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红歌——此时此地的隐蔽浩劫
文革见证文学《一滴泪》的作者巫宁坤去世，重发此文悼念。
这是一篇几个月前动笔但搁置的读后感，赶在今天我将其仓促写完，以作特别日子的纪念。
以下本文全部引用部分都来自此书
诗歌与红歌
——此时此地的隐蔽浩劫
权力的威胁，应该被每一个人时刻感觉到，又绝不能成为一个“话题”，不能让人拥有一个讨论它，调查它，判断它的空间。因而，科雷马的劳改犯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既存在着，又不存在。而这种暧昧，沾染着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由国家机器维持着的消失。对于它，社会只能缄口不语，用一种沉默甚至默契加以包裹。
看完《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时，有点儿不知如何描述阅读感受，它有很多细腻但也算宏大，它对我很触动但又保持距离，我只能在朋友圈里这么描述：“它十分强大地联结我零散的思考”。
过去的20世纪太宏大和波澜壮阔了，在世界大战、内部战争和集中营中，有太多的东西被湮灭和不见。继续上溯，十九世纪和更早，如果发生种族或者群体的灭绝，那么它可能真的不见诸于文字，消失在历史里，因为权力者掌握了语言的生成和流传；20世纪最大的不同是已经有了国际政治，已经进入现代文明，语言的流传非常快速，所以“屠杀”是被铭刻的。更有意义的是，在20世纪，在历史文本之外，还有大量的“见证文学”，以传记、诗歌甚至小说的形式，将个体经验和感受深刻铺陈开来，改变了一些议程，并参与到人类的潜意识结构中去。
所谓见证文学，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作者克洛德·穆沙对见证文学做了大量研究，20世纪的历史提供给了他充足的研究文本，以至于在这本书里集纳的近十篇文章，已经能够体现他对“见证文学”已经形成了一套分析框架，同时我们也能从这样的文学与分析中，看到权力，看到幸存者；看到“见证”以何种方式开始，何种方式经历，何种方式书写；看到人格和语言是如何被消泯、被保存和重新复苏。
我看到了作者隐藏在文学批评里的这个分析框架，这并不基于我的阅读能力，而是依赖于我的感同身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同身受，因为它要求你有经历某种“浩劫”。
以1949年为界限，我们有经历“浩劫”吗？文革是被官方承认过的“十年浩劫”——虽然现在我们讨论它并不被鼓励，偶尔不被允许。但我并没有经历。五三五被定义为“事件”，当时在广场上的很多人，永远在广场上，每一天都无法摆脱“此时此地”。但我也没有经历，除了参观共和国卫士展览以外。
我的感同身受，来自于一种长期的“此时此地”，和其他劫难具有同样结构同样方法，以隐藏的、庞大的、缓慢的、花枝招展的形态进行。
在我看来，文革没有被真正意义的被公开、反省、清算，人们没有为此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它从来没有结束，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着。我的“感同身受”，恰好是在过去这些年里，时刻跟这潜在进行的劫难碰撞，被它阻挠、切割。在真正的文革纪实文学会成为禁书，且在每时都在删贴的“今天”，这种劫难其实更加现实和深沉——它通过教育系统，通过媒体宣传系统，隔绝文化、哲学、逻辑，拉远人们与真实的距离，削减人们思考、获取信息的能力；然后再将人丢入到无穷尽的以“钱”、“成功”为中心的功利现实里，重新组织了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文学不可获得。
评论者克洛德·穆沙这么评述灾难文学的获得：
这个见证者，不仅遭受了浩劫带来的苦难和戕害，还要有相当大的承受力，能够从苦难和戕害中活过来，在浩劫之后书写浩劫；相当执着的记忆与思考的欲望，不是用忘怀痛苦来追求新生，而是毒蛇恶鬼一样纠缠于往事；相当成熟的写作技巧，能把被自己内化的浩劫诉诸笔端，使其变成一种存活于作品的文学经验。一言以蔽之，作为见证文学之见证者的我，必须足够我，才能在一场以消灭我为目的的浩劫中真正在场，才能在浩劫后处于也许无谓的坚贞，当着鲁镇中听故事的人，把那一种过往的在场讲述出来。而这一足够我的要求，大概是他们人生中最沉重的负担，甚至比浩劫本身所强加的肉体苦楚，还难以承受。
我们没有这样的作者。随想录显然不是，干校六记也不是，牛棚杂忆也不是，这些文本恰好是隐蔽的深沉的劫难的开始，写作者已经没有能力去执着、痛苦，而是想忘怀，想决裂，想交代以后快速逃开，以让自己不再痛苦，融入到同样的统治结构里面，且换得了被体制尊重的新身份。
新生活可以迎接，也没有什么可以迎接的，如果“我”消泯了的话。
那个“我”消失了、裂变了，或者更糟糕的，被填塞了。因为一代人在反省文革时，也被提供了一套话语模式——这套话语模式和文革的话语模式有同样的内在的结构，小心翼翼隐藏在那里。如果你选用了新的言语，如果你想试图在语言里放入“自我”，想让语言和叙述真实，那么就会成为《上海生死劫》或者《一滴泪》，被封禁在大众的后（新）文革状态之外。
朋友留言：“有的民族可以出现把困难消化成史诗的作家。有的民族就不行了。”
如今，我们对文革的论述，我们日常的语言，恰好有一段文字，可以夸张一点儿，成为我们的日常：
语言泥化了，变得软塌塌的。从这些嘴里再也说不出任何有条有理、坚强得足以留存的东西。只剩下一团软麻布，磨得越来越薄。句子互相跟随着说出来，又彼此矛盾，像一个个悲惨的嗝，一股词的胆汁。（……）话没有遮拦地说出来，那个家伙非把自己倒空不可。不到晚上，他绝不肯善罢甘休。地狱肯定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是这样一个所有词语、所有表达都等同的地方，被一张醉汉的嘴呕吐出来。
其实就是绝望，因为我们的思维、语言，一直一如既往地被控制着。区别在于，我们以前拥有被允许的一千个词，今天我们被允许使用一万个词。超出了这个范畴，你还是会被删帖。
当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是，不仅感伤泪下：
这些囚犯被所有人，甚至被他们自己忘记了。当他们的亲人不再惦念他们，当人对人最基本的支持不复存在，但他们对自己的顾念也随之消散乌有，诗却悄然来临，凝视着他们。它以一种简约的温柔，沿着这些被遗弃者的摸索的手，塑造出空气渐渐静止的曲线，让我们听到存在于“那里”的沉默，听到它的蜿蜒和变化。
只是我们的当下，没有诗歌，只有欢腾和红歌——拥有文革最深切记忆的那一代年轻人，现在在广场上跳舞唱红歌，红得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