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杨善洲的初心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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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善洲林场旧场部的杨善洲墓园
作为杨善洲的三女婿，多年的生活见证了老人不忘初心，跟党走的点点滴滴，真切感受了支撑他坚守初心不改的力量。我是70后，在我的童年时代,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我学了好多遍，因为有点难，当时作为一个孩子只能在歌词中懵懂知道共产党是伟大的，但并不知道共产党到底做了什么。成年后，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中国奇迹、世界奇迹。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今年已经九十八周年了。历史跨越两个世纪，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却始终没有变，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国家日益强盛，虽然在发展中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传统没有变。
回顾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奋斗历史，回忆起我们举起右手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时，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杨善洲。他1927年1月出生，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入党，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1988年3月退休，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扎进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7.2万亩（其中人工造林5.6万亩）。2009年把价值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时，父亲曾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只能物归原主。”。2010年10月10日父亲因病逝世，留下遗言：不请客、不接礼、不铺张、不浪费。父亲从事革命工作一辈子，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全心为民，忘我工作，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绩依然。父亲在退休之后，获得“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绿化奖章”“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二十多项省部级以上荣誉，被誉为“活着的孔繁森”“焦裕禄”，去世后又获得多项国家级荣誉如：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爱岗敬业奉献模范、全国绿化模范、《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等。在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了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了改革先锋奖章，作为云南唯一一位获得改革先锋荣誉称号的他，不得不说是我们云南的骄傲、保山的光荣。
杨善洲生前与群众促膝交谈
父亲曾经这样讲过“不懂得报恩的人，简直就不是人”。2010年7月13日，也就是父亲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前三个月，中央组织了一个采访团到家里采访父亲，有一位记者问父亲：“你为什么要入党？作为一个从山区走出来的连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的农民，当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崇高的念头？”
父亲的回答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震惊：“说实话，‘为共产主义献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当时我也不懂，也不清楚是回什么事。一个农民嘛，说‘献身’啦、‘牺牲’啦、‘完全彻底’啦，我那时也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我家在旧社会是一个‘三无家庭’：无土地、无房屋，甚至无族别，我的爷爷辈，原属少数民族中的布郎族，因为穷，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寄住在一个姓刘的大地主家的一片山地上，成为了‘押山户’（注：所谓押山户就是土地是地主家的、房屋是地主家的，农户家仅属于这片山地的一个符号），全家在事实上已经成了这片山地的一个‘抵押物’，没有任何权利，连民族的归属都属于这片山林的主人了。所以土地改革时，刘家在族别上填的是‘汉族’，我家杨家也就成了‘汉族’了。”
父亲接着说，“1950年，我们施甸县解放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开始进驻到各个乡镇。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我作为民兵被招进区政府。一次，一位领导在会上讲，今后的土地要分给广大的劳苦大众。对这个说法，我有点怀疑，就举手提问这位领导：‘共产党说话算数吗？’那位领导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说话，历来都是算数的！’我说：‘好！那我今天走进来了，明天就不打算走出去了。从此，我跟着你们干，一直干到脚直眼闭！’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入党的最初原因”。
听完父亲的回答，记者们又问：“好，这是你最朴实的一个入党理念。但我们听群众反映，你当了领导以后，下乡和出差都不报出差费，工资也都用在了保山地区广大的民众身上。从1951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你基本上没有寄过给家里钱。2009年，国家给你的住房补助也退了，还把国家给你的20万元奖金以及你辛辛苦苦种植了20多年、价值3亿多元的山林捐给了国家。这种作法，我们先是表示怀疑，查证了诸多的事实以后，连你身边的人都说你是一个不太‘顾家’的人。对这一点，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实在有点难以理解”。
对于记者们的“难以理解”，父亲回答得很坦然，他说：“在家庭需要照顾时工作根本脱不开身，我当时的选择只有首先考虑工作的需要，然后再说照顾家庭”。“我出来工作，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出来的，参加工作后，经过党的教育，通过了各种学习与培训，我才逐步有了这样的认识：革命就是要使所有像我这样的穷苦人都能有房子住，都能有衣服穿，都能有饭吃，也才逐步有了这样的觉悟：‘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目标就是要使整个中华民族都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入党后，我很快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一个人老是给自己‘算’，不替别人‘想’，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要经常给别人‘算’，经常替别人‘想’。”
“后来，我从山区走向了坝区、又从坝区走向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更大的城市。职位越做越高，一直从区委书记做到了地委书记。但是，官越大，内心里的压力越重，老是觉得有做不完的事、还不完的‘债’。我说过，我杨善洲入党、参加工作，都是在还‘债’——还共产党给我们全家的恩情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一个农民没有土地，等于一个人手中没有饭碗，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现在我家里、我手中都有了一个吃饭的饭碗——这个饭碗是谁给的？是共产党给的呀！我不报恩谁报恩？古人说的‘知恩图报’，一个人连这点都不懂，说得不客气一点：跟畜生、跟猪狗有什么两样呢？”
知恩图报、一直跟党走，成了我父亲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常说“为人民服务不是空喊口号，要实实在在，落实在为群众着想，改善服务质量”，“如果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就该检讨。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要为没有尽到职责而感到难过。这是每个共产党员起码应有的觉悟”。
不管走到哪里，父亲不会忘记：老百姓的日子怎么样了？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缺了？他更没有忘记“地委书记”这一职责意味着什么？“我是整个保山地区的书记，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先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是大事。照顾家乡、家庭是小事，哪能为了小事耽误大事？”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人民的日子都还比较困难。作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自己辖区内的老百姓吃不饱饿肚子那可是大事！父亲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一方面进行坡改梯，让陡坡变梯田，推行三尺两面沟、套种方法。另一方面改良推行新品种，在坝区推行条栽和三带九行插秧法，由原来的一年种一季的习惯发展到一年种两季，提出了“一年双走、两季丰收”的农业发展思路。经过5年的艰苦奋战，推动了保山农业的快速发展，从1976年到1981年，保山粮食总量近翻了2翻，社员口粮分配与1976年相比，增长36%，油料总产量增长1.79倍。不仅解决了保山的吃饭问题还解决全省全国重要省份的粮食供给问题，从此“滇西粮仓”的美誉在全国叫响。
解决了吃饭问题后，父亲又考虑如何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在确保粮食保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做了产业结构大调整，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大力发展养殖业及粮食、茶叶、甘蔗、小粒咖啡、核桃产业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过几年的努力，茶叶、甘蔗、小粒咖啡产量在全省排名第一、第二。与此同时，父亲积极以发展工业、农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保山社会经济的发展，先后新建十多个糖厂、十多个水库，重点推进小集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创办，一时间保山大批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如：保山新华工厂、保山民族手帕厂、保山丝绸厂、保山纺织厂、保山拖拉机制造厂等二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成长壮大，使保山的经济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牢牢巩固了保山地区的经济总收入在全省前一、二名的排名。
此外，生猪和粮食主要供应到上海；1982年全国小粒咖啡现场会在保山召开，从此保山小粒咖啡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咖啡品尝会上，保山小粒咖啡被评为一级品，之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咖啡评比大会上，再次荣获世界“尤里卡”金奖。
1980年10月，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视察，父亲陪同查看了保山板桥公社的手工业和小城镇建设，了解了板桥公社的基本情况。临行时胡耀邦对保山地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你们工作做得不错，粮食产量是算高了”。并赠了一幅对联给父亲“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对联正是父亲一辈子奉献的生动写照。胡耀邦同志回到北京以后，于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提到云南保山的板桥公社：“云南的保山县有一个板桥公社，粮食单产高，亩产1700多斤，确实是个好公社。”之后胡耀邦同志专门派时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经济学家费孝通到保山板桥公社调研小集镇建设，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之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在全国全面推开，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生病住院期间，杨善洲与老伴交谈
如何听党的话？就是当我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我们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与大局利益有冲突时，我们必须服从大局利益。
父亲在任时，曾经历这样一件事情，我是在陪同父亲接受采访中才知道这件事。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云南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在轰轰烈烈的浪潮中勇往前进，新建工厂大办手工业加工业。保山地区也想申报建一个烟厂，可是报告打了多次都没有结果，这可把父亲急坏了。他再也坐不住，叫上保山地区行署专员王宁一起直奔省城昆明找省委领导反映情况，随后他们还去了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汇报申请，希望通过建厂拉动保山经济。当时保山迫切需要这个项目的落地，可最终没有批下来。
事后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说：“你们的各项工作都做得非常不错，为什么不把办烟厂的项目给你们，原因是你们地区是我们云南的粮仓，很多省份和地州都需要你们的粮食供应，如果把烟厂的项目给你们，建厂时肯定会占用很多良田，就会影响到粮食的产量，希望你一定要支持中央和省委的决定，烟厂项目就请你们让给其他地区吧，希望你们考虑考虑。”听到后父亲立刻表态，“为了国家、全局的发展，保山坚决服从中央、省委决定。”事实证明，烟厂项目没有在保山落地，虽然保山的发展受到短期影响，但对全国、全省的发展贡献功不可没，它为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物质保障，因此更进一步加强了滇西粮仓在全国的地位和美誉。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全国看苏杭、云南看保山。”
杨善洲事迹陈列馆
父亲常说：“入党时我们都向党旗宣过誓，干革命就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闲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干革命就要干到脚直眼闭”的理想信念，可以说伴随了他一生。他坚持的“说话要算数”的态度，一直成了我们后代做人、做事的一种努力方向。“说话算数”，就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事实上，它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共产党员的职责是什么？那就是要守卫好我们的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一寸土地，捍卫好我们神圣的祖国不受任何侵犯、誓死保卫国家的安全、为脱贫攻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振兴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光明大道。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干部、职工有退休的年限，但共产党员永远没退休的年限。”我们在座的各位党员、学生，不久就要离开我们的学校，到社会的不同岗位中去奉献自己的力量。我想，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党员的身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也不管我们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岗位、做什么样的事，人们都会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干部……所以我们每个党员身上都背负着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我会有退休的一天，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神圣而光荣的称号，是永远退不掉也不会改变的！它将伴随着我们一生。
2019年5月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每一位党员都要像父亲——杨善洲同志一样，永远跟着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做一名真正的新时代的合格党员。
（作者 杨善洲女婿杨江勇）
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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