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组织宣传刘胡兰的人竟然当了叛徒……山西往事
今天是刘胡兰烈士牺牲纪念日，特摘录汾河萧鼓先生博文以示纪念。标题是小编加的，抱歉……
褒扬刘胡兰之肇始（附孙景浩简历）
（作者：邢书良）
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对立双方残酷搏杀，常有逾于人情的惨剧产生。受不同的阶级利益和不同的信仰驱使，不同阶级都会涌现硬骨头，宁折不弯，甘当牺牲。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共产党不共戴天，你死我活，都有自己铁骨铮铮的战士。山西作为双方最先重新交手的区域，绝不屈服、死不低头者大有人在。共产党方面，十五岁的刘胡兰和十六岁的尹灵芝，在同一年，1947年，走向铡刀。几个同志已经横尸身边，她们仍是毫不畏惧，慷慨赴死。国民党方面，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堂妹、山西省国大代表阎慧卿，眼看太原城破在即，仰药自尽，此前嘱咐身边人员焚烧自己尸体，“尸首不与共匪相见。”
这中间，被毛泽东主席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事迹传遍中华大地。但哪些人最早决定宣传刘胡兰事迹？长期以来的文章都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近日看到一本《文水解放纪事》，有些事情才算明白。原来不是事实不清楚，而是记述者有难言之隐。
刘胡兰是云周西村人，云周西村当时属文水县第五区，杜杰是五区区委委员和二、五、六区武工队负责人。他回忆：“胡兰同志就义的噩耗，我是在她就义的那天下午得知的。那天下午，我们武工队正在二区一带活动。云周西村一个民兵跑来告我，说胡兰子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就义时表现得十分刚烈……回到神堂村（注：中共文水县委驻地），我立即向当时文水县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说：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宣传。”文水县五区区委书记王瑞在刘胡兰就义后“曾经编写了一小教材，教育党员向刘胡兰学习。”但从现有资料看，杜杰是最先将噩耗报告到文水县委，而文水县委书记最先主张褒扬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令人奇怪的是，杜杰没有写出文水县委书记的名字。
编成于2008年的《文水解放纪事》收录了当时的中共文水县委组织部长郭维屏的回忆，终于写明了这个书记的名讳：孙景浩。郭维屏回忆：刘胡兰1月12日牺牲，2月2日我军就重新攻克文水县城。一天，县委书记孙景浩说：“延安各界慰问团张仲实、吴满有等同志，昨天听了我关于刘胡兰同志生前和牺牲情况的汇报，明天要我们作详细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汇报后，晚上，孙景浩向县委副书记石玉、宣传部长刘光和组织部长郭维屏传达慰问团的意见，其中一项是文水县要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先修烈士陵园，并在陵园门口琢磨一副楹联，文字不要长，要把刘胡兰的个性、特点表示出来。大家沉默思索了很长时间，谁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辞词来。这时孙景浩说：我有个不成熟的意见，大家推敲推敲，即：乃中华优秀儿女，为中共候补党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斟酌了一会儿，都认为概括的可以，对仗也工整，于是就这样定下来。”
孙景浩又名梅村，他的这个楹联，真可以说是歌颂刘胡兰的第一联。在宣扬刘胡兰精神中出过大力的孙景浩，本来应该日后大大扬名，可惜，他却成为被长期隐晦的人物。他的作为，长期以“县委”“党组织”名义出现，像杜杰那样写清楚“县委书记”几个字，已经是破格的了。因为，刘胡兰献身七个月后，孙景浩却叛变了！（作者2015年1月注：此处有误。新材料证明，孙景浩实际是七个月后被捕，一年后叛变。）
《文水解放纪事》62页记载：孙景浩得了伤寒，在东石侯村村长家养病。因一时疏忽，夜里未关上大门。乡警巡查，看见村长家大门开着，屋里又亮着灯，十分可疑，便进去抓捕了孙景浩。这情节和《水浒传》里赤发鬼刘唐在灵官庙赤条条大睡不关殿门颇为相像。但刘唐由晁盖及时相救，孙景浩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先被押到乡公所，后转交文水县阎军特警组，再押送太原。在乡公所时，他用秤锤猛击头部试图自杀。到太原后，“头部化脓发臭，闹痢疾又常把屎拉在裤中，他痛苦不堪，有些难友又欺侮他，逐渐消磨了他的志气，在自认为绝望的情况下，他完全彻底的出卖了组织，成为叛徒，并充任阎军敌工部情报组组长。”
这就难怪，长期以来在公开材料中难觅这位最早主张宣传刘胡兰精神的县委书记的踪影了。但这里所说孙景浩担任的阎军职务，可能尚欠准确，这个“敌工部”归属阎军什么部门？还不清楚。按说特警组上送犯人，应该是送入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但我查了那里名单中的孙姓和梅姓，似乎没他。有人说，解放后他在太原西峪煤矿劳动改造，对政策理解深，常常到别的班组给犯人宣讲。另外，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临汾县委书记也叫梅村，后来也背叛了共产党，不知与他是否同一人。孙景浩所提到的延安各界慰问团，据慰问团副团长、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副科长的张仲实回忆，是1947年1月中旬成立，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部队的。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十个代表组成，即陕甘宁边区工会的崔田夫，农民、劳动英雄吴满有，延安商会的张喜林，陕甘宁边区妇联的白凌云，中央西北局的孙君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黄静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霍仲年，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的孟沽，新华社的缪海棱，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张仲实。崔田夫为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为副团长。慰问团了解刘胡兰等七人事迹后，曾经准备前往云周西村慰问，晋绥独立第五旅旅长独臂将军贺炳炎担心那里刚刚解放，极不安全，特派一个排将慰问品——西北农民银行币一千万元、白洋布两匹及其他各种用品送去。
郭维屏回忆中，孙景浩说是慰问团的张仲实、吴满有听了他的汇报。而按张仲实的回忆，他是向中共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刘胡兰详情，“并派人到参加拆除文水县城墙的云周西村的农民中间做了调查”。在详细汇报之前，孙景浩汇报过没有？是不是解学恭带着孙景浩一起介绍情况的？这已经闹不清楚了。时过境迁，人们在回忆往事时，常常仅仅记得最突出的东西而忘记一般的东西，常常自觉不自觉的删除一些不愉快的事物，添加一些自己觉得应该有而当时实际上没有的事物，这是自然天性；更不要说有时还要刻意回避某些东西了。总之，这件事现在的一般表述为：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了解到刘胡兰英勇就义事迹后，甚为感动，感到应将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当时他就表示：“返回延安以后，一定将刘胡兰的事迹向党中央反映，并请毛主席题词。”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返回时，陕北情况已经十分紧急，国民党军已经开始进攻并于3月19日占领延安。张仲实回到单位，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事迹，任弼时迅即向转战陕北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于3月26日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张仲实）
慰问团十个人，现在人们常常提起的就是张仲实，缘由自然是他在推崇刘胡兰事迹中起了重大作用。哪为什么郭维屏记忆里孙景浩还说了吴满有？无独有偶，当时共产党文水县二区区长陈德照回忆中也有“中央慰问团来到文水进行慰问，有全国劳动模范武（吴）满有、副团长张仲实”的表述。吴满有在宣扬刘胡兰事迹上，是否有突出表现？除了郭维屏回忆中孙景浩的说法这一孤证，现在没有这样的证据。
但在十个人中，吴满有是当时风头最劲的人物，名扬四海。他发奋生产的事迹，符合了物资极端匮乏，渴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共产党人的迫切要求。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可见吴满有的作用。当时延安，人人有生产任务，吴满有就公开声明，毛泽东的劳动任务由他帮助完成。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让他拜农民为师，了解中国国情，这老师就是农民吴满有。据说，“人民政府”这个词，也是最早出自吴满有之口。有谢觉哉1944年2月29日日记为证：“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有人查了当时报纸，吴满有的原话是“人民的政府”。但含义没有差别。著名诗人艾青还为他写过长诗《吴满有》，其中“皱纹间也充满阳光”一句传诵一时。
这个吴满有，后来强烈要求参军打仗，王震任命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结果在1948年5月被俘。他是西府战役中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的干部，于是国民党方面如获至宝，献俘京城。据说吴满有受到优待，住好房子吃小灶，逛大公园看电影，穿呢子将校服，并三次发表反共广播讲话。也有人说，吴满有骂共产党的话是国民党炮制、伪造的，他只录制了第一句“我是吴满有”，后面是一个陕北口音的人配的音。南京解放后，吴满有返回家乡，被开除党籍。
【１９４８年９月，吴满有（左）与杨经曲（右——系辛亥志士、鄂豫边行政公署副主席、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被俘）在南京国防部政工人员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交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自白书。吴满有神色凝重，这是吴满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杨经曲1951年去世，1983年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编辑注】
历史就是这样的时时在大浪淘沙。这种淘洗拣选，标准并不是颗粒的大小，而是颗粒的比重。因为比重大，刘胡兰、尹灵芝这些普通分子可以尽显黄金成色；因为比重小，县委书记也可能暴露沙石本相。不过，当时双方的斗争实在太残酷了，阎锡山政权在文水搞“三自传训”，仅一个月，被乱棍打死者，农村地区就有二百余人，城内青壮年和教师就有一百二十多个。文水县共产党的县区级干部就有六十多个被杀。风声鹤唳之下，有六十八个共产党员向敌人自白；第三区九个农村支部书记，有的自白，有的外逃，有的撂挑子，隐蔽下来的仅存两人。国民党大肆进攻，共产党丢城失地，连首府延安都沦陷敌手，怎能挡住有些人改换门庭呢？这就是历史，真实而残酷的历史。(原载《党史文汇》杂志2010年第2期)
补充材料：
一、梅村简历。
新材料：1.仔细搜检后，我发现，其实《伪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资料》中有孙景浩资料，在第222页，只不过主名写的是“马步然”了，所以“孙”姓和“梅”姓中没他。2.《临汾党史资料》1986年第3期《临汾县河西抗日武装自卫队记述》：1937年12月初，山西省临汾县民众武装模范自卫总队成立，县委书记梅村为政治主任。1938年2月27日临汾失守后，临汾县武装模范自卫总队整编为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临汾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中共临汾县委书记梅村兼任；下辖的第一大队，梅村兼政治主任。《临汾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27页：“王金林同志（他不是郭贵全）‘十二月政变’前是临汾县委书记，1940年1月就到了介休，……梅村是王金林同志以前，在临汾担任过县委书记，后调回特委，也再没到过襄汾、临汾。‘十二月事变’后到了晋西北，在×县任县委书记（大概是清源县）时被敌人俘虏后叛变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太原市担任教员，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3.中共党史出版社《征程漫漫——武光文集》213页《回忆抗战初期乡吉地区的简略情况》记载：“193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当时山西的敌我斗争形势，在敌进我退被动的形势下，决定将曲沃特委一分为二，把同蒲路以西的所属各县划分出来，另成立以乡宁、吉县为中心的乡吉特委。中共乡吉特委成立时确定的成员有：李伯顿（任组织部长），梅村（任宣传部长，后叛变），我任书记……特委建立之初，没有机关，我以牺盟的名义住在汾城县牺盟会里，李敦伯常在牺盟会中心区代表特委领导中心区工作。梅村是在特委机关成立时从临汾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出来的。约于1938年暮春，特委才建立起机关。”这样，梅村的完整可靠的生平如下：
孙景浩，别名梅村，叛变后顶名马步然。1914年生，山东省无棣县人，中学毕业。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临汾县委书记；乡吉特委宣传部长；晋绥三地委、八地委委员，文水县委书记。1947年8月被俘，9月解送阎锡山太原整军会，后转送太原绥靖公署特警处；1948年春叛变，4月顶名马步然任太原绥靖公署特警处中校设计委员，充情报科情报组代组长。孙景浩叛变后写过《共匪向右转的阴谋》《如何对付敌后武工队》等资料；任情报组长后汇整各种情报一百五十多件，提出《加强治安工作》《解决市民生活问题》《开展群众运动》等书面建议六七份；给干训队、青训班、警宪训练队学员讲解共产党土改政策、党政组织概况、社会情况调查方法。他还在《复兴日报》发表《致张稼夫的一封公开信》（张稼夫，文水县人，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诋毁共产党。1949年2月，与孙景浩相识于临汾的阎军某连指导员张亚威向孙景浩表示欲投解放军，被孙景浩告发，遭到杀害。太原解放时孙景浩被扣，后判刑十二年；服刑期间减刑两次，1958年刑满释放，1962年在太原市第九中学任教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
这就是一粒曾经貌似硕大的沙粒的浮沉。离开了人民大众，违逆人民意愿，逆潮流而动，无论曾经怎么显赫（这一方的县委书记，或者另一方的国大代表），无论为了自己和一小撮人的利益怎样的“硬骨头”，标榜得如何像“完人”，都终归是沙粒，都轻于鸿毛。而刘胡兰、尹灵芝这些生前寂寂无闻，但自觉为大众利益牺牲的人物，倒会永远放射熠熠金光，永远激励后人的。
二、艾青的诗《吴满有》。《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六册404页赵超构《延安一月》：“和延安人谈起，艾青似乎‘很受尊敬’，最被人称道的一件事是他写了一本《吴满有》的诗，写好了还到吴满有那里去，亲自朗诵给吴满有听，并且照吴满有的意思改正了许多句子。”
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