

2006年，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

2007年，首次在香港人民币市场发行以人民币定价和结算的债券，即“点心债”。

2008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改为意愿结汇。

2009年开始，与香港等国家（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009年，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2011年1月，允许获批境内企业采用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2011年，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制度。

2014年，推出“沪港通”。

2016年10月1日，纳入人民币的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

2016年，推出“深港通”。

2017年，推出“债券通”。

《财经》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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