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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爱是我们最大的软肋,也是最好的救赎

2017-12-19 荠麦青青 世界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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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人性”,但她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裸裎人性的残酷,时代的悲怆,更有人性温暖的光辉,有历尽劫难后的希望复苏。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荠麦青青

洞烛幽微,发掘名人世界的人性之光。

全文4354字,读完大约7分钟



2013年,一向宁缺毋滥的冯小刚为没有好的电影题材,而一筹莫展,遂向王朔诉苦:“我不知道拍什么。”


王朔说,你不是对你自己的文工团经历特别有激情拍么?那你就让严歌苓写,严歌苓创作这类小说是具有唯一性的。


冯小刚便找到了严歌苓,并给了一段他自己的故事。严歌苓直言相告:冯导演,如果我写,就只能写我自己的故事,剧本出来你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当成我的新书吧。


于是,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悲歌被搬上了银幕。


严歌苓


多少芳华灼灼,多少落英缤纷。残酷的从来不止是青春,还有人性,时代之殇。它们纵横交错,昭示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命运辗转,还有那永远不会被泯灭的爱的微光。


· 01 ·

严歌苓年仅12岁就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舞鞋磨烂,脚尖钻心地疼,她却佯装云淡风轻。


从小,她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将所有不能吃的苦吃一遍,亦如将她能走到的路走一遍。日后她谈到创作,用了“痛苦”与“寂寞”来形容。那与自己博弈和交战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漫长的泅渡。如果没有那些曾经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训练,没有踮起脚尖宛如小人鱼走在刀尖上的痛楚体验,很难有其后苦行僧一般一心面壁,素心若水的禅定。


舞蹈一跳整整8年,她却悲哀地发现:“我喜欢舞蹈,舞蹈却不喜欢我。”


少女时代的严歌苓


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当炮火硝烟、血肉横飞已不再是遥远而抽象的战争场景,而成为凛然生寒的现实,当她看到无数残肢断臂的伤员,那些被掩埋的牺牲的战友,闻着空气中充斥着的那种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血的咸腥气味时,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一下子引爆了潜藏在内心多年的文学因子,于是,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


从此,她的创作一发不可收。年仅二十多岁的她崛起于文坛。


后来,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多年的军旅生涯,成为源头活水,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年严歌苓退伍,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其后美国大使馆给了她一个交流访问的机会,作为年轻艺术家到美国去参加他们的写作班,于是,她申请去美国读书。



严歌苓当时在中国已是名声鹊起的作家,在国外也有一个经济上可以倚赖的姑妈,她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在国外镀层金再回国,顺理成章地享受各种优渥待遇。


但严歌苓却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在国外生存,30岁的她从零开始学英文,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每天跑十几条街去上课。


她在国外照顾老太太,跪着帮别人刷地板,谁都无法理解严歌苓这么自虐是为了什么。


《芳华》里的刘峰无法面对自己被定为猥亵别人的流氓,他想要在战场上用死亡来成全自己平凡的人生,至少那样,他可以成为别人口中的英雄。


想必这段伤痛的文字便来自那段时间的严歌苓真实感受,那时她失去了第一段婚姻,国内的一切都有人去楼空的感觉,她选择用这些方式去削平自己的记忆,然而,情感的死亡却让她凤凰涅槃。


在美国,严歌苓加入了美国编剧协会。她先是改编了自己的作品《少女小渔》和《天浴》。《少女小渔》让刘若英成为第40届亚太影展影后,《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



《少女小渔》剧照


但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的创作为她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在《失眠的艳遇》中严歌苓写道:我是个晚期失眠症的患者,30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是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滩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


后来被诊断为躁狂性的忧郁症,最长一次30多天无法入睡。


看到她形容枯槁,人家问她:你怎么了?


她流泪了,因为她仿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写作让她找到了遗世而独立的桃花源,失眠症却让她受困于孤立无援的沼泽地。


严歌苓的家族有失眠症方面的基因,她爷爷就是如此。他39岁时功成名就从美国回来,做了厦门大学的教授,但在30年代,中国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病,也没有这种药,爷爷不堪折磨而选择了自杀。


很多人都觉得这种病简直不值一哂,但只有挣扎其中,才知道它对人的身体与意志的摧毁性打击。白岩松当年患上严重的失眠症时,每天想到的就是自杀。


而严歌苓的爷爷将病遗传给父亲,父亲又将其“交接”给严歌苓。这根宿命的链条犹如魔咒施加于整个家族。

严歌苓与父亲萧马


严歌苓太知道自己的病症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她去就医,医生告诉她,如果你吃了这种药,你有可能失去你的创造力。


严歌苓说,我想做一个正常人,要使我身边的人不痛苦。


严歌苓在写《梅兰芳》时,影片中传达的最大哲学便是“无可无不可”——一切发生就让它发生了吧。这其实便是她自己的人生哲学态度。


所幸,她没有因为长期服药而失去丰富而敏锐的感知力,没有失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但却让她错过了最佳育龄,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 02 ·

在严歌苓的《母亲和小渔》里,有这样一段话:“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是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


严歌苓的母亲贾琳18岁的时候爱上了话剧团里的副团长,这个让她时常“悄悄注视”的男人,后来成了严歌苓的父亲。


严歌苓与母亲贾琳


在那个革命时代,很难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他让你的世界春风沉醉,绿草如茵。那时,她偷偷地写纸条给他:我要嫁给你。


严歌苓许多方面都遗传了母亲,她像母亲一样喜欢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此外,她还像母亲一样敢爱敢恨。


在文工团跳舞的那段日子,舞蹈将她的身材修饰得婀娜秀颀,她喜欢穿超短裙,喜欢那些闪闪发亮的日子。


当年,15岁的严歌苓爱上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军官,可惜她没有母亲那么幸运。


曾经,他是她的英雄,她如飞蛾扑火,不到半年,便为他写了160封炽热的情书。


坠入爱河中的人呵,虽然由于严明的纪律,不能光明正大地谈恋爱,但四目交接,电石火光的怦然心动是甜蜜的;奋笔疾书写情书,寤寐思服的想念是幸福的。但后来呢?被上级发现,那个年轻军官急于脱责,主动向上级交出证据——她写给他的情书,并揭发检举了她。



于是,无休无止的审查开始,她一遍遍地被要求反复写检讨。


被最爱的人捅刀子,然后那些旁观者说,来来来,你把你的伤口一层层揭开。哪怕它血流如注,但无人呵护她的尊严。


同时与之相形而来的,是潮水般的唾骂。


爱情破灭,信任溃败,群起而攻之,羞愤交加,她差点自杀。


荒唐的是时代,丑恶的是人性。


那年,她只有15岁,成人世界里的残酷和邪佞似乎未经过渡,就颠覆了她单纯的城堡和对人性的认知。



· 03 ·

严歌苓18岁的时候,母亲告诉她父亲有外遇了,他们可能会离婚。


这个消息对她来说,犹如晴空霹雳,无论是从母亲深爱父亲这一方面来讲,还是她作为一个军人来讲,都不允许她接受这样的事实。


她甚至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我朝北京方面向你跪下了”,恳求父亲不要离婚。


父亲说,等你找到自己的爱情,你就明白了。父母最终还是离婚了。


这让严歌苓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很没有安全感,直到很多年后,严歌苓与第二任丈夫结婚,她才慢慢地体谅了父亲,接纳了被父亲深爱的继母。


严歌苓与第二任丈夫劳伦斯


严歌苓说,爱,对于母亲而言,它已经成为一种信条和宗教,只要你让她爱,她就已经满足了。


父亲与母亲离婚,等于让母亲停止了爱,母亲的痛苦严歌苓看在眼里,于是她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安排母亲的原型人物田苏非与她的丈夫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也算是完成了母亲的心愿。


但她的第一段婚姻,结局并不美好。 在80年代的电影界,严歌苓与她当时的丈夫李克威,俨然是编剧界的神雕侠侣。


但珠联璧合的眷侣,却在八年后分道扬镳。


到美国后,一度已经对感情心灰意冷的她认识了外交官劳伦斯·沃克,后被其诚意所感,与之相恋。可是美国外交部却让劳伦斯作出选择:要职位,还是要和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作家结婚?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孰轻孰重,皆在己心。于是,在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与严歌苓之间,他毅然放弃了前者!


1992年,两人在旧金山结婚。所幸后来美国政策松动,劳伦斯又回去做了他喜欢的外交工作。


20年来,严歌苓跟着外交官丈夫几乎走遍世界,各种文化的碰撞让她的写作视野更加开阔,但严歌苓说,她的“整个瓤子”还是中国人。



这么多年,她几乎保持着雷打不动的习惯,上午8点送养女上学,喝一杯咖啡,开始写作,直到下午3、4点,然后精心装扮一番,等待爱人的归来。


在朋友眼里,1958年生的人身上,还有着80年代生人的骄傲劲。良好的舞蹈根基,高度的自律,让她的身材始终玲珑有致。成为“活不出年龄的人精”。


一个人大致有三种面貌:外在面貌,精神面貌,生命面貌。这三种面貌,下者分崩离析,中者间或游离,上者才能相得益彰,和谐统一。


而严歌苓,无疑属于上者。


生而为人,被摧毁,被吞噬,有时是多么轻而易举!但唯有坚若磐石,韧如蒲苇的人才能活下来。


在背叛与批判中没有死掉,在枪林弹雨中没有死掉,在长达几十年的失眠症中没有死掉,最终,写作与爱让她获得了新生。



· 04 ·

在严歌苓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人性”:彼此的冲突与倾轧,扭曲与回归;爱与恨的纠缠与撕扯,个人遭际与社会变迁的载沉载浮;家国与时代的创痛与投射。所以,她的作品,不止是个体的史诗,也是集体的记忆,时代的铭文。


但她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裸裎人性的残酷,时代的悲怆,在僵化、冰冷、动荡、嗜血的背后,更有人性温暖的光辉,有历尽劫难后的希望复苏。


那曾匍匐于污泥浊水中的卑微灵魂,那曾屡遭命运碾压的创痕累累的生命,也能得到体恤与抚慰。


《陆犯焉识》里的陆焉识,才情横溢,风流倜傥,对继母为她娶来的冯婉喻冷淡轻慢,当他受尽磨难,改造归来,才确定并唤醒了对妻子的爱;尽管她已失忆,他仍在漫天大雪里,推着她去守候那个早已归来的自己。


亦如《芳华》里在越战中丢了一条胳膊的刘峰,老婆跑了,过了二十多年病倒后,被何小萍接到身边照顾,两人抱团取暖,一如亲人。


另一个戳中泪点的细节则是: 刘峰被联防队员欺凌,被打倒在地,假肢也被甩到一边,这一幕被昔日的文工团战友郝淑雯撞见,她遂大爆粗口:“操你妈的,你敢打残废军人,战斗英雄!我要报警!”


多少美好被毁灭,但苍天有眼,它也让良善最终找到了出口。


《芳华》截图


“我记得小时候我要给乞丐钱,外婆就说你不能给他们,他们都是骗人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能拿他们的尊严来骗人,这本身已经是很可怜的了。后来我也跟我先生争,曾经他是一个‘共和党’,我跟他讲一个社会总有很多弱者,作为创造财富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带着这些弱者一起走,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没有选择的一点,接着他就变成了一个‘民主党’。”


佛家有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经过恶的“洗礼”,大致有几种归属:或与之堕落,或从此明哲保身,或更能明白善,善待“善”。


恶是黑夜里的魔鬼,它横行多时,却无法昭彰于世,唯有善,才是人性里最无法被隐遁的华彩。


忽而想起母亲的那句话:一个人最大的信仰,应该是他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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