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水中娘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引自《诗经·蒹葭》
一
父亲被一堵齐根倒下的火砖山墙险些砸死那年，我母亲李菊英二十四岁多一点。
父亲出事时，我才六个多月。母亲的胸脯上，长了五个多月、痛得她死去活来的乳痈，溃烂的伤口刚刚愈合。高声大嗓的祖父扎起担架，与乡亲们一起抬着我父亲直奔十几里外的县城医院。天塌地陷的母亲跟着担架奔跑，被人一把拉住。“菊儿莫去，你娃还在窠里呐！”母亲就泪流满面地站住，呆呆地看着满是鲜血的担架匆匆而去。
父亲在医院里躺了半年。
祖父在医院里守了半年。
在这半年里，母亲出事了。
我出世后，母亲因患乳痈不能给我喂奶，祖母便抱着我沿河两岸讨百家奶。虽有河东婶娘、河西婆姨的及时哺乳，但人家娘子也有自家嗷嗷待哺的娃儿。于是，祖父上山打柴，下河捕鱼捞虾，拿到城里变卖，换些白糖红糖回来，偶尔也换些稀贵的奶粉。父亲则扛起锄头去了野外，像找金银财宝一般采挖野百合。
野百合是我家乡的一种草本植物，春天开花，夏天结实，长在湾前村后的山坡草地和灌木丛中。它像鱼鳞一样的茎块，富含营养，可哺婴儿。父亲挖回茎块，洗净后交予祖母蒸晒，再磨成细粉备用。我的摇篮岁月，赖以存活的主粮就是父亲挖回的野百合。
而今，父亲重伤住院，祖父守在医院。祖母年迈，又是小脚，母亲便扛起锄头去了野外。
湾前村后的野百合，已让父亲挖得没了踪迹。母亲便扩大采挖范围，穿田过畈，翻山越岭，钻刺丛，攀崖壁，满地寻找。虽竭尽全力，但一天下来也才挖了一点点，有时还会空手而归。
正当母亲为挖不到野百合而犯愁时，生产队长找上门来。他对母亲说：“你一个年轻媳妇，好脚好手的，怎么整天游神摆荡，不去生产队里干活？再说了，你家的男劳力现在都不能下地，你不出工，你家的工分就没有了，这样下去你一家子不是更要饿肚子吗？”
家里没有男人，女人就会失去底气。母亲虽有一千个理由，但在队长面前，一句也没说。
第二天，她出工了。
那时在生产队里劳动，全由队长排工。开始几天，队长让母亲独自一人去老屋后山望南坡下的山凹给苕种地锄草。
乡下人种红苕，是头年把新鲜的红苕放入地窖，封泥留孔，待次年三月春暖花开后，打开洞口取出苕种栽入地中，待其新芽长藤铺满地后，挑个雨天，将那苕藤剪成小段，插入整好的山地之中。
此时地里的苕种已经放藤。母亲一面小心翼翼地除草松土，一面想着心思。这是山脚下的一块地，四面环山，寥无人迹。锄着锄着，母亲的心就跳起来。
母亲心跳，并不是害怕。大白天的，她怕个啥呐。为挖野百合，她独自一人翻山越岭，不知去过多少孤山野凹。为了嗷嗷待哺的娃娃，原本胆小的母亲已把想象中的孤魂野鬼抛到九宵云外了。
母亲心跳，是因脚下的苕种。饥荒年月，人们常把上年留下的种子当作充饥之物，全然不顾那些东西发芽后所产生的毒素。母亲身在地里，心却牵挂家里的娃儿。
她想挖出苕种，偷带回家。她相信苕种能够替代越来越稀少的野百合。几次动念，又都打消了念头。
母亲知道我父亲是劳动模范，出席过全县群英会，上过主席台，戴过大红花；母亲知道我祖父为人坦荡光明磊落，年轻时领着一帮穷兄弟走南闯北声名远播，是名满河西的“侠义大哥”；她知道我祖母年轻时在江西米粉作坊做苦工，几次饿得晕倒，宁可饿死，也不偷食……
荣誉的光环罩着母亲为之骄傲的家庭，温暖着母亲年轻的心。也正是这种光芒的照耀和吸引，母亲才成了那个年代的“爱情天使”，才“门当户对”地嫁入高家，与我的劳模父亲结为夫妻。
一连数日，母亲都忍受着内心的痛苦煎熬。
十多天后，生产队长重新排工，让母亲跟着生产队里的几个女人去田里插秧。因我父亲重伤，且在医院里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生死未卜，队里的女人们便对母亲多了几分关注和同情。下到田里，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菊儿啊，你丈夫这回就是不死，往后恐怕也做不了重活，你这辈子要受苦了。”“你娃儿才几个月，你又没有奶水，怎么活呀？”“这方圆十多里地的野百合都绝迹了，喂娃儿还得想别的法子……”母亲原本心急如焚，听了这些，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
也许是出于同情，中午收工时，有个年轻媳妇凑近母亲，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块苕种地说：“你傻啊，养娃儿不能光靠野百合！呶，扒个苕种带回家去，只是避着点儿！”
母亲望着那片苕种地，心又咚咚地跳起来。
此时此刻，她的劳模丈夫，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此时此刻，她的未满周岁的婴儿，也因食物短缺命悬一线。
此时此刻，是苦守高家的清白荣誉，还是庇护幼子偷扒苕种？
母亲的世界满是泪水。
最终，是几个年轻媳妇的异常举动，让母亲选择了后者。
就在母亲呆呆地站在原地犹豫不决时，几个年轻女人像野猫子一样，溜到苕种地里。她们身手灵活，不一会儿就都扒出了苕种，揣入怀中悄然离去。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向苕种地走了过去。
命运在这一刻，发生了逆转。
二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有个人像猫一样蹲在山上的树林里，已经盯她很久了。
这个躲在暗处的人，正是催母亲出工的生产队长。
母亲当然更不会想到，生产队长催她出工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父亲受伤前，是队里的民兵队长。每逢农村收获季节，谷物上场，父亲总要领着队里的“基干民兵”夜里巡逻。父亲办事认真，为人正直，他当民兵队长时，队里的集体财产从未丢失，为此多次受到大队书记锦秀伯的表扬。父亲住院后，队里的女人便开始偷东西了，先是夜里小偷小摸，后来索性在大白天里成群结队地偷。她们所以如此大胆，是因生产队长的婆娘也在其中。生产队长明明知道，却碍于情面装聋作哑。就在几天前，有人把小队女人偷盗之事捅到大队，引起支书锦秀伯的雷霆震怒，生产队长被骂了个狗血喷头。那时国家经历过“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许多事情弄不好就会上纲上线。锦秀伯甩着指头，点着生产队长的鼻子说：“你们队里女人偷盗，我看根子还在你这个队长身上，是你思想右倾！女人能有多大胆子？如果没有男人暗中撑腰，幕后指使，她们敢成群结队地去偷集体的东西？你要是不把盗贼给我查出来，你就是有意包庇，就是右派分子！”
大队书记的一番话，让生产队长心惊肉跳。回到家里，他就琢磨：是把几个女人全交出去，还是交出其中的一个？若是全交出去，事就大了，自己这个生产队长当不成事小，弄不好就整成右派了。看来只能交出一个。那，到底交出哪一个呢？生产队长转念一想，发现自己无论拱出哪个，都会牵扯到自己的婆娘。而只要牵出婆娘，他的“幕后指使”便被坐实，他就仍有可能被打成右派分子！
生产队长这样思前想后，便想到了我的母亲。我们一家与大队支书锦秀伯私交甚深。锦秀伯不仅对我父亲特别看重，也是我父母的媒人。生产队长料定，交出我母亲，既可保住他的名声，又可堵住支书的嘴。
生产队长与我父亲并无过节，平日里两家关系也算融洽。但他为了交差，也为了撇清自己，就变着法儿害人了。
这个改变了母亲一生命运的生产队长，虽是一介文盲，却是个极有心计的男人。他对我母亲满山遍野采挖野百合的事情了如旨指掌，料定母亲一旦不能继续上山采挖，必会为婴儿断粮忧心如焚，并料定母亲出工后必会去偷。
为此，他故意安排我母亲一人去山凹苕种地锄草。每天中午、下午收工之前，他像个幽灵一样潜入山林，盯着我母亲的一举一动。
常言说“捉贼拿赃”，这个理儿生产队长明白。可是蹲了十几天，他却未能抓到母亲的把柄。于是生产队长改变策略，挑几个女人与母亲一起编组，去偏僻的地方干活。这些娘们都家大口阔，缺衣少粮。前些日子，她们已经偷过几次队里的谷种，因未受到追究，胆儿便大起来，都敢大白天里去偷红苕种了。
这一天，生产队长朝思暮想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当我母亲从地扒出一个苕种，揣在怀里往家走时，生产队长像猎狗一样从树林中冲出，将我母亲一把逮住。
“你好大胆子，敢偷队里的苕种！”生产队长一声大喝。
母亲一惊，揣在怀里的苕种便落了下来。
生产队长一弯腰，得意地抓起“赃物”，举在手中说：“你晓得不，你偷了一个苕种，队里就有一块田地插不上红苕，就会抛荒长草，就会有人被活活饿死！”
母亲被气势汹汹的生产队长吓蒙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生产队长将社员们召集起来，在小队稻场上开起了“批斗大会”。
他先是拿来一根麻绳，将我母亲结结实实地反绑起来，吊在树上；然后抓起一根麻绳，对着我母亲抽打。女人们见了都吓白了脸，有人转过身去不敢直视。
生产队长耍足了威风，便登上稻场中间立着的石磙，撸着手中的麻绳说：“前些日子，队里粮食被偷，就连发芽的种子都被偷了！大队书记说是我们小队女人干的，我还一直不敢相信。集体的粮食，还是种子，偷了就是犯法，是要坐牢的，女人哪有那大的胆子？大队书记说，是有人在后边撑腰，是有人暗中指使！他要我限期破案，交出盗贼，不然就要拿我是问！为了抓贼，我已经半个多月没有睡过囫囵觉了。今天真是老天有眼，让我捉住了这个贼，我终于破案了！”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我现在倒是要问问大家，这个偷了集体东西的女人，她家里的男人都在医院里头，哪又是谁替她撑腰的呢？哪又是谁暗中指使的呢？你们听着，这个事情，我还要一查到底！”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生产队长最后一句话给镇住了。特别是那几个小偷小摸的女人，一个个都筛起糠来。打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小队的偷盗风果然好了许多。
三
母亲的世界，在这一天发生了倾覆。
双手反绑，吊在树上，当众批斗，麻绳抽打……
这是继我父亲重伤昏迷生死难料之后，母亲遭遇的又一次地陷天塌。
而在此前，母亲的世界阳光灿烂。她年轻漂亮。她热情活泼。她天资聪慧。她勤劳善良。她是队里的种棉能手、插秧能手和割谷能手，是大家公认的好媳妇，是人见人夸的妇女模范。
而现在，她成了偷苕的贼，被绑，被吊，被斗，被打！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那嗷嗷待哺的娃儿。
为了我，母亲蒙受了她这一生无法忘却的屈辱。
批斗会后，母亲丧魂落魄地回了家。
她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我祖母。她悄无声息地洗了脸，悄无声息地换下并洗净衣裳，然后悄无声息地躺下。
祖母坐在灶门口烧火，为我熬煮米汤糊儿。她见母亲没像往常一样收工后抱着娃儿转悠，以为是病了，便到床前探视。母亲用被子蒙住头脸，在床上缩成一团。祖母见状，便着急起来：“菊儿，你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叫郎中？”母亲一听要找郎中，便说是做活太累，只想睡觉，不能带孩子。祖母信以为真，连声说：“那你好好休息，娃儿我带！”从这天起，我便由祖母带着入睡。
第二天，母亲又像往常一样出工了。她要把自己的屈辱埋在心底。她要以实际行动洗刷自己的耻辱。她要重新做人！
但是母亲很快发现，她已经“不是人”了。先前亲热的姐妹，见了她扭头走开。社员们原本笑着的脸，见了她便像冻僵了一般。没有人敢与母亲走近，没有人敢与母亲寒喧，甚至就连在田头地角单独与人相遇，也难听到一声问候。先前一个劳动小组的女人，也都要求分开。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感到身后有无数双鄙视的眼睛，都会听到叽叽喳喳的议论。
世态炎凉，凄风苦雨，母亲快要撑不住了。
就在这当口，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大队书记锦秀伯听说生产队长捉到的“贼”是我母亲，不由分外震惊。他把我母亲叫到大队部，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菊儿啊，你们队里女人做贼，我再怎么猜，也想不到是你啊！我真是瞎了眼了，还替你说媒，还想培养你做妇女主任，我是瞎眼了啊！”锦秀伯越说越激动，“你啊，是烂泥糊不上墙，你不配做高家的媳妇！”
母亲的世界再次摇晃。
锦秀伯的咆哮还在继续：“在这块地方，做贼这种丑事，赖皮懒汉做得，汉奸走狗做得，地主婆子做得，但你，是一千个一万个做不得的！因为你丈夫是劳动模范，你也是的！劳动模范做贼，这丢谁的脸啊？不是看在你丈夫还躺在医院里，我现在就关了你，送你去坐牢！”
母亲的世界再次崩塌。
十几年后母亲回忆说，大队书记那句“不配做高家媳妇”的话，像四九寒天当头泼出的一盆冰水，浇了她个透心寒，让她对生活彻底绝望。她不知道那一天自己是怎么从大队部里走回家的，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渡过此后一段屈辱的时光。
在这之后，母亲变了。她木讷，冷漠，迟钝。有时，又会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高声喊叫，歇斯底里。
几个月后，父亲出院了。
回到家中，父亲发现我母亲，与往日判若两人。没有了曾经的活泼热情，没有了曾经的温柔体贴。尤其让我父亲诧异的是，母亲竟因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脚踹翻煎药的小火炉子。
在“踹火炉子”之后不久，母亲丢下襁褓中的我，与我重伤未愈的父亲离了婚，背井离乡，杳无音讯。
四
从此，母亲背负了终生骂名。
在这之后的若干年中，在我出生的那个名叫“八斗丘乡”的地方，人们都刻意回避我母亲的名字。若是哪家女人尤其是年轻媳妇做出诸如小偷小摸、打骂公婆之类的丑事，人们便会拿我母亲做反面教材，予以斥责和教训。
因为母亲的离去，尚在吃药养病的父亲，倍受村人的关注和同情。
我的劳模父亲，不仅是劳动的一把好手，还是大队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和宣传队长，是乡黄梅剧团的当家小生，受伤之前名扬乡里。离婚不久，死里逃生的父亲很快越过低谷，撞上好运。他成了县里的新闻人物，成了乡里的照顾对象，也成了当地姑娘小伙的心中偶像。说媒提亲的接踵而至，说客盈门。大队书记锦秀伯更是三天两头登门看望，并专程为我送来那个年月最为稀缺的牛奶和面粉。
留在我幼年记忆深处的，是湾前村后的一个个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女人。她们或把我搂在怀里，或把我高高举起。她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好的娃儿也舍得丢下，菊儿也太狠心了！”我渐渐明白，那个狠心抛下我的“菊儿”，就是我母亲。因此，母亲留给我的最初记忆，是个“狠心”的女人。
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我，包括我父亲，包括我祖父和祖母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母亲抛夫别子的真相，都不知她几次跳塘寻死、几次喝药自尽，都不知道她长夜难眠、生不如死的悲痛。
母亲在娘家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外公外婆早年逝世。按乡下风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离婚后回娘家住是不光彩的事情。母亲离婚后，在远离故乡的八里湖车水抗旱，在草包厂编织草包。在外漂泊的日子，母亲备受煎熬。她曾趁夜色返回故乡，躲在我家对面的山林里，默默地看着她曾寄予梦想的婆家灯火，默默地听着娃儿的啼哭……
其实母亲并不知道，她为离婚而蓄意制造的“踢火炉子”事件，从未让我父亲记恨。父亲一直盼着母亲回心转意。父亲相信，母亲是因他的意外受伤才心智大乱，才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终有一天会回来的。正是这种执着的期待，父亲拒绝了所有的上门提亲者，独身十八年，直到我参军第二年才在我二姨的撮合下再婚。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母亲，是我吃罢早饭的时候。那年我已年满三岁，满地乱跑。
那天早饭后，我缠着爷爷带我去河里摇船，忽被一个女人抱了起来。我陌生地看着泪流满面的她，挣脱她的手，复又溜到祖父的怀里。
祖母听到说话声，移着小脚走出厨房。看到我母亲，就“菊儿菊儿”地叫起来，高兴得直抹眼泪。父亲和祖父，也都十分高兴。
祖母拍着我的头说：“毛奶儿，这是你姨，快叫姨，让姨抱抱！”
我们乡下称呼亲人，是“低半格儿”叫法，称母为姨，父为伯，祖母为嬤，祖父为爹。
母亲便蹲下身子，复又把我抱在怀里。她抱得紧，像是怕我重新挣脱了样的。我感觉她的身子在微微抖颤。
母亲这次来，是要带我去县城里照相。我一听说是去照相，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湾里，我们一帮儿时的伙伴，都没去过县城，更没照过像。
那天，母亲带着我，在县城仅有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回来途中，还坐了一趟汽车。那是母亲的大哥，也是我舅舅所在的县汽车队的解放牌汽车，这天要去上乡拉货，我们是凑巧才坐上去的。
后来回想这件事时，我发觉自己的高兴，完全是因为去县城照相和坐了汽车。至于是谁带我去的并不重要。在我眼里，母亲就跟家里的一位远房亲戚差不多。
母亲把我送回家后就悄然离去，就像走了一个串门的亲戚，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思念。当然，湾里的伙伴，从此再也不敢说我是从油菜沟里捡来的了。
五
我上蕲春一中那年，一天中午下课后，多年不见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一中在县城郊区的豁口畈区，离我的出生地八斗丘乡有十几里地。那时交通不便，山里人与畈区少有往来。母亲在这里落根，此前我一无所知。
其时母亲已经再婚，并且生有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妹红儿和二妹瘦子。她的第二任丈夫姓彭，是大治钢厂工人。因大治钢厂在黄石，我按乡下风俗，尊称他为“黄石爷”。
黄石爷本是蕲春人，老家就在县城一中几里外的农村。他是抗美援朝老兵，在战争中头部负伤。也许是因为头部负伤的缘故，爷的脾气有些古怪。他特嗜酒。高兴了喝，郁闷了喝，几乎无酒不能用饭，并且常常喝醉，一醉就会失态，打人骂人。他曾几次酒后打我母亲，打得母亲无处躲藏，几欲投水自尽。当然这是后来我才听说的事情。有年正月我去舅舅家拜年，恰逢爷也去了。爷喝高了酒，在酒桌上与二舅赌狠抬杠。二舅一急，便当众揭了爷的短，抖出他打我母亲的诸多往事。由此，我第一次对母亲产生了怜惜和同情。
读高一时，母亲还是“半边户”，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在生产队里劳动。为了多挣些工分，她还放了一头牛。
母亲听说我在一中读书，心里十分高兴。她曾到学校找过几次，但不知道我的班级，几次无功而返。
母亲找我，是要了却一桩心愿。
那年月，农民吃“工分”，国家干部吃“粮票”，粮食都是限量供应，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为了给我找粮，母亲偷苕种惨遭毒打，夫离子散，终生屈辱。如今，母亲是“公干家属”，生活自比纯农户要好一些。他早就想找个机会，给我一些补偿。如今我在一中读书，离她所在的生产队只有几里地，母亲为此很是高兴。
学生周六中午上完课后放假，周日下午返校，晚上自习。按照母亲约定，每周六中午放学后，我去她家吃住，周日用过晚饭后返校。但我对母亲的一片心意并不领情。此时的我，不再像儿时那样，因为去县城照了一次相，坐了一趟汽车，就兴高采烈的了。因为长期分离，我对母亲的陌生感愈发加重，越来越觉得她是一个“外人”。在校园里见到母亲，我一点儿欣喜的感觉也没有，有的只是意外。我甚至觉得母亲有点儿自作多情。在我的亲人系列中，祖母才是第一位的。事实上，每周六中午放学后，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到十几里外的家。每次回家，祖母都会端上一碗香喷喷的面条或是豆糕。
当然，我也没有一口回绝母亲的好意。我如实相告：若是周六不回去，祖母会以为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会牵挂的。母亲一听觉得有理，还夸我想得周到。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每个星期天，去母亲家里吃晚饭。我之所以这样答应，并不是因为我很懂事，而是冲着母亲说要煨鸡汤才答应去的。在我看来，一碗鸡汤比母亲重要多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然而，去过几次之后，我就不想去了。母亲虽是“公干家属”，但是生活并不富裕，为我煨鸡汤也只是偶尔的事情。更多时候，吃的是粗茶淡饭，只是粮食稍稍充足一些而已。我是家中独子。祖母、祖父和父亲，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我吃得饱些。虽是饥荒年月，我却少有饿过肚皮。没有鸡汤美食，母亲在我心中的份量很快失去。有个星期天下午，我去母亲家里见堂屋无人，便立马返校。天将黑时，母亲气喘吁吁地找到学校，责备我说：“毛奶儿，你也不喊我一声就走了，我就在屋后河里洗菜呐！”寒风中，母亲的身影显得瘦弱和卑微。做为儿子，我不仅没有丝毫感动，却生出几许厌意，说话的语气也有些生硬。母亲原本就很敏感。她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悄然离去。
一年后，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到黄石定居。爷是老工人，钢厂安排了家属房。母亲搬家前，没有到校告之，我也没有听到消息。只是几年之后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才知她去了江南。
六
收到母亲来信时，我已是“天涯海角”的一名解放军战士。
第一次看到母亲来信，我觉得有些新奇。她是怎么找到了这个地址？再看母亲的笔迹，那字虽然歪歪扭扭，却是一笔一划极少有错。我不由暗暗佩服。父亲说，母亲只读过二十多天扫盲夜校。湾里的叔伯婶娘，不少人读完高小连张请假条都写不了。
母亲说，是爷去我家里要来的寄信地址。她在信中说了三件事：一是要我寄张穿了军装的照片给她。她说十几年前带我去县城照的那张像，搬家时弄丢了。二是我探家时，去黄石看看三个妹妹。至此我才知道，母亲去黄石后又添一女。第三件事是，我退伍后将档案转到黄石，接爷的班，进公安当警察。他说爷有许多老战友是市局领导，有公安局长，有武装部长。母亲说，我退伍后的安置问题，爷拍了胸，爷的战友也拍了胸，这事一定能够办成。
我不知道与我天各一方的母亲，为什么对我的秉性了如指掌。那时，我确是对当“和平兵”有些厌意。而当公安干警，真枪实弹，抓捕罪犯，快意江湖，正合我意。
当兵第四年夏，我在探亲归队之前，去了一趟黄石，见到了一别七年的母亲。
我的到来，让母亲喜出望外。因我探家前给母亲写了信，这些日子她倍加想念，天天盼着我的出现。隔壁左右的大娘大妈们，都过来看热闹。一位大妈挥着手说：“你这伢儿啊，把你老娘都想疯了，她是天天念，连个生意都做不了了。一听说有解放军，就以为是你！”
“一听说有解放军，就以为是你！”这一句，让我砰然心动。我参军第二年与世长辞的祖母，也是这样思念我的。
归队不久，我便接二连三地收到母亲寄来的接收信函。母亲来信说，接收手续都办好了，我一退伍，便可去市局当刑警。
次年元月，我退伍了。我和母亲都没想到，这年国家政策有变，“接班”手续停办。爷找公安局、人武部的老战友说情，还带我去军区找首长说明情况，都无济于事。我的“警察梦”未能实现，母亲的“团圆梦”也化为泡影。
从黄石回来，我很沮丧。退伍之前，我去黄石当警察的事情已经传开，弄得村里的年轻人都很羡慕。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进公安当警察是很荣耀的事情，无异于当兵提干。而我在部队，因为军训成绩突出，军事技术过硬，几次被舰队司令部和基地司令部“借用”，去广西、新疆等地执行任务并受嘉奖。又因爱好写作，有书画特长，我连任两届连部文书，成了小有名气的“军中秀才”。参军第四年，基地拟调我去司令部任宣传干事，只待老兵退伍之后宣布命令。而在这关头，我却拿着母亲寄来的接收函，打起了退伍报告……
没能当上警察的我，回乡后成了村小学的孩子王，在三尽讲台一站就是十二年。十二年间，我结婚生子，从“为人之孙”、“为人之子”，到“为人之婿”、“为人之夫”和“为人之父”，多了几重社会角色，对母亲往日看似反常的诸多行为，开始有了新的感悟。父亲也已再婚。贤慧能干的继母，渐渐模糊了在水一方的生母。
七
若不是我人生路上突然遇到一个坎，我这辈子与母亲也许将会渐行渐远。
九二年，我在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全县“民转公”考试中，以数学考试全县第一、总分全县第二的成绩一举中榜。
那时农村基础教育是民办教师挑大梁，全县万余名教职工六成以上是民师。参加“县考”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拔尖者，同时竞争二十六个“转正”指标。要想胜出，一要实力，二要运气。考试在七月下旬，正是酷热难当的日子。有人考前中暑，尚未提笔就猝然晕倒；有人考前失眠，走进考室精神恍惚；有人过度紧张，拿到试卷大汗淋漓，双目呆滞……
听说我被录取，全家人都很高兴。但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又都傻了眼。
这年“民转公”，并不是直接招录公办教师。凡考取者须读两年师范，必须缴纳四千六百元学费，而且要在五天之内上缴。通知书上分明写着：遇期不缴学费的，一律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
那时稻谷每担十七元。一年能卖二十担谷，算是“种粮大户”，收入也才三百多块。四千六百元，对于一个贫寒农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当时家里谷仓有十几担谷，猪圈里有一头猪，对面山上有两分地山药。谷是全家人的口粮，卖不得；猪儿只有七十多斤，山药也未成熟。但是除了这些，家里实在找不出可以变卖的东西了。
要筹这笔钱，只有去借。但是向谁借呢？家里的亲戚朋友，没有一家是富户，有的甚至比我家还穷。父亲不甘心，当天下午去找亲戚，结果空手而归。
晚上，一家人坐在堂屋里，看着这张通知书，一时没了主意。
父亲沉思良久，抬起头来看着我说：“明天去趟黄石吧，看看你姨有没有……”
看来只有这条路了。
次日一早，我到县城搭车，去黄石借钱。出发前，父亲嘱咐我说：“你跟姨说，我们借的钱，会一分一厘地还给她的。”我说：“这个当然，就怕姨也没有……”父亲说：“万一没有也不要紧，昨天晚上我想过了，仓里的谷能卖三四百，地里的山药能卖两百多，再把猪和牛卖了，至少能凑两千多。这空下的两千多，你给上边说说情，我们明年再还……”
我本想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把谷卖了，一家人就得挨饿；把牛卖了，家里的“责任田”就无法耕种。父亲说这话时，悲怆的神情让我砰然心动。那一刻，我已作好准备：如果借不到钱，就不再教书，外出打工。
一路上，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寄希望于母亲，能圆我的师范梦；另一方面，又觉这样十分的不妥。此时的我，已从大队书记锦秀伯口中，得知了当年母亲“抛夫别子”的真相。
锦秀伯一向看好母亲的为人，并将其当作干部苗子培养。猛然听到母亲偷盗，不由分外恼火，一怒之下才恶语伤人。事后一想，便冷静下来，发觉此事有些蹊跷。于是明查暗访，个多月后查出真相。恃强凌弱的生产队长，原本是个胆小如鼠的男人。大队书记一拍桌子，他就蒙了。为了“坦白从宽”，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将他设计陷害我母亲的前后经过如实招来。锦秀伯气得七窍生烟，跺脚大叫，狠扇了生产队长几个耳光，并且撤了队长的职。我退伍这年，年逾六旬的锦秀伯还在大队书记任上。一天他到我家，面色凝重地对我说：“你黄石的姨你要看重些呐。她跟你父离婚是迫不得已，我有过错……”
而这一切，母亲一无所知。
我还知道，对此一无所知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自责、内疚和悔恨之中。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是个“罪人”。她年复一年地忍受着对至亲骨肉的牵挂和思念，却又不得不忙于沉重的生计，与我隔江而居，天各一方。她之所以如此盼我退伍之后转入黄石，那是母爱使然。但是作为儿子，我不仅没有化解母亲心中的淤结，为她分担忧伤，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冷待她、疏远她，甚至误解和伤害她。我的无知和任性，已让圣洁母爱蒙尘。
在我退伍几年后，母亲皈依佛门。但为生计，继续做着街头小贩，白天守摊，晚上念经。对她而言，一勺一匙皆心血，一分一厘都是汗。
然而，当我来到母亲面前，惴惴不安地道明来意，母亲开心地笑了。她说，再怎么困难，也不能丢掉“转正”指标。因为家里没有存款，她到邻居金妈家里“报喜”。听说是借学费，金妈没说二话，当即取出存折。母亲要打借条，金妈笑道：“老李啊，都十几年的老邻居了，我还怕你赖账不成？”
因有母亲相助，我终于越过了人生路上的一道坎。
我所在的“民师班”是半工半读，每年在校住读四个多月，其余时间放假。母亲得知这一情况，便要我假期来黄石住，让爷在厂里给我找份临时工。为了尽快还清债务，也让母亲在邻里之间不失信用，我正为找不到勤工俭学的门路发愁。母亲的提议，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两年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赶到大治钢厂做工，既挣了一笔宝贵的学费，也增长了一段难忘的阅历。只是为了我，母亲受累了。那段日子，她晚睡早起，为我洗衣做饭，精心调理我的生活。毕业前夕，我在母亲及众位亲友的帮助下，终于还清了全部债务。
八
师范毕业后，我成了“公办教师”，先是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尚未报到，又被调到县函授站，一年后又调到县教育局。
因为工作繁忙，我少有时间去看母亲。一年中，只在年关过江探母，也是来去匆匆。
一晃又过七年。
九九年古历八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黄石爷打来的电话。爷焦急地说：“你姨迷了路，找不到你的家……”我在县城的家，是单位的集资房，母亲从未来过。我急问：“姨在哪里啊？”爷说：“她到漕河了，想来看看你，现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两年母亲潜心佛事，极少外出，怎么大老远的找到这里来了？我来不及多想，便与妻子分头去找。
临近晌午，妻子高兴地打来电话，说母亲找到了，已经到了家。我便急忙赶回家中。
母亲坐在小客厅里。她身着蓝布长衫，脚穿布鞋，头发飘忽，面容有些憔悴。见了我，母亲笑了。我第一次发现母亲是那样的亲切和慈祥。
母亲已有多年没有回故乡了。许是因为上了年纪，母亲的思乡情绪日渐加重。中秋节前，就唠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因为偏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加之感冒咳嗽，就一直挨到现在。爷说：“月饼搁久了会变质的，还是我送过去吧？”中秋节前，母亲备了几盒中秋月饼，原想中秋一过就带过江来，因病搁置十余天了。母亲向来节俭，听爷这样一说，次日一早便搭轮渡，转班车，硬是撑着病弱的身体找了过来。
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母亲在人世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也没有想过她对儿子思念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得知她感冒咳嗽，我竟责备她说：“您看看，为送几盒月饼，感冒了不去治疗，大老远的跑来跑去值得吗？”
母亲没有因为我的无知而生气，只是宽容地笑了笑。她掏出二十多块钱要给她的小孙子买东西吃，被我劝住。其时，大妹二妹已经出嫁，三妹尚未成家，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全靠爷的工资维持。
因为母亲吃素，妻子去附近超市购置了锅碗瓢盆等厨具和新鲜素菜。下午，妻子又带母亲到附近诊所看病。医生诊断后说，母亲血压偏高，并有气管炎，先给母亲输了两瓶点滴，准备次日接着治疗。
母亲输了液，感冒症状明显减轻，头也不晕了。晚上，我和妻儿陪母亲高高兴兴地吃了一个“团圆饭”，圆了母亲的一个心愿。
当时我的住所，也跟母亲在黄石的住所一样只有五十多个平米，人均住房面积不足七个平方。看着拥挤的住房，母亲有些遗憾。她说如果住房再宽敞些，真想在这里住下。我对母亲说：“等到以后我买了大房子，一定把您接过来！” 又劝母亲说，“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多住一些日子。”母亲点头应允。晚上，本想陪母亲多坐会儿，却因母亲身体不适，便早早服侍她就寝。
次日一早，我和妻子悄悄起床准备早餐，却见母亲在房里盘腿打坐。这是母亲皈依佛门后形成的习惯。为不打搅母亲，我和妻子轻手轻脚，生怕弄出了响声。
因怕上班迟到，我未等母亲念完佛经，便先吃了早饭，匆匆上班而去。却不曾想我这一去，竟留下终生遗憾。
中午下班回来不见母亲。妻说我上班不久，黄石爷打来电话，说邻居金妈要母亲赶回去参加庙会。母亲原本答应去诊所输液，接到电话，便执意要赶回黄石。妻子不好违拗，只得将母亲送到长途客运站搭车……
恍惚间，我生出一种孤独感。
那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娃娃，突然与母亲走失的感觉。
在此之后十多天里，我一直有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一天夜里，我坐在小客厅里，看着母亲十几天前坐过的地方发愣。我提起话筒，给母亲打一个电话。电话拨通了，听到的却是爷的声音。我顾不上寒暄，开口便问：“爷啊，我姨呢？”爷说：“你姨躺着了。”我知道，母亲一向睡得很晚，便问：“怎么这早就躺下了？”爷说：“你姨摔了一跤。”我急问是什么时候摔的，摔得怎么样，爷说是上午。我对爷说：“既是摔着了，还是要赶快送到医院治疗啊！”爷说：“好吧，明天送到院里看看。”
听爷话语不急，我以为母亲只是走路不小心摔了一下而已，并没有往坏处多想，却未料到几天之后，突然接到母亲病危通知。我和妻子慌忙赶到黄石医院，发现母亲已重度昏迷，命悬一线。
至此才知，母亲摔倒后发生轻微脑中风，如及时送医院治疗，原本没有生命危险。但母亲和爷都未经历此事，导致病情延误。我打电话的这天晚上，凌晨三点前母亲还处于清醒状态，但有不祥预感。她对爷说：“如果我去了，把我骨灰撒到长江……”爷还责怪她想得太多。不一刻，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送到医院时，已昏迷，医院当天就发出病危通知。在深圳打工的三妹闻讯大惊，急忙乘机赶回。她扑到母亲病床前千呼万唤，母亲没有任何反应……
看到母亲昏迷在病塌之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十几天前，母亲还好好的坐在我家里，还嘱咐我诚心向佛，善待弱者，饶恕所有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们并劝其改恶从善……那一刻，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妹妹们对着母亲的耳朵呼喊：“乡下哥哥来了，乡下哥哥来了！”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姨……”
对外界声音连续三天没有任何反应的母亲，突然出现了剧烈抖动，眼角流了泪水，喉咙里发出了悲痛的咕噜声。她吃力地扬起了那只没有插入针头的瘦骨嶙峋的手。
这一幕，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吃惊。
这一幕，更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我紧紧握住母亲在空中晃动的手，一时百感交集。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这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母子连心”……
几天后，母亲逝世。
我抱着母亲的骨灰，在妹妹们的相伴下，来到长江边上。
望着浩瀚的长江，我忍了多时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我们租了艘小船，驶向江心。
解开红布包，母亲的骨灰洁白如玉。
我们一把把，一把把，将母亲的骨灰洒向长江。
这一年，母亲六十五岁。
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间，每年清明，我的思绪都会飘向浩瀚的长江。在那滚滚的波涛里，我有恩重如山的娘。
母亲的逝世，成为我心中无法言说的痛。十多年间，我害怕提及母亲，却又常常梦到母亲。在梦乡，母亲还是当年的模样，身着蓝布长衫，还是那么亲切和慈祥。每次梦醒，泪水湿透了枕巾。
母亲啊，为儿曾经的无知，为您曾经的不幸，我一次次揖拜苍天，跪叩长江。您在天上，像月亮一样皎洁；您在水中，像岁月一样流淌。
母亲，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您儿子。
我们母子，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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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源：《延河•下半月》
监制/ 森林 编辑/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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