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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工子弟到哈佛研究生,一所初中能给学生带来什么?

白滔滔 童书妈妈三川玲 2022-03-28


在对很多杰出人士的采访中,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哪个阶段的教育,对你人生的影响最大?

答案的差别很大,但是,无论是哪个阶段

其作用都不仅仅是知识的教授,而是开启了他们生命的价值!


我也是非京籍,

我的孩子,今年刚好遇到了小升初

我深切地知道,我们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

就算你上了初中,也没有高中可上;上了高中,也没有权利参加高考!

我深深地记得,在居委会里,一位干部指着我们说:

就是你们这些打工子弟,占用了我们北京的教育资源!


我没有想到,也不敢去想象:

一个初中,一个为打工子弟开设的公益学校

会给这些本来“无学可上”的孩子们——

除了提供课堂之外

还给他们提供了生命之光!


到底,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的学校?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在困扰着我

我看到过五星级硬件的学习,看到过名师云集的学校……

但是,在这所简朴的学校里

我看到了两样特殊的东西——

爱和责任。


从打工子弟到哈佛研究生 


4月底的一天,我看到FT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从河南小村到哈佛的不寻常之路》。

 

原本,我以为这是一篇寒门学子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进入世界名校的励志故事。


谁知道,她的故事却是这样的:

 

女孩段孟宇出生在一个人口不满200的河南小村,7岁时终于来到父母打工的大城市——北京。

 

她本以为,能和父母团聚就已经足够幸运了,从没想过上完打工子弟小学、初中之后,自己能走向更大的天地——去英国上大学、考上哈佛的研究生,成为奥巴马、比尔盖茨等人的校友……

 

段孟宇,曾经的流动儿童、现在的哈佛研究生。


这一切都是蒲公英中学带来的人生转折,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人生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转折点,那么蒲公英中学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那么,这所蒲公英中学,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

 

是国际学校吗——不应该啊,段孟宇可是打工子弟呢;是有名师吗——或许有这个可能性,但名师会愿意在这样的学校长期任教吗;这个女孩儿段孟宇是个天才吗——可她的同学还有好多去国外名校的呢……

 

是的,被蒲公英改变人生的,不只是段孟宇一个人。

 

蒲公英的毕业生,实现了100%升学率(68%考入高中,32%进入职业高中),毕业成绩总分合格率达到97%,不少学生考上了一本、二本大学,20位毕业生走向外国名校。

 

在我们看来,这对于一所入学时及格率不到5%、问题学生扎堆的打工子弟学校,简直是奇迹!


但老师们说:这不是什么奇迹,他们跟其他孩子一样,都是善良聪明的小孩,只是缺少机会而已。

 

在蒲公英初中毕业后,段孟宇先后就读剑桥中学、UWC、路德学院、哈佛大学,但在她心目中:蒲公英仍然是对她影响最大的学校。

 

“2008年,我去蒲公英读书的时候,从不曾想过未来它会怎么改变我的人生。但是11年来,它一直都在影响我,因为它,我后来才有机会去国外读书,也因此遇见了很多深深影响过我的老师、教授、同学和朋友。”

 

短短的三年初中生活,为什么在一个女孩的心目竟然超过了哈佛?


这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孩子,又是怎样在遇到蒲公英之后,完全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这个小小的打工子弟学校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打工子弟逆袭?


这所学校是谁建立的,为什么建立这样一所招收打工子弟的中学?


学校的教育诉求是什么,有什么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

 

这实在是让我充满了好奇,我们决定去坐落于北京南五环、临近南苑机场的蒲公英中学一探究竟。


这个开关厂改造的学校

是老师和学生亲手建起来的家 


在北京大兴区南五环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建筑破旧,尘土飞扬,货车呜呜鸣着喇叭,一扇鲜艳夺目、画满涂鸦的大门与周遭格格不入,牌匾上写着“蒲公英中学”。


▲老校区大门。


大门内这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的中学,就曾是无数打工子弟上学梦延续的地方——蒲公英中学。


这座老校区是一座废弃开关厂,教室和宿舍都是由厂房划开、改造的。


走进昏暗的教室和冷飕飕的学生宿舍时,真不敢相信从2005年起孩子们在这么简陋的教室和宿舍里生活了十几年。


每间薄薄的墙体的小宿舍里要居住12名同学,在夏天仅用小风扇降温,冬天不足时靠暖水袋取暖。老师裹着棉大衣在屋外改作业,因为屋里没阳光、太冷了。


老校区宿舍。虽然看起来很简陋,但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比他们的家的居住条件还要好。


那些手冻肿得像猪蹄、屋顶掉老鼠的回忆,师生们并不觉得苦——在他们心里这个蹩促破旧的老校区,却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爱恋


因为太喜欢老校区,师生们还一起做了一个缩小的老校区模型,如今就放在新校区办公区作纪念。


▲老校区的纪念模型。老师和孩子非常舍不得他们的老校区,就特意集体做了这个模型来做为纪念。


为什么师生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教室,还在心念破旧的老校区呢?


陪我们参观的韩老师一语道破:“老校区是孩子们自己创造的,比自己家还亲。”


2005年建校开始,学生们就跟着老师一起种树、栽花,粉刷校舍、做教学器材。


自己动手建校。我们可以看到校舍的简陋和稚嫩,但是,也能够感受到真诚和美。


旧厂房内外被刷得雪白,可是好像仍缺了点什么?


志愿者华裔艺术家叶蕾蕾教授问大家:你们希望自己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她发给每人一张纸,纸上有楼的形状,让孩子们把自己心目中的校舍画出来。


叶蕾蕾是美国费城艺术大学终身教授,曾用18年时间把费城50个肮脏、充斥毒品的社区变成了生机美丽的艺术社区,2003年获得"改变世界的领袖奖”。叶教授的理念是“环境改变心灵”:在绝望的地方发现美,用艺术重建因贫穷而破碎的社区。

有一个学生说:我希望我们的楼上有彩虹。叶老师用学生的画为基础创作了彩虹楼。

▲老校区的彩虹楼。孩子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彩虹,我的猜测,或许就是彩虹的每一道光都是平等的、美的。

孩子们太喜欢彩虹楼了,2016年,设计新校区的时候,设计师问大家:想把什么带过去?孩子们一致说彩虹楼。于是彩虹元素的彩窗成为新楼最显著的标志。

▲彩虹也跟着师生们一起来到了新校区。

有的学生说:我要楼上有生命树和美丽的花!还有学生说,我希望大门上有蒲公英。

确定了主题,但没有钱买材料。六十多岁的叶教授带着学生,到垃圾站捡瓷片、玻璃片,搬回来之后砸碎,按颜色分类。

▲叶蕾蕾教授和学生们一起用瓷片、玻璃美化校园。

4年时间,一片片瓷片、一抹抹油彩,装扮起这个拥挤、贫困、破旧的厂房,孩子们放飞想象,一起动手,创造了一个自由、奔放的和美丽的属于自己的家。

这个温馨的老校区,是学生自己一点一滴创造的,凝聚了自己的想法和汗水,在他们心里,新校区崭新却陌生,哪怕毕业后被资助去了更高大上、设施齐全先进的国际学校,在他们心里,仍然是这个破旧但灿烂的老校区最美!

▲师生们很想把老校区的这些拼贴画带到新校区。

带领我们参观的韩老师说,这些流动儿童初来时,常常表现出瑟缩、逃避、不自信、不专注的状态。这都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和漂泊、动荡的经历造成的。

但经过亲自改变生活环境、打造一个有归属感的温馨家园,孩子们的笑容渐渐回来了:“原来,我们也是有创造力的,而且有能力实现愿望!” 这种信念带给孩子们的自信心,是无法衡量的。

这种改变就是环境的力量:从每天早上起床时看到彩虹楼的第一眼、从家里回来远远看到灿烂的学校大门开始,改变就开始了,教育也就开始了。


从“我是外来的、添乱的“ 

到“我是最棒的” 


这些打工子弟来自全国各地24个省市地区,小时候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后来离开家乡,因此对于家乡的概念很淡陌;生活在北京,又觉得自己并不是北京人,和家乡、北京都有隔阂,没有归属感……


我是谁?我来自哪儿?我是添乱的外来人员?还是要被清理的暂时居住人口?


流动生活中的艰辛很多,父母找工作、全家找居所、给孩子找学校,安顿在一个城市要面临一个个难关,遭到一次次拒绝和排斥,这些深刻的负面记忆,留在孩子们心里。


▲孩子们在操场开会。


这些心理创伤使得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尽如人意。


新生入学的最初一个月,学校里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有打架的、闹事的,还有出走的。有个班级因为总有打架闹事被称为“大闹天宫班”。曾经在一个月时间内气走了3个班主任。


打架、闹事,学习基础差……最初,老师们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这些学生以后会怎样发展?学校能维持下去吗?


郑洪校长认为, 打工子弟的可塑性很强,但需要好的引导方向。他们心理上比城市的孩子更成熟、不娇气,但在潜意识里他们却缺乏自信,需要更多心灵上的关怀。为此,蒲公英中学专门聘请了社会工作者建立了心理咨询“爱心小屋”。


蒲公英中学从来不用“差生”来形容学生。学校对这些孩子有一个特定的称呼:“盘旋路”。郑校长说,与其他孩子相比,这些孩子不过是多绕两个圈子,但结果总是要往上走的。


除了进行单个心理咨询,提供丰富的兴趣班及课外资源的,蒲公英中学还针对流动儿童这一群体设计了《成长》课。


被忽视的、动荡的童年,不确定的未来,焦躁的青春期,太多太多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应试教育里没有现成的课程体系,思想品德课无法满足这一特定群体成长的,怎么办?自己研发!


历经三年、几届老师的努力,蒲公英中学的校本课程《成长》研发成功。


《成长》课本着“全人教育”的理念,涵盖十大主题课程——认识自己、爱生教室、身路历程、月品格习惯养成、路在脚下、爱心小屋、使命宣言、感恩、职业启蒙、团队合作、问题树与生命树。


以“我的身路历程”为例。


课上,老师会指导同学们在一张空地图上标注老家,并标注出来北京之前走过的所有地方,回忆从家乡到学校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画出来。


▲全班的身路历程图。这,似乎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当代社会史。


全班的路线会被汇总到一张图上,大家一起分享自己走过的路,发现同学们和自己一样,也是流动者,而且,“我们曾到过同一个省份、城市!” 


熟悉感和归属感建立起来,班级的气氛和孩子们的心境也会发生改变。


分享中,那些亲情、美景、新鲜事,就摆脱了悲哀灰暗的色调,留下的是美好的瞬间。孩子们精心地用色彩描绘印象深刻的建筑、食物和陌生人。


如今,走进蒲公英,我们只看到了学生们自信开朗的笑容,完全看不到留守儿童的瑟缩不自信。


迈进教学楼时,正值课间,孩子们赶着去打球嬉戏,从我们身边飞奔而过。经过时,都对我们清脆地大喊“老师好”。


我本想解释自己不是老师,但每个擦肩而过的孩子,都会对我们说“老师好”,渐渐地,我也不自觉地回看他们明亮的眼睛,咧开嘴回应:“你好!”


▲蒲公英的学生们,他们很阳光。


生命树与问题树 

让一群要辍学的孩子回到了校园 


在蒲公英中学的校园里,有一幅孩子们手绘的《生命树》的壁画。


它镶嵌在校园平房的墙壁上,把灰扑扑的房子衬得熠熠生辉:浓重绿色底色上,朵朵的蒲公英色彩斑斓、姿态各异,整面墙扑面而来的乐观、蓬勃,是孩子们最骄傲的校园景观和拍照地。


▲手绘生命树。


生命树不仅带来勇气和希望,还成为老师带领孩子思考人生的绝佳工具:设计了一堂生命课。


每个孩子都会上这节生命课,老师给每人一张纸,请大家出自己的“生命树”。树根代表“原因”,树枝树冠象征“结果”。


孩子们在树根处写下自己想选择的行为方式和习惯:“自尊、礼让、沟通、有理想、换位思考、培养兴趣爱好、自尊、三思而后行、适当发泄情绪……”等等好的行为。


又在树冠上写下他们想象出的“丰硕结果”:“家庭和美、朋友多、前途光明、生活幸福、得到尊重……”


除了有丰盈灿烂的“生命树”,也有干黄萎败的“问题树”。


▲老校区走廊里的生命树和问题树。


“问题树”的诞生,源于10年前十几个学生逃学,去附近村子打群架的问题事件。


发生群体斗殴事件后,校长没有让这些问题“混子”学生退学、喊家长,而是让他们每人画一棵“问题树”。思考自己打架的原因及后果,最后合成一个大的“问题树”画在学校通道的墙壁上。


孩子们在树根上写“装酷、狂妄自大、学习退步、没有朋友、愚昧、不会处理情绪、无聊、伤残短命……”


又在树冠上画出“恶果”:“犯罪、火灾、后悔、被嫌弃、影响前途、亲人朋友伤心、痛苦……”


在老校区通道的第一株生命树和问题树。


在两棵树中间,学生们还加上了一行字——“如果让你选择”,这是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自发反思,这种思考非常自然、有分量!


神奇的是,画完了问题树和生命树,老师和这十几个已经想退学闯社会的孩子讨论之后——他们全部都留在了校园,并顺利地毕业了。


到今天,这棵“问题树”已经10年了。


10年来,一批批蒲公英中学的孩子手绘自己的问题树和成长树,这种教育方式,比处罚、叫家长的方式更加人性化,也更适用于这些成长过程中需要细心呵护的流动儿童。


在平时学生们也会活学活用,如果和同学出现了矛盾,画一棵问题树,用一条条枝叶分析问题。


新校区的生命树。


蒲公英中学的师生们太喜欢生命树的形态了,在2018年搬迁校区时,老师、学生、家长、志愿者一起用手掌绘制了一幅生命树,作为搬迁纪念。



 用三年展现更大的可能

 成绩提高还要寻找自我价值


刚入学的初一新生,语数外三科及格的不足5%,平均分二三十分的学生比比皆是。


用拼音写“我是蒲公英的学生”,只有两三个孩子能写对。测试外语和数学,也只有零星几个人能及格。


但是,努力三年之后,孩子们的毕业成绩比一些公立学校还好。中考满分580分,有些孩子能考540分左右,考个大兴区的重点高中没问题。


▲看到这些孩子们的笑的那么天真的时候,我的心里反而会有些痛楚。


可是,大部分学生没法在京高考。需要在河北或者回老家,重新面临激烈的高考竞争。


在河北的高中生们看来:“北京中考简单,随便都能考500分。”除了极少数尖子生,大多数蒲公英中学毕业的孩子,回到这些高考大省,成绩优势荡然无存。


有家长很疑惑:“我们的孩子不能在北京高考,学三年的素质教育有什么用?还不如把成绩搞得更好!


郑校长说:


我们不是扫盲,而是提供优质的教育,我们的目标,始终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以实现更丰富的人生,孩子们对教育的渴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蒲公英中学的三年,给了这些流动儿童梦想,让他们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


▲荷风管乐团——长笛组。


他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插画、钩织、创意美术、书法、茶艺,还有架子鼓、吉他、造纸、种植、戏剧……


老师会演示如何拆卸组装一辆摩托车,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学习摩托车维修技能;摄影小组的学生们拿着卡片相机在校园里四处抓拍。


 ▲中国爱乐乐团会来学校开独家演奏会。


 ▲蒲公英合唱队在中网开幕式上亮相。


图书馆里,有各种机构捐助的几万册图书,可以自由阅览,也可以拿回家看,小说、传记、科幻……学习再忙,每天也有固定的阅读课外书时间。

 

▲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来蒲公英做志愿者,进行科学教育。


每个月,老师会带着学生们,坐公交车,又转地铁,到美院看徐悲鸿的展览,去音乐厅听德国交响乐,走过了长城、国家博物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钱币博物馆、科技馆、故宫、圆明园、天文馆、古生物博物馆……


 ▲北岛来蒲公英给孩子们读诗。


计算机室,学生每人一台电脑。点开地球软件,能看见白天与黑夜中地球的变幻;点开各个国家的卫星云图,看北京、纽约的夜空。


 ▲学生们看中国网球公开赛。


学到鲁迅的课文,老师会用幽默地把鲁迅的生平讲述一遍,最后几分钟才讲课本重点。


课后,老师会开设语文兴趣小组,讲《西游记》《红楼梦》《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带学生们编排话剧。


外国志愿者和学生们。


他们对和外教交流早就“习以为常”,口语发音标准,对话流利。“这儿外教多,我们经常和外国人接触,早都不害怕了,个个都敢说英语。”


毕业后,在河北固安上高中的学生们发现,自己的英语语感和发音比身边的河北同学都好得多!


 ▲哈佛大学的学生组织连续10年来蒲公英交流。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阶梯小会场。


各种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在蒲公英中学,每个月、每周、甚至每天都有,但学生们面对这样的机会依然十分珍惜。


“对我来说,这些不仅仅是学习的过程,也能开阔眼界,看到外面的世界。”一位初二学生说,她希望有机会也能像考上杜克大学、哈佛大学的师兄师姐那样,出国留学。


世界联合学院、澳门理工学院、昆山杜克大学、佛山国华纪念学校,也是蒲公英中学为这些流动儿童寻找的出路之一,为毕业生争取了全额奖学金名额。

也许,大部分毕业生的命运还是回到了老家参加高考,那又如何呢?

即使他们的爱好在短期内很大可能难以实现,父母也无力支持,但至少他们找到了方向。

在央视财经的《城市梦想》的第一集中,蒲公英的学生王佳艺,说自己喜欢弹琴、唱歌,梦想是从事有关音乐相关工作。

刚入学时,老师会问学生这样的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将来希望从事什么职业?”

学生的回答往往是:老师、警察、厨师、老板、理发师等,他们身边最常见的寥寥几种。

三年之后,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起来:西点师、歌手、翻译家、摄影师、志愿者、社工、钢琴师、小提琴手、插画师、游戏工程师、跑酷选手……

有个女孩在兴趣班学习小提琴,发现自己很喜欢音乐,毕业之后读了职高,学幼师时接触了钢琴,她发现自己很擅长钢琴,现在成为了一名钢琴教师。


职业考察课,参观五星级酒店时,一个男生在西餐厅看到大厨优雅地做西餐,非常羡慕,毕业后就报了西餐专业,现在如愿成为了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大厨。 

……


这不正是教育的本质吗?多接触这个世界,才能认识自己、找到方向,然后向这个目标迈进。


虽不公平但不抱怨

他们只是想要一张课桌而已 


好了,当我们已经看过新旧校区,和蒲公英的老师交流了半天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


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谁建立了这所神奇的学校?为什么要建这所学校?


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蒲公英中学的创始人、校长郑洪女士——她刚和当地村委开完用地的会,在地下食堂抱着一个搪瓷缸子吃晚饭。


年过6旬的她留着齐耳短发,脚上的黑布鞋上还沾着泥,全身上下一点看不出地质学女博士、古生物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MBA的影子。


她娓娓告诉我们:在她刚回国的2005年,北京有40万农民工子女,有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但没有一所初中接纳他们。


由于户籍政策和经济原因,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公办中学和私立中学是不可能的,很多在北京读完小学的农民工子弟就此失学走上社会,或者离开父母回到原籍继续念书。


“他们的父母辛辛苦苦建成了首都的高楼大厦,谁又对他们感恩呢?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个上学的地方而已。”


 ▲孩子们在观察之后画出了父母的手。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营养餐食,有些孩子舍不得吃鸡腿,会偷偷包起来拿回家给父母吃。


2005年5月,揣着80万的存款、借款和捐赠,她在南五环外的一家旧厂房开始建设她心中的公益学校——蒲公英中学,并在几个月后获得大兴区正式批准。


“蒲公英不被重视,却无处不在,蒲公英顽强,落地生根,就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孩子。”


在这样的理念下,郑洪坚持将蒲公英中学建设成为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学校,以低廉的价格,给农民工的孩子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第一年,蒲公英中学首期招生60人,学费680元,如果家里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减免。从那时开始,680元的学费一直延续到今天,14年没变。


作为一间公益性学校,蒲公英中学只有7.5%左右的收入来自收取的学杂费。除了还有7.5%左右来自政府,85%收入来自社会捐赠。


蒲公英中学的办学模式被郑洪校长称为“六位一体”协作办学模式,即学生、家长、老师、志愿者、政府、捐赠方缺一不可。


学校逐渐扩充的教室、宿舍,甚至整个新校区的建筑设计都源自社会捐助:音乐教室、美术教室、舞蹈教室、图书馆、电脑房、实验室、校合唱团,以及新校区的家具、油漆、教具、教材,甚至搬家的货车都是志愿者提供的。


外国志愿者给孩子们辅导英语。


童书妈妈一直呼吁外出工作的年轻父母再苦再难也不要松开孩子的手,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


可是,不得不承认,打工子女来到大城市,确实面临无学可上的困难。


从2005年到现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逐年递减。


14年过去了,五证齐全、有学籍的打工子弟初中,北京仍然只有蒲公英中学一家。打工子弟小学也只有100所左右,而且多为无证小学,随时可能被拆除和停办。


公立学校的社保年限这一硬性指标,几乎拦住了全部打工子弟,民办学校的减少进一步熄灭了孩子随父母上学的希望,他们只能做回留守儿童。


▲建校初期,老师们要走街串巷地招生。


蒲公英中学招生对象多是父母在大兴区打工的孩子,有一年报名人太多,达到10:1。


招生老师只能通过面谈+家访,优先录取那些“家庭情况更困难的、更需要这张课桌、除此之外别无机会”的孩子。


刚入学时,26个字母都念不全的孩子比比皆是。


校长郑洪说:“不要责怪孩子。他们从小跟随父母到处游走,没法固定学习习惯。而这正是我们要给孩子们的。”


在采访时,我们一再去问到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要知道,他们的遭遇,令任何人都会感到愤懑:


面临生来的艰辛,和未来升学的不确定,这些打工子弟会觉得不公平吗?他们这么小就开始认识到社会的残酷,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影响吗?他们会觉得委屈、气馁,乃至愤怒吗?


▲学生们在操场上考试。


校长说,恰恰相反,丰富的经历、苦难的生活阅历,反而是他们的动力。


学生们很少因为现状而愤怒自怨,而是更加珍惜在北京学习的机会,非常努力,夜晚周末都在补课。


他们希望改变现有状态,改变可能被各种政策束缚的局面,继续升学,改善家庭的生活状态。


▲2018年11月,志愿者和学生家长提供了19辆中型货车和8辆三轮车,自己拆卸床板、自己搬行李。仅仅两天时间,几百师生就从旧校区搬进来300米外的新校区。


那些离开学校的毕业生,成为榜样,他们不忘反哺母校和社会。


和段孟宇投身于国际教育、去贫穷国家支教一样,蒲公英的毕业生们最向往的就是师范、社工等专业,毕业后成为教师和社会工作者。


为了回馈母校,毕业生们还会每年回学校当志愿者。


在蒲公英学校的新校舍面临资金缺口停工时,有毕业生专门去进行筹款募捐,近千名名毕业生贡献了力量。全校搬迁时,也有四十名毕业生回来帮忙。


▲学生们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自己搬桌椅到新校区。当路人看到孩子们如此自力更生的时候,会感动地为他们鼓掌。



结 语 


在教育之路上,蒲公英的老师们希望“一个都不能少”,既能实现教育公平,又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让每一个孩子找到最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社会。”


“蒲公英,蒲公英,飞到西,飞到东,随风飘扬看世界,悄悄落地没有声……”就像蒲公英中学的校歌里写的,这些孩子未来的生活轨迹就像蒲公英,随风四处飘摇。飘的时候,不知明天的命运。


正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国际教育政策硕士的段孟宇说:


“中国超过一亿留守和流动儿童中,不乏比我天资更好更努力的人。如果他们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段孟宇继续投身非营利组织,曾在柬埔寨一个山村小学支教(第一排中间)。


我们多么希望,中国的土地上,有更多类似蒲公英中学这样的学校,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接受优质的教育;就像一颗蒲公英种子获得了一块土壤,他一定会生存下去,让世界更美好……


而我们,就像《花婆婆》绘本里的花婆婆一样,只要给这些小小蒲公英,留出土地、播下种子,他们自会努力生长,绽放最美丽的花。




如果你想帮助蒲公英:

请微信搜索“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蒲公英中学新址

网址:www.dandelionschool.org

联系电话:6128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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