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等待苹果久矣。21世纪初起,印度崛起的故事就被不断提起,但一直未能成真。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任后提出“印度制造”倡议(Make in India),计划到2025年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要从15%提高到25%。但现实却恰恰相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1年,这一数值反而降至14%。为了吸引外资在印建厂,印度近年来推出了“分阶段制造计划”(简称PMP)和“生产关联激励”(简称PLI)等多项政策。其中一项策略是加征关税,促使企业不得不将生产制造逐步转移到印度本土,往往从整机装配起向供应链上游延伸至配件、普通器件乃至高价值器件。手机产业首当其冲。2017年起,印度连续上调手机进口关税,从10%起阶梯式上涨。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曾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手机进口的关税在25%以上,供应链关税在15%左右,仅有少量元器件或辅料没有关税。受限于这些政策,小米、OPPO和vivo早已在印度设立了工厂或代工厂,但苹果却没有过多布局。究其原因,印度市场的消费力较弱,以中低端手机为主,苹果的市场份额排名甚至无法跻身前五。但印度市场已在快速成长。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高端手机占总体出货量的11%、销售额占比35%,为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在苹果财报会上,苹果CEO蒂姆·库克频频提起印度。他表示,他非常看好印度市场,苹果还计划在印度开设第一家旗舰店,并扩大招聘规模,为未来的工厂和新兴业务提供服务。对印度市场的重视是苹果扩大在印度生产的直接动力。Counterpoint报告称,2020年,印度产iPhone仅占其全球产量的1.3%,2022年上升至4%,预计今年将升至7%。相对应的,中国去年的iPhone产量占比为96%,今年预计将降至93%。此外,过去印度只具备生产极少量苹果手机和电脑的能力,但预计今年将覆盖手机、耳机、电脑和平板四大类别的产品。印度也在为苹果大行便利。近年来,印度对中国企业的监管力度趋严,中国人申请印度商务签证的难度极大。但果链企业是个例外。多位中国手机供应商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中国果链企业的员工在办签证中遇到困难时,都由苹果出面与印度政府沟通。据媒体报道,印度卡纳塔克邦——富士康规划中的新园区所在地——通过了一项劳动法修正案,放宽了企业员工的加班限制,将三个月内允许加班的时间从75小时提升到145小时;允许企业实行12小时轮班制;并且批准女性员工上夜班。报道称,政策调整的背后,是苹果和富士康的游说。对于印度生产苹果手机的能力,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给出了目前最为乐观的预判,到2025年,印度本土iPhone产能有望达到全球的25%。尽管印度正在极力改善生产条件,但它的生产能力、生态的短板依然突出。高鸿翔观察,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提振工业能力,应当从低阶向高阶过渡,比如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发展曾经经历过山寨机泛滥、自主品牌井喷的过程,上游制造业也在产业变迁中逐步完善工艺,才能切入苹果供应链。但印度缺失了这个过程,相当于要求一片贫瘠的土壤上直接生长出最娇贵的植物。此外,手机制造大致分两个环节,前端包括SMT贴片和PCBA测试,也就是将精细的元器件贴在印刷电路板上,并进行测试,产出PCBA板;后端则主要是组装,将PCBA板和面板、电池等模组组装成一台手机。而现阶段,印度的手机制造仍集中在依赖人工的后端环节,更精细、附加值更高的前端环节仍在中国等地。“即便印度有能力同步生产iPhone新品,乃至同步生产pro或pro max这种级别的产品,也不代表它具备了先进制造的能力。”高鸿翔评价。随着印度市场的壮大,苹果扩大在印度的产能几乎是必然的。但印度能否像中国一样,成为全球苹果手机的集散中心,仍要取决于它产业生态的繁荣程度,以及兼顾规模化生产与良率的能力。对于中国来说,富士康对中国的投资还在继续。今年2月底,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发布公告称,已取得郑州综合保税区约19.5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交易总金额约1.97亿元,将用于建设智能仓储。《财经》记者发现,在深圳观澜厂区北门口,两栋新建大楼正在施工中。《财经》记者从现场施工人员及富士康观澜厂区人士处得知,这两栋大楼属于iDPBG(数位产品事业群),暂不确定用途。但员工们相信,这是富士康对“中国制造”的信心。iDPBG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下属的核心事业群之一,致力于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制造,从新技术预研到新产品发布,深度合作核心客户,是集团盈利能力最强的事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