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50岁时选择重新开始……
乐黛云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她在其新书《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写道：“生活的道路有千万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是选择。”
在自传中，乐黛云先生的文字质朴、坦诚、就像她的为人。她更首次公开“命、运、德、知、行”五字人生箴言，她的人生选择、人生智慧需要钻进每一个字眼里，细细掂量、深深体悟。
1931年，乐黛云出生在美丽的山城贵阳。她的父母都是新派人，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他们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她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她阅读和背诵。
8岁的乐黛云
父亲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后，他们一家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父亲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房子，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就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有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少年时的乐黛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她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
乐黛云与父亲在一起
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乐黛云快乐地度过了初中时代。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其中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下江人”，名字叫朱桐仙。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知识之后给学生讲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微贱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乐黛云，她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在老师的熏陶下，乐黛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1952年，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了。公公是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汤用彤先生。
乐黛云与汤一介结婚照
1952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
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
晚上八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
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
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一家四口
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献出来，听说和其他北大教授的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
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
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他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
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连说，《诗经》你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我惭愧万分，只好说我们上大学时，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相也有福气！
乐黛云与汤一介的伉俪情深早已传为美谈，这也可以从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寻到或美好或伤感或温情的瞬间——-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在北京大学燕园，人们常常看到，黄昏时分，有两位老人绕着未名湖漫步同行。他们绕着这个“有名”的湖不知有多少圈了，还会再绕着同行，也许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他们绕着这个湖一圈又一圈，从青年到中年，又从中年到老年。这湖，这湖边的花树，湖边的石头，湖边的靠背椅，湖边树丛中的鸟，一一都引起他们的回忆：他们在湖上无忧无虑地溜着冰；他们刚会走路的小女儿跟着年轻的父亲走在小径上，留下一张有着他们背影的照片；他们看着儿子在冰球场上横冲直撞；他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年老的汤用彤先生绕湖观赏春天的美景；他们也常倾听着由湖边音响中播放的中外古典音乐，悠然神往。春天，他们找寻湖边的二月兰；秋天，他们欣赏湖岸不知名的黄花。他们绕湖同行，常常也会触景生情：湖的这边曾有他们的学生跳水自尽；湖的那边埋葬着他们所钟爱的一个学生的骨灰；湖边的小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被隔离审查时离别的分手处……
绕湖同行，是不尽的回忆，也是当下的生活。他们边散步，边辩论应如何解释“有物混成”，探讨多种文明共存是否可能；他们议论理查·罗蒂在上海的演讲，也回忆与杜维明和安乐哲在湖滨的漫谈；他们还常共同吟味《桃花扇》中一曲《哀江南》所写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他们多次设计着如何改变当前忙乱的生活，但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他们常说应去密云观赏红叶，但红叶早已凋零，他们仍未成行。他们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新书，汇集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言。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逼，仍不能按期交出的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五十岁的乐黛云，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时候，毅然决然选择了重新开始。此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成为整个人文研究中一条异常活跃的“鲶鱼”。
九十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乐黛云将自己一生的人生经历，包括她的家庭，她的爱情，她与时代的沉浮，她跟命运的较量，她对学问的追求，她对一颗颗自由灵魂的怀念，都在书中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乐黛云说：“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
第一个字是“命”
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你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和你生在一个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命，你不能选择的。这叫“命中注定”。
第二个字是“运”
这个“运”是动态的，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很多运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可就是发生了某种“运” 。
比如我搞比较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时已经是1981年了，我都已经五十岁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我选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了，而且，不单是在哈佛大学访学了一年，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人来哈佛大学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做两年客座研究员。我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能呢？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都是很好的学校。
后来，我就相信这个“运”，就是说“时来运转”。“运”是不能强求的， “运”没有来的时候，强求也没有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它是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后面推动的，并不是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费孝通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龙”，可是他希望孩子是个好人，不要是个坏人，这是生存在我们老百姓文化中的一个基因。
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那时什么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也能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当时我真的很着急呀，每天满山遍野地让猪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把那些猪养得还可以，反正不算肥，但是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吃得挺高兴，我觉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还是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
第四个字是“知”
“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
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猪，一边念念英文单词，没有把英语基础全丢掉。我原来是喜欢外国文学的，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小说。他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
我很奇怪，一方面是那种特别进取的，像我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都是比较进取的，立志要为别人、为大众做一点事；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曲，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比方说我年轻时老爱背诵的那些元曲：“朝如青丝暮成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之类。
这些知识对我以后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又运气好，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这就使我有了从事比较文学的愿望，特别喜欢这个学科，也看到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未可限量。
第五个字是“行”
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你的行为。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当你面临一个个关口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是纷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
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或者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我觉得我自己遇到很多这样的关口，例如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领导真的很挽留我，告诉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写序的时候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这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时选择对了，有时选择错了！选择对了，运气不来也不行。
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彭真市长调我去做秘书，我选择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没想到一来二去，当时竟把我的档案弄丢了，我也不想去找，后来也就算了。这样，我还留在北大，这就是选择和命运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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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路艳霞本期编辑：金力维本期监制：贾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