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信的事情还是说两句

我们需要跟抵制日货的撕，但没想到还要跟支持杨永信的撕，这才是诡谲的世态。学生撕得心伤，原本说这个话题无甚新事可讨论，但为此还是要说叨几句。因为这个事情，本质是：孩子如何教养；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权力边界。再上升一下，就是基本人权问题——而这个，在中国才是真正无解的。或许写几段，能帮助一些年轻家长们，重看自己的权利。

说起网瘾我就会想起一个很伤感的事情，Web2.0火热时期，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写的blog内容不少，所以被母校老师抬举，受邀在清华主持一个小的有关讨论。但是参与的有个老教师气质的人，提问却是自己多么值得骄傲的孩子读了博士，却染上游戏网瘾，因此荒废的事情，带有控诉情绪。我大概记得我态度不算好也不算坏，我是很坚定地说：这件事情从三个层面看，一是读了博士的已经是成人了，父母就最好不要再管了；二是这是个教育问题，是父母应该反省的，不是一个网络问题；三是这个问题和当下议题没有关系，所以不再继续讨论。

所以，从博士的父母来讨论孩子网瘾这个事情上，大家就能感受到其中的荒谬性了。高知家庭尚且如此，普通家庭就更可想而知了，大概只能依赖电击了。

在杨永信的事情上，最核心的争议是：孩子已经完全网瘾了，荒废学业，无可救药，甚至偷钱和打骂父母，你说该怎么办吧？

其实是有办法的，首先是看，责任是谁的。谁犯的错谁要承担责任，如果父母们觉得自己的罪责需要去被电击的话，那最好不过了——确实电击对这些父母是很轻的责罚。让觉得孩子网瘾是巨大罪过并且需要点击治疗的父母们，承担责任，先去电击十轮八轮的，我估计，孩子就全无问题了，一定有机会并且把握很大会被教育良好。电击会让错过教育时期的父母想百倍的方法来弥补过去的错误教育。

对，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当对孩子们痛心疾首的旁观者和父母，第一时间考虑的应该就是：教育者需要承担责任和处罚，如果他们认同电击，我并没有阻拦的意愿。

我想，没什么可继续撕的了吧？那么我们继续聊点儿别的，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权利边界。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孩子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当它一降落人世，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就同步确立了：这种基本权利就是人权的全部权利。作为孩子的特殊性在于，需要监护人，履行更多的职责——后者并没有任何利益，而全部是职责和义务。然而在我们的观念里，从「养儿防老」开始，就把孩子捆住了。接下来，将孩子当作一个附属品、管教对象，进一步削弱和干涉了孩子的权利，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其实和正确的教育理念是跑在完全同一条路上的：基于尊重、平等、对话，才诞生优质的教育。更进一步，家长们牺牲自我的过度付出，形成了一种裹挟力量，反过来要求孩子成年前和成年后，为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过度付出承担过度责任，进一步将孩子的基本权利压缩和剥夺。

每一个「网瘾」的孩子背后，都有一组剥夺人权的家长，所以才会有进一步，和杨永信一起，完全剥夺掉全部的人的权益——当然，不只是和杨永信，而是和整个体制、制度一起，剥夺掉这些孩子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父母自己，和这个社会，赋予他们的这种「剥夺」力，就是这个社会最恶劣的根基。那些觉得自己爱孩子的父母，往往未必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剥夺者。

我们夸张一点儿：是否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个体，其实可以从很多小事情就能加以判断。比如，有些人喜欢说「儿子，你过来一下 ...... 」，并且对孩子叫自己名字而不是爸爸妈妈会十分生气，这些人往往就把孩子当作了自己的附属品。当两个孩子在交流，或者一个孩子和一个达人交流时，如果你能毫不犹豫的插话进去，而不是跟插话两个成年人交流时必须使用的等待和道歉那样，你也掉入了「剥夺者」的潜在风险里。

总而言之，我们都缺乏人权的基本概念，基本教育，所以我们对孩子，基本上很难采取「尊重其权利」基础之上实施教育。

毋须讳言了，我自己也是上面的一员，区别在于程度严重与否，区别在于是否有自我觉醒，区别在于是否在努力调整自己，区别在于是否因为自己的劣而对孩子抱有歉意与否。

我有时候会说，哎呀，公号写啥呢。有朋友会说，写育儿吧。然而，确实做得不够好，不足以写。就这个议题，我们继续说下去的话，倒是涉及到育儿经了。这里面倒是真心没有什么复杂的，那就是：将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其全部作为人的基本权益。同时，从人的角度来反省自己，跟着孩子一起重新成长一轮。这大概就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原则了吧。

亲爱的读者，父母并没有那么多的权力；亲爱的，以及亲爱的孩子，父母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权力。至于杨永信，承担杨永信的社会体制，以及将孩子送去电击的父母，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构成了对孩子赤裸裸的剥夺，剥夺其心智，剥夺其心灵，剥夺其灵魂和身体。

不要做「中国」孩子——无数赤裸裸的剥夺，无数验证和哀嚎。有时候死在水底，有时候死在电击，更多的困死在中国家长们恶劣的「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