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易纲、郭树清、刘士余
既在预期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新格局下的领导班底，在2018年早春以极富中国特色的组合方式揭幕。
（从左至右，分别为易纲、郭树清、刘士余）
3月19日，全国“两会”期间，央行原副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21日，银监会原主席郭树清成为新组建的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加上留任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到位。
出人意料的是，6日后，郭树清再度获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这一安排在此前“一行三会”中从未出现。
郭树清当日的表态颇为谦逊：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易纲行长是央行具体业务的第一负责人。更多的分析则认为，易纲的确会是央行第一负责人，但涉及央行与银保监的监管协调方面，郭树清显然会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在全新“一行两会”格局中，这一交叉任职的创新人事组合，不仅表明中国对于防控金融风险的迫切需求，也缓释了金融分业监管旧格局下部门协调的不畅。业界认为，这亦是对各界预期的金融双峰监管模式的变通体现。
目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仍在原职坚守，尽管此前曾有传闻，其将转任地方大员，但至今未有新任命，因此很多人相信，刘士余或将在证监会继续其未完使命。即使未来刘士余的职位有所变化，从分工协作上看，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的“新三驾马车”格局已尘埃落定。而无论易纲、郭树清还是刘士余，都面临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棋局，可谓任重道远。
强势央行职能已不限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而是要扛鼎金融系统稳定，负责重要行业立法，统筹跨行业监管协调。
（图/Reuters）
银保监会被剥离了市场发展职能后，将更加突出机构监管属性，微观审慎、穿透式监管，治愈金融乱象成为首要任务。而作为中国金融资产主体所在，在防控金融风险中，其与央行货币政策的步调协调，成为关键。
证监会得以保留，因证券业务的特殊性及其在扩大直接融资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且任务艰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落实从严监管……
由上观之，中国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的人选安排，恰好各尽所长。
海归经济学博士易纲，由学界步入央行，20年磨砺，以出众的专业素养博得国际声誉，是传承央行的优秀人选；横跨监管、机构、地方官员三界的郭树清，既有学术素养兼具地方政府工作经验，运筹帷幄、果敢高效，是整合银保、协同央行的跨界帅才；股灾后临危受命的刘士余，在证监会“火山口”一坐两年，此前18年央行官员的低调务实、农业银行董事长的稳扎稳打，转化为鲜明犀利的监管风格，在市场风口浪尖上亦尽力斡旋自如。同时，易、郭、刘三者皆有央行工作经验，这亦为监管协调提供了理解共通的专业基础。
业界人士评价，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的人事安排有助于协调监管，加强沟通、信息共享和行动协调，既可避免出现监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政策叠加或漏洞。亦有研究者指出，架构改革在其次，将协调监管和从严监管落实最为重要。
对于处在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攻坚战下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以最小成本速成最大成效是根本目标，为此，无论何种体制或人事安排，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编者
本组特别报道共包含三篇稿件：
易纲：廿年磨剑，央行新使命
郭树清：肩挑两任，且行且改革
刘士余：证监改革，争议中前行
易纲：廿年磨剑，央行新使命
金融监管改革催生“一行两会”新格局，赋予央行新的职责与权属，除了专注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还要统领银行保险重要性行业立法，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协调行业穿透式监管、宏观去杠杆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岁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图/AFP）
《财经》记者 张威 俞燕/文 袁满/编辑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岁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
3月1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机构改革之后的新一届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决定易纲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任命是高层共识，亦在多数金融界人士意料之中。
易纲领衔的此央行，已非周小川时代的彼央行，金融监管改革催生“一行两会”新格局，赋予了央行新的职责与权属，除了专注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还要统领银行保险重要性行业立法，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协调行业穿透式监管、宏观去杠杆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新使命和新挑战。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学界人士认为，易纲任职央行行长可谓众望所归。作为周小川任职央行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易纲身上与周小川有诸多相似点：良好的国际口碑、出众的专业素养、学者型官员。
不同的是，易纲在进入央行体系之前的阅历颇为单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执教近十年，在199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7年入职央行后，磨砺20年，易纲成为中国第一个就任央行行长的海归经济学博士，成就学以致用的典范。
相比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的金融官员，易纲则是在90年代中期才参与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操进程。
1997年，易纲凭借专业的理论体系和学识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了他的央行生涯。
此后20年间，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货币政策司司长再到行长助理、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成为很多政策的直接执行者，特别在货币政策和汇改上亲力亲为，留下诸多身影。
易纲的《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两部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其在1988年－2009年写的主要论文，特别是第二部论文集集中诠释了他对利率、汇率、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宏观调控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某货币政策权威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接受过完整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熟悉这种理论、语言，他接任央行行长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会使得中国央行国际化进一步加强。
易纲同时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与易纲有直接接触的经济学家认为，易纲的学者型体现在他能很认真听取并研究学者论文的深层次内涵和逻辑，这在学者型官员中也颇为少见。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易纲用三句话概括当前中国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央行历练20年
上述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在国际俱乐部（非正式）中，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成员更容易获得认同感，而易纲具备这样条件。“易纲的英语发音很好，国际组织对易纲评价都很高，从这点来讲，易纲接任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
一位曾经陪韩国总统经济顾问见易纲的经济学家回忆，总统经济顾问对易纲的评价是考虑问题缜密、细致。
易纲获得较高国际认可，与其在中国央行历练20年不无关系。
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办人之一的教授易纲，走进位于长安街的央行大楼，就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从学者转换到政府官员的角色。那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从风暴眼泰国席卷了整个亚洲，中国经济亦受波及。
加盟央行的次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阐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重要。这一年，易纲还预警了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对策。
进入央行五年后，易纲升任秘书长（正司局级），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7年12月，在进入央行十年后，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主管货币政策、办公厅、人事司、国际司等多个举足轻重的司局。
因研究货币政策需要详细数据，所以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与易纲工作交集颇多。盛松成眼中的易纲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实事求是且表里如一。分管司局下属对易纲的评价是，对人对事客观公正、不谋私利，且工作效率颇高。
央行20年间，易纲的一个职业节点是2009年7月开始兼任外管局局长。与易纲相熟的香港中文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曾对媒体介绍，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后，取消了外管局的很多审批权，加强了对部门自身的约束，这对增强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自由度是很好的，对长远经济发展也有帮助。在他看来，作为政府部门领导，“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作为直接执行者，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中国汇改事件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负责货币政策兼外汇管理多年，他（易纲）协调的都很好。”盛松成说。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定价机制改革推出后，人民币兑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关注，人民币汇改也被推到风口浪尖，贬值成为敏感词。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紧急召开会议，成为提出 “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基础”的第一人，现在已经被转化为流行语“人无贬基”。这件事被国内学者认为“做的漂亮”。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7以内。
易纲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据：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易纲在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货币深化论“monetization”，亦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2014年4月，身为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开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3月，由央行党委委员升任党委副书记。种种信号显示，易纲将获重用。据透露，任职央行行长15年的周小川一直颇为赏识易纲的才干。
《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去年4月初央行一副部级干部接受正部级投票考察，易纲作为央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被视为央行系统的首要人选，之后考察顺利通过，内部呼声较高。“主要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接近央行人士曾向《财经》记者表示。
学界预期，担任行长的易纲会重视中国原有的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根据经验教训采取合乎中国国情、适度的方法，从容不迫地推进一些政策，同时，会重视中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以及重要组织的协调，加强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交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紧密。
新使命、新挑战
多位金融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对国内外保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多重使命，周小川卸任后的中国央行，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新任行长易纲来说，未来的工作显然并不轻松。
第一个摆在易纲眼前的挑战，便是本轮机构改革带来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构。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在新的“一行两会”结构中，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从已公布方案来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相关政策的制定，银保监会主要负责行为监管，证监会相对独立。为此，央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此前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下，人民银行一直扮演牵头增强各监管机构间协调效率的角色。
执法和立法分开会有一定脱节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个部门密切配合。方案提出的“重要法律法规”，也意味着不是完全上收规则制定的权力。而央行上收的规则制定，也需要其对市场深刻了解，特别是保险市场和业务层面的政策。所以，央行不仅要做好协调工作，还要深入了解方针政策和相关的市场、业务。
在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央行须发挥强势作用，易纲在日后的强央行身份中能否顺利协调一行两会也是其将面临的重要问题。
3月26日，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金融混业监管进一步协调的特殊安排。
根据分工，在业务层面，央行全面工作由行长易纲负责。央行党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党委在组织、人事等方面的领导职责。
业内人士认为，易纲将面临的不仅仅是央行本身发展的问题，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央行以及他个人会承担更多责任。
金融监管改革起源于金融业快速发展衍生的风险，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易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去杠杆。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上曾表示，在中国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刘鹤提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
国际清算银行对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高杠杆背后是庞大的影子银行。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达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是表内资产规模1.09倍。
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导致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这些都是人民银行新任行长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某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事实上，对于债务以及杠杆率的问题，易纲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曾表示，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即要稳住总的杠杆率，或者让它每年少增、慢增。其次，易纲建议，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可以有一些优化。
而如何稳杠杆，易纲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稳杠杆这种事，要有资本金的补充机制，也就是要有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就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情，不能说没有资本金，光靠借贷去扩张太厉害，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的约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论什么所有制还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都要严格依法执行财务制度，资本金的约束。
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被认为是易纲接任行长之后需要花时间应对的长期改革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一定成绩。2017年，人民币继续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二大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储备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了长期向好趋势。
但是，某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在2009年—2014年发展很快，2014年以后便出现退潮，到最近已经退到一半了。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像我们想的那么好，这也是新行长需要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更是有所放缓。
自去年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7年1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份额重新回升；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也出现好转。同时，一年多以来首次有高收益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规模也止跌回升，触及一年来高点。
今年初，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好转，市场上再次出现央行应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
易纲则在去年12月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央行没有特别急切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想为人民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逐步便利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一定是市场驱动的过程”。
有关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在2018年面临的挑战，易纲今年初就曾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所阐述。
易纲认为，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易纲提出以下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勤奋学者型官员
1993年，曾为中国首批留学生，并已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经济系终身教授的易纲回国，与北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以及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人，在次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于为何回国，易纲曾在2013年CCER Club创办的《朗润之声》第三期刊登的一篇专访文章中谈到，他回国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所致，是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既有文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报效祖国，这些话太大”。在易纲看来，人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并不难，难的是选择以后你要承担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
易纲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开始着手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1994年，易纲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研究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彼时，易纲关注到央行的一、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在1995年对此做了调研。1996年，易纲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
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的过程中，易纲没有管中窥豹，而是同时对美、日、德三国的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他在1996年还关注到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把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对于金融专业的人来说，易纲最知名的著作是其编篡的《货币银行学》。该书至今仍是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一些金融专业的学生评价，若论国内货币银行学的写作水平，易纲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20年前，易纲作为在海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名教授，被央行揽至旗下，开始由学者向监管者转型。王健曾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是他接触过的非常独特、非常有潜力的官员。而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又非常低调和内敛。
一位央行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属于学者型官员，平日里对待下属平易近人。不过，易纲的另一面是工作狂，同事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周末时在金融街遇到还在加班的他。
熟悉易纲的人士介绍，央行早上大小会议时间一般是8点半到9点召开，但是易纲主持召开会议基本都是8点开始。这样的会议节奏也带给一些人唠叨，因为每一次易纲开会，央行的司局长都要较以往早起半个小时。
会议中易纲从来不讲虚话，准确地说，最多用两秒钟时间说一句诸如“大家早起开会辛苦”的含蓄用语，然后直奔主题。易纲召开的会最短十分钟散会，最长三小时不散会。
与易纲共事过的同事都知道易纲有一个特点——勤奋。倾听下属汇报工作时习惯用语“你说，你说”，然后不忘做记录。虽然早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但是善于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易纲之前对票据不熟，于是在交流中非常谦虚地问，你给我拿一个票据看看。
“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官员，我只想说我的最终理想还是做老师。但是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指作为官员），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易纲的理想是，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当一名老师。“我希望做一个普通人，普及国民素质，传授一些知识，做一些有用的事。”易纲对燕园学子们曾如是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
不过，对于刚刚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易纲来说，这样的退休生活恐怕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实现。
郭树清：肩挑两任，且行且改革
纵观郭树清履历，一直与改革密切相关，也有人称他为“救火队长”、“拆弹专家”。业界评价郭树清是“儒雅的学者型官员”，但其工作作风又极为果决高效。如今肩挑两任，既是其综合能力的体现，亦是中国金融监管协调上的创新安排。
（金融监管经验，加之地方执政经验，郭树清更加重视对于金融与实体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图/AFP）
《财经》记者 龚奕洁 俞燕 张威/文 袁满/编辑
在新的“一行两会”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下，郭树清的跨部门任职显得颇耐人寻味。
3月21日下午，原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成为首届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六天后，3月27日下午，在由周小川主持的央行干部大会上，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易纲为央行长、党委副书记，郭树清担任党委书记、副行长。
郭树清在“一行一会”同时具有话语权，足见他在这一轮体制改革中所承担的重任与期望。而他的重任，包括原银监系统与保监系统的架构合并，银保监部分职能向央行的转移，以及与易纲合作，在改革的同时做好“防风险”工作。彭博社在报道中说，这一任命“将郭树清放在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决策的关键位置上”。
郭树清则在3月27日的央行干部任命大会上表示，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易纲行长是央行具体业务的第一负责人。
“延续周小川以开放促改革的逻辑，央行行长今后将承担更多对外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易纲更能胜任；但是在国内，坚持金融严监管态度不变的情况下，推动体制改革，协调各部门工作，这将更多有赖于郭树清的资历与能力。”一位金融体制与市场的资深研究者告诉《财经》记者。
郭树清与易纲有很多交集和相似性，都是高学历的学者型官员，被称为“改革派”与“技术派”，多年研究经济问题，并在金融监管部门任职。但是与易纲在央行20年相比，郭树清的履历更加丰富：既有监管部门的领导经验——曾任央行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又有大型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曾任建设银行董事长和信达资产党委书记等，又有地方执政的经验——曾任职贵州省副省长和山东省省长。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本轮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让市场发展与机构监管职能分离，防止监管竞争与监管套利，这样的人事安排有利于央行和银保监会部际间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央行货币政策落实传导。
“他们所面临的防范风险的内外部压力依然不小。”尽管多位业内外人士都对郭树清和易纲的搭配表示期待，但是政策研究人士仍然强调二人所面临的风险压力：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且要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改革能吏
纵观郭树清的履历，一直与“改革”密切相关，也有人称他为“救火队长”、“拆弹专家”。业界评价郭树清是“儒雅的学者型官员”，但其工作作风又极为果决高效。
某地方银监局局级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郭树清学识渊博，专业扎实，视野开阔，处事果断，对内部管理很严。一位原保监会人士称对郭树清刚来时的一系列重拳文件印象深刻，称赞郭树清的干劲与高效率。
郭树清生于1956年8月，是内蒙古察右后旗人，18岁高中毕业后在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插队。他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青年时期的郭树清曾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工作多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整体协调改革论者”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了“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这批人被称为“改革派”。
1998年-2001年，郭树清担任贵州省副省长，从研究转向行政。在贵州期间，郭树清主导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核心是分配方式从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分配，而当时贵州财政收入仅65.3亿元，房改启动资金成为推进改革的瓶颈。
郭树清亲自担任房改组组长，设计改革方案。改革开始的两年内，贵州省和贵阳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仅投入6000万元，回笼的住房资金便超过20亿元，同时也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全国20多个省份到贵州学习房改的经验。
从贵州回来，郭树清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和外汇局局长，直到2005年3月临危受命，空降建行任董事长。
2005年3月，股改中的建设银行正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的关键时刻，其董事长张恩照却曝出涉嫌经济问题而被“双规”，辞去董事长职位。这场意想不到的人事变化，为建行股改和上市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郭树清就在此时被选中，接替张恩照，扛起建行股改与上市的重任。
2005年3月22日，郭树清上任后的首次建行党委会上就进行了公司治理架构的调整。紧接着，为打破建行的引战僵局，他断然结束了建行与花旗银行的谈判，转而与美国银行的引资谈判。同时，建行上市工作加速推进，在郭树清就职216天后，成功在港股发行上市。
郭树清执掌建行的六年，建行从公司治理、业务发展方面实现全面高速发展。2011年10月29日，卸任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正式履新，掌舵证监会，成为第六任证监会主席。
证监会主席是一个“火山口”，郭树清在这一火山口上坐了17个月。有人统计，郭树清任职证监会期间，证监会发布通知、规则70条，相当于每周1条，外界对此有“郭氏新政”之说，郭树清本人被称为“郭旋风”。
郭树清上任后，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证券市场的演讲时说：“小偷偷白菜遭谴责，有人偷股民钱却不被发觉。”此后，在证监会权力范围内，对内幕交易、操纵股市、渎职造假等股市恶疾的整治，再没停止。郭树清上任时还提出了“IPO能不能不审核”的问题，这被认为是IPO注册制的曙光。
但在郭树清主政证监会期间，中国股市指数则在改革中下跌了7.7％，市场上因此不乏对他的批评声。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则盛赞：郭树清做证监会主席一年多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使行业更加充满活力，竞争和创新成为现实。
2013年3月，郭树清赴任山东省省长。其上任的第131天，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包括稳步推进直接融资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融资、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建立各类要素交易平台等。这一《意见》常被称为“金改22条”。
郭树清还带来了其在金融业的广泛资源。“青岛提出建设‘理财中心’已经说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下文。郭省长来了以后，把它作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点方案。”《中国经济周刊》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郭树清大规模开展领导干部金融业务培训，实现了与中央金融部门的双向人事交流。引入高层次金融干部来山东省挂职，并选派干部到中央金融单位锻炼，为许多地市配备“金融副市长”。
“那三年山东金融业的规模发展很快，”一位山东金融从业者表示，“但金改许多项目的具体效应，却尚不明显。”
金融监管经验，加之地方执政经验，郭树清更加重视对于金融与实体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关系。2015年，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郭树清曾指出，“金融创新必须与实体经济中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相结合，否则，资产管理和整个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017年2月，伴随着郭树清回京执掌银监会，郭氏旋风又从山东刮向了银行业。“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郭树清上任伊始，就明确了强监管强问责的思路。
密集的检查、通知、政策与规范性文件以及海量的罚单，对整个金融业都产生了巨大震慑，高呼“郭树清周期”来了。尽管多位银行、信托类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监管过严，许多业务做不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正朝着合规经营与风险防范发展。
金融治乱
杠杆叠加、通道涌现的经营乱象，影子银行领域的风险累积，与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在2016年引发监管及行业的热议，同时响起的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呼声。但严监管却先行到来。
对金融业的严监管，是中央层面的定调，而郭树清是严监管的践行者。
当2017年2月郭树清从山东省回到金融街，赴任银监会主席时，就有市场观察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郭树清将回来当“救火队长”，承担治乱象与防风险的重任。
回京一个月，郭树清就明确了“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的监管思路。并迅速掀起“三三四十”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从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领域入手。
专项行动持续一年，机构频繁迎接自查与现场检查，不合规业务陆续被叫停与清理。不少银行业从业人员纷纷叫苦：“银行、信托的好日子结束了。”而清理同业业务和交叉性金融产品的工作，影响也从银行业传导至委外和通道市场的证券、保险业。
截至2017年底，银监系统开出了3452张罚单，涉及1877家机构和1547名被处罚责任人员，罚没金额近30亿元，这个数额是2016年的10倍。而其中，对广发行违规担保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豫陕两地金融机构质押贷款违规、邮储银行支行违规票据案等大案要案的所有涉案金融机构和人员都实行重罚。
此外，银监会对系统内监管履职不尽责不到位问题也严厉问责，共问责党组织11个，工作人员69人，其中局级干部7人。
2017年4月，银监会提出按照“问题导向”、“急用先行”和“协调配套”的原则，研究制定26项重点规制。涵盖了银行股东管理、跨业产品创新、不良资产分类、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在这一年中，这些立法工作也陆续实现。
郭还组织对银监会成立以来至2017年5月底发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废止2部银行业规章、50件规范性文件，清理失效的文件34件。
从银监会公布的一些数据上看，截至2017年底，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金融内部的杠杆率持续降低，有100多家银行主动缩表。在全年新增贷款12.6％的情况下，银行业总资产只增长8.7％，增速同比下降7.1个百分点，相当于在向实体经济多投入的同时少扩张约16万亿元。同业资产负债自2010年以来首次收缩，同业理财比年初净减少3.4万亿元。银行理财因增速大幅下降而少增5万多亿元，银行通过“特殊目的载体”投资少增约10万亿元。表外业务总规模增速逐月回落，总体呈现收缩态势。交叉金融产品的野蛮生长趋于停止。
郭树清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可避免带来行业变化，但再未出现任职证监会时期那样大的动荡和争议。有人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定调全面“严监管”；另一方面，也与郭树清更加注重与各方交流，严监管同时更注重风险防范有关。
在十九大期间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郭树清曾明确表示，今后整个金融监管趋势会越来越严。“风险是可以化解的，矛盾也是可以解决的，但需要付出各方面的努力，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郭树清在会上说。
但市场人士指出，郭树清是位改革能吏，向来果决高效，但在当前金融定调“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当平衡改革节奏与市场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4月银监会提出“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之后，5月份，保监会亦发布了相应的文件要求。银保那时在监管上就已有一定的同步性。2018年，在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配套文件后不久，3月14日，保监会也公布了《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协调监管
3月29日，银保监会召开银行保险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郭担当组长。在会上，郭提出要确保机构组建和监管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在改革过程中，郭树清等人所面临的风险防范压力仍然很大。”一位资深政策研究人士指出。不仅要化解金融业所面临的存量风险，亦要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产生的内外部风险。
“银保监会的领导者，亦是央行的领导者，这样部际间的协调就成为部门内的协调。这样也有利于落实宏观审慎监管与机构行为监管的协调配合。”政策研究人士指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这种安排有助于做好协调统一监管，加强彼此之间横向沟通和信息共享，统一协调行动，既可避免未来出现监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政策叠加。
防范风险过程中，金融监管和金融业的要求是什么？业内人士指出，郭树清在2018年1月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透露的监管逻辑，不仅是面向银行业，也适用于整个金融业。
郭树清指出，根据中央要求，攻坚战的目标是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增强，硬性约束制度建设全面加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要努力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三个方面的良性循环。
“需要着力降低企业负债率，抑制居民部门杠杆率；严格规范交叉金融产品，继续拆解影子银行；清理规范金融控股公司，有序处置高风险银行业机构；深入整治各种违规金融行为，坚决打击各种非法集资活动；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主动配合地方政府整顿隐性债务。”郭树清将防范风险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总结为这五项。在担任银监会主席后，3月29日的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郭树清亦强调了这五点。
接近监管的人士表示，现在监管部门意识到并且强调，要“避免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间引发新的风险”。这在资管新规的制订过程体现淋漓。去年底，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过严的“去杠杆”和“去刚兑”要求，曾引发业内人士对市场的担忧。
这就更需要监管部门做好协调，避免政出多门产生的矛盾，并把握政策出台的节奏；还要做好与行业的沟通和意见征求，给出新老划断的标准，以及整改工作合理的过渡期。
一位银监会局级干部指出，郭树清办事果决，内部治理也很严，因此担任银保合并的主席最合适不过。对于此前治理过程中出现较多乱象的保险行业而言，也将迎来一个严监管的时点。
也有金融机构人士表示“隔行如隔山”，银、证的监管手段不一定能在保险业沿用，需要有具体的调整，这也是郭所面临的一个具体挑战。
前述政策研究人士还强调，要防范监管与改革引发市场与体制内的人心浮动，以及产生新的风险的压力。为此，可能需要在改革过程中，特别处理好人事去向等问题。
目前银保监会正在研究“三定”方案。3月27日上午，银保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表示将有序推进机构组建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会同人民银行等部门做好相关职能划转交接工作，根据事业需要和个人特长选好配强干部。
业内人士预测，依照郭树清的工作作风和节奏，银保监会合并的机构改革会很迅速。
刘士余：证监改革，争议中前行
这两年，刘士余整顿资本市场乱象的魄力和成效有目共睹，虽然也一度受到来自市场的诸多质疑，但总体评价正面大于负面。“刘式风格”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系列“刘式金句”深入人心。
（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刘士余。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陆玲 秦嘉敏/文 王东/编辑
几经传闻，刘士余目前仍然留在北京金融街19号，继续执掌中国证监会。
随着机构改革方案的落地，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变局终于正式成形，“一行三会”中保监会与银监会被整合，证监会得以继续保留，“一委一行两会”时代来临。3月19日，易纲被任命为央行行长。3月21日，郭树清成为银保监会第一任党委书记、主席。3月26日，郭树清再被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
谁会执掌独立后的证监会？据《财经》记者多方了解，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仍会大概率留任，这既是高层对其能力的肯定，也符合市场多数人的期待。
自2016年初临危受命执掌证监会以来，57岁的刘士余在证监会主席的“火山口”位置上坐了两年多。这两年，其整顿资本市场乱象的魄力和成效有目共睹，虽然也一度受到来自市场的诸多质疑，但总体评价正面大于负面。鲜明的“刘式风格”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系列“刘式金句”深入人心。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新一轮调整即将开始。证监会的独立被市场解读为当下资本市场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从严监管理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新经济，让独角兽企业顺利登陆A股，成为监管层的重要课题。而注册制的推进、《证券法》的修改等亦将会成为监管层需要推进的重要工作。
刘士余在今年“两会”上对外表示，当前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机遇比任何时候都大。目前，国家经济在转型升级，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正在推进，“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绝佳的机会”。
随着金融开放的推进，资本市场监管也更加复杂。留给刘士余的任务是艰巨的，资本市场尚未完成的“深水区”改革有待他一一推进。
“火山口”的两年
懂政治、情商高，这或许是刘士余能在证监会中得以屹立的保障。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市场一度盛传刘士余调任湖北、广西、贵州等地行政长官。但鉴于高层对其治下的证监会这两年的表现相对满意，最终仍会大概率继续留任。
这不是一个好坐的位置，堪称“火山口”。几乎很难有人能在这一位置上长期稳定坐好。在牛短熊长的A股市场，每一次熊市都让证监会主席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每一次大跌，证监会主席都会被骂得体无完肤。历任证监会主席多是在投资者的期许中到来，失望中离开。
2016年2月19日，刘士余临危受命，执掌证监会，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等着“灾后重建”的A股市场。
资本市场上“地鼠多，黄鼠狼多，大鳄也不少”，刘士余直言到证监会工作后，花了较长时间来了解资本市场的各种乱象，“开了眼界，也很震惊”。
重典治乱、猛药去疴。刘士余和他领导的证监会进行了罕见的“监管风暴”。其在上任伊始就抛出的“全面监管、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监管理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落实。
过去两年，证监会的监管执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35件立案案件办结，224件行政处罚决定，74.79亿元罚没款，这是证监会2017年稽查执法的成绩单。进入2018年，罚款金额不断创新高。近日，厦门北八道集团因涉嫌操纵市场被证监会开出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罚单——55亿元。
从优化调整再融资制度，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到建立完善看穿式监管机制，出台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从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到A股成功纳入MSCI，刘士余以及其带领的监管层着力堵塞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短板，一系列举措让市场炒作风气降温，增量资金入场。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刘士余治理下的资本市场是成功的。市场经过两极分化，小股票估值下挫，白马蓝筹股一骑绝尘，流动性开始向龙头集中，机构投资者主导市场。
这样的趋势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对市场还是对监管者都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过程的阵痛也让刘士余一度饱受非议。推进改革需要时刻面临各方主体的利益博弈，随着监管触角的延伸，质疑也随之而来。
2017年4月，随着IPO发行的常态化，抽血恐慌下市场走势低迷。部分后知后觉的散户损失惨重。舆论开始将矛头对准刘士余。5月，经济学家韩志国甚至公开发难，将刘士余推向了舆论的风暴眼，也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争论。
这也几乎是所有证监会掌门人坐稳位置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时刻处于暴风眼中的角色。历届证监会主席多是惜字如金，但是刘士余却打破常规，屡屡在公开场合“放狠话”，直接表达看法。
2017年底，刘士余在基金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脱稿演讲，猛烈抨击险资举牌是“妖精、野蛮人”。“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此后，他又在多个公开场合，以鲜明犀利的语言直指忽悠式重组、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等市场乱象。“吃相难看”、“秋后算账”、“10送转30全世界都没有”等极具刘式个性的表达频频登上网络头条。
喊话式监管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险资乱举牌、壳资源乱炒作、高送转乱象以及多年不分红“铁公鸡”等股市顽疾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
资本市场既需要在过于低迷时洒进阳光，也需要在过分亢奋时敲山震虎，这个角色的度很难把握。刘士余在不断尝试中渐入佳境，市场开始认真体会他的每一次讲话。
有人对刘士余鲜明犀利的监管风格大为赞赏。亦有人对他的“喊话式监管”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在过度干预市场。特别是在其痛批“高转送”、次新股，导致沪指一度大跌之际。
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毕竟涉及1亿多投资人的公开市场，出言确实要慎之又慎，监管者最好还是多做少说。应该少一些喊话式监管，多一些“治本”的制度体系建设。
讲政治，也实干
在刘士余上任伊始，有观察者一度觉得他可能是保守型的过渡官员，但其一路在舆论危机中前行，取得了超乎期待的成绩：打击股市各种乱象，解决新股发行“堰塞湖”、严格退市新规、加强上市公司一线监管，落实投资者保护机制等等。
资料显示，刘士余出生于1961年11月，江苏灌云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曾先后工作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1996年他调任央行，从银行司司长到副行长，一待就是18年。直到2014年底出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漫长的央行官员生涯中，刘士余曾分管过央行多个核心部门，包括金融稳定局、条法司和支付司等，经历了央行分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上市、处理多家问题金融机构等重要事件。
同时，刘士余和现任央行行长、证监会原主席周小川曾长期共事。2003年左右，周小川曾兼任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士余则担任副主任。
央行以及银行体系内部对他评价——“善于平衡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懂政治，情商比较高”。
2016年9月，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证监会为贫困地区企业上市开通了“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贫困县企业IPO可以不用排队，“即报即审、审过即发”。虽然市场一度有声音质疑其公平性，但在很多人看来，刘士余将IPO与党中央号召的“精准扶贫”挂钩，一石二鸟，足见政治智慧。
在很多下属眼中，刘士余很务实、“实事求是，不会搞虚的东西”。
多位与刘士余接触过的金融机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刘士余作风务实低调，喜欢亲赴一线调研，在实践中形成有针对性的监管思路。
在媒体眼中，刘士余有着非常鲜明的人格魅力，低调谨慎却又幽默直爽。全国“两会”期间，被媒体追问如何支持新经济企业发展时，刘士余风趣回应：“你们觉得好吗？那就咱们一起干呐！”
对于从严监管是否过度的问题，刘士余说，“这个得由你们来评价，不是我认为。如果你们觉得监管力度过头了，就告诉我；如果力度还不够，证监会就要尽一切努力，加大监管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樊芸等代表就“强制退市”“独角兽企业回归”等问题四问证监会。当时笑而不语的刘士余会后专门打电话邀请代表到证监会座谈。“欢迎你们提建议”成了刘士余对外的常用语。他一直试图从更多角度得到更广泛的理解，以便为改革赢得更大的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刘士余执掌的证监会监管方式更灵活，更接地气，与市场、舆论的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只是监管的边界尚待更好的厘清和把握。
有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应当关注市场情绪与理性建言，不能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过度干预，但也无须迁就市场的不合理要求，要坚持严格并持续履行自身监管职能，正确的方向不应改变。
新证监，新挑战
此轮机构改革，银保监管合并、证监会得以保留，市场解读为当下资本市场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对于证监会的独立，业界预期，这意味着中央对扩大直接融资寄予厚望，证券市场未来在中国经济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直接融资不足。不断扩张的间接融资滋生了金融风险，也推高了实体的融资成本，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将银监保监合并，证监独立，有利于在规范间接融资的同时，更好地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服务于经济转型的目标。
IPO注册制改革迟迟未能完成，亦被认为是证监会得以保留的重要因素。
今年2月23日，受国务院委托，刘士余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建议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刘士余说，目前在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交易者成熟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与实施注册制改革不完全适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实施注册制的大方向不会变，推迟两年执行是为了更好的完善前提条件，做好充分的准备，避免仓促推出对市场带来冲击。
未来证监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迎接“独角兽”的归来。“两会”期间，被问起新经济和独角兽问题，刘士余回答说，会设置相应的制度安排，创造工具迎接独角兽企业回归A股。
刘士余表示，遗憾不能再发生。“限于当时的特定制度环境，一些主体在中国的新经济企业选择到境外上市是好事。但国内没有享受到它们增长的成果是个遗憾。新时代不能让遗憾再发生”。
据了解，目前证监会已针对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4个行业中的“独角兽”企业，开通“快速通道”，符合相关规定者可以实行即报即审，不用排队。3月8日，富士康股份首发申请获得通过，从上报招股说明书到最终过会用时仅36天。
对于已在海外上市的BATJ等优质独角兽企业，3月30日，证监会公布了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CDR试点的意见通知。据《财经》记者了解，最快可能于今年6月就会实施落地。
“刘士余以及其带领的这届证监会管理层的执行力还是很强的。”有业内人士评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看来，目前“一行两会”物理上的合并是容易的，真正难的是功能结构上的调整。目前，证监会监管的范围有些狭小，比如债券市场是否应属于证监会监管范围，需要对证券市场从法的层面和微观功能上进行调整。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政府曾考虑的一个方案是，借机构改革契机，证监会把债市的监管权统一过来，放到债券监管部监管，发改委的企业债审批、央行交易商协会的中票审批亦予划归。“虽然此次公布的方案并没有提及，但从目前的发展势态看并不是没有可能。”接近监管人士称。
刘士余在央行期间，参与推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此后短融和中票等系列债市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促进了中国债市的蓬勃发展。过去两年，刘士余亦多次公开表态，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如债市监管统一，将改变过去市场割裂、多头监管矛盾的局面，中长期看对债券市场是个利好。”有机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到“一行两会”调研并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正是刘士余的强项。此前其在央行任副行长时期分管金融稳定工作，非常重视风险防范。过去两年，刘士余以及其带领的证监会汲取股市异常波动教训，对存在的乱象和问题果断出手、多管齐下，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市场风险。其维护市场稳定的能力经受住了新考验。
刘士余的下一个目标是建设资本市场强国。要实现直接融资占主导的资本强国，就需要建成一个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让全球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
从资本市场大国发展至资本市场强国，并非朝夕可以实现。现在，刘士余大概率将继续留任证监会主席。如何强大资本市场，并推进与央行、银保监管的有机协调将是他面临的未来使命。过去不错的成绩单，已经激起了市场对他的更多期待。
（本组稿件首刊于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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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黄姝静 shujinghuang@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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