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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电影》摄影师揭秘80年代,柴火垛前拍出明星大片

李俐 艺绽 2022-07-30

在日前举办的BRTV《光影新视界》首届摄影联展上,几本《大众电影》老杂志把观众的记忆带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封面上那些惊艳了一个时代的明星照,许多就出自张甦妍之手。

今年1月,张甦妍的作品在中华世纪坛展出,阎彤摄

当年的明星大片是如何出炉的?带着一份好奇,艺绽君专访了76岁的老摄影师张甦妍,听她回忆镜头里的那些流金岁月。


自家小屋成了简易摄影工作室

走进张甦妍的家,墙上挂着的大镜框里有一整版她与知名导演、演员们的合影。

1992年,张甦妍和巩俐在电影《霸王别姬》北影片场合影

张艺谋、巩俐、章子怡、姜文、李雪健、葛优、陈道明、唐国强、刘晓庆、斯琴高娃、潘虹、蒋雯丽、徐帆、许晴、陈红、傅彪、高仓健、秦祥林、梁家辉……这些拍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记录了张甦妍的职业生涯,也见证了她和这些电影人在工作中结下的友谊。

1986年,张甦妍和刘晓庆在电影《芙蓉镇》湖南外景地合影

从八十年代初《中国银幕》复刊和《电影画报》创刊开始,到1984年调入《大众电影》杂志社,直至2005年退休,张甦妍在摄影师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25年。“那会儿没有专业的摄影棚,基本上走哪拍哪,有时去演员的驻地,有时在我家。”张甦妍回忆,当时她的宿舍使用面积只有30多平米,却接待过不少演员。

“在家拍摄基本就是利用自然光,仅有的几支小灯,是剧组的照明师送的。背景有时就用各种颜色的布,我出差的时候看到好看的布料,就买回来当背景。”因为房间太小,有时候张甦妍干脆就让演员坐在自己床上拍照,背景就是自家窗帘。“可能我是女摄影师,女演员们在我面前也就特别放松。”

明星们住的饭店、宿舍甚至京郊的农村,都曾是张甦妍的临时摄影棚。“1992年,我给蒋雯丽和林芳兵拍照,就约在顺义我姥姥家,背景就是农村的土墙、柴火垛、小路,再让蒋雯丽推上我表弟的自行车,特别有乡土气息。”她记得,蒋雯丽还特别要求纯素颜出镜,拍出来的效果格外真实、自然。

当年给演员拍照,他们大多数都是自己化妆,自己造型,甚至连衣服都互相借着穿。“现在明星撞衫好像是件丢人的事儿,但当时有一条漂亮裙子,能拍好几个明星。”张甦妍翻出了1994年第5期《大众电影》的封底照,照片中茹萍穿的花上衣,就是张甦妍自己买来布料,再请剧组的服装师做的。


没有后期修片也没人刻意减肥

80年代,《大众电影》曾以单期947万册印量创造了电影杂志一期销售量最高的世界纪录,而封面照恰恰是决定销量的重要因素。在那个没有网络平台的时代,象征演员走红的标志也正是频繁登上《大众电影》杂志封面。因此,编辑们对封面照的选题格外重视。“当时我们选择谁来拍封面,一是要看影片的市场情况,二是看演员的潜力。”

除了已经成名的演员,有时候,电影学院的老师也会向张甦妍推荐新人。“北电表演系94班有三朵金花,蒋勤勤、陈莎莎、金巧巧,她们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拍过。”

蒋勤勤,拍摄于1994年10月13日,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


孙俪,拍摄于2002年,北京亚运村

在很多明星还没有冉冉升起时,张甦妍的镜头已经对准了他们。1991年,电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上映。“看完电影之后,我对宁静印象很深,她的外形气质识别度很高。”趁着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张甦妍便主动约了宁静拍照。后来,随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河谷》等影片接连上映,宁静一炮而红,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宁静,拍摄于1998年,重庆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当时知名度最高、参与性最强、普及面最广的群众评奖活动,最火时群众投票数以百万计。为了能投自己喜爱的电影和演员一票,很多读者凌晨就在报刊门市部前等待。“那时候的选票都是一麻袋一麻袋装的,还需要人工计票。”张甦妍和同事们利用午休的时间,也参与到计票的工作中,“拆100个信封可以挣几分钱,钱虽然不多,但这段经历现在想来是很好玩的。”

陈红,拍摄于1993年10月23日,北京恭王府

《大众电影》不仅记录了电影业在八十年代的辉煌,也为我们记录下那个年代淳朴、简单的美。“现在的照片都得美颜精修,但当时我们拍照都是‘零后期’,拍一位明星最多用两卷胶卷,也就是60张。一般他们不会给摄影师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选片也都是美术编辑和摄影师选,他们很少干涉。”

史可,拍摄于1991年,北京

与现在女明星们清一色的锥子脸、高鼻梁不同,八十年代很少有演员化浓妆,更别提医美、整容了。“当时的审美是崇尚自然,演员们各有各的特色,不会一味地以瘦为美,也没有人会刻意减肥,除非是为了角色需要。”张甦妍回忆,“那时候大家喜欢的男演员都是有阳刚气的、有分量的、有棱角的,比如邵兵、孙淳、尤勇那样的。如果说谁是‘奶油小生’,那是个贬义词。男演员拍照基本不化妆,就为了拍出男人的质感。”

尊龙,拍摄于1994年9月5日,北京首都宾馆


她曾在张艺谋班上旁听

60年代初,张甦妍读高中时,父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我们家住在博物馆旁边的宿舍,一出门就是天安门广场。正好邻居是国博做摄影工作的,在广场给我拍了好多照片。”当时她就想,如果自己将来也能当摄影师就好了。填报志愿时,她便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只过了初试,没过复试。后来被工程系录取了。”

1973年分配工作时,张甦妍被分到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技术工作,1977年被调到宣传处,负责洗印电影剧照。“后来《中国银幕》要复刊,领导让我回电影学院进修,结果就跟着摄影系78班旁听。这个班里,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所以他说过,‘必须得努力’,这句话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平时话不多,但特别勤奋。”张甦妍还从影集里找到了当年他们班去十渡拍图片作业时,她给张艺谋拍的一张黑白照片:“现在看起来很珍贵了。”

1979年,张艺谋在北京房山十渡拍摄图片作业


张艺谋,拍摄于1999年,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外景地

能从事摄影工作,张甦妍直言“幸运”。“因为我没有绘画基础,个子也比较矮,应该说条件不如别人优越。”但凭着满腔的热情、勤奋好学的态度和低调直爽的性格,她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导演、演员们的认可,也和他们成了交心的朋友。

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敦煌夜谭》《火烧阿房宫》四部戏,都是请我去当剧照师,他对我特别信任。”

李翰祥拍摄电影《垂帘听政》时,在故宫给演员刘晓庆、梁家辉、陈烨说戏,拍摄于1982年

至今,张甦妍都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工作氛围。“当时演员在剧组拍戏,没有人带助理,收工的时候也是帮着工作人员一起收东西,大家是非常平等、真诚地交往。那时候对演员要求也很严谨,因为是胶片时代,很多时候就得一条过,不管多大的明星,都得做好功课。”

1981年,张甦妍给郭凯敏拍照,张瑜主动帮忙打灯

在她看来,到了90年代后期,从演员有了经纪公司开始,影视行业越来越市场化,种种乱象也开始冒头。“现在老说‘人设崩塌’,当年可没有‘人设’,只有艺术工作者对自我的严格要求。”

虽然拍了那么多经典照片,但张甦妍没有出过画册,也没有举办过个展。明星摄影师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巨大的光环,但在她看来仅仅是一份平凡的工作。“现在,偶尔翻翻留下来的老杂志,给自己留了个念想,就足够了。”这份工作真正让她收获幸福感、价值感的地方在于,“能将这些电影人的美好瞬间定格下来,和大家分享。”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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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记者、编辑:李俐

本期图片:张甦妍拍摄及供图

本期监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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