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形象，反叛与互联网：从“吐槽兄弟”李诞和池子说起
这是不久前VICE中国前推出的一部短片《吐槽兄弟》中采访李诞和池子的镜头。继《吐槽大会》之后，李诞和池子又带来了《脱口秀大会》这一款非现象级网络综艺作品。也许由于他们身上也集合了这个时代年轻人们已经具备的和想成为的特质，在互联网上，他们成了网友追捧的新青年。
观摩：李诞和池子身上的中国青年形象
《吐槽大会》是由腾讯视频、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喜剧脱口秀节目。节目以网络独有的“吐槽文化”为切入点，每一期节目都会邀请一位话题名人，让他们接受吐槽和自嘲。在获得了良好的话题效果和收视率之后，原班人马又推出了《脱口秀大会》，李诞和池子就是系列节目的核心脱口秀演员。
李诞和池子
作为搭档，李诞和池子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担当。
李诞的微博认证是诗人、谐星、作家，作品《笑场》。他首先是把“写作者”的角色作为底色来表现，即使在他成名之前。这就点像克里斯托弗·诺兰揭示的一样，“一个二十多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多半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作家”。
不同于让李诞出名的脱口秀喜剧演员的身份，李诞在微博上塑造的媒介形象的确能让人把握到一些“作家”的气息。他的置顶写到“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他称他最近在写一本叫做《宇宙超度指南》的书，讲述两个人在宇宙里帮死去的人们做超度仪式；在微博上他也很容易流露出一种敏感的情绪，比如他写到：
另一方面他不承认“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种说法。在他眼中对于这一种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他用了一个通俗的解释说，“厨子下了班也会抱怨生活太累，做喜剧的抑郁难过就和厨师的难过一样。三界皆苦。”
池子在节目上经常带着“95后”的标签，梳着一头脏辫，穿着大一码的衣服出现，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美国街头的黑人嘻哈文化。在和李诞搭档了多期栏目之后，凭借着不俗的舞台表现和编剧功底，池子也渐渐积累起了人气。池子称他做脱口秀的冲动是“就跟玩滑板一样，不挣钱不怎么样就是觉得酷”。他在北京一个书店演出时被李诞发掘，随后来到上海发展。年轻人大都是因为气味相投才组合到一起的，池子也肯定他们对某一个问题的思路都会得出相同的答案。
从经验的角度看，李诞和池子无疑刻画了这样一类青年形象特质：知识青年，拥有自我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自嘲和他嘲，天才的创作冲动，接受社会现实又不真正体认。
池子曾说脱口秀精神是一种反叛，李诞就此宣称“我就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讽刺挖苦他”，但是李诞自己却是时时刻刻拿开娱乐名人的遮羞布、通过解构权威来创作段子的那个人。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互联网时代的一种青年的反叛形式，但和互联网诞生时候的“反文化”又很不一样。
互联网与青年反叛的基因：反文化运动
“反文化”运动发轫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尤其是美国。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越战失败、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等重大事件发生，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阶层扩大导致民众普遍沮丧和绝望，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掀起了学生运动。
反越战游行上的反主流文化群体
总结说来，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以及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三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
反文化运动中的青年人中，一部分激进人士希望凭借社会运动和批判理论对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他们创建政党，进行反战游行，被称为美国新左派；另一部分试图则远离城市，创建公社，摆脱现实束缚，通过“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重建精神家园，这些嬉皮士远离政治，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
正是后一部分的青年人对互联网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派别旨在通过彼此的同情和理解促进人际的亲密无间，包括推动地域上草根网络的联结，动员网络上公共议题的讨论，推动用户自生产媒体的兴起；嬉皮士的亚文化派别试图摆脱压制的传统，谋求个人自我实现，其中嬉皮士计算机资本主义（hip computer capitalism）的史蒂夫·乔布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就是代表人物。
反文化重新构思，如何利用计算机推动它愿景中的未来，他们的行动主义者把互联网从技术经验的工具改造为虚拟共同体的创造力，改造为亚文化的游戏场、民主的代理处。
网络综艺与中国的青年文化
相比上世纪对互联网产生重大影响的欧美反文化运动中青年文化对互联网的影响，中国当代青年文化与互联网的关系似乎是更受制于后者：从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日本御宅文化在中国本土化形成的“宅文化”，到之前被广泛讨论的描绘当下青年精神状态的“丧文化”，都是这一结论的表征。互联网为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长尾平台，青年文化的方向、精神气质乃至经验历史都可以从互联网了解观看、总结爬梳。
青年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亚文化形式，也无法摆脱同其他亚文化一样的命运：被主流化。学者马中红对青年亚文化持乐观态度，认为“青年亚文化还似鲶鱼，以其自身的创造性存在和文化活力不断地刺激和推动着社会主流文化的创新与前行。”
另一方面，主流化进程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商业化。《叛逆国度：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一书告诉我们, 这也是反文化带来的后果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文化运动推动了消费主义的大潮。反文化既然反大众，那么势必要将自己从千篇一律中“区分”开来，追求另类和时尚，而时尚的周期则不断加快(昨天的另类成了今天的大众)，投入其中的金钱更是推高了消费主义。归根结底，“身份区分”实际上就是阶级区分，“人们愿意多花钱，这和他们愿意多花钱获得某种形式的社会地位毫无两样”，这和反文化口口声声要消灭资本主义简直南辕北辙。而在阶级构成上，反文化所倡导的个性、自由、叛逆，更是符合资本主义求新变的内在精神，反倒是恪守新教传统的旧式资产阶级，成了资本主义自身力量的清除对象。因而可以这么说，反文化就是资本主义本身。
无论是《吐槽大会》还是《脱口秀大会》也都印证了商业的强大力量。赞助商的名字和广告词条直接进入了节目台本，构成了节目的一部分。李诞也对自己从事脱口秀的初衷很坦然：为了金钱加入这个行业。他在讲到反叛精神后说，“我挺烦人聊态度啊精神什么的……我小时候也觉得态度怎样怎样，后来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首先它是一门手艺，对脱口秀来说最主要的是好笑嘛。”
参考资料：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权利与数码乌托邦》；
《“反文化”究竟在反什么？》，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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