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青年人应从这次抗疫中读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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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与17年前抗击非典时相比，如今我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抗击疫情的困难和挑战与非典时期相比有何不同？
韩毓海：第一个不同是：这次疫情无论是从传播速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比非典要严重。传播范围广就意味着，尽管中国为其他国家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未来一个时期，其他国家能否像中国这样成功控制疫情？这对整个世界的治理结构，对于国际社会的应急能力，都是一个严峻挑战。这甚至意味着，中国成功控制疫情之后，还要对国际社会的防控进行各种支援，要对世界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由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的，也就是说，这次防控战，很可能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战场，有两个不同阶段。
第二个不同是：这次疫情是在春节期间、在人口流动最高峰时期暴发的。中国春节的人口流动，是一个世界奇观，因为涉及十几亿人的流动，加之出城与返城，时间的跨度很大，从天时上看，这使这次防控战的不确定性空前增加了。
第三个不同是：中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全球产业链的核心，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如果中国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将是极为严重的。
总体来说，由于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一样了，担负的责任更大了，所以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增加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挑战来自国内国际，既有人民健康方面的，也有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方面的。
《中国青年》：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第一时间汇集全国资源，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抗击疫情。为何说这是一次新时代的人民战争？如何理解总体战、阻击战的含义？
韩毓海：在整个战“疫”过程中，有几个英雄群体是冲在最前面的，这就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基层劳动者、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他们的牺牲和行动，每时每刻都在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什么是中华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它深刻地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它深刻表明：讲好中国故事，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正像离开了张思德，就不能讲好为人民服务的故事一样，离开了我们身边的这些普通人中的英雄，也就不能讲好中国故事。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们的人民这么好，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如此强有力，我们怎么会对中国没有自信，对我们的文化没有自信，对这样伟大的人民没有自信呢？正是今天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当然应该有这个自信。
眼前的事实还告诉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这个制度的基础，特别是广大基层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他们坚守岗位，扶老携幼，对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生活困难的群众，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危急时刻，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人民的身边。应该说，在这次战“疫”中，几乎每一个白衣战士都是白求恩，每一个党的基层工作者都是焦裕禄。英雄在人民中。
这次战“疫”，分为不同的战线，也分为不同的阶段：医务工作者担负着国家治疗的任务，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担负着群防群控、国家防疫的工作，中国强大的产业链承担着物资生产方面的责任，物流和配送承担着物资转运的责任，新闻宣传起到了鼓劲加油的作用，人民解放军践行着人民子弟兵的宗旨。各条战线形成合力，因此称之为总体战。
这次疫情来势凶猛，防控形势变化无常，这对我们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反应机制是严峻考验。这样的危急情况，决定了我们遇到敌情随时就要打，决定了作战必须灵活机动，决定了必须发挥前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决定了前方将士必须勇于担责、勇于决策，甚至决定了有多少人、有多少弹药，就打什么仗，不要等待、犹疑、拖延，先打了再说，如果有所迟疑，那就会丧失战机，造成战线失守。因此，这是一场阻击战，必须采用阻击战的打法。为了认识什么叫阻击战，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中国青年》： 1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北京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于“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三个词，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韩毓海：中国速度，可以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中国规模，可以看武汉怎样从“人等床”变成“床等人”；中国效率，可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3日直接以视频方式向17万县团级以上干部发出的动员和部署。这些在全世界都是没有过的。
《中国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谭德塞亦曾表示，“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全面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越是在面对艰难困苦和伟大斗争时，我们就越能够充分理解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我国国家制度的优势在此次阻击战中是如何体现的？
韩毓海：我们的制度优势，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奠定的，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奠定的，包括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包括物联网配送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并加以概括。而这次战“疫”，从免费救治到19省份对口支援，从“政、商、军、警、民”联动到五级联防联控，正是这些制度优势的全面呈现。可以说，全党同志是在战场上学习、践行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
《中国青年》：国外网友说，如果将当前国内的疫情放在国外包括欧美国家，在封城、交通管制、全民居家隔离的同时，水电通信和生活物资仍供应不停，社会秩序不乱，国家机器有条不紊地正常运转，国外很难做到，他们认为很多举措只有在中国才能实行。您对此如何看待和理解？
韩毓海：是的，我也注意到日本学者加谷珪一的文章，题目是《战时状态凸显中国制度优势》，文章讲了四个方面：一是中国从基层开始的高度组织动员能力；二是中国人的心很齐，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深入骨髓；三是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保证了物资大规模生产与配送；四是基础设施的优势，水电通讯在战时高效正常运行，社会秩序极为平稳。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不可与之开战”的国家，在中国成功战胜疫情之后，世界金融机构一定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而且，各国公共安全系统都会学习中国的经验。
《中国青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政府和民众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全球大范围扩散。可以说，中国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了贡献。在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韩毓海：中国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但是，现在断言疫情在国外也可以得到控制，还为时尚早，也无法断言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能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很好。因为这次疫情的最大特点，就是对高度聚集的大城市打击最大。
多年前，美国杜克大学的哈特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尼格里写过一本畅销的思想著作，叫作《帝国》。这本书中有个重要观点，值得我们今天再思考。他们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三个特点：一是资本在一个狭小的城市空间里的高度集中；二是打零工的劳动者的高度流动性；三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在全面私有化过程中被摧毁。这三个特征，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治理体系的高度脆弱性，也决定了一旦发生疫情，病毒必然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区暴发，更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治理体系，难以控制、应对病毒的蔓延。
我们当然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次疫情更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发达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体制相比，具有根本的优势，对比《帝国》里的描述，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如下两个巨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作为农民工输出地和返乡地的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具有强大的应急和管理能力，各地能把返乡的农民工有序安排管理，现在又有序安排他们复工。正因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防控处理得非常好，就防止了疫情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蔓延。我们小时候是看着《地雷战》《地道战》《春苗》这些电影长大的，知道我们的村支书是干什么的，知道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个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的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制度的一个伟大的优势。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公立医院体系依然很强大，特别是有些省，比较好地顶住了“社会办医”、把公立医院私有化的浪潮。比如说辽宁省，过去也被人批评，说他们没有把医疗服务导向转变为资本导向。但是这一次，辽宁省往武汉派出的医疗队，在全国居第三位，辽宁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感人的突出表现，已经回答了什么叫制度的优势。
《中国青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前社会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和漏洞，我们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韩毓海：总体来说，我们的应对是非常好的，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长期和平发展，我们缺乏进入战时状态的准备和经验，加上疫情猝不及防，我们有些部门没有打阻击战的经验，这就出现了等待、观望、犹疑，乃至矛盾上交的问题。这表明：太平官是要不得的，有些同志有文化、懂经济，但是，如果没有阻击战的经验，一脑门子和平发展，脑袋里依旧还是把经济数字的增长视为一切，以经济专家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旦遇到重大问题，往往就会手足无措、贻误战机，使整个战役陷入被动。
我们的治理机制，总体来说是在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如果用一个和平发展的机制来应对突发危机，就会出现问题。“国虽大，忘战必危”，这次建立了战时机制，把我们的干部放在战时去考验，这是一次演习。
在医疗卫生体系上，我们看到了白求恩精神的作用，看到了公立医院的作用。我们更应该深刻认识到：不能一概用市场机制去改革我们的医疗体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不是物质刺激就能产生的，却会被逐利的导向所摧毁。因此，我们应该对市场导向、逐利导向的医改道路进行反思，如果不反思，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舍生忘死的白衣战士？
我们看到了防疫体系是一个重大薄弱环节，认识到应该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建立防疫队伍，培养防疫人才，深感要重视中医药的作用。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屠呦呦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引用毛主席的那句话的意义——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中国青年》：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从医务工作者、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青年突击队到青年志愿者，从国内到海外，以9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始终冲锋在前、无私奉献。这类重大突发事件，对青年成长的意义是什么？
韩毓海：总体来说，今天的90后、00后，在面对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大有希望。
《中国青年》：在对这次疫情的报道中，我们如何讲好中国英雄的故事？
韩毓海：“故事”是由时间、地点和人物构成的。我们讲的是中国故事，不是中国概念，离开了时间、地点和人物，离开了对具体人物内心的深刻呈现与挖掘，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甚至沦为标语口号，这当然不是讲好中国故事。
但是，我不赞成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看作宏大叙事，更不赞成用所谓个人叙事、小叙事去解构宏大叙事这种做法。
有人说，国家和集体都是宏大的叙事，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这种说法在有些皮毛知识的人那里很流行，也有一点欺骗性。但是，它在逻辑上是混乱的。最简单地说，一切语言都不是个人的，当今世界上的一切语言都是民族国家的产物，语言是公共的，你用现代汉语在发议论，这本身就是在运用民族的、国家的东西，民族和国家无处不在，起码它就存在在语言里。因此，你怎么能说——国家、民族是个虚构的宏大叙事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公意”这种东西不存在，因此，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人民”也是一个虚构，是宏大叙事；具体存在的只有个人，没有“人民”。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似是而非。比如，今天你不戴口罩四处乱跑，扎堆聚集，这是不允许的。当然也可能有人说，你强制我戴口罩，不允许我扎堆聚集，是危害了我的人身自由。但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我代表人民、代表公意强制你，这恰恰是为了保护你的自由。这就好比，现在要剥夺你在疫情期间不戴口罩的自由，恰恰是为了保护你的自由。而这就叫人民民主，这就是“公意”的体现，这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
这次疫情，可以促使我们反思一些流行的思想谬误，有助于廓清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最近总是劝我的学生，在疫情期间，要结合现实，把一些过去没读懂的经典好好读读，如果读书不结合现实，不开动脑筋去深入地独立思考，就很容易在思想上被人忽悠。
《中国青年》：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出现了不少谣言，一些自媒体以流量为导向，甚至有些主流媒体也发布了不实报道，让一些群众对疫情披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此外，还有的说，主流媒体对疫情的报道不如一些自媒体上发的好看。对这些现象，应如何看待？
韩毓海：对于谣言，一是说明国内外都有坏人、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对这些少数人，我们要精准鉴别、精准打击、敢于斗争。
另一方面，要对谣言与不同意见做出区别。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人生点病，有利于提高免疫力。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放出来才知道，要相信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好的，是有鉴别力的。
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总书记强调，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暴露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些不同的意见，让它发表出来，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促使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文献里说过，对于谣言和各种小道消息，一个是要打击，另一个也要反思，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禁区、禁忌太多了，条条框框太多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是谁也不能撼动的，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而不能听取不同意见，这是虚弱的表现。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很好地发展，就一定要使人民开动脑筋，勇于思考、勇于建言建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反复讲过的。小平同志还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话，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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