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人物（8）湘籍文化人王开林
其实我只见过王开林两次面。几年前我通过出版社邀请他来做过一次讲座，算是认识他，因为彼此都是湖南人的背景，又是喜欢读书，一天的接触之中，感情自然亲近了许多。在他来南京之前，我就“厚着脸皮”鼓起勇气向他索要他的一套六册书籍，由复旦大学出版的《晚清民国三十三个奇人》。去年我去长沙时，他得知消息，就专门开车来接我，请我去茶馆喝茶，我们一起聊天到午夜，很是投机，而这也不过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王开林是我朋友圈中，最有书生气的文化人。他17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职湖南作协副主席、《文学界》副主编，可谓少年才俊，湖湘名流，就凭这一点，我就先入为主，对他心生仰慕。他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三十五部，比如《站在山谷与你对话》、《沧海明珠一捧泪》、《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敢为天下先》、《非常爱，非常痛》、《非常人，非常事》、《纵横天下湖南人》都是其代表作，还发表长篇小说两部、长篇传记两部。作品被收入海内外近四百种散文、随笔选本和年鉴。他是国内多家报纸刊物的撰文常客，网络粉丝遍布各省，针砭时弊文笔锋利，怀旧感伤语言柔软，纵横文学界自是不在话下，其文笔长于涉猎人物，如果说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先生是以人物雕塑见长的话，那在我的印象中，王开林则尤其以湖湘人物考究、湖湘文化研究和写作最为强项。我在2015年曾经写过一篇《为什么是湖南》的文章，分析为什么抗日战争在湖南由相持走向胜利，后来这篇文章被不计其数的网站转发，那些网站虽然对文章题目改来改去，但是文章正文部分一个字没有改，被阅读点击数累计过百万，我的这篇文章，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受他在我们学校的文化讲座《百年湖南人的血勇与理智》所启发。
王开林个子不高，脸型柔和，和我一样是典型的湖南人身材，但是他透过眼镜看着你的眼神，让你立即能感受到那种文化人特有的内敛和谨慎，当然还有一点点的孤傲。我所理解的文化人，应该是比读书人更深一层的，是在读书吸取知识的基础上，有所思有所想，将知识上升而内化为自己的修养，能够用自己独立的角度批判性地来看待人和事。内敛是因为虚心而不张扬，谨慎是因为警惕而不盲从，孤傲则是那种一骑绝尘、无可匹敌的睥睨天下。
那晚在长沙，与其促膝长谈，自然少不了他熟悉的领域。王开林对湖湘文化和人物的独到见解，以及他的言谈举止，常常让我产生错觉，似乎在他身上，隐约能让我看到同是湖南人的左宗棠和王闿运的影子。左宗棠（字季高）天下大公，收复新疆，保有六分之一的国土疆域，功勋盖世，但是不屑培植私人势力，脾气不好，甚为执拗自负，当世时候甚惹人厌，却为后世缅怀。王闿运（字湘绮）是湖南晚清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家，他很早就中了举人（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民国清史馆馆长，岳麓书院内“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著名对联传说出自他之手。
在我看来，王开林有季高之傲气，兼湘绮之文采。也许官场常有的那种溜须拍马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奴性和江湖习气，大概不适合王开林的个性，因此官场上少了一个虚伪和言不由衷之人，正如左宗棠的仕途始终没有与其才能相匹配一样。左宗棠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终老在福建，就像一块好钢材，没有用在建筑房屋的栋梁之上，反而是那些朽木被用在栋梁的位置上，这不是左宗棠的错，而是国家的损失。而王闿运也是不善官场运作之人，他曾做过顾命八大臣之一的肃顺的家庭教师，后又不合时宜的为肃顺被杀而撰写《祺祥故事》来辨解，这成了他最主要的“政治负资源”。曾国荃请其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这本来是一个讨好朝廷命官而获得青云直上的好机会，但王闿运在书中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所以此书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但是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用文学的妙笔写肮脏的政治交易，如果还要保有文人的独立思想，自然是难以受到官场待见的。此时，我还想到了那个著名的湖湘文化人、伟大的爱国者屈原。我能感觉到，王开林身上大概也有这些湖湘文化人中优秀的不低头的倔脾气，所以，大多数时候，王开林的脸上都是比较严肃的表情，那种需要向混沌的思想大声呐喊的使命感在驱使着他的内心。他说：“在官本位的畸形社会，几乎人人尊权，个个慕势，纯良的书生很容易被异化为禄蠹。唯有当他们功名受挫，仕途绝望时，貌似废弃，实为成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世道，一位天才被低估或许就是被高看，被埋没或许就是被珍藏。其天性避开了斧斤的砍伐，幸运莫此为大。”
而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里，有王开林自由自在的思想和写作的空间，那是他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他说:“由内心驱使的写作止于表达完成，由外力驱使的写作止于功利完结。”他的写作几乎都是来自内心的呼喊。如果一个社会，连文化人都丧失了敢于正视社会的勇气，那再多的文学作品又有何意义？不过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太多了就显得轻浮浅薄，在时间的长河中，一阵风来，这样的作品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抬手看表，时间已是长沙第二天午夜凌晨，长沙这座城市历史上既有着抵御外敌、英勇抗争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有着儒家、理学、经学等文化传统的岳麓书院，这里的人们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基因。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又名欧阳睿年）的《蜀警录》中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语，其实，在我看来应该是“天下欲变湘已变，天下革命湘为先”。湖南人在近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人才辈出，就是最好的注解。
王开林说：“我只写个人感兴趣、具有批判意识，并且抵制流俗的题材。不论外界怎样评价，我都敢做最想做、认为最值得做的事情。”
在我的眼里，王开林就是那种特立独行的湘籍文化人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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