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以外，香港的另一面 | 在试验和错误中求索幸福
文章来源：社区伙伴
《比邻泥土香》第9期
作者：谭秀贞
【文摘&导读】“我们的生活方式、目标和价值观，都是被一种经济制度设计出来的。这一种制度的基本哲学是：金钱管治一切。”但是，“另一个世界，正在香港悄然而生。这世界小而不亮眼，人在其中不依附主流，既没有主流的珠光宝气，也没有主流的凄酸无奈。他们却又绝非自外于人群，绝非躲在暗角内感慨偷生。反之，他们昂首挺胸，既有生计活路，又过着有尊严和惬意的生活；同时，又在身体力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本文中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关于从事玻璃回收业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关于妇女环保合作社的年长社员，放弃了对于主流经济市场的追逐，他们是在如何寻找幸福呢？
在试验和错误中求索幸福
——另类经济成就的生计活路和劳动尊严
作者：谭秀贞（社区伙伴传讯主任）
一个美丽新世界，其中诞生小世界
我是香港的六零后中年，儿童和青少年成长期在1970和1980年代。那是殖民地香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迅速起飞、工业兴旺、众多赤贫市民借机脱贫的年代，包括我的赤贫家庭。那时候，大家似乎看到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每天都有丰富而新颖的物质供我们追求──林林总总的家电、新款时装和打扮、从外国引入的时髦生活品店（超市、快餐店）……一时间，这个传统渔村和贫穷小城，慢慢变得灿烂和热闹。
那时候，大家开始享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创的一个“进步”社会所带来的甜头。人人都积极求进步，许多传统观念遭摒弃。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谈到外国越来越“先进”的生活方式，例如外国人出门旅行，带着的内衣裤是纸造的，用完即弃很方便，我当时就疑惑：“那不是很浪费吗？”老师说我这种思维会令世界停滞不前。无奈，我只好接受教导。
那时所有的赤贫家庭都尽力让子女念书，务求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不要像父母辈当劳动阶层，赚辛苦钱，而是能跻身白领，薪高受敬。无论是经济制度或生活价值，金钱成为普遍量度人们成就的指标。高中时候要选入文科班或理科班，理科被看高一线，因为前途好。我选了文科，因为喜欢中国文学和地理，照例属于次等。我选科和憧憬未来职业，本能地按自己的兴趣思量，同辈就提醒我：“什么也要自己喜欢才去做，注定乞食。”当时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被视为未来的“乞食一族”；大学生流行潮语“四仔主义”——屋仔、车仔、老婆仔、细路仔（指未来可以拥有房子、车子、妻子和孩子，于愿足矣），是他们求学和做人的终极关怀。
我从没想过这种生活和价值是怎样打造出来的。上了大专，修读了一科“商业研究”，洋人老师阐释一个企业的最大使命，是要把“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再没别的考虑，因为终极目标在于创造财富。然后，企业生存致胜术就是要在市场占最大份额，如何做到？击败市场对手，如何做到？价格策略与创新产品……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生活方式、目标和价值观，都是被一种经济制度设计出来的。这一种制度的基本哲学是：金钱管治一切。人的其他幸福诉求，如健康、快乐、兴趣、自我实现、个人与家庭生活、清洁无污染的大自然环境……都在其视线之外。
△ 插画：全海燕
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哲学和套路，就是香港的主流体制，这个套路更随着自由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而日渐巩固。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单以本地生产总值来评估社会的进步程度和人民福祉，而是加入诸如健康指数、环境指数、幸福指数等内容，但香港现仍维持单一独大的经济价值。
单一价值独大的后果，就是将其他价值都挤到墙角，其他生活福祉都要略去。主流经济造成的严重贫富悬殊、作为生存必需品的住房价格和租金狂颷、受薪阶层实质薪金长年向下……人无可避免为了生存而成为经济动物，而健康、家庭生活、余闲等的幸福人生要素通通变得奢侈，更不再有余力关心社会、环境和他人。垃圾堆填区爆满、空气污染日益恶化……都在僵局中。
然而，我却在采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赫然发现另一个世界，正在香港悄然而生。这世界小而不亮眼，人在其中不依附主流，既没有主流的珠光宝气，也没有主流的凄酸无奈。他们却又绝非自外于人群，绝非躲在暗角内感慨偷生。反之，他们昂首挺胸，既有生计活路，又过着有尊严和惬意的生活；同时，又在身体力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玻璃再生璀璨”的“高尚职业”
阿邦是香港一个民间团体营办的环保项目“玻璃再生璀璨”的半职玻璃回收员，一星期上班四天，每天三小时，到酒吧外的垃圾堆中捡拾玻璃酒瓶，以供香港一所砖厂循环再造玻璃砖，用来铺路。阿邦不用工作的时间，会做点自己喜爱的事：上网、看书、爬山、到博物馆看展览、去外地旅游……这样的生活已经维持了三年。他现在是组长，协助分配人手、向新工友讲解工作程序、开工前向同事分派工具。
阿邦28岁，大学毕业，念社会学。一个知识分子加入被视为厌恶性的垃圾回收业，是同辈中的异类。捡拾玻璃酒瓶先要到每间酒吧位于后巷的垃圾堆中，把一个个黑色垃圾袋打开，忍受着臭味和肮脏，把瓶子一个个捡出来。有时候打开垃圾袋，会冒出一堆蟑螂。现时，在香港普遍的垃圾分类中，并没有玻璃。
阿邦说，如果“开足工”（即按时上班没有休假），月入约7,000港元，这还不到香港入息中位数（15,500港元 1）的一半，这即是低于贫穷线 2，属穷人一族！最近，阿邦多了海外旅游，更自行减少工时，收入再低至3,000至4,000港元，却仍能应付生活，因为与父母同住，家庭经济稳妥，不须养家，而且过着与香港主流人群不同的物质生活：
“我不买名牌，不‘碌咭’（即不使用信用卡消费），不是消费狂。物品的生产要用很多大自然原材料。我不多买衣服，制衣过程会污染水源。一个月3,000至4,000港元够我用，我每天在家吃饭，只是偶尔约朋友出外吃饭。”
△ 图片来源：玻璃再生璀璨
一个大学毕业生算是社会精英，为何选择捡拾玻璃为业，让收入低于贫穷线？阿邦过去也曾从事全职的非牟利团体工作，每日上班逾10小时，还要带工作回家做，没时间看报纸。他解释现时的选择：“我希望时间能由我控制，不想被一份工作控制……那时候（做全职工作时），我跟世界脱节，不知世界在发生什么事。”
阿邦入行纯属机缘巧合，并不源于高大神圣的淑世理想。他需要一份工作，上网看到这职位就申请了，于是一直做到现在。“选这份工作，因为感到社会应该有这回事（回收玻璃），盼能尽一份力……对这工作没有强烈的好恶，当然也不会很渴望每天大清早起来（捡拾玻璃时间在清晨约七至十时）。只觉得工作有意义，免令玻璃丢去堆填区。”
工作带给阿邦两个好处：因劳动而多了运动，减去几十磅；同时，避免浪费的环保意识也因此而得到提高。
△ 图片来源：玻璃再生璀璨
阿邦父母虽不赞赏他的工作，却也并不反对，亲子感情不受影响。朋辈亦没有歧视，当他们问到为何选择这工作时，阿邦会回答说：“我生活花费少一点便可应付…… ”他另提到，“愿意和我做朋友的，就尊重我的职业。我有问题是自己解决的，没有要求朋友同学帮忙。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说工作无分贵贱，现实社会却常把工作与人的地位相扣连，将人简单分类，令很多人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阿邦一点也不介意别人的眼光，反而感受到极大的工作尊严：“我的工作相对于那些从事非常浪费资源的人的工作，高尚得多了。”
才28岁的他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还要迎接人生的各个阶段，届时能否回避主流生活的催迫与无情？想象将来结婚成家、养儿育女，阿邦也坦承，不排除要无奈返回主流社会去“捱骡仔”（指为生计役役劳苦）。
阿邦的两位同事、半工读二十出头的玻璃回收员达钧（在大学念公共行政）和浩天（在专业学院修读运动教练学）情况大致相似──既为生计课余赚外快，也为环保理想加入行业；不感工作低下，不介怀工作肮脏繁重；父母朋辈没异议。浩天更获同学尊敬：“他们尊重我这份工作，佩服我能一早起来上班，欣赏我持续下去的毅力。开工时，每装满一桶玻璃酒瓶，就很有满足感。”
△ 图片来源：玻璃再生璀璨
属于大学时期追慕“四仔主义”的那代人，我没想过香港今日会有这样的年青人。他们若被放在“四仔主义”年代，或今日仍经济价值独大的香港主流社会内被品评，应该属于颓败的“废青”一族。但我却从心底羡慕他们──没有高调济世的大理想，只为一个平凡而实际的出发点生活，用自己的劳力诚实赚取生计，因此而满足、身心健康、自由、享尊严，为工作的美好意义乐在其中、不卑不亢……
当然我也不至于幼稚，这样的生活来自一种非主流的另类经济模式，它能否持续和茁壮成荫是个大考题。“玻璃再生璀璨”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环境及自然保护基金”资助运作，可以不太受自由市场冲击，只需做到收支平衡，不需有盈利，员工时薪更几乎双倍于法定最低工资。但这盘事业可运作多久不能确定，政府政策和主流市场状况会是影响的因素之一。
“绿慧公社”与妇女自主
香港另一个非主流经济模式机构是妇女环保合作社“绿慧公社”，生产和销售环保肥皂和清洁剂──收集食用废油循环再造、不添加化学剂。生意一直勉强收支平衡，在业界内有口碑，甚至吸引外间企业前来探路合作，但开出的条件却违背环保原则，例如要求肥皂有香味和颜色，这就须多加添加剂；或要求不用废油而用优质油，以及要包装精美等，该社不愿为迎合市场而损害环境，因此回拒了合作的要求。
△ 插画：全海燕
营运了八年后，绿慧公社于2016年11月暂时关闭厂房，但却非倒闭，机构仍继续运作，停产后仍持续工作坊等教育活动。理事长陆少琼强调，现在是暂时休息，沉淀一下经验，再摸索前路，例如看是否找到年轻妇女接班。
暂停原因主要是以年长妇女为主的社员，因健康欠佳及承担家庭责任（如照顾长者或孙儿等），感到劳累而需休息；加上近年生意不好，又逢加租；再就是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增多，公社的生计也在竞争中受到冲击。
绿慧公社是一个由义工组织转型而成的合作社，转型前亦由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自然保护基金”资助运作。由于前身机构已有生产所需的物资，转为合作社后，每个社员入股少量股金便可做“老板”。营运决策由社员民主参与，不像商业机构由上而下；雇员管理弹性和人性化，妇女员工有弹性工作时间，既可照顾家庭，又可有自己的事业，例如因家庭突发事故需请假，不需扣工资，又按照社员的个别能力分配工作。营商方面，仍遵循自由市场的供求定律。
60岁的少月堪称与绿慧公社共同进退，在其前身时期已经任职，至去年11月停产共工作了十一年。她负责制作和包装肥皂，偶尔协助工作坊教授肥皂制作。
为何留在这合作社，而不是外间的商业机构工作？少月答得简单直接：“因（自己）不够醒目，不够快手，能力不足。在外面的企业，要好快手，又紧张。”说话不太灵光的少月有点驼背，双腿走路亦不灵便。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少月由小学升中学，当年香港未有普及教育，许多贫童因成绩欠佳不能升中学，小学毕业就到工厂打工，少月就是这群人之一。
现时这份工作是少月养活自己的唯一收入来源，她坦言子女只能顾及他们自己，未能照顾她，但收入只是刚刚好，生活要尽量省钱，例如不会参加很多大型活动，不买漂亮衣服。问到这份工作的好处，她也能指出一些：工时不多（一星期上班五天，每天六小时）；工作不需快手，不紧张；有工业安全保障（制作肥皂要使用碱性较高的氢氧化钠等腐蚀性化学剂，公社规定须有两名工友在场才可生产，以互相照应）。
少月说自己“麻麻地”（一般、普通）喜欢这工作。但她同时指出，工作不像外面那么大压力，有时可以迟一点上班，家有要事亦可通融。有一次，她的儿子不慎摔了一跤，她因照顾儿子请假几天，亦没有被扣工资。
理事长陆少琼承认这种人性管理非常靠赖员工之间的互信和体谅。公社要求员工只要办妥手上工作，工时是可以弹性的。这样，妇女员工能体现自由自主，工作不致完全妨碍她们履行家庭责任。像少月这样未能适应主流经济运作、又非没有工作能力和技术的人，在这另类经济模式里找到了生计、自主和自由。
谈到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其他收获，少月说是有机会到大学的讲座上分享制作环保肥皂的方法。公社时常举办这样的工作坊，又到学校和不同团体中举行讲座，宣扬环保理念。
“我自己虽然不是大学生（只有小学程度），却可以去大学讲座上与人分享，令我大胆了很多。我以前把自己收藏起来，不说话的。”
另一位年届七十的社员婉玲已经退休，子女已自立成人，没家庭经济负担，她就单纯为了献力环保而效力公社多年。在短短半个钟的电话访问中，她热情对答，笑声爽朗。
“这工作很有意思，我们向人宣传不要把废油倒掉，留下来制肥皂和清洁剂，人们便知道原来废油是有用的。我们公开销售产品后，顾客试用过十分喜欢，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做些无谓的事。
（做了这份工作以后）我平日都身体力行实践环保，例如玻璃瓶消毒后再用，塑料瓶也会重复使用，洗过菜的水用来浇花、冲厕所。我家20盆花都是用洗菜水浇灌的。
我很感谢‘绿慧公社’，来了之后人变得开朗，练就一身好武功（摆放肥皂和清洁剂存货需要很好的体力）。以前一直在家照顾爸妈、弟妹，（结婚后）只能在家带孩子，照顾姑翁，然后又照顾孙儿……现在（在公社工作之后）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增长很多知识，眼界拓宽了，好开心！”
婉玲的欣喜注满肺腑，少月不能适应主流经济却能寻到另类糊口之途，一个实现了自我追求，另一个找到了成就自信自主的生计活路和尊严。
追寻幸福人生，何去何从？
△ 插画：全海燕
重视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体系相信，市场是个公道的机制，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是失败者，因为物竞天择、能者居之。然而，自小就信奉这个信念、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过去二十年来，渐渐发现社会上所谓的“失败者”，其种类和人数似在与日俱增──从前，教育程度低、技术程度低的工人在香港劳动力密集工业式微之后，成了失败者；当下，许多奋发向上的年轻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生，都人浮于事；创造力焕发的年轻信息科技人员、文化创意人员，因租金狂攀而无法创业；高级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因无法负荷天文数值的房价而难以购置自己的居所。
另一边厢，渐见一些知识条件不俗的年轻人，如阿邦、浩天和达钧，放弃了对主流经济市场的追逐，悠然过着未必被大众认同的生活。他们真的是失败者吗？
这可能就是探究另类经济和另类生活模式的原因，但谁又能给予肯定而完美的答案呢？主流和另类又是否互相排斥？可持续的幸福路，可能只有在跌跌碰碰的试验和错误过程中求索。
关于
玻璃再生璀璨 3
玻璃再生璀璨于2010年由香港泥头车司机协会创办，回收玻璃酒瓶供环保砖厂制砖，项目获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营运至今近7年。
最新一期的项目获得政府两年的资助，金额约400多万港元，用于支付2.5名全职人员及8名兼职玻璃回收员的薪金、场地租金、灯油火蜡及占到最大比例的运输费。
项目一年回收废饮品酒瓶玻璃约1,080公吨，占香港一年（2011年）产生的55,000公吨废饮品玻璃瓶的2%。机构的经验证实了回收玻璃在香港存在需求，如西贡区回收玻璃的需求很大，但因政府资助不足导致缺乏更多人手和运输费应付。
玻璃回收业的瓶颈之一是昂贵的地租（摆放玻璃需要地方，支撑循环再造需要工厂）。玻璃回收再用可减缓消耗大自然资源，同时减少废弃玻璃。因暂时玻璃回收在市场不赚钱，其存活需要依靠“补充机制”，即享有税收的政府以资助方式，进行资源再分配来支持作业。
绿慧公社 4
利用食用废油制作环保肥皂及清洁剂的绿慧公社以合作社形式运作，运作约8年来一直勉强收支平衡，2016年遇上困难暂时停产，休业筹策。公社前身是义工组织“绿色女流”，2002年成立时，在政府“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下制售环保清洁剂。2008年起，政府不再资助该项目，需要自负盈亏，遂转型为独立的合作社。
由于转型前在政府资助下已购置了机器硬件等生产物资，转型后所需成本不多，每名社员以100港元一股的价格购入股份，公社以此方式集资支付租金及员工薪酬，员工作为老板亦分享收益。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因资金周转不来而付不起工资，需要依靠友好垫支应急；有时突来一个重要订单，足以支持数月的营运。
处理食用废油是重要的环保议题──油污倒入沟渠会引起淤塞；香港的废油更被不法商人卖往中国大陆当食用油；另外，废油造清洁剂可以减少对大海的污染。
注释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于2016年5月至6月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为15,500港元。（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10_tc.jsp）
2. 香港贫穷线的计算是入息中位数的一半，最新的入息中位数为15,500港元（注脚4），其一半即7,750港元，这是贫穷线水平。阿邦若“开足工”平均月入只有7,000港元，已低于贫穷线，属穷人一族。
3. 资料源于项目网站http://www.greenglass.org.hk 及对其项目统筹黎梅贞的访谈。
4. 资料源于机构网站 http://greenwomen.net 及对其理事长陆少琼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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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cd.org.hk/zh-hans/content/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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