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Berry：“目前不是绝望的时刻，而是充满希望的行动时刻”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06年8月号
作者： 李元来
图片来源：Amazon, Pixabay
△ Thomas Berry
“贝里相信，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在这个时刻里，地球自身召唤我们去投身于自然的返魅——一个新的生态开端。贝里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先知和我们的向导。他用种包容、普世、慷慨和智慧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他的伟大事业应当而且必须是我们的。”
——切特·雷默《俄里翁》
这段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道出了《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The Great Work：Our Way Into The Future）一书的主题和要旨，即崇敬和畏惧伟大的自然界，呼喊和召唤新纪元的开始。
△ The Great Work英文版封面（在中国亚马逊有Kindle版）。本书中文版于2005年出版，译名为《伟大的事业》，目前只有旧书网站有售。
该书作者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生态思想家和文化历史学家，被誉为“生态纪”之父，而他自己则更喜欢被称作“地学家”（geologian）或“地球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贝里在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拿到文化历史学博士学位，曾短暂逗留中国，回国后与狄百瑞（Thedore de Bary）共创办了“亚洲思想和宗教研究会”，并继续保持他对亚洲思想文化研究的兴趣，出版了《佛教》（Buddhism，1968）和《印度宗教》（The Religions of the India，1972）。
20世纪70年代以后，贝里逐渐将其关注点聚焦于具有一个宇宙进化史的作为整合性的存在共同体的地球，试图澄清人类共同体在地球更大的共同体和宇宙自身中的角色。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地球之梦》（The Dream of the Earth，1988）、《宇宙的故事》（The Universe Story，1992，与Brain Swimme 合著）以及《伟大的事业》（The Great Work，1999）。其中，《伟大的事业》更是集中体现了贝里的“生态纪”思想。
“生态纪”（Ecozoic ，又译“生态生代”）是贝里创造的一个英语新名词。从地球的历史过程来说，生态纪是继地球的古生代（Paleozoic）、中生代（Mesozoic）和新生代（Cenozoic）之后的时代纪元。贝里认为，在地球经历了古生代和中生代之后所产生的新生代正在终结，而终结之后所可能出现的地球时代纪元即为“生态纪”。“生态纪”是“人类以共同受益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上的一个时期”，是地球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在生态纪中，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与广泛的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这种共同增强的生态存在方式的实现，将有赖于人类对现有生存方式的改变和对生态生存模式的创造。这种改变和创造就是贝里所言的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伟大的事业”。
“当进入一个新千年之时，我们所面临的伟大事业是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由人类蹂躏地球的时期，转向人类以一种共同受益方式存在于这颗星球上的时期。”（页3，《伟大的事业》，以下只标页码）
这项“伟大的事业”是对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超越，并将其对地球的毁灭性影响转移到“一种更加善意的存在模式”上。这既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同时也是一项异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地球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全面混乱时期” （页3）。
贝里指出，我们所肩负的“伟大的事业”其实并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某种我们生而面对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被给予的角色”，并且“超乎我们自己的任何想象”（页8）。这并不是命定主义或宿命论，相反，贝里在这里敏锐地洞察到了人类狂妄和自大背后的外在限制。当然，在这种外在限制下，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要相信，既然我们被某种超越于我们之上的力量赋予了历史使命，那么“那些安排我们角色的力量必定在这一行动中同时赋予了我们完成这个角色的能力”。（页8）从这一点上来看，贝里是个具有前瞻眼力和忧患意识的乐观主义者。“目前不是绝望的时刻，而是充满希望的行动时刻。”（页21）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基本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
贝里有关“生态纪”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框架，是重新叙述宇宙、地球和人类的故事。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以地球生命的诞生和演进为核心，人类是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过程中整体地被考察的。通过这样的重新叙述，贝里试图寻找人类生命的根源以及人类存在的宇宙价值。
贝里对宇宙、地球以及人类的故事的重新叙述的首要特点，就是时刻流露出了对宇宙、地球、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情。“要了解人类在地球功能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去欣赏自然界所有存在形式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与人的统治所无法控制的野性相关联……这是一种最深刻的现实和最深层的神秘。”（页55）
在贝里看来，我们需要从以人类为中心向以地球为中心的现实和价值准则转变。因为，“在一个感觉得到的秩序中，宇宙是惟一的自我指向的存在。”（页20）在人类和地球其他成员构成的单一的生命共同体中，每一种存在形态，在其存在和功能上都是以宇宙为指南的，且都拥有自己居住地的天然权利。人类和地球其他成员的亲密关系是相互在对方中实现的。这不只是一种幸存方式，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精神的实现”、“共同的支持”和“献身投入”。“人类既不是宇宙的附加物，也不是非法入侵者。我们在本质上与宇宙成为一个整体。”（页36）
然而，被一种“文化傲慢”所统治的西方文明，是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的。这种以工业——技术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化，根植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模式。在这种意识模式中，人类与所有其他存在的关系是彻底断裂的：所有权利都归属于人类自己，而所有其他存在的现实和价值都完全取决于对人的有用性。这种“使用性的基本态度”使得人们肆意而疯狂地掠夺自然界。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当今社会，海德格尔所推崇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已经成为一种美好而遥远的憧憬。于是，“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两种康德所描绘的，我们愈是沉思，愈是感到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诚与信仰的事物——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反而愈加显得重要。正如贝里所言，“人类的冒险绝对依赖于我们对地球和所有生活成长于地球之上的存在的敬畏、尊重和欣赏的品质。”（页195）
对贝里来说，作为人类整体的我们身处在一种具有毁灭性影响的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之中，而这种文明正在将地球历史的新生代扔进历史博物馆中。我们时代呼唤着“生态纪”的到来。这是一条人类通向“可持续生存”的未来之路。如何踏上这条“人类未来之路”，成为贝里思考的又一重大课题。“重塑人类”是他所提供的应对这一挑战的基本原则，其具体要求是，“在物种水平上，以批评性的思考，在生命系统的共同体之中，于一个时间进化的场景里，凭借故事和分享梦想体验的手段”（页186）。
人类的重塑不仅关系到人类自身作为一个物种的继续生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球“生态纪”的实现与否。于是，贝里在基本原则之下，于社会层面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变革方向。比如，在《大学》一节中，贝里认为，“大学在伟大事业的定向和实现中具有核心作用”，被看作是决定人类生活的四种基本建构之一（其他三者为政府、宗教传统和工商企业）。大学要反思自己，要从现在开始进行宇宙、地球和人类故事的教育，为学生在自然界面前的亲密存在做准备，而不是为人类扩张对自然界统治中的角色做准备。
在《伦理与生态》一节中，贝里强调了建立一种宏观伦理的重要性。也就是要在人类和地球生命系统间建立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并以其作为宏观水平上的评价尺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新的政治准则》一节中，贝里指出，人类事务中限于社会之内的保守与自由之间的旧有张力，现在正被基于面向自然界定向的发展论者与生态论者之间的张力所代替。他预言，“一种新的力量组合正在我们社会的所有机构和所有职业中形成。”在《榨取式经济》一节中，贝里倡导由榨取式经济转向有机经济。因为榨取式经济是一种终结式和破坏性的经济；有机经济则是一种永恒更新的经济，它按照生命的法则，参与地球对整个生命系统的培养。这种转变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就是要从以石油为基础的非持续性经济转向某种可持续经济的替代模式，而公司的活动就是要从以利润动机为主导转变为以关心完整的生命共同体为主导。此外，在《可持续生存的人类》一节中，贝里还就自然资源、法律、语言、教育以及医疗职业等相关方面，提出了大量的选择性建议。
《伟大事业》一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现代文化发展的剖析和批判。在贝里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模式下的人类与非人类根本性的断裂，导致了现代文化在根底上是有缺陷的，“我们陷入了严重的文化错位之中”（页85）。没有对人类现有文化模式的反思，我们无法“重塑人类”，也无法走上“人类未来之路”，更难免再次陷入文化绝境。贝里为我们提供了四种进行反思，走向未来的智慧：土著民族智慧、女性智慧、古典传统智慧以及科学智慧。这四种智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共同体现了一种和谐思想。我们应该从中获得启发，以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增强的存在方式，去迎接我们的“恩典时刻”——“生态纪”的到来。此外，该书还有如下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生态中心主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思想主张。人类中心主义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随着人被从神学的奴役和上帝的主宰下解放出来而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人类中心主义者对自然采取一种使用性的基本态度，认为自然只不过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是人类加以利用和改造的对象。生态中心主义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而逐渐兴起来的一种绿色政治与哲学理论。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人类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宰者，而是同其他非人类存在形式相互平等，人类没有特权对自然界进行无限制的索取和掠夺。贝里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其所倡导的“生态纪”理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承认非人类存在形式的独立价值，以及人类价值尺度的有限性与非惟一性。这使得他能够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而去宣扬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增强的生态存在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不是存在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我们不要试图统治和主宰非人类存在形式，而是要像贝里所希望的那样，“人类将以一种共同增强的方式出现在地球上”（页64）。
其二是某种迸发于贝里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愫与关怀。正如大地学会主席韦斯·杰克逊所作的评价——“托马斯·贝里再一次地展示出，他是少数可以被算为具有宗教头脑的人物之一”，在《伟大的事业》一书我们时刻能感受到作者宗教情愫与关怀的流露。下面摘录数句，以飨读者。
“这是我们的神圣故事，是我们对待造就一切的终极神秘的方式。”（页35）“如果我们把地球仅仅看作是自然资源的堆积，而不是一个应被尊重的神秘实体，或者不把它看作是那个人类在其中找到完整生命体验的更大共同体，那么，许多诱惑就可以成为普遍现实。”（页164）“自然世界的物质退化也是人类内在世界的退化……那些发展者们就把精神、想象、智慧或者审美体验的丧失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页129）“自然界所要求的是这样一个回应，它应超越于数理计算之上，超越于哲学推理之上，超越于科学洞见之上。……它应从人类灵魂的野性无意识的深处升起。”（页63）
其实，书中这种宗教情愫与关怀的流露与表达并不奇怪。因为，作为一个毕业于天主教大学且对佛教、印度教等诸多宗教颇有研究的学者，贝里在耳濡目染与洞察体会中自然会对宗教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生态纪”是贝里伟大的设想和预见，是人类义不容辞的“伟大事业”和“未来之路”。我们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中国的生态运动倡导者常被讥讽为“跟着富人喝粥”。意思是说，西方人是在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才讲生态和环保的；我们目前在未完成现代化的境遇下，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先富起来再说。显然，这些讥讽者无视这样的事实：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走的还是一条高消耗、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道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在整体上呈现出恶化趋势。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切身感受得到的。对我国的生态运动支持者来说，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就是，贝里的“生态纪”思想被选入董琨主编的《新课标语文读本·高三现代文》。对年轻的一代进行生态教育，可以让我们的“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21世纪的人类应该铭记并践行这样一句话：“敬畏自然界，呼唤生态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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