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精神及其人文价值再探
苏武精神及其人文价值再探
作者：刘本炬
当前对苏武精神及其人文价值的研究，主要是从“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这一历史定位出发的。从一个国家、民族利益的视野来看，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从人类学的视野关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苏武精神的人文意义就会在人类精神追求的恒久价值层面透显出新的光辉。因此，本文试图以一个新的向度挖掘苏武精神的内涵，浅析苏武所践行的“和合精神”，并对其人文价值做出简要评价,以此就教于大家。
研究苏武精神的前提：苏武活动的背景聚焦
苏武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受命出使匈奴，因一场突发事件而被羁留十九年。苏武精神最闪亮之点，须从苏武这一段活动的历史背景出发加以分析。
其一、西汉当时国力逐渐强盛，反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双方由全面战争转向逐步缓和。
其二、双方时有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发生，曾多次互派使节暗探，收集情报，也多次互扣使节。
其三，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为缓和关系，全部送还原先所扣的汉使。
其四、汉武帝也想进一步缓和双方关系，遂派苏武以中郎将身份率副使张胜、假使常惠等百余人出使匈奴。
其五、苏武等把所有被扣的匈奴使者送还匈奴，并赠且鞮以厚礼，以此表达汉对匈奴的修好之意。至此，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
其六、苏武等即将返回时，副使张胜背着苏武卷入匈奴内部谋反事件泄露，造成对苏武出使的巨大危害。苏武身历的一系列磨难由此拉开序幕。
苏武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现实状况下，通过苏武的磊落言行而集中表现出来。不难看出，这一背景的焦点是：两个国家、民族之间矛盾关系如何解决，如何协调，是战争还是和平、和处？是对抗还是和解、合作？这对于西汉和匈奴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而作为使臣的苏武，尤其必须直面双方矛盾关系的突然尖锐以及突发事件的威胁，做出自己的正确抉择。而苏武的抉择，是由其精神追求和价值判断所支配的。因此，对苏武精神的研究，可以也应当从国家、民族间矛盾关系的层面上加以分析。这样，对苏武精神的人文内涵就可以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地加以把握。
研究苏武精神的另一向度：“和合精神”及文化渊源
立足上述的前提分析问题，就可以看出，苏武精神的表现，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度的。一方面，作为西汉的代表（臣子），苏武的一切言行都充分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作为处理西汉与匈奴两国、两民族关系的使节，苏武还表现了避免战争以求和平、和处的精神，缓解对立以求和解、合作的精神，反对叛离以求和谐、和爱的精神。
苏武的使命就是避免战争以求和平、和处，缓解对立以求和解、合作的。这个使命的完成对于苏武来说，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是宁可牺牲性命而矢志不渝的，是历经磨难而毫不动摇的。因此，苏武的精神，不仅是对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的追求，而且是对国家、民族间化解矛盾，和平、和处、和解、合作的追求。
在对待副使张胜卷入匈奴内部谋反事件，苏武原先并不知情，也是坚决反对的，是划清界限的。因为，这不仅是对和平、和处、和解、合作的破坏，而且是对使团内部统一精神意志的叛离。苏武以自己的言行表明，他对于这种叛离行为是坚决反对的，是藐视的。同时，他还指斥了卫律和李陵的叛离变节。因此，反对叛离以求和谐、和爱的精神在苏武的内心世界也是扎了根的。
苏武所追求和践履的和平、和处、和解、合作、和谐、和爱的精神，可以统称之为：“和合精神”。
苏武之所以能践履这种精神，从他所受的教育、熏陶来看，是有其文化渊源的。和合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内蕴的根本精神之一。张立文先生在其《和合学》一书中指出：“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魂’中，既有她的个性，又有她的共性，这就是和合人文精神。”据他考证，从《国语.郑语》提出“和合”概念后，孔子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讲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讲过“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墨子讲过“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和相和合”；《易传》讲过“保合太和”；荀子讲过“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也”；韩非讲和合与荀子意思相近。另外，佛教讲“因缘和合”；道教《太平经》亦讲“天地人相和合”。可见，“和合之道，即各家‘道通为一’之道，‘一以贯之之道’。”
和合之道之所以为各家所认同，为各家所崇尚，这是由于“和合”体现了、反映了处于春秋战国长期动乱的人们的心态和期求。尽管各家对“和合之道”的具体内涵见解不一，但都承认和合之道及其文化地位。张立文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之道，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
联系到苏武，他与同时代的人们一样，对战争和动乱充满厌恶，对和平和安定充满期求，加之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合精神必然同爱国主义精神一样，在其德性修养和价值观生成、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到了灵魂深处，进而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在出使匈奴和遭遇磨难时，就能经得起包括生死在内的各种考验。他的一切努力、抗争、忍耐、磨砺，都把爱国守志与和合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和合精神”同“斗争精神”并不绝对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和合是目的、追求，斗争是手段、途径。和合指引斗争，是斗争的内在动力；斗争是围绕和合目的并为和合服务的。在苏武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在看到苏武追求和维护“和合”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为实现“和合”所做的长期的艰苦斗争。而且，苏武的斗争，既有原则性，又有策略性。坚决抗争的对象与设法争取、利用的对象，是十分明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把“和合精神”(内蕴着斗争精神)作为苏武精神的又一重要方面，认真研究，不断传承和弘扬。
研究苏武精神的超越性：“和合精神”的当代人文价值
苏武精神具有历史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是通过文化遗传实现的。人类遗传具有双重性，既有自然的遗传，又有文化的遗传。因此，人类历史不仅是生命复制的自我超越，也是文化复制的自我超越。
苏武精神的超越，就苏武个人来讲，是他的意识境域中构成了他所追求的愿景：和平、和处的愿景，和解、合作的愿景，和谐、和爱的愿景。在这一理想的愿景中，苏武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变成了“非存在”，而理想化的愿景则变成了真实的“存在”。以理想关照现实，以理想的愿景给自己构建世界的“客观图景”，这恰恰是人类所独有的“意识超越性”。这种意识超越性会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动摇。苏武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
苏武精神的超越，就人类文化遗传来讲，他所践行的“和合精神”,已成为21世纪人类文化价值的核心之一。“和合精神”立足全人类的生命福祉，正以一种全球意识面向人类无法回避的严峻冲突和危机。当代人类各种矛盾冲突，包括种族、民族、宗教的冲突，以及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威胁）、恐怖组织、贩毒集团、各种黑社会组织等等所造成的危机，还有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资源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这一切，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呼唤着和平、和处、和解、合作、和谐、和爱的精神，呼唤着“和合精神”。所以，有人把“和合精神”称作21世纪的“普照之光”。
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曲折的中华民族，在进入21世纪时，正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弘扬“和合精神”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其一、中华民族的内部，需要统一、稳定、团结、和谐，尤其需要56个兄弟民族的和爱和团结。要以“和合精神”为指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实现生态平衡；协调好各民族、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和谐；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凝聚力；奋发图强，再造辉煌。
其二、中华民族要力求同周边国家、民族搞好关系，争取一个和平、和处、友好的环境，以利于自身发展。以“和合精神”为指引，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三、全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中华民族不可不加以警觉和重视，不可不承担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维护人类和平以及处理全球性各种矛盾和突发事件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是我们坚守的信条之一。同时，“和合精神”也以其共性之光、人性之光获得全球绝大多数人们的认同。
从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来看，“和合精神”作为人类人性向善的共同追求，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而作为这一精神的早期践行者，苏武的光辉形象必将永垂青史！
（本文作者系陕西省哲学学会名誉会长、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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