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大众社会中的“孤独患者”？
导语
从传统社区的“鸡犬相闻”到大都市中的“老死不相往来”，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公司发展的结果。这场延续到半个世纪以前的社会变革，最终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中国。
与我们类似，18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强调“本土社区”的，左邻右舍“鸡犬之声相闻”的农业社会。英国第一批殖民者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英国重视本土社区的传统。那些清教徒他们从自身的宗教情怀出发，仿照英国的模样建设了一个又一个带有教堂与手艺人的小村镇。
而仅仅在两百年间，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大家庭变小，本土社区瓦解，社会流动性剧增，大都市不断扩张，大众媒体与消费文化蓬勃发展，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小村镇的农民，彻底蜕变成大都市的市民。
这样的转变我们并不陌生。“钢筋水泥森林”的隐喻与快节奏、焦虑、孤独、物欲膨胀的人群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全球城市中都不鲜见。而这一全球转变，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两百年间社会变革的翻版。
核心动力：公司的扩张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美国公司从发轫到本土社区内竞争、从本土社区到垄断全国市场，最后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的过程，提供了社会结构改变的核心动力。
与母国英国不同，美国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英国王室家长式的监督之上。在19世纪初的美国，最强大的信念的政府不干涉主义与自力更生，这使得基于本土社区的小公司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大陆上遍地开花。到1817年，美国已经颁发了2000余份公司执照，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大量涌现的小公司在当时的美国是一块人人有份的美国馅饼，是充满创业活力的社会分子。公司间的竞争会导致商品与服务质量的提升，为消费者创造最大价值。
波士顿 18世纪70年代
然而，竞争本身具有矛盾性。美国政府与立法机关早在19世纪就对商业公司充满戒心，并以控制公司的规模、结构和运转等方式防止它们以垄断等手段损害社会和消费者。譬如国会在1890年就通过的维护小型工业组织利益的《谢尔曼反垄断法》，谢尔曼在其中直言道：
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国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忍受在生产、运输以及任何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方面有一个国王。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一些公司的实力不断加强，这些限制被逐步取消了。这使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开始了第一次公司之间的兼并和收购浪潮。伴随着如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工商业和金融业巨头的出现，美国的市场也被瓜分和垄断。到了20世纪末，左右美国经济的公司只剩下几百家。
19世纪末令人震惊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集中所展现的蓬勃生产力，让那些对大公司全盘反对的人一定程度上平静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让支持大公司的意识形态全面获胜。随后，在垄断全国市场到跨国的路径上，公司再也没有遇到能够阻碍其扩张的力量。
资本内在的逐利性决定了它自诞生起就趋于不断扩张。即使是美国这种一开始就强调机会平等，并不断通过法律抑制垄断的国家，也没有能挡住公司垄断的步伐。事实上，公司不断兼并扩张，从本土社区到跨州、跨国的历史，也是公司不断挑战、摧毁既有社会结构，并重建利于自身的新秩序的历史。
工业化初期：本土社区、传统家庭与工作狂
在美国工业化初期，整个社会依然建筑在本土社区上。因为无论是社区还是家庭，在工业化初期，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须依靠的。然而工业生产方式还是对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社会的适应方式是：调整家庭结构、加强“新工作伦理”宣传。
美国最早期的小型公司扎根于社区，无论是雇主、雇员、消费者的范围都在临近的社区内。因此，公司想要生存，就必须确保家庭与社区的稳定。由于当时贫富差距不大，人们频繁的交流和社区牢固的情感纽带，对社区内每个人在道德上都形成了无形的约束力，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民风。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在当时的美国，公司内部雇主和雇员之间并不是主人和奴才的关系，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技能而非灵魂，大家靠勤奋工作换取社会尊重。
此外，由于工业化生产工作本身的辛劳与压抑，传统家庭得到了强调。美国社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家庭被视作远离工业化生活的一个宁静圣洁的庇护所。那个年代，不但丈夫而且妻子都认为，工作世界是一个既充满诱惑又艰难粗俗的世界。女人应该远离这些场所，她们的任务是呆在家中，为在外工作的丈夫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庭环境。
在意识形态层面，新教伦理作为美国建国时提供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强化。新教伦理着重强调“诚实”、“勤奋”、“节俭”、“朴实”、“忠诚”等个人美德。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传统美德和资本主义积累阶段对工人的要求完全符合——以勤奋工作为荣，以懒惰娱乐为耻。勤奋工作有利于资本积累，而此时生产力不发达，对于节俭的坚持有效防止了资本的流失。一位法国的旅行家在19实际30年代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
美国社会对穷人说：工作！虽说你也许是一个只有18岁的工人，只要工作，你就会比欧洲的一个船长或上校挣得还多……你就会找到一个不但温顺、富有现身精神而且和你运气一样好的伴侣，你会从一个雇工升到师傅……你将会投机成为富人，建立一座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城镇，你将会成为州议员直至国会议员，你的儿子将会有成为总统的机会！
在美国工业化的道路上，我们随后可以看到，这些意识形态是如何与市场经济相冲突，而资本又是如何将其摧毁，重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秩序的。
工业化时期：工业城市、核心家庭与体育休闲
伴随着公司从本土社区到跨州兼并垄断的过程，资本主义对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这其中包括：大量流动劳工、跨地域服务机构、体育与休闲活动。
资本的集中化导致了工业城市的兴起：“在1865年，只有14个城市人口超过了10万，到了1920年，93个城市已具有这种规模，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成为城市人。”跨地域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大量流动人口。随着人口流动，本土社区遭到了破坏，社会关系日趋单一化和专门化，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更加明显。当本土社区逐步消失时，人们对大而抽象的概念（如职业、阶级、国家、公民）接触的越来越多。
在工业化层面，大型工厂的增加不仅意味着农业人口减少，也意味着管理上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即逐步引进泰勒的“科学管理办法”。这种管理模式“将曾经带给手工艺人无限乐趣的创造性工作退化为了流水线上重复单一的操作。严苛的节律窒息了任何独创性和艺术上自我表现的机会”。
“福特制”生产线
因此，尽管本土社区受到了极大冲击，家庭作为工人的庇护所仍然继承了下来，且保持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对于当时的家庭主妇来说，她们愈发被强调的职责是为她们在外打工的丈夫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当家庭与本土社区的关系分离时，新的社会秩序逐步形成。过去由本土社区所承担的职能逐步分解，并由各种跨地域的社会专门机构，譬如法庭、医院、育儿所、福利院、学校等机构负担起来。
这里的关键是：本土社区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有机体，而社会上那些跨地区的机构只不过是一些以完成某项工作为特征的专门官僚组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强调学校教育无法取代家庭教育——只在这些官僚机构培养下成长的孩子，过早带有社会规制的痕迹，本身具有某些残缺也就不足为怪了。
工作本身的无意义、本土社区的瓦解、官僚组织的规制，在当时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在工人不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美国资产阶级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在分配方式上采取了一些非常有远见的做法，其中代表即是著名的“T型车”企业家福特的主张：8小时工作制、每天5美元高薪（在当时）、双休日制度。
这些主张葛兰西谓之“福特主义”，通过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为工人消费产品创造时间和金钱条件。福特主义的本质是让人们明白大批量生产不仅意味着产品的标准化，而且指的是大众消费。
获得金钱与闲暇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又为人们安排好了打发时间的方式：体育与时尚，或许并不是偶然。体育强调在既定规则下的竞争，在参与与观看的过程中释放了工作压力，同时锻炼了由于重复性工作而劳损的身体；时尚不但为大众带来一波波被动的娱乐，也成为刺激生产与消费的一大动力。
后工业化时期：大众社会、女权崛起与消费文化
美国社会在1950年左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标志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成熟。在这个时期，不但本土社区早已与经济发展不兼容，工业化时期备受重视的核心家庭也与资本的扩张发生了矛盾。家庭的分裂、女权运动的发展、大众物欲的膨胀、孤独的人群，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掠影。
反对者掀起的“嬉皮士”反文化运动
如同黎叔在《天下无贼》中说的：“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后工业时代，也是公司争霸市场的时代。管理与技术上的专业人才，取代了劳工与设备的稀缺地位。而在全国性甚至跨国性的市场开拓中，如果人们不愿意为了工作进行跨州或跨国的迁移，公司的业务开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这里的问题是，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依然是跨州跨国社会流动的潜在阻力——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为了工作而举家搬迁甚至四海为家。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家庭的神圣性。
这也是20世纪后叶美国女权与性解放运动高涨的一大原因。由于工作不像工业时代需要繁重的体力，家用电器又将主妇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愈发的被看作是父权制的糟粕——通过男人统治的家庭，社会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主从关系的“男人”与“女人”。
撇开“政治正确”不谈，不可否认的是女权主义对传统家庭的批判使得家庭这个概念黯然失色，在根本上动摇了“家庭”的意识形态基础。资本主义经济达到的这一阶段，为女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性解放同样在这个层面上，对传统家庭这一制度产生了根本上的破坏。以《花花公子》为首的大众媒体杂志对肉体的膜拜，开放了工业化时期紧缩的社会舆论。某种意义上，1931年赫胥黎所创作的《美丽新世界》正是对这个浪潮的预言与讽喻。
在苦难的日子里老年人总喜欢消极，退却，相信宗教，靠读书和思考混日子，思考！而现在——这就是进步了——老年人照样工作，照样性交，寻欢作乐，没有空闲，没有丝毫的时间坐下来思考……每天脚踏实地，安安稳稳地工作和娱乐，看完一部感官片又赶下一部感官片，从一个有灵气的姑娘到另一个有灵气的姑娘……
消费主义文化则通过对新教伦理的破坏，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了后工业时代的转变。尽管在工业时期，提倡节俭与禁欲的“新教”伦理对资本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以过量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后期，这种意识形态则阻碍了消费。资本主义通过广告、大众媒体与百货商场，通过对消费欲望的刺激，通过塑造以“肉体”为核心的生活追求，毫不费力的将“新教”伦理对社区成员的精神垄断破坏了。
自此，美国社会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社会阶段。从本土社区到家庭的瓦解，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人们在人际交往、公共生活、社会关系上从本土到跨地域，从有机体到单维度，从受庇于传统社区到暴露在权力机构下的转变。这一切转变的完成，也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流动创造了社会基础。
结语
村上春树曾在《舞！舞！舞！》中，借用书中人物五反田，这样描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说来荒唐：经费可以大肆挥霍，而借款却偿还不上。这世道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可捉摸，连自己是穷鬼还是富翁都搞不清。东西琳琅满目，想要的却没有；尽可挥金如土，想用钱的地方却没得用；漂亮女郎招之即来，而喜欢的女子却睡不到一起，莫名其妙的人生！
尽管历史传统相去甚远，全球化时代我们，多少也身处类似于美国两百年间所发生的历史进程之中：个体的存在方式从有机的社区变为离散的人群，根植于传统的伦理被蜂拥而上的潮流取代。我们在赞美资本与工业所带来的解放的同时，也主动投入了它们给我们安排好的“自由”当中。
参考：
[1] 杨伯溆. 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M]. 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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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振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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