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传奇的“五重间谍”，抗战后被当作汉奸通缉，解放后蒙冤入狱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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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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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特务机关“岩井公馆”的情报员
国民党中统的大红人
国民党军统的少将组长
青帮大佬杜月笙、黄金荣的师兄弟
汪伪政权的高官
你可能想不到
这么多的身份，竟然集于一人
而他的真实身份
却是一名中共党员
他叫袁殊
中共史上最传奇的“王牌特工”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五重间谍”
加入国民党，却惨遭清洗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
因家庭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来到上海投靠亲戚，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殊接触了各种思潮，参加了五卅运动。
大革命时期，16岁的他参加了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18师政治部连指导员，还在父亲的友人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提携下加入了国民党。
北伐途中的袁殊，摄于1927年皖赣边境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袁殊没有躲过被清党的命运，随即离开部队，回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
留学日本，成为“红色特工”
乱世之中，几经周折，1929年，袁殊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新闻学。
留日一年多，除了研读新闻学外，袁殊还初步掌握了日语，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9年冬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袁殊）
此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将成为他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回国后，袁殊用妻子回娘家筹集的500块钱，创办了四开周刊小报《文艺新闻》，后因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而声名大噪。《文艺新闻》坚持出版了60期，发行量最高达10000份，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
在办《文艺新闻》的过程中，袁殊的思想越来越左倾。他向左翼作家领袖、共产党员夏衍表示，“希望在政治上提高一步”。
文艺新闻
1931年10月，在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袁殊与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见面，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准确的说，袁殊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即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这也成为袁殊一生的命运转折点。
原来，当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中央特科的原来骨干已不适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新上任的情报科科长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这时，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攀老乡，中统的大红人
在两个月的训练结束后，袁殊正式投入地下情报工作。他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党获取战略情报。
1932年春天，袁殊忽然想起表哥贾伯涛就在上海，便写信请求他介绍一份工作。贾伯涛很快把他介绍给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袁殊借此顺利打入到国民党中统内部。
表哥贾伯涛，黄埔一期毕业生，后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因为与吴醒亚是同乡，表哥贾伯涛还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朝中有人”的袁殊可谓是平步青云。很快就被提拔为中统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俨然中统的大红人。
新闻界名人，潜伏在日本特务机关
因创办《文艺新闻》，袁殊在上海新闻界也算是小有名气。
后来，在吴醒亚介绍下，袁殊成为了新声通讯社的记者。
新声通讯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有了记者身份的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从而及时获取内部消息。
在精心策划下，袁殊带着一本日文杂志去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开会前，他装作漫不经心地翻阅日文杂志，此举果然引起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的注意。
日本领事馆
留学日本的经历、善于交际的性格，一来二去，袁殊与岩井英一成了极好的私人朋友。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
在中共特科上级联系人王子春的指导下，袁殊将此事汇报给吴醒亚。吴醒亚认为此事对获取情报有利，便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
至此，年轻的袁殊成为拥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而隐藏最深的身份，自然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由于他拥有这一渠道，袁殊的涉日消息又快又准，连中统头子吴醒亚都对他刮目相看。
卷入“怪西人案”，死里逃生
作为“三面间谍”，袁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顺利地“伪装”了3年。
然而，1935年，上海发生的一桩轰动全国的奇案，让袁殊被军统逮捕，险些丧命。
这桩奇案，就是“怪西人案”。
“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列宁领导成立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
列宁与第三国际
离奇的是，审讯人员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他被卷入了“怪西人案”。
隶属于中央特科的袁殊，什么时候跟远东情报局有了联系？
原来，1935年春，王子春突然不露面了。为急于和组织取得联系，袁殊便请夏衍帮忙转一封信给中央特科领导。夏衍将信转给了蔡叔厚。当时蔡叔厚已从中央特科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工作，而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
夏衍
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袁殊被“跳槽”到了远东情报局，名字和电话也就出现在了华尔顿的小本上。
在审讯中，袁殊除了供出自己参加“中统”的内情外，什么都没交代。考虑到吴醒亚的面子，又害怕得罪日本人，军统也有意拉拢他，于是，袁殊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仅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
投靠青帮，与杜月笙、黄金荣称兄道弟
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留学的袁殊
1937年春，袁殊回国。此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
袁殊主动找到了潘汉年，认真汇报了自己近几年的经历，同时将一份从日本带回的军用地图作为情报资料交给潘汉年，表示愿意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
从那时起，潘汉年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潘汉年
袁殊继续为中统，以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工作。
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扩大情报来源，1937年4月，袁殊加入青帮，成为与和杜月笙、黄金荣等上海滩大佬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青帮大佬：杜月笙（左）、张啸林（中）、黄金荣（右）合影
戴笠登门求贤，军统的少将组长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上海的政治舞台愈发纷繁复杂，情报工作也更加困难，优秀的情报人才成为各方情报机构争夺的对象。
军统头子戴笠，一时找不到既熟悉日本问题，又与日方颇有联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青红帮里有一个叫袁殊的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
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
曾经逮捕过袁殊、又有意示过好的戴笠，居然屈尊亲自登门拜访，求贤若渴地表示要委以重任。
在向潘汉年请示后，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袁殊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第三站站长。
世所罕见的五重间谍，屡立奇功
至此，袁殊凑齐了共产党、中统、军统、日军和青帮的五方背景，成为了世所罕见的“五重间谍”。
袁殊通过潜伏在“岩井公馆”，获取了大量日本情报。其中就有：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另一方面，袁殊打着“岩井公馆”的招牌，利用岩井英一的钱为党组织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了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
孤岛时期的上海
在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策划了多起针对日军爆破事件，成功炸毁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本人也因此被军统记了大功。
袁殊还在汪伪政府担任了一系列职务，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职。在此期间，袁殊不仅没有做一件危害人民的事，而是尽量保护和营救被俘的抗日干部，其中就包括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
鲁迅与许广平
作为“岩井公馆”的情报人员，袁殊交给日本人的情报，都是精心挑选、可以通过公开途径找到的信息，没有特别的价值。
抗战胜利后，被当作汉奸通缉
虽然日伪和国民党都对袁殊不太放心，专门进行过调查。但因为出色的智谋和高超的工作技巧，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都顺利“潜伏”，没有发生意外情况。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保留了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名头。
正是由于这种奇特的“五面间谍”身份，关于袁殊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特别是他还曾在汪伪政权任职，抗战期间就有人说他是“民族败类”。
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准备继续委以重任。
抗日战争胜利
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国民党才知道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袁殊”，军统则对袁殊下达了通缉令。
新中国成立后，蒙冤入狱20年
到达解放区后，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
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
新中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虽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面对异样的目光，袁殊有口难辩，无从解释。
1948年，袁殊在大连工委
1955年，更大的打击降临。潘汉年蒙冤被捕，作为潘汉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劳动改造和上诉。
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袁殊无罪。
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1984年，袁殊在潘汉年故居，与潘汉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直到袁殊获得平反后，还有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他是“汉奸”。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光荣与梦想
1987年，袁殊病逝，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与奋战沙场、马革裹尸的英雄故事相比，袁殊的工作，更多的是如履薄冰，游走在黑白灰之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壮烈、宏大。
晚年的袁殊（右二）与儿子曾虎（左一）、学生胡肇枫（左二）、梅丹馨（右一）合影。
但正是因为他——
潜伏日军情报机构，获取大量的情报，为抗日战场上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利用伪职身份，营救了大批的抗日进步人士；
领导军统，策划并亲身参与了一系列针对日军的破坏行动；
……
而这些贡献，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盖，不为人所知。
比不为人所知，更让人遗憾的，是不为人所理解。为了获取情报，袁殊游走于中统、军统、日军及青帮之间，甚至违心在汪伪政权任职，成为别人眼中的“汉奸”、“走狗”。
袁殊不仅是一个“顶尖特工”，还是一个新闻天才。
除了创办《文艺新闻》外，他第一个提出了“报告文学”概念；他经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写下了《学校新闻讲话》、《记者道》、《新闻大王赫斯特》等新闻学专著，译作有《新闻法制论》；他的剧作《工厂夜景》，被郁达夫誉为是一部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佳作……
《学校新闻讲话》与《新闻法制论》书影
纵观袁殊的一生，他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也许会成为一个静坐书房的学者，或立于三尺讲台的教书匠。
但他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在冷眼鄙视中寂寞前行，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
“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是袁殊在20多年监狱生涯中写下的诗句。
这是袁殊的光荣与梦想。
向这位幕后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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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最后的特工之王，做了戴笠一生都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