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最后一讲第十三讲：二十世纪的教会
【腓立比书】1:6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导论
上周我们简短地介绍了浸信会在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也帮助大家认识到普世宣教运动的起因和内容。
今天是《教会历史》（其实是西方教会历史）的最后一课，我们要认识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世界，也就是二十世纪基督教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和重大事件。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从知识界（学术界）向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发起了新一波的挑战，这些挑战同时临到了基督教的学校、大学、神学院、宗派和各个地方教会。
现代主义（或称自由派神学）
什么是现代主义/自由派神学？
自由派神学或者现代主义并不是神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是一个新的基督教宗派，我们也不能看其为基督教。它只是自称基督教神学罢了。自由派神学影响了很多教会，也使很多神学家、牧师走上错误的道路。
达尔文主义
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是谁以及达尔文提出了什么。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人们普遍地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低估或者拒绝一位全能的上帝设计、创造并且仍然管理着这个宇宙的事实。“科学”取代了圣经成为至高无上的标准。
高等批判学
高等批判学是一个文本鉴别的学科，这一学科的发展变成对圣经的攻击。攻击圣经不是神圣的启示；圣经所讲的并不是神学真理；圣经文本是不准确的、有谬误的。
自由派神学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建立在人们对科学和理性过度的信任之上，也让人在文化变迁的时候更容易地与世界“交流”和“相关”，也迎合了世界对圣经和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挑战和怀疑。在自由派神学框架下，他们制造了一个被世界所接受的“基督教”。
信奉自由主义神学的人并没有隐藏他们的新观点，相反，他们非常骄傲地传讲自己的“神学”。例如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院长，Shailer Mathews，这样说：“世界需要对自然和社会有新的控制手段，而传统的基督教又教导说圣经是逐字逐句无误的。世界需要方法来解决阶级矛盾与冲突，而传统基督教又要我们相信基督的代赎……世界需要对人类事务中有神圣临在的信心，而传统基督教又要求人们必须接受基督是童女怀孕生下来的。”对于这位院长来说，历史性的基督教信条和世界的需要毫无关系，所以就一定是错误的、是坏的，必须加以改革。
华特·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纽约贫民区的一位浸信会神学家和牧师，在这一观点上走的更远，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社会福音”。
饶申布士因为一直在贫民区服事，所以他看到贫穷、苦难和压迫带来的痛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与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1907年适逢经济风暴。他在此书的序言中提及他著书的对象，也就是他牧养了十一年的教会。他著书的目的是为了偿还这笔爱的债务，并希望可以借此书减轻他们所负的压力。他的论文以“基督信仰最基本的目的在于改造现今人类的社会成为上帝的国度，使其中所涵盖的一切关系都可经历更新以及依照上帝的旨意重新构成” 为核心信息。
他认为，真正的福音一定包括了与社会的不公义开战。他认为，神真正在乎的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不是救恩。他的观点，“社会福音”，迅速在教会中间得到传播。我们要称赞这位牧师对社会不公义、对贫困和被压迫阶级的热心和爱心，但是这绝不应该以牺牲圣经对于福音的定义为代价。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
自由主义神学的风暴从知识界开始，影响了所有的大学、神学院，最后是传道人和教会。
基要主义运动
令人感恩的是，神没有允许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毫无限制地蔓延。有一群基督徒的神学家因为感到自由派神学所带来的挑战，所以开始团结起来并且从学术界和教会界为捍卫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而发声。
从1910到1915年，他们出版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叫做《最基本的事》（The Fundamentals），因此他们被称为“基要派”。在这一系列的小册子中，来自不同的宗派和神学思想，但是在基本的传统基督教教义上一致的牧师和神学家们放下他们的分歧，为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辩护。包括普林斯顿神学家、长老会牧师华腓德（B. B. Warfield），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穆林斯（E.Y. Mullins），布道家妥锐（Reuben Torrey），以及时代论神学家司可福（C.I. Scofield）。
他们要反驳的是自由派神学对传统基督教信仰攻击最严重的领域：默示论、圣经的权威性和圣经的无误性。基于他们在圣经上的这一共识，基要派的神学家们捍卫了自由派神学家所丢弃拒绝的基本教义，那就是“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由童贞女所生，一生活出了无罪的生活，为了人的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天，而且还要在世界的末了时带着大荣耀降临。罪是真实的，罪不是出于我们的想象；救恩来自神的恩典而不是来自人的努力。而教会，则是神所设立的机构，为要建造基督徒和传扬福音。
从基要主义到基要派
“基要主义”原本的意思是指那些确认和相信传统的、基本的基督教教义的人们。但是很快，这个词被贬义化，被用来指那些毫不宽容的、具有攻击性的和反智主义的人们。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自由派篡改了这个词的含义。在1922年，一位自由派的浸信会传道人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发表了一篇讲道，题为“基要派会赢吗？”（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这篇讲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篇讲章中，他污蔑和诽谤了基要主义是具有攻击性的、狭隘的和反智主义的。
梅晨与《基督教真伪辨》
在与自由派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就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梅晨博士。当时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在基要派-自由派的论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普林斯顿的著名神学家包括创校教授亚历山大（Archibald Alexander）、两位贺智（查尔斯·贺智和他的儿子A. A. 贺智），和前面提到的华腓德。
《基督教真伪辨》是梅晨（又译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指出：
基要派与现代派的纷争并不是对圣经的不同强调，也不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不同解释，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
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正遇到很大的冲突，强调“救赎”的基督教信仰正和一个截然不同的信仰作殊死战，而这个信仰偏偏又使用传统的基督教术语，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使它对基督教的杀伤力特别大。这个不讲“救赎”的信仰是“现代”的产物，所以被称为“现代主义”，又称作“新神学”或者“自由派”。……这个信仰的面貌千变万化，它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自然主义。换句话说，它只接受自然界常规的运行，否认基督教的起源与神的大能彰显有任何关系。
即使是很多并不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人士也赞扬梅晨这本著作讲的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力，包括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孟肯（H.L. Mencken）。
“猴子审判”
1925年3月23日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便寻求一位自愿在法庭上验证这条法律的田纳西教师，于是制造了轰动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性事件:“猴子审判”(Monkey trial)。又因涉案的教师名叫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所以也叫“斯科普斯案”(Scopes Case)。为斯科普斯辩护的律师团领袖是著名的刑事法专家、民权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
世界基督教基要主义协会（World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的主席，田纳西州众议员代表约翰·布特勒（John Butler）游说州议员通过反进化论的法案，并成功通过了布特勒法案（Butler Act）。布特勒在法案通过后表示：“我不知道何谓进化论……我从报纸上读到，男孩女孩们从学校回家跟他们的父母说圣经完全是胡说八道。”田纳西州州长奥斯汀·佩伊（Austin Peay）签署该法案以获得农村议员的支持，但他认为法律并不会被强制执行，也不会干扰田纳西州的学校教育。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热诚地感谢佩伊：“这个州的基督教家长欠你一个对于拯救孩子避免受到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说的有毒影响的感谢。”
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进行了一个测试案例：通过资助一位叫做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的高中老师来试图违背布特勒法案。这位老师作为生物学的代课教师，在1925年5月5日因按照乔治·威廉·亨特（George William Hunter）所著的教科书《公民生物学》（Civic Biology）上的一些章节来教授进化论而被控告。1925年4月5日，坎伯兰（Cumberland）煤铁公司的经理乔治·拉巴里（George Rappleyea）在罗宾逊的药局遇到了县学校的负责人瓦尔德·怀特（Walter White）和当地的律师苏·K·希克斯（Sue K. Hicks），并告诉他们这起审讯所引起的争论可以提高德顿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于是他们一起找到了24岁的高中数学老师约翰·斯科普斯，并让他承认违法教授了进化论。但斯科普斯本人忘记了他是否在课上教授了进化论，于是他向乔治·拉巴里等人提出：“如果你们能证明我确实教授了进化论，那么我会很乐意出庭受审”。之后，斯科普斯越来越希望出庭，甚至让自己的学生来指证他。正如斯科普斯所愿，在三个学生向大陪审团指证他后，尽管遭受各方质疑指证的真实性，他还是于5月25日被正式起诉[5][6]。
猴子审判因为媒体的参与和热炒而成为全美的焦点。著名的专栏作家，《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孟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孟肯甚至支付了一部分的辩护费用，以使官司能够打下去。整个庭审第一次借着新兴的广播事业而在全美直播。
原告方律师团由汤姆·斯图尔特（Tom Stewart）带领，还有赫伯特（Herbert）、苏·希克斯、班·B·麦肯锡（Ben B. McKenzie）和美国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布莱恩曾经三次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正处于职业的巅峰。布莱恩的三个主要论点是：
圣经的启示高过人的理性。
传统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公民来说是必要的。
达尔文主义给穷人、少数民族和社会边缘群体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很明显，布莱恩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虔诚的基督徒，但不是一个神学家。布莱恩谴责向孩子教授“人类只是成千上万种哺乳动物之一”的观点，而辩方的马龙的一次发言被公认为本次审判中最精彩的一次。他成功地引起了群众对“宗教裁判所”的恐惧，提出应将圣经保留在神学和道德层面上，而与科学无关。 他宣称，布莱恩的“决斗至死”观点不成立，因为“你无法与真理决斗”。当他完成演说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审判的第六天，辩方用完了所有的证人。法官宣布，所有的“圣经”上的辩词是无效的，不应该被提交给陪审团。 第七天，辩方提出了一个极为罕见的请求：要求法官让布莱恩出庭作证。达罗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诘问布莱恩，使他显示出了对圣经的无知以及“字面理解圣经内容”观点的荒谬之处，使得布莱恩颜面扫地。
最后，在6月21日陪审团只用了九分钟就做出了判决，斯科普斯被判为有罪，必须缴纳100美元的罚款。劳尔斯顿没有给斯科普斯反驳的机会就判决了罚款，在尼尔向法官提出这个疏漏之后，原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法庭上发言：“尊敬的法官，我认为我被判处违反了一个不公的法律。在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地，用各种方式反对这个法律，任何其它行为都是对我学术自由——由宪法保证的讲授真理权利的侵犯。我认为判决的罚款是不公的。”
虽然基要主义者们赢得了这场审判，但是辩方杰出的表现和媒体的直播使民众开始憎恶基要派，基要派被从此披上了愚蠢、反智、反科学和落后的外衣。
基要派的退缩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在1925年的“猴子审判”之后，美国基要派由于民众的反应而退缩，选择不再在公共场合下为传统基督教辩护，而是选择孤立起来做自己的事情。这让自由派神学完全占据了学术界和公共舆论。
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其实在1920-30年代，基要派和现代派进入了另一个战场：教会和宗派。自由主义神学开始从大学和神学院进入了教会和宗派，主要是浸信会和长老会这两大宗派。自由派神学赢了。梅晨从普林斯顿辞职，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同时退出了美国长老会（PCUSA），建立了正信长老会（OPC）。
新正统神学
基要派退缩了，自由派赢了。这时另一群神学家开始反对自由派神学，这些人被称为是“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
新正统神学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自由派对于圣经权威性的理解，但是仍然批评自由派神学对人类罪恶和对上帝全能主权的忽视。
代表人物：卡尔·巴特
巴特是瑞士神学家，1918年因为《罗马书释义》（中译：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出版）的出版而获得学术声誉。随后，他写了一本巨著《教会教义学》（节选本中译：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这是一本系统神学的巨著。在巴特的著作中，他强调人的罪性，和人对神有不可抗拒的需要，他也强调神在基督里完全的显现，以及神对所有受造物完全的主权。
但是巴特同样强调人个体与神相遇时的主观经历与感受，而不是强调神在历史中客观的启示和作为。他相信，圣经不是神绝对、完全的话语，圣经只是“包括了”神的话语，而且圣经只在我们去读它的时候才会“成为”神的话语。
虽然巴特努力地保留了正统基督教的很多教义，但是同时他也做出了妥协，接受了圣经批判学，并且大大低估了神借着圣经和基督所做的特殊启示的客观性，而强调人领受的主观性。
还有两位代表人物是尼布尔兄弟（Reinhold and H. Richard Niebuhr）
尼布尔兄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理查·尼布尔继续在耶鲁神学院任教，而哥哥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则加入了纽约协和神学院。尼布尔兄弟深受巴特神学的影响，他们反对自由派神学，想要让世界认识到罪的现实，和神将要给这世界带来的审判。
理查·尼布尔认为，自由派神学是“一个不会愤怒的上帝透过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将一群没有罪的人带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尼布尔成为美国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他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他到处演讲，他与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就公共议题发表很多对话。他主张“基督教现实主义”：督促教会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更多参与，并且与社会共同面对和解决危机。他总是提醒人们小心自由派的乌托邦主义，不要忽视人的自我中心，并且提醒世界在一个堕落和罪恶的世界里，人们只能获得相对的公义，同时等候神最后的公义。
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ism）
新正统神学纠正了自由派神学中最糟糕的一部分，但是仍然还没有回到传统的、保守的、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上来。
在基要派阵营中，有一部分非常固执的牧师和神学家们仍然决定不与世界有任何的来往（双重隔离），做自己的事工。因此，从1940年代开始，一场新的神学运动开始酝酿。
新福音派：一方面，持守和保护传统的、基要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愿意在知识上和行动上与其他教会进行对话。
新福音派最受欢迎的人物：葛培理（布道家）
学术派领袖：卡尔·亨利（《今日基督教》创办人，Carl F.H. Henry），奥根奇（富勒神学院院长，Harold Ockenga），以及卡内尔（E. J. Carnell）。
英国的神学家：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和巴刻（J. I. Packer）。
新福音派跨教会团体的产生
全国福音派联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
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今日基督教》杂志（Christianity Today）
卡尔·亨利
富勒神学院的创校教授之一。
1956年搬到华盛顿，创办《今日基督教》杂志。同时加入了国会山浸信会成为成员，直到去世。
比较新正统派与新福音派
虽然欣赏新正统神学给学术界带来的贡献，福音派在学术上对教会的需要更加敏感，也做出了更好的回应。
卡尔·巴特和卡尔·亨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有一场论坛，在这一论坛上：
在介绍了自己是《今日基督教》杂志的主编之后，我说：“问题是，巴特博士，就耶稣复活这件事的历史性与事实性而言……”我指着坐在前面的媒体记者桌，包括来自各大报纸和新闻社的宗教记者——美联社、宗教新闻社、华盛顿时报、华盛顿星报以及其他媒体，继续说：“如果这些记者在耶稣所在的时代也有同样报道事实的责任，耶稣的复活是不是也是他们应当报道的范畴？”“耶稣的复活是不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是不是应当人尽皆知？”巴特开始生气了，他指着我，“卡尔·亨利？你们的杂志是《今日基督教》还是《昨日基督教》？”听众大部分是自由派的教授和神学家们，他们爆发出笑声。当碰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总有人会想到圣经的经文。于是我回答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听众们笑得更大声了。这时巴特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童女生子你怎么说？记者们会拍照吗？”他进一步地指出，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事只是对信徒而言的，而不是对不信的世界而言的。巴特认为，复活的真实性取决于个人信不信。
尼布尔与卡耐尔的论战
在1957年，葛培理在纽约举办了布道会。尼布尔写了一篇文章对葛培理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他“害怕葛培理的事工。”
卡耐尔迅速加入，为葛培理辩护。卡耐尔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尼布尔的观点优势和劣势在哪里。他看到福音派与新正统派有很大的区别，他写道：“正统基督教根据圣经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的问题，而基督教现实主义则是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问题去理解圣经。”对卡耐尔来说，这不是一个神学辩论而已。他继续写到：“当提到‘个人信仰’的问题时，基督教现实主义就一点都不现实了。现实主义把现实的罪带向了抽象的救恩。”尼布尔更多地把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看作是一个“记号”、“象征”，而不是历史事实。最后，卡耐尔总结说，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其实比基督教现实主义更加“现实”。
六十和七十年代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主流基督教”开始衰退，福音派在人数上成了主流。1976年被媒体称为“福音派之年”。
葛培理的布道会有非常的成功（和危机），教会急速膨胀，人口从城市往乡村流动。
宗派的回转：密苏里路德宗和美南浸信会都在六、七十年代从自由派神学中回头，回到了正统基督教信仰里。
今日福音派：
福音派作为一场神学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它成功地保护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传扬了福音，并且与文化进行了对话。优势：保守的神学，对福音的热情和能量，深思熟虑的学术质量，以及展现了来自不同宗派和传统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一。
福音派运动也有很多弱点，在今天已经止步不前：1. 没有信仰告白和教义的边界。福音派运动关注的是个人与神的关系、悔改和回转的经验，也由于它是跨宗派的运动，所以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教义性的信仰告白。福音派运动找不到一个历史性的、客观的信仰告白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与边界。他们只是拥有一套非常基础的、核心的基础教义。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有新的教会或者宗派，也宣称自己有“重生”的经历，却不同意福音派所主张的核心教义，他们还是福音派吗？例如在摩门教里也有“福音派摩门教”，他们也自称有重生的经历。
2. 没有在具体的地方教会里扎根。因为福音派的焦点是学术圈和跨教会机构，以及跨宗派的合作，忽视了地方教会在神的救恩计划中的角色。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使很多基督徒把机构当作教会，例如学生施工、弟兄事工、姊妹事工、运动员事工等等。到了二十一世纪，福音派需要认识到他们对历史性信条的需要，以及把事工放在地方教会里。这也是我们教会支持和开始九标志事工的原因——恢复地方教会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
国会山浸信会
国会山浸信会开始于Celestia Ferris和她的祷告会
1860年开始在她家中有祷告会，位置是在A街上，二街和三街之间。当时大家看到需要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主日学学校，因为孩子很多。1871年，城市浸信会联会被建立，并且开始在七街和A街的路口主日学学校里聚会。在1872年，大家凑钱买下了六街和A街路口的地块，准备在这里建造一个礼拜堂。
Ferris太太和砖头
Ferris太太是建造教堂的一个主要推动者。她是主日学校的老师，她教导小孩子们如果看到路上被人丢弃的砖块，就捡来放到教堂工地上。有人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载后来发生了什么：一些很有企业家精神的孩子们就去到一个砖厂，请求砖厂的主人送一车砖给建堂的工人。砖厂的主人很慷慨地送了一车砖，结果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开始拜访所有的砖厂，并且获得了更多的砖头。用这些砖头，成员们建造了一个小礼拜堂。
教会被建立
在1878年，大家决定正式地建立教会。于是把市区所有的浸信会代表都招聚过来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决议：“作为城市联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肢体们在这里建立一间福音教会表示弟兄般的支持。” 在1878年2月27日，教会正式成立。有31位成员，并且共同签署了教会之约。现在仍然悬挂在后墙上。
Stephen H. Mirick (1877-1878) 是当时的负责人，后来有五位弟兄先后接替他的角色直到1903年。当时的名字叫“城市浸信会”，教会从1878年的31个成员，增长到1892年的244个成员。虽然教会有增长，但是也有很多挑战，他们靠着神用信心胜过。在1884年，教会面临很多挑战，Francis McLean在写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却说，“教会在人数上大大减少，而且没有牧师，但是我们有信心，从信心就会产生出行为来。”
在1903年，鲍尔（John Compton Ball）接受呼召成为牧师。鲍尔带领教会长达41年，在这41年间教会增长到3000人，现在的教会建筑也是在那时候被建造的。他刚上任的时候教会就坐不下了。1911年，原先的小礼拜堂被拆除，现在的建筑被建成。鲍尔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会众面前都忠心、毫不保留地传讲圣经和圣经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与权威性。
接替鲍尔的牧师是怀特博士（Dr. K. Owen White），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教会的信仰告白从1878年到今天只改过一次，这是教会全体会众对基督教信仰忠心的象征。
1951年，教会增加附属楼，也就是现在的三层教育楼。在1950年代，对停车场的需求开始增长，教会也开始考虑在首都东大街植堂。然而，教会的成员因为城市居民往郊区搬迁而开始下降，1960年代市区的暴乱更加速了这一人口下滑的趋势。在1967年，教会的名字从城市浸信会改为国会山城市浸信会。
从1950年代开始，教会一直没有长期固定的牧师。从怀特卸任到1970年代末都没有。1980-88年，Walt Tomme, Jr.担任牧师，1990年Harry Kilbride接替担任了两年的牧师。这些年教会有很多令人伤心的问题和麻烦，但同时神也信实地带领着教会。
1994年9月，狄马可和他的家庭搬到华盛顿，开始担任主任牧师。教会的名字改为“国会山浸信会”，教会的事工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教会仍然忠于140多年前Ferris太太所祷告的使命：福音的传扬。
总结
一千六百多年前，奥古斯丁在回顾了神的工作之后，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中这样总结：
然而，在此逐一详细讨论每一个时代那就太长了。我们只要说第七日是我们的安息日也就够了，这个安息日不会以黑夜告终，而会以“主日”的到来而告终。主日是第八日，是永久的日子，它因基督的复活而成圣，不仅象征着圣灵的安息，而且也象征着身体的安息。到那时，我们将安息和观看，我们将观看和爱，我们将爱和赞美。处在一个没有终点的终结处，你们瞧，将来会是什么样子？除了抵达一个没有终点的王国，我们还能给自己确立其他终点吗？
所以在我看来，在主的帮助下，我现在已经偿还了我的债务，到了该结束这本巨著的时候了。愿那些认为这本书太小或太大的人原谅我，愿那些认为这本书正好的人不要感谢我。而是与我一同感谢上帝。阿门！阿门！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用圣经视野和实用资源装备教会领袖
进而通过健康的教会向世界彰显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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