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雪国耻振兴中华——华人华侨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陈玉书，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香港太平绅士）

    （一）

    甲午年，在公元2014的万马奔腾的大好春光里，来到人间。全世界的华人华侨，与自己的祖国或祖籍国的手足同胞，共同庆贺马年大吉，马到成功。不光是华人华侨，从亚洲到欧洲、美洲，从非洲到大洋洲，还有多少金髪碧眼或黑肤鬈髪的洋人，也在与华人华侨共襄红红火火的中华新春。

    同样是甲午年，却让某些时空错乱的狂人跳出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制造麻烦，叫嚣战争，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甲午年来临的前夕，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为二战的甲级战犯招魂，妄图否定、美化和重续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妄图颠覆国际社会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妄图挑战和改变二战结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安倍晋三到靖国神社拜鬼，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他否认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观；再集中不过地表现了他对人类良知和公理的践踏；再突出不过地显示了他对《联合国宪章》及其宗旨和原则的否定和破坏。

    日本自称是“神道”国家，神道与鬼道並融一体。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极右翼份子，错误估计形势，错误认知历史，以为“甲午”年是日本“武运”之年、“大运”之年，猖狂进行扩军备战，幻想重演120年前甲午战争的把戏，幻想重演危害邻国、危害亚洲、危害世界的军国主义的历史丑剧。

    当此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我们就从120年前的历史，剖析日本的崛起、野心以及它带给亚洲人民的深重灾难。

    （二）

    公元1894年，就是120年前的甲午之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原本是一个荒僻落后、经济凋敝、浪人武士横行、内战不已、野蛮残杀成性的“蕞尔小岛”。他们被青史称为“倭寇”，是专靠骚扰、劫掠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乃至东南亚诸国为生计的海盗国家。仅就史书不完全的记载，从中国的晋、隋以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各地竟有数百次之多。

    日本的既定国策，就是在日本历史上传承数百年的臭名昭著的“统治宇内”论。

    早在日本首相丰臣秀吉主政时期，就疯狂进行战争准备。丰臣秀吉“广征诸镇兵，储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为了实现这一图谋，丰臣秀吉亲率14万兵马，登陆朝鲜半岛的釜山，意欲吞併朝鲜半岛，并以此为跳板入侵中国。

    丰臣秀吉对东南亚、对全亚洲的劫掠及威胁、利诱可谓罄竹难书。丰臣秀吉曾修书给琉球国王说：“尔琉球国，自雍丸之地，恃险途，未聘贡……我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先屠乃国，玉石俱焚！”。

    之后，丰臣秀吉又派人携带国书赴吕宋（今菲律宾），胁迫、利诱吕宋服膺日本。吕宋当局一时未能完全如日本所愿，于是丰臣秀吉再度遣使赴吕宋，威逼吕宋当局说：日本“天生乃主宰东、西方主君之人，诸国皆应服从于我，速来俯首拜在门下，若有不从，应征讨之，一并诛杀”。

    日本垂涎南海诸岛国，更是其主宰亚洲大陆，称霸世界东方的野心的重要一环。

    丰臣秀吉致函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说，日本是“神国”、“神道之国”，“若不来朝，将令诸将攻伐之”。

    日本的立国之基，就是张炫军国主义，以武力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统治“秩序”，胁迫亚洲的各小国和地区向其称臣纳贡，奴役各国人民，掠夺各国的资源和财富。日本的国事档案中明确记载：

    “日本国其教化所及，令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今越南）、占城（今中南半岛中部）、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西洋（今中国南海及南海周边地区）、柬埔寨（今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输贡”。

    日本明确制定武力进攻的战略是：要“攻取吕宋，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然后出舶，经营爪哇（今印尼苏门答腊、加里曼丹以及马来半岛一带）、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北部地区以及文莱）以南诸岛……于要害之地，设置兵卒，更张武威”。

    更为猖獗的是，日本提出建立“大日本”的“新秩序”——其“新秩序”是首先征服朝鲜，然后渡海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东南亚及天竺（今印度），建立一个“大日本帝国”——日本累次主张“兼併山丹、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国，在美洲和印度境内保持领地”，使“鞑靼之地（今蒙古及俄国鞑靼海峡）及美洲大陆皆应成为扶植日本国力之地”，并将日本国号“迁至堪察加（今俄罗斯）之上”，在“库页岛（今俄罗斯）设置‘领西府’”，施行日本“国威”；宣称将吞并亚洲、欧洲，达到“五洲一帝”，把全世界都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若干年之后日本提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如今所谓的自由之弧、繁荣之弧等等策略均是这种“新秩序”的变种。

    公元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进行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虽然推动日本步入近代社会，但是其基本国策，即推行“武运”，锐意扩张，统治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也在“维新”中变本加厉。

    日本的《天皇御笔信》中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确定“大力充实军备，使国威光耀海外”的战略方针和决策。

    明治维新后两年，公元1870年，日本的国策文书中载明：“虾夷、吕宋、琉球、满洲、朝鲜，皆皇国之藩屏也……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唾手而得矣。”

    公元1873年，日本政府即派多批间谍进入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南海及台湾各地，绘制军事地图，“以备有事之日”，“航渡海外，战斗征伐”，部署“进取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以奠定日本对外发展的基础。”

    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的黩武扩张的侵略政策，其主旨就是以征服、占领中国大陆为主要战略目标。为此，日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与中国大陆作战的准备，制定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通盘而周密的战略战术计划：

    1878年12月，日本首先进行军事改革，设立参谋本部，统一指挥各军、兵种；成立联合舰队；成立“战时大本营”。

    1879年10月，日本颁行《陆军组织条例》。

    同时，日本政府修改并颁行《征兵法》。

    在扩军备战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官和“研究生”，巧立名目打入中国沿海地区并深入大陆京都及各腹地，进一步搜集军情谍报，编制“邻邦兵备略”，绘制详尽的《支那地志》的军事地图，提出“作战策”，密谋占领大连湾、进而袭击福州，然后攻克北京。同时，日本派遣间谍深入西伯利亚、东南亚等地进行广泛的军事调查。

    1882年12月，日本下达增加税收、军费及扩充陆海军的命令。当时，日本建造大、中、小型军舰共计32艘，仅海军一个军种的军费就增加了200%以上。

    公元1885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主政内阁时，把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和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历史推向了第一次高峰。

    （三）

    伊藤博文，一生四次出任日本首相，三任枢密院议长。执政期间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接受《马关条约》；吞併朝鲜半岛，並任“韩国统监”。1910年，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而死。

    伊藤博文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期间，以“中国陆海军进行武力改良”为借口，制造并散播“中国威胁论”，全面进行战争准备。1887年出炉的《征讨清国策案》详尽地表述了侵略中华、肢解中华、殖民中华的规划和野心。

    《征讨清国策案》的“彼我形势”一节中说：“近来，支那（中国）陆海两军适值渐次改良之势……苟其实力稍备，实为不堪杞忧。……故而当乘其尚在幼稚，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始可保持我国之安宁，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请看，这与安倍晋三及当代日本极右翼份子的叫嚣何其相似乃尔！

    《征讨清国策案》宣布：“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扩张国威，进而巍然屹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中国），不可不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

    《征讨清国策案》的“作战计划”中明确写道：“欲使清国乞降，最上策之手段，是以我之海军击破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获清朝皇帝。”

    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目的，在《征讨清国策案》中有极其周详的计划和部署。它说：

    “达到战争目的，应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河南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浙江省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三项所列地区，划归我邦（日本国）版图；将东三省及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使满洲独立……以为我之保护国；更以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之地，另立一王国，以为我属。于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之地，选其酋长或人杰，使其成为我可监视之各部之长……”

    上述文中专指的“第三项所列地区”，是要将以下六个“要冲之地”尽数划入日本国的版图。它的原文说：

    “必须将下列六个要冲之地划归我邦（即日本国）版图：其一，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其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其三，浙江舟山群岛；其四，澎湖群岛；其五，台湾全岛；其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

    日本灭亡中华之野心，何其毒也！这份《征讨清国策案》，是日本120多年前制订，且为120年来日本始终坚守的侵华战略方案。

    伊藤博文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日本政府大体完成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扩军计划并进入了战时体制。当时，日本陆军拥有七个师团，连同后备兵力总数达23万人。日本海军则以击沉清政府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为目标，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总计拥有31艘军舰和24艘水雷舰。

    为了备战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继续派遣大批间谍和特务深入中国沿海及内地。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亲自于1893年4月潜入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的作战侦察和勘测。据后来辗转获得日军侵华军事地图的欧洲人说：“这些军事地图本身，就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证据。”

    甲午战争的前夜，有一份日军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披露了日本的野心和阴谋。这是日本陆军大将的一个奏折。奏折强调首先占领朝鲜的“重要意义”。奏折写道：

    “把持通向东亚大陆之大道，将来要横断支那，直接抵达印度，而使我邦称霸东洋，永远雄视各国，同时也必须以此道作为直达印度之大道。”

    这个占领东亚、直抵印度，殖民整个亚洲的图谋是何等清晰，何等野心勃勃！

    至此，我们可以概略地归纳一下伊藤博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所推进和实施的侵略扩张的野心及其步骤的内容：

    首先，疯狂扩军备战，制造向外侵略的借口和“理由”是“中国威胁”论。

    其次，战争的计划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占领朝鲜；第三步占领中国东北及蒙古；第四步占领清朝全国；第五步占领东南亚各国；第六步直抵印度，占领全亚洲，遂后称霸世界。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占领中国的宝岛台湾，日本早已制定、早已实施了武装侵占的方案和步骤。甲午战争前二十年，日本制订了详尽完备、极富操作性的所谓《台湾番地征战要略》。随之在日本国内先行秘密的成立了治理台湾的军政机构——“台湾都督府”，把台湾列入日本国的第四个府。1874年4月4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被睦仁天皇任命为台湾都督，指挥共十八艘军舰和补给运输舰以及36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台湾。两个月后，日军从台湾南端的恒春登陆，实施对台湾的占领、殖民。这就是日本实施的战争计划的“第一步”——占领台湾。

    至于第二步占领朝鲜，则是到了1894年春，日本终于捕获到朝鲜发生“东学党”事件的机会，迅速实施上述《策案》及占领朝鲜的计划，宣称“日本帝国政府要促使朝鲜政府从事政治改革”，下达开战密令，派出联合舰队，偷袭朝鲜京城，扶植傀儡政权把持朝鲜国政。

    于是，以朝鲜为跳板，日本开始第三步入侵中国大陆的阴谋。

    第三步、第四步，就是在日军侵占中国后，将清朝切割成六块，分别进行统治：

    第一块：中国东部的沿海各省、府、地区，皆划入日本国的版图；

    第二块：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建立日本的附属国；

    第三块：在长江以南建立日本的保护国；

    第四块：在西藏、青海两省册立达赖喇嘛为王，使这两省从中国独立出去，由日本辖治；

    第五块：在蒙古、甘肃和新疆选拔各部落酋长，由日本监管；

    第六块：清室皇族回东北建满洲国，满洲国由日本监护督理。

    1894年7月，日本海军出没朝鲜丰岛海面，但其“浪速舰”悬挂的竟是英国国旗，伪装成英国军舰，突然袭击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军舰及海陆军，击沉了清廷派出的“高升号”兵船，不宣而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

    （四）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是：公元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日军发动平埌战役控制了朝鲜全境;继而发动黄海海战，掌握了制海权。10月，日军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东北，九连城，安东被占领。11月，日军攻陷大连、旅顺等地。1895年2月，日军攻破威海卫军港，清朝北洋舰队覆没。3月，日军侵占牛庄，营口，田庄台，控制了辽东半岛。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包括其战前和战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许多日本的人物和事件均为人们所熟知，诸如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等。其实，还有一个人应当被特别提及，那就是甲午战争期间担任日军大本营参谋,后来又任《日清战史》编篡部长的东条英机。这个东条英机就是后来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打遍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狂袭并狠狠鞭挞、教训美国的日本首相，也是二战后东京审判被执行绞刑的首席战争罪犯，更是至今被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供奉于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的头名恶鬼。

    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乃至诸多细节，早已眀铸史册，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重复。

    甲午战争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被外国列强宰割最甚、伤痛最深的国耻之一。《马关条约》中割地、赔款之钜，洞开了中华民族近代饱受东西方列强蹂躏屈辱的大门。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全部割让给日本；

    第二，赔偿日本军费及各项侵华费用共三亿数千万两白银；

    第三，在已开放的通商口岸之外，增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新的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船只直接驶入中国内河各个口岸客运、货运;

    第四，允许日本人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设厂造货，免征一切捐税；

    第五，允许日军进入威海卫长期驻守，每年由清政府支付日军的各项军费，开支。

    《马关条约》实施后，日本所攫取的赔款，几乎是1840年以来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赔款总额的十倍；也相当于日本当时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七倍，也就是说甲午一战，日本相当于获得了七年的全国财政总收入。

    清朝政府财力维艰，不得不向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银行借钱赔款给日本。连本带息，清政府向这些国家还款达白银7亿两以上。战后四十几年，这些贷款尚未还清。

    日本以战争手段获得的土地和赔款，挽救了日本穷兵黩武即将崩盘的经济颓势。当时日本政府的大藏大臣和外务大臣都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说：“清国的赔偿使日本迎来了财政转变、经济发展和国运昌隆的新时期。”

    的确，日本以战争赔偿为资金，快速推进并完成了经济更新转型、产业革命及金融财政体制的革新。甲午战后日本工业化的速度和效率，超过明治维新时期的六至八倍。日本在钢铁、机械制造、矿冶、交通、航运、军火、电讯、财政贸易等领域，迅速发展，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日本凭借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进一步扩军备战，使日本整个国家和国民更加军国主义化，成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靠甲午战争侵略、劫夺中国的土地、资源和财富，实现其经济腾飞和国力的崛起。在甲午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频繁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疯狂进行法西斯的殖民历史是有目共睹的。

    （五）

    甲午战争过去120周年了。但是，战争留给中国、留给亚洲、留给世界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全面的，具有警醒后世警钟长鸣的重大的历史意义，永远不会过去。

    通过甲午战争，可以全面地深入地透视、审视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其军国主义执政集团的特征：

    第一，日本数百年来历届军国主义执政集团，从丰臣秀吉到伊藤博文，乃至延伸至后来的东条英机、岸信介、安倍晋三等人，代代衣钵相传，都是搞阴谋政治、武力扩张的野心家、冒险家。他们虎视眈眈于周边邻国以及东南亚、南洋，甚至整个亚洲、整个世界，有着长期的、通盘的、周密的侵略、掠夺和称霸的战略规划和部署。每一代军国主义执政集团虽有因时而异的说词、借口，但万变不离其宗！

    第二，诡计多端，假和真战，假谈真打，口蜜腹剑，不择手段的侵夺各国的领土和资源，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日本交替使用“战”、“和”两手策略，把自己国家的资本增殖和发展、富强，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敲骨吸髓的奴役和压榨上。

    第三，在运用战争手段扩张侵略的时候，总是编造、制造、伪造对方“威胁安全”，其中特别惯用“中国威胁”为借口，欺骗、误导民情舆论，委过嫁祸于人，以掩盖其战争图谋和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第四，具有传统的典型的海盗特性，惯用偷袭伎俩，不宣而战。甲午战争中的屡次偷袭，乃至而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偷袭珍珠港”造成美国千秋难雪的军耻、国耻……莫不如此。

    第五，日本在对外扩张、武力侵略时，总是盗用或打着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旗帜。甲午战争序幕中的丰岛之役，日本军舰就是悬挂英国国旗;甲午黄海海战，日本舰队就是悬挂美国国旗，迷惑清军北洋水师，从而偷袭得手。这种卑劣的手段，在日本海军司令部编纂的机密档案中，曾经白纸黑字、确凿无误的招认说：“为了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行动，特悬挂外国和外国军舰的旗帜。”其实，不仅在战争中，日本在其他的领域，如政治，外交等活动中，也惯用这种狐假虎威的手段。君不见在钓鱼岛、在东海、南海的争议中，日本是如何用“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同盟”的大旗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吗？

    第六，日本对于入侵、抢占别国的领土和资源，手法险恶狡诈，变幻莫测。有的鼠啮狗偷，逐机蚕食，诸如钓鱼岛、琉球群岛的窃取；有的明火执仗，船坚炮利地武力攻打，诸如台湾、澎湖列岛的强占夺取。有的则通过威逼利诱，兵临城下而耍弄外交、法律手腕来豪夺巧取。《马关条约》导致的割地赔款是典型案例。

    第七，日本对于侵略中国、侵略亚洲，总是先拿朝鲜半岛说事。以朝鲜为借口，先行占领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北向攻俄，中向侵华，南向奴役东南亚。

    第八，日本对占领国人民总是实行大屠杀，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占领旅顺实行大屠城。1894年9月在攻占仅几万人口的旅顺后，日军连续屠杀了两万多名中国老百姓。日本侵略军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凡见到旅顺市中人，皆杀之。每户均有两三个、甚至五六个死者，其血横流，其味恶臭。”甲午战争中在旅顺的英国人披露说：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刺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看。”就连美国的报刊也有欧美人士撰文谴责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皮肤的野蛮怪兽”……

    日本反人类的战争罪行是愈演愈烈的。日军侵占台湾后，日本历任八届总督，前后共杀害了几十万台湾同胞。二次大战中，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指挥日本军队，在南京疯狂进行六个星期的烧杀、活埋、抢劫、强奸，杀死了三十多万手无寸铁的南京老百姓。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法西斯罪恶行径，铁证如山，铁案如天！日本侵略东南亚各国也是如此凶暴残忍。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东万律的“万人坑”，就同样记载了日军的滔天罪行。在“万人坑”祭园的纪念碑上，至今雕刻着横遭日军屠杀、活埋的21037个印尼老百姓的真实姓名。日军在西加里曼丹的指挥官，曾经招供说，他亲自“下令屠杀了五万多名印尼人的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九，日本对于自己罄竹难书的暴行和罪恶历史，不但不认真反省，认罪改悔，反而采取极其错误的历史观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权术，千方百计的否认历史、否定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掩耳盗铃公然伪造历史，显示出所有暴徒顽劣无耻的嘴脸。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国格、国品和国德是昭然于天下的。无须更多的引证和评论，只要借用两位历史名人的结论即可完全说明：

    中国的清朝重臣、《马关条约》的签约者李鸿章说：“英法俱不足患，日本方为永远之大患。”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日本是我见过的最狡诈、最阴险的民族。”

    （六）

    甲午战争，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已在亚洲掀起侵略和瓜分的高潮。甲午战争中，当时的列强，如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国等，都或明或暗的纷纷地介入其中。特别是崛起不久却祸心深藏的美国，面对日本的扩军备战和向外侵略扩张，采取了包庇、纵容的政策，以伪善的面孔和两面三刀的策略，总是把日本武装侵略的祸水引向太平洋西岸的各国，尤其是中国、朝鲜和东南亚，以避免日本对东太平洋及太平洋东岸发起冲击。这同样也是美国实现自己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战略企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甲午战争从序幕到结束，美国在口头上标榜的始终是四个字：“严守中立”。这四个字，按照美国今天的说法，就是它一再宣称的“不持立场”和“不选边站”。

    真的“严守中立”吗？通过甲午战争，可以全面地深入地透视、审视美国一贯为虎作伥的极其虚伪、极其自私的所作所为：

    第一，在甲午战争之前多年，美国就认定利用日本、鼓动日本与中国对抗、与俄国对抗的战略部署。1871年7月，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就公开阐明：“一旦我们（指美国）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持续增加和扩大，日本则是可以依靠的最好的伙伴。”日本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投桃报李地宣称：“美国是从来对我国友谊最深厚、意图最良好的国家。”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美日两国就已勾搭成奸，狼狈为患了。

    第二，美国擅用“中立”的幌子支持日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甲午战前的1872年，日本侵占、并吞琉球王国时，美国就用“不提异议”来加以支持。

    第三，1874年，日本政府出兵侵略台湾，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就是在美国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进行的。

    第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惯用“双重标准”和两面派手法。1882年，朝鲜民众反对日本侵略，焚烧日本驻朝公使馆，日本派兵入朝镇压。美国的公使公开谴责朝鲜人民；同时美国又出动海军军舰，派海军上将赴日本进行“访问”，支持日本侵略朝鲜。

    第五，美国一向伪装“中立”,假调停，真偏袒，助纣为虐。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甲午战争之前，国际上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一定的压力，但美国特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以支撑、协助日本。

    第六，美国在日本侵华期间，居然利用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的间谍，并向日本提供各种军事情报和信息。

    第七，与日本沆瀣一气，内联外合。1894年日本入侵朝鲜，美国则派出“巴尔的摩号”军舰进入朝鲜，支持日本侵朝。

    第八，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美国派出50名海军陆战队员，与日军同赴朝鲜。

    第九，美国的所谓“中立”、“公平”、“正义”均属欺世盗名之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的军舰悬挂美国国旗，向清朝北洋水师进攻。其后，美国国务卿还与日本驻美公使秘密会谈，共同为瓜分中国达成默契。

    第十，在甲午战争中，美国竭力以伪善的嘴脸和包装，对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影响和军事恫吓，迫使懦弱、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丧权辱国，接受日本的各项苛刻条件和非法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目的，帮助日本宰割亚洲的国家和地区。

    （七）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蒙受的奇耻大辱。

    通过甲午战争，可以全面地深入地透视、审视满清王朝晚期昏瞶腐朽、祸国殃民的本质。

    第一，朝廷昏庸腐朽。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所谓政治上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组织上的后党和帝党，军事上的主和派和主战派，相互缠斗，争讼不已。整个朝廷中枢，对东海的紧张局势和倭寇的野心以及列强分割中华、灭亡中华的罪恶图谋，缺乏真切认识，缺乏统一的应对部署，决策混乱，进退失误，终至酿成国家之患、民族之耻，使中华民族继鸦片战争之后，进一步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官场糜烂腐败。朝廷权臣及地方大员不仅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而且大肆买官卖官，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就连那时的美国人、日本人都看透了这一点。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就说，清朝官廷“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欺瞒，官民互骗”。日本潜入大陆的间谍总结说道：“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第三，挥霍公帑，有疆无守，有海无防。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挪用海军军费和海防军费修建颐和园的史实。仅慈禧太后为庆贺六十寿辰而建颐和园，就耗用了海军军费及海防军费1300多万两白银。这些白银本可添置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主力战舰十几艘，使中国海军成为亚洲最强大的海军。但这些享乐奢靡的园林宫殿、楼堂馆所耗费的政府公帑，大大削弱了海防和国防。

    第四，经济失衡失控，上上下下的利益集团截留政府财税。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清政府公布全年财政税收不足一亿两白银，但据西方列强和日本刺探的情报所掌握的数据是，全国收入约在三亿数千万两白银。换言之，清政府财税实际收入的60%到70%均被各级官员以权钱交易结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贪污截留。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顾国家安危，甚至充当汉奸、买办，里通外敌，祸国殃民。

    第五，军队腐化堕落，只顾赚钱享乐；军备荒废，军纪涣散，军法松弛，军无斗志。其一，将领高官显爵，俸禄丰厚，终日养尊处优，贪生怕死。战时畏敌如鼠，临阵脱逃，甚至投降叛国。其二，高级指挥官四处广置房产，出租谋利。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不仅在水师基地营建豪华私寓，而且投资购建商业房产，出租商铺盈利。甲午战争中临战逃跑的方伯谦，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地置有多处房产，大肆经营赚钱。其三，北洋水师基地刘公岛军营之外，辟有繁华闹市一条街，开设数十间商业服务场所，诸如烟榻酒店，青楼妓馆，赌场戏院，茶肆银铺……应有尽有。水师基地内外，终日宴席豪饮，多方作乐，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至于八旗子弟那些吹牛、斗鸡、遛鸟、耍纸牌等陋习，军中无不具备。其四，军队不操练、不演习，军备荒废。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出访日本时，清军竟然在舰台炮塔上晾晒衣裤，而炮膛炮筒内满是尘泥灰垢。水师大本营里的水雷快艇，居然铁锈堆积，污秽狼藉，无人掌管，无可使用。其五，军需装备被军内外勾结贪污盗窃，舰船炮械不敷战争使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还击日寇的炮弹中竟有不少“哑弹”。炮弹中没有炸药，只填充着泥土沙石，当然全无杀伤力。更为令人不堪容忍、令人痛恨不已的是，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最高指挥官、提督丁汝昌在旗舰指挥舰队作战。旗舰主炮打出的第一发炮弹，未及敌舰，却把自己的指挥台震塌，使丁汝昌身受重伤，失去指挥能力。其六，军纪涣散、军无斗志。日本军舰偷袭北洋水师基地，竟有北洋水师军舰的将校登岸饮酒作乐，嫖娼夜宿，始终未归……清军之腐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祸害难以尽述。

    第六，“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贻害国家。满清王朝在外患频仍、强敌入侵的时节，不依靠强化自己国家的实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而是幻想、制定、实施“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甲午战争前后数年，满清王朝始终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所谓“调停”或“制止”日本侵略上。其实，那时老奸巨猾的英国，早已是日本的盟友。美国么，假调停、假中立，在上节文字中已经阐释过了。为了幻想“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成功，清王朝给北洋水师下的命令是面对日舰进攻要“保船避战”、“保舰勿失”、“静守勿动”，结果令北洋水师坐以待毙，全军覆没，为东、西方列强联手分割中华敞开大门。历史告诉我们，妄图“以夷制夷”，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必然破灭、惨败的主观臆想；妄想“以美制日”，更是缘木求鱼，画饼充饥。至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外敌的前提，则必须首先是自己富国强兵，胜券在我。

    第七，清朝统治衰败腐朽，酿成国内民怨沸腾，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堕落不堪。上行下效，全民只顾捞钱，不顾国家利害安危。甲午战争中，日本著名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在潜入清朝内地，广触社会各阶层后，向日本天皇睦仁密奏道：

    “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这或许是从另一特殊角度论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吧。

    （八）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甲午战争期间日寇的火炮，《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犹如一连串的沉重炸雷，使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从恶魇中惊醒。民族的血泪，民族的义愤，民族的呐喊，民族的呼号，民族的怒吼，汇成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浴火重生的最强音——振兴中华！

    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字之后，广东举人康有为联合全国十八省的举人，会同六百余人联名签署，提出“变法”的主张，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梁变法”的梁启超，慷慨激昂地评点说：

    “唤醒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面对甲午战争所爆发出来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甲午战后仅仅几个月，即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就在檀香山的华人华侨中，发起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孙中山先生亲自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明确而响亮地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

    海外的华人华侨，怀着满腔的悲愤和忧国忧民的情志，怀着挽救日本铁蹄下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孙中山先生代表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大义凛然地宣布：

    “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孙中山先生首倡“振兴中华”时，反复强调说：“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甲午战后，孙中山先生毅然领导中国革命，成为近现代振兴中华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对于“振兴中华”，充满坚强斗志，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挽救！”

    孙中山先生在写给他曾经侨居的美国的信件中，热烈地充满理想光辉地预言振兴中华的壮丽前景。他写道：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美好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甲午战争所经历的巨大的民族伤痛，深深灼烧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华人华侨的心胸。孙中山先生在阐释和实践“振兴中华”的伟大纲领时，强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掠夺！

    甲午战争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终于唤起了中华民族“振兴中华”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觉醒。一百二十年来，无数华人华侨接踵而起，奋斗抗争，流血流汗，自立自强，与祖国和祖籍国的骨肉同胞一起，高举“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战胜内忧外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出一代又一代人的无尽心血和力量。

    历史和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些可歌可泣的篇章。

    （九）

    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中国早已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但是，日本仍然是原来的日本。

    日本的几代首相，从丰臣秀吉——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岸信介直到安倍晋三，一脉相承的都是军国主义的衣钵和阴魂。安倍拜鬼，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借尸还魂而已。

    安倍晋三内阁上任一年来，处心积虑扩军备战，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否认侵略亚洲、殖民亚洲的历史，否认东京国际审判，否认二战成果，修改教科书，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成立“国安局”，通过“保密法”，公开宣称效仿希特勒修改纳粹宪法来修改日本宪法，甚至叫嚣“中日必有一战”，叫嚣可以制造核弹，允许向日本运进核武器等等；安倍晋三大搞所谓“地球仪外交”，上任一年窜访三十多个国家，处处挑拨离间，妄图拼凑反华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破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安倍打着美国盟友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旗号，妄图借由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实现自丰臣秀吉、伊藤博文、东条英机以来称霸亚洲、称霸世界的迷梦。日本军国主义执政集团，意欲重走甲午战争及二次世界大战疯狂侵略的老路，开历史的倒车，一定会受到历史更加严厉的惩罚和唾弃。

    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海内外的华侨华人，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将更加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踏倒一切障碍，排除万难，争取最后胜利。

    值此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谨以本文向甲午战争以及甲午战后120年来，为抗击日寇侵略而奋勇献身的英烈暨受难同胞，表示沉痛的悼念、缅怀和公祭！

(本文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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