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年筹备建设，11月12日，位于山西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陶寺遗址博物馆航拍
这是一场考古界的盛会。来自全国考古领域、博物馆系统、文化遗产领域的30余位专家齐聚一堂，共话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
这是陶寺考古人翘首以盼的一天。历经46年、5任考古领队的丰硕考古成果拥有了高质量展示中心。
这也是文博爱好者的盛宴。大众期待的彩绘龙盘，以及从未公开展示的圭尺等闪亮登场。多璜联璧、铜蟾蜍片饰等230件（套）珍贵文物集中亮相。
彩绘蟠龙纹陶盘，陶寺遗址核心文物之一。陶寺一共出土四件龙盘。盘曲如蛇，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口衔枝状物。陶寺龙纹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多璜联璧
朱书扁壶（展厅中为复制品，真品现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扁壶为泥质灰陶，器表饰细条竖蓝纹，是陶寺先民打水的工具。这件破碎的扁壶有朱书文字位于两面，十分珍贵。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村，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
遗址1958年被发现，1978年正式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
46年来，大规模墓葬群、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遗址，以及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观象台”等先后被发现，一个沉睡于地下数千年的都邑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陶寺遗址博物馆有什么看点？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为何如此重要？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探访陶寺遗址博物馆。文明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控。考古发现，陶寺先民已经能初步管理时间与空间。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内考古发现了具有系统“观象授时”功用的大型夯土建筑“观象台”，能观测到20个节令，这些节令与当地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农事、宗教节日相联系，成为目前已知最早、最完备的太阳历之一。4000多年前，陶寺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适合农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看来，所谓“观象授时”，授的是与物候密切相关的“农时”，主要用于指导当时的农耕种植，发展农业经济。显然，陶寺文化时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博物馆展出了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种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除了“观象台”，陶寺遗址的两个贵族墓葬中还出土了中国古代主流的天文历法观测仪器——圭尺和立表。展厅里，陶寺遗址的核心文物圭尺首次公开亮相，这是一件黑、绿、红三色相间的漆木杆。立表也是一根木质杆，其上残存有红色颜料。陶寺先民利用圭尺和立表来判断节令、地中，并进行相应的大地的天文测量。综合来看，陶寺文明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精准掌控，是为王权和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陶寺都邑可分成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历史时期，大致经历了兴起、繁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到了中期，城址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宫城继续沿用，这一时期增建了外郭城，城址面积达到280余万平方米。完成了由单一的宫城，向“宫城—郭城双城制”的转变，构建了卫君与卫民相结合的都城规划理念。中期都城分为宫城宫殿区、仓储区、墓葬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此时的陶寺，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1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内城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其中，内城1号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基础之一，内城被判断为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性质。
在内外城之间还有多处墓地，大型墓葬集中分布，墓中往往有大量随葬品；许多小型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说明当时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异显著，阶级分化严重。这些发现生动表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入新的重要阶段，陶寺早、中期聚落已经初步具备早期国家特征。陶寺文化晚期，大城城墙逐渐被毁掉，宫殿区开始衰败，仓储区已不存在……陶寺遗址成为普通聚落，并最终废弃。礼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制文化源远流长。在黄河流域，礼制更多体现在规范世俗社会的身份地位和等级秩序。陶寺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左下）等礼器。
陶寺遗址出土了包括陶、玉、石、漆、铜等各种材质的礼仪用器。陶寺早期大、中型墓中一些珍贵器物，种类繁多且有一定的组合，尤其在大型墓中成套出现，漆木器与陶器或互为配套，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例如大墓中，1对鼍鼓、1件石磬、1件土鼓是固定组合；它们均发现在墓主左、下侧，摆放位置固定；五座大墓入葬年代不同，但上述“规制”一直延续固定。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展厅中为复制品）与鼍鼓（复原）。
在距今4300多年前，陶寺的统治者已经“以礼治国”，初步形成了礼制与礼乐文明。这是陶寺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陶寺文明在5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脉络中处于何种地位？这还要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广受关注。陶寺遗址博物馆大厅
2002年春，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了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铜蟾蜍片饰
铜铃，乐器。陶寺遗址一共出土了7件铜器，是复合范铸技术的萌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该区域已形成了城市和阶层分化，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成果显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为古国时代。
在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的古国第三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陶寺文明就处在这个阶段，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中的重要节点。
玉璇玑，礼器
玉兽面，礼器
此外，陶寺遗址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绝特质的生动写照。陶寺遗址出土的很多文物具有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因素，体现了陶寺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融合性和包容性。同时，陶寺文明的宫室制度、礼仪制度等都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继承、吸收，对后世王朝文明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