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焱看美国】中美博弈层层加码，贸易战还有回头路可走吗？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编辑

4月中下旬，当中美贸易摩擦经过几轮较量，特朗普政府开始考虑将中美贸易战推进为科技战，战场又开辟到第三战场的云计算等高科技服务领域之际，围绕贸易战的讨论也从谈经济、谈数字转而开始谈政治。

当狭隘的民族主义贸易政策成为主角，贸易全球化受打压，在某种程度上，这使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全球扩展。

美国自3月初决定开征全球范围钢铝进口关税之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获得暂时性关税豁免。4月16日至今，中国钢铁、铝及相关钢铁制品接连遭遇中国台湾、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为关税豁免，部分国家可能会和美国达成共识，在抵制中国钢铁出口上形成更强大的联盟。

国家竞争力之战的最后落脚点是企业。从美国到欧洲到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资企业实行限制的清单变得更长。中美贸易战本来稍有喘息，却突然传来美英对中兴通讯采取限制措施的消息。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在7年内与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中兴通讯做生意；英国则警告电信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通讯的设备，把中兴挡在英国市场门外，使其无缘争取英国电信基础设施升级为5G和全光纤网络的巨额合同。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对我说，整个美国政府的官员们都积极踊跃地阻止技术从美国流向中国，几乎有些用力过猛。中国政府被认为在国外把手伸得太长，在国内则过于封闭，当下这种主张使美国继续与中国继续已有的贸易和合作变得不太可能。而中兴通讯则在此关键时刻违反和解协议，让美国的这些主张变得容易。

美国的主张变得容易的深层因素是，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政党利益的分化使人们在包括”三权分立“这样最显而易见的基本原则上，都难以达成共识。特朗普则分享了美国人的不满和愤怒，他以政治强人的姿态让制衡的力量相形见绌，贸易政策就是他一言定乾坤的写照。

中美贸易战如何回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看特朗普如何回头。

（面对民粹主义，各国决策者倾向于互相效仿、照葫芦画瓢，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图：金焱）

中资企业的黄莲

前段时间我的邮箱里收到一个邮件，邀请参加安永大华府区的专题培训一一“关税和贸易补救措施/减税与就业法案对中资企业的影响。” 培训后来因故推迟。既使不推迟，我猜想前半部分的培训内容、”关税和贸易补救措施“也很难进行——在这样一个关税和贸易的多事之春，可能主讲人几天就得重写一遍讲稿。

这不是夸张。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新关税的举措出台后，中国就宣布将对猪肉、水果、坚果和红葡萄酒等美国进口食品加征最高25%的报复性关税，特朗普政府紧随其后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钢铁、飞机组件、电视机及其他商品征收关税，几小时后中国对美国予以反击，提出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项106类商品征收关税。然后特朗普就说已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是否合适，中国然后再度反击。

最新消息是，中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产品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美国方面，则是美国财政部正在起草新的投资限制计划，新限制将超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实施国家安全限制的范畴。美国国会还在考虑通过立法扩大CFIUS的职权范围，以覆盖中国和其他国家合资企业的在美直接投资。

没有任何好消息。

然后爆出了更重镑的坏消息，中兴通讯受美国制裁。它引发的争议如此之大，我很久没联系的中国朋友也在微信上和我探讨中兴事件。我发现身在中国和身在美国对这个事的解读完全不同。国内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有很多同学在信息行业，中兴事件让他们“紧张又兴奋”，“基本上觉得短期会很难受，但中长期会刺激中国国内自己的芯片企业成长起来。”

在美国的中资企业眼中，中兴是一个非常接近美国市场的公司。它深入美国社区，非常努力地融入当地社会，做了很多公益活动，也从市场上得到了比较好的反馈。

中资企业在美国的生存并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简单、拿了项目就圈钱，日子也远没那么滋润。几年前我去南卡的中建美国公司，在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一则和他们有关的报道被精心装裱起来，报道是关于他们承接的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河畔布拉夫高中（River Bluff High School）项目，文章的标题是：“只有一个中国人在河畔布拉夫高中施工”。放在中国人抢走美国饭碗的舆论背景下考虑，就会明白“只有一个中国人”几个字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安心，也给中建美国公司带来了回旋的余地，在不友好甚至讨伐意味浓厚的舆论氛围中冲出重围。

中兴通讯现在需要的就是回旋的余地。

一个前中资企业的员工告诉我，美国政府的监管机构会定期审查相关机构。他说，“中兴和我之前在的公司有点儿类似，都属于信息安全行业，平日都会有美国各级政府，各个机构的无故审查，甚至进行一些罚款。私下里中国员工将这理解为行业习惯，类似于定期交保护费。“

显然中兴已交了天量的罚单。对在美的中资企业来讲，中兴通讯的命运也多少引发了在美中资企业的震动，催发了他们的集体自省。一个朋友这样概括自省的内容：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各个方面的一此小细节能够被引用作为违规的行为——比如没有按照要求开除员工，但是我们的角度太中国了，美国人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看这个事情。

角度太中国也可以从中兴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殷一民的讲话中找到注脚，他说，美方将细微问题无限扩大化，对企业造成极大影响。

美国是什么角度呢？根据各种中国媒体报道，除去那些民族主义愤青的言论，对中兴通讯的指责集中于几个方面，不遵守游戏规则，作伪成性；为省钱而不请律师和说客，导致企业在美国四处乱撞；管理混乱，导致四处被抓小辫子。

（只有一个中国人在河畔布拉夫高中施工，这算是中资企业能拿到的美国媒体的正面报道。图：金焱）

有一些指责显然是信口开河。我自己就知道中兴是华盛顿一家颇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中兴在美国也不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为其代理。至于花钱请游说组织，中兴应当算是肯花钱的，我比较了一些美国公开资料里的中兴游说费用，有时候中兴在某游说组织上的花费是后者其它客户的三到五倍。但美国人向我指出，中国人请游说组织有天然的屏障，美国企业请游说组织除了像政客游说外，可以影响到政客的选票，所以效果就大打折扣。

话说中兴请的说客克里斯坦森（Jon Christensen）也充满了狗血剧情：他是1995年至1999年在国会代表内布拉斯加州第2选区的议员，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委员。他显然短时间内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在国会他以保守闻名，甚至出言声称绝不会雇同性恋者。结果家里闹出丑闻，老婆公开承认给他戴了绿帽子。

就中兴的案例，我和美国的一些律师进行交流。他们说，显然中兴是比较天真的。“天真”包括员工出差到美国竟然拿着存有商业机密的电脑，这在很多美国企业是绝对不允许的，每个人出差都被要求用空白电脑；“天真” 还包括对美国政府要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没有认识。

中资企业觉得委屈。对这些来美国拓展市场和空间的中国企业来讲，大家只是经商。中资企业的人对我说，“我们到美国就是单独一门心思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不参与政治，这是非常明确的。”

一个业内人士提醒我说，现在所有的指责都说中兴犯了无数低级错误，但是中兴会这么傻吗？不可能大街上的人都认为是蠢到家的作法，中兴在江湖上混却不懂，“肯定是哑巴吃黄莲，找到这个黄莲，文章就成了。”

一个美国著名的大律师则对我说，“对那些中国来美国的企业，我想告诉他们，不要误读华盛顿（即不要误读美国政府）。”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敏感期，美国国会面临换选，国会议事效率大幅下降，基建等政策通过国会投票的难度加大。为赢得选民支持，特朗普会更坚决地将施政重心转至贸易保护等政策上。图：金焱）

美国政客有多反华？

在美国的政治日历上，今年春末直至初秋都打上了美国初选的标志。初选是为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铺路，届时选举将改选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有100个席位的联邦参议院也将改选34席。将是特朗普上任总统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检验。

我好友的未婚夫Philip是土生土长的加州人，他运转着一家大型竞选广告公司，他见到我苦笑说，“别问我今年以来，客户让我策划了多少’中国人抢走美国饭碗’的竞选广告”。

目前他手头上接的活包括两个州长的竞选，然后有大约10多个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同时为另外一些议员提供咨询服务。今年共和党准备在中期选举中，集中资源用于众议院选举，以保住众议院万无一失。

在我和Philip聊天的同时，他的客户们都忙于美国初期选举，他们遍布美国，进行着白热化的争夺。Philip浸淫政治竞选多年，但今年的初选让他大开眼界一一此次初选一改过去候选人乏善可陈、人丁廖廖的局面，大量有竞争力、有实力的候选人出现；选举也四处开花，一般选区都有3到10个候选人的规模，其中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在伊利诺伊州的第6选区，5名女性候选人和2名男性候选人争做民主党候选人。

但要确切地知道现在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有多反华比较难。Philip说，初选时可能排在第一的议题，就是特朗普，随后是医改法案，然后是移民问题。而在贸易问题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但又不便声张，所以干脆不提。

Philip举例说，在缅因州第2选区，尽管那里规模较小的制造业众多，是工业锈带上典型的蓝领地区，但对Philip参加竞选的客户来说，特朗普可能帮助了美国制造业工人，但在初选阶段，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为好，毕竟特朗普不受民主党选民的欢迎。

在共和党这一边情况稍有不同。以密西西比州的6位共和党候选人为例，他们不吝于用一切机会向特朗普表忠心，不过其中2个候选人对特朗普在关税上所持的立场非常不满，因此这二个人也毫不含糊地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密西西比州出口最多的产品是基于其丰富的硬木和软木等森林资源，其次是家禽产品，第三大出口品是大豆，中国是密西西比州大豆的第二大进口伙伴。所以二个候选人抨击特朗普对中国施压会使南美洲的大豆种植者取代当地豆农。这种担忧被放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称，大豆出口受到严重干扰可能导致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县的失业率超过20%，而密苏里州正是今年参议院选举竞争最为激烈的选区之一。

密西西比州的6位共和党候选人中，只有一个候选人无条件地支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说，对中国的贸易战非常必要，从长久来看，它对密西西比州有利。

更多的美国政客与其说是反华，不如说是惟“公平贸易” 论。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想想他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自由贸易神话》（Myths of Free Trade）的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布朗欢迎特朗普打击中国违反知识产权法，但补充说，与其责怪中国，不如责怪美国“让它发生“。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屏蔽进入美国的外国投资，来确保美国的就业机会。当然，对中国不能什么都不做，要寻求长期战略来重新调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

布朗是Philip的长期客户之一，Philip说，很多政客面临的问题是，靠社会议题如控枪等争取选民比较棘手，对美国白人中那些身处工人阶级的选民来讲，也许用中国可能打开一条通路。不过在初选阶段，靠反华赢选票有点跑题，所以Philip给政客们的建议是，把这个话题留到后期，正式选举开始后。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内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又不同，因为贸易问题还牵扯到过去议员们是否投票支持贸易协定。所以候选人意识到现在反华不如反贸易漏洞，今年晚些时候反华比现在反华政治成本更低，收益更高。

美国一些研究政治的专家提醒我说，美国人过去还幻想中国会有所让步、幻想中国最终会秉承公平的原则，现在基本上都死了这条心。不同行业、不同商业协会和政府的不同部门正在逐步达成共识：中国是美国的挑战，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

我经常采访的律师Frank负责代表律所处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及其他行政部门贸易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美国海关总署和美国国会的事务。在和政府官员及政客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在私下里听到很多真实的想法。他对我说，反华这个词有些言重了。即使人们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但大家普遍的想法是觉得美国一直以来让中国过的太容易了，美国太不情愿和中国作对了。回想起来，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却忽略了一些结构性缺陷。政客更多的怨恨是对美国失败本身一一它没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我和Frank聊天之际，正赶上坊间热议中兴事件。中兴不是Frank的客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Frank认为中国从国家到企业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反华而灰心，事实并非如此。他停顿了一下说，“你也知道这届政府是我们以前见所未见的。美国总统与其在国会的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以前见所未见过的一一总统主导共和党，完全削弱了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他们不同意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却也无法挑战总统特朗普。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而陌生的。”

Frank举例说，特朗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发起 “232调查“，很多共和党领导人、包括美众议院议长瑞安都不同意特朗普这么做。但他们从来没能真正地挑战特朗普。因此，一些受尊敬的共和党领导人在经济和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完全听命于特朗普。

事实上，在政治目标与统治策略上，在特朗普身上能看到查韦斯和普京等的影子：对法治或国家制度体系的独立性大为嫌烦；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他个的利益混在一起；打击异己，拉宠亲信。Frank说，之所以共和党人不敢挑战特朗普，是恐惧他根基的力量。那种力量就是90%的人都说他不会竞选成为总统，他就在美国公众面前成为了总统。

所以即使美国的政客不反华，特朗普一个人反华，也是中国要面对的全新而陌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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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焱，财经杂志特派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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